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近邻信任的作用论文

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 :近邻信任的作用

李紫薇 于泳红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大量研究表明,贫穷会带来短视。本研究通过引入近邻信任这一变量,旨在验证近邻信任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本文共进行了3个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低收入群体,高近邻信任组会比低近邻信任组更偏向于远期决策;而高收入群体的两组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可应用到社会治理当中,通过在街道或小区内构建起邻里之间的信任,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从而减少贫穷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 近邻信任;跨期决策;家庭收入

1 引言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贫困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心理学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了贫困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以及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Kahneman & Deaton