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课程标准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在教育方面先后制订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对象》等法令，确定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发展教育的方针和要点。其中指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其应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对于中小学教学科目，应加以整理，毋使过于繁重，致损及学生身心健康。”可见，抗战的新形势，要求中小学教育作出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催生了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标。
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是在社会对语文教育高度关切下产生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开始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1934年底，叶圣陶主持编写的《中学生》杂志于第49期开始组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孟起认为，按照现在一般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办法教下去，确然非把学生教得国文程度低落不可。这是因为现行的国文教学是“狭的笼”，他说：“一学期就作20星期算吧，左右不过教了40篇，40篇大文章，就使学生读得滚瓜烂熟，会有多少好处？说到作文，就使学生因教师督促甚严每周作，一学期下来，至多作了20篇文章。给学生这样几次的练习写作机会，能希望他们的成绩突飞猛进吗？”何况笼内的滋养物又是十分贫乏的，这主要是由于选材标准不明确，教师讲解的态度不当而造成的。1939年，高校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发榜，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考生“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于是舆论哗然，讨论重又掀起。正因为社会舆论对学生国文程度的评价是一片“低落”，使得教育部于1940年将1936年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重新进行修正，并公布施行。其后，于1941年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将原来每两周作文一次的规定，改定为每周作文一次，每学期作文不得少于16次，希望用增加写作量来提高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个问题，也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以致亲自出马过问。1941年9月，他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由于舆论重视，上下一致地关切如何提高中学生国文程度，这就必然要求对国文教学起着指导作用的课标进行必要的改革。于是，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标应运而生了。
当时，中学国文教学积淀的种种问题令人关注和焦虑。其问题，阮真在历述30余年中学国文教学的状况后，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历来国文教师没有满意的人才；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很好的成绩；旧国文教师不能应付时代思潮的剧变；新国文教师于教学上没有一致的中心思想；国文教材教法没有公共的轨道，遂致主张分歧，教学紊乱。“中学国文教学紊乱不定，各教师只顾各用其长，各献其技，各自迎合学生的意思，各自教各人所选的文章，教材无所准则，教法无所依据，国文教学没有一致的中心思想，国文教师也就愈加难做了。”这里所谓“教学上一致的中心思想”，即指学科宗旨、教学目的、教学进程标准、选材原则、教材排列及编配方法、课程在教学上的需要位置、功效以及教法上应注意的要点等等。国文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呼唤着国文教学改革，呼唤着一个面目一新的课标的出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上。
在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出台之前，1929年8月教育部曾颁布了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这是20世纪前期第一个具有教育法规性质的课程标准。此后，教育部于1932年、1936年和1940年分别进行国文课标的改订或修订。不过，都是在学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原先基础上略加增删，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可见，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已经比较成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果说它是语文课标建设史上的一座高峰的话，那么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编制，则试图在此基础上不落窠臼，有所突破，有所改进。
一、调整
将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的一项内容内调整到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另一项内容中。如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教材大纲一项的“专书精读”内容，在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中调整到实施方法概要的“教材标准”中。指出：“专书精读应依学生之程度及兴趣，选定若干种(如论语、孟子、礼记、左传、国策、国语、史记、汉书等)，指定全班或分组或个别阅读，每学期至少须读一部，以增长学生作文看书之能力。”又如，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中的“书法练习”原在“作业要项”和“教材大纲”内，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则将其调整到“教材大纲”的附注中，要求“书法指导于第一学年研究时间内作批评指导，练习均在课外行之，并定为假期作业之一项。”在实施方法概要的“研究部分”，也列入这一内容，要求“书法指导于课内略为说明用笔结体及书法源流大意等，课外及假期中临摹大小字，先求整洁，次及美观，笔记与作文簿均须缮写整齐，并制止使用破体字，随时予以考查及指正”。
二、合并
将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的两处以上的内容合并为一项。如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作文练习的内容，是由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作文练习中的“命题、翻译、整理材料、交易文字的繁简、野外写生、记录笔记”，与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作文练习的“专题研究”、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教材大纲中的“应用文件”合并而成。其内容为：由教员命题，或由学生自拟教员择定之；文语互译，或译诗歌为散文；由教员供给材料，令学生作一有系统之文字；由教员提示事物，令学生实际描写；示以原文，令学生重写，或演简为繁，或节繁为简；由教员演讲一事一题，令学生听后写成文字；教室听讲及课外读书之笔记；如日记、游记、演说及新闻等记录；由教员提出研究题目，学生自行搜集材料试写论文，或就阅读之专书，将其心得、批评、研究撰成论文；于课内或日常实际需用时练习之。
三、增补
吸收语文教学实践中的新认识和新方法，在新课程标准中予以补充。与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相比较，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增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在教学目标中补入有关“文化”的要求，“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在教材大纲中补入“精读选材适用下列百分比”。在实施方法概要的“教材标准”中提出教材的编法：“教材可分甲乙丙三编：甲编为精读材料，乙编为研究材料(包括书法指导、文章法则、应用文、文学源流、文字学大意、国学常识等)，丙编为略读材料。甲编数量少，教学目的在熟诵，以丙编略读材料为辅佐。”补入文章法则和文学源流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教材大纲”中指出：“文章法则包括语体文法(词性、词位、句式等)；文章体裁及作法(即表中各项体裁之性质、取材、结构等)；修辞学(文章之组织与体制遣词之方式、词格之类别等)；论辩术(辩论之方式、证据之搜集、判断之正确、敌论之反驳、音调姿态之运用等)，分别于各学年研究时间内讲授(第一二学年讲授语体文法，第三四学年讲授文章体裁及作法，第五六学年讲授修辞学及论辩术)。”“文学源流(即文学史之具体举例)，文字学大意及国学常识于第五六学年研究时间内讲授。”在实施方法中指出：“文章法则应注意语体文法与文言文法之比较”；“学生习作中应摘出其文法上修辞上之谬误处，令其改正”；“文学源流应顺文学史发展之次第讲授，使有一系统的概念，并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为具体之举例”，等等。在“教法要点”的精读部分，补充“自学”的内容。如“教员对于选文，应抽绎其作法要项，指示学生，使其领悟文章之内容、体裁、作法及其背景，并注意引起其自学之动机。”“指示阅读方法、分量、时间及参考书，随时养成学生自学之能力。”在教法要点中增加“研究部分”，研究内容包含阅读、书法指导、文章法则、文学源流等，提出“采取适当材料，预使学生研究，然后在课室内讲解讨论。”“所举范例，须与精读文联络比较，使学生为充分之练习。”
四、细化
对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中的有关内容作更具体详细的说明。如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的时间支配仅简单指出：“精读指导三小时，略读指导一小时，作文练习二小时。”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的“时间支配”为：讨论读物及文法和修辞的研究三小时，课堂上作文练习及评论作文一小时。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则说明得更为详细，在“时间支配”上“第一学年每周各六小时，第三、四、五、六学年每周各五小时”。又如在精读教材的选材标准上，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除了像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一样从正面提出6条标准外，为了更准确地选择教材，还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须避免之消极条件”：“违反三民主义及国家体制及政策者；思想不合现代生活及进化潮流者；意志消极，精神颓废者；论理背谬，文法错谬者；体裁不合现代需要者；内容过于专门者。”
五、修改
将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中的同一项目、同一内容进行文字等方面的改动，作出新的表述。比如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的“目标”为：“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充畅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的“目标”为：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正确周密隽妙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并依学生的资性及兴趣，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对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的目标作了修改，其前三条“目标”为：养成用语体文及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养成阅读之习惯，及读解古书之能力；培养欣赏文艺之兴趣，及陶冶文学上创作之能力。又如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精读选用教材的标准为：“包含党的主义及策略，或不违背党义的；合于现实生活的，乐于社会生活的；含有改进社会现状的意味的；合于学生身心发育的程序的；叙事明晰，说理透辟，描写真实的；造句自然，音节和谐，能耐讽诵的。”经过修改，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精读的选材原则为：“合于三民主义及国家之体制及政策者；含有振起民族精神，改进社会现状之意味者；合于现实生活及学生身心发育之程序者；叙事明晰，说理透彻，描写真实，抒情恳挚者；体裁风格堪为模范，而能促进学生写作之技能者；能激发青年之积极精神者。”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精读与略读的“教法要点”，也是在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精读与略读的“教法要点”的基础上作了改动，修改而成。如1929年初中课标略读的“教法要点”为：“先设法引起学生读书的动机，然后指示各种阅读的方法；在所读书内提出问题，令学生作有系统的研究；供给所读书的参考材料；随时解答学生的疑难；学生须将教员所指导的阅读方法、问题解答，和自习时摘出要点或问题讨论，都记录在笔记簿上，以备考查；阅读时注重速率与了解。”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经过修改，略读教学要点为“设法引起学生读书之兴趣，并指示阅读之方法及参考书；就学生所读书籍中，提出问题，令其研究，并作报告；令学生在笔记簿上记录教员所指导之阅读方法，问题解答，及自习时所摘出之要点及问题，以备参考及讨论；注意学生阅读速率及了解程度。”
六、删除
删掉旧课标中的若干项目或内容。与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相比，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中删除了一些内容。如“作业要项”，这个项目的内容有精读、略读、习作、文法及修辞等，因在“教法要点”中都已提及，故删除。又如删掉了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毕业最低限度”的6点要求：“会精读选文，能透彻了解，并熟习至少一百篇；会略读名著12种，能了解大意，并记忆其主要部分；能略知一般名著的种类、名称，图书馆及工具书籍的使用，自由参考阅读；能欣赏浅近的文学作品；能以语体文作流畅的文字，无文法上的错误；能阅览平易的文言文书籍。”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的“毕业最低限度”及其要求也删掉。此外，还删掉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教材大纲”中略读“选用读物的标准”4条，及“习作”中“作文练习”“口语练习”和“书法练习”的内容。删掉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教材大纲”中“读解古书”准备工作的两点要求。
通过以上不同方式的改制，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呈现出新面貌，有了新变化。相比较而言，这个课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简化课标的框架结构。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标准，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将初高中两个课标整合为一个六年制中学的课标，整个中学阶段只设立一个课标。在架构上，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包括目标、作业要项、时间支配、教材大纲、教法要点和毕业最低限度6项，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删去了“作业要项”和“毕业最低限度”两项，并将“教法要点”改为“实施方法概要”。这些改变说明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较强调内容的简明扼要。(2)注重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1929年初高中国文课标的教学目标各为3条，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补充了第4条：“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学，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这是因为语文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注重在语文教育中吸收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丰富了课程目标，也能促进教学的开展。(3)倡导学生的“自学”和“研究”。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虽点到“自习”和“研究”，但在教学中所侧重的主要是教师的“讲解”或“讲述”。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反映了新的教学认识，注意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关注教师如何教，而且对学生明确要求“引起其自学之动机”，“随时养成学生自学之能力”。这个课标在“教法要点”中专门辟出“研究部分”予以突出和强调，提出教学中要“预使学生研究”，在精读教学中“应指导学生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体现了对学生研究的重视。通过倡导“自学”与“研究”，把教与学结合起来，这是教学观念的一个突破。学生形成了“自学”和“研究”能力，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学得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有助于促进其发展，提高其语文素养。(4)提出语文知识的基本内容。语文知识在语文教育中是必要的。1929年的中学国文课标虽然提及“国文知识”，提出“文法修辞”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但在进行哪些方面的语文知识教学上仍较模糊。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则明确提出应包括如下内容：语体文法；文章体裁及作法；修辞学；论辩术；文学源流；文字学大意；国学常识。对这些内容还提出了“教法要点”。这就扩大了语文知识教学的内容，使人能够明确它的范围，以及如何更好地对之进行教学。(5)加强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与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相比较，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注意到提高课标的可操作性。首先是在有关项目上制定了量的要求。比如关于教材的选文，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仅提出：“各种文体错综排列，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则列出了第一学年到第六学年中各种文体的百分比。其次是举出有关内容的范围。如关于略读读物，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仅列举4条标准，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提出“选读整部的名著、名著的选本、文学的总集、有价值的杂志、散见各书的单篇作品等”。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除了指出略读读物的选用标准外，还详细地列出了16条选用范围。对课标的有关内容进行量化和具体化，能够使其更加明晰，便于掌握实施。
当然，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也有其不足之处。从总体上看，缺少对语文学科性质、特点和功能等方面的阐述，这就不能使人更好地把握学科，以对学科的科学认识来开展教学。它的教学目标也不够具体明晰，虽有整体的目标，但缺少各学年的目标，这不利于各学年在教学中更好地达到目标，完成教学任务。具体而言，它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忽略口语教学。口语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读写教学是相辅组成，相互促进的。但是，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中删去了1929年国文课标中有关口语练习的内容。如删掉“练习的先后，供给演说或辩论的方法与材料”，“口语练习于课外行之。或由教师指定演说，或由学生自由发表意见，或组织辩论会命题辩论。演说或辩论后，亦须加以批评。说话有文法上错误时，更须予以纠正”。只在“研究部分”中提及一句“口语练习时，于音调语法姿态上，亦应予以纠正”。这里没有口语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上的要求，显然认为口语教学无关紧要，因而未将其摆上应有的位置。(2)忽略语法修辞教学。语法修辞知识是语文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删去了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中有关语法修辞的内容和教法，只提到“注意语体文法与文言文法之比较”，“学生习作中应摘出其文法上修辞上谬误处，令其改正”。这就显得过于简单。语法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文学科规律性的东西，只要贯彻“精要、好懂、有用”的教学原则，结合语境和言语实践进行教学，是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的。因此，语法修辞教学也应制定必要的内容和方法，过于淡化不利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3)忽略教学评价。评价是实施课程与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评价不仅能考查学生达到学习目标的程度，也能更好地检验和改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完善教学过程，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只在“精读”和“略读”部分中提到“随时考查成绩”，“应定期或临时举行考查成绩”，并提出了复讲、问答、测验、默写或背诵、解释或翻译、报告及时论、考查笔记等7种考查方式。一般来说，教学评价的内容、手段及主体都应当是多方面的。评价的范围狭窄，方式单一，或只以考查代替评价，不利于提高语文教学水平。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评价局限于“考查”一项，显得片面和不够完整。应当提升对教学评价的认识，制订出详细的多样化的要求和实施策略，使之在教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然而瑕不掩瑜，不足不能掩盖闪光之处。它反对因循守旧、勇于探索改进的精神应予肯定。一般来说，课程标准对教学起着指导和引领作用，同时也接受教学实践的经验。但是，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未能实现这一点，它只在少数学校试验，没有在全国推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犹如语坛上的一颗流星，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瞬间而过，戛然而止；但它毕竟冲破夜空，划出亮光，留下指导实践的蓝图，留下中国语文课标建设史上探索与前进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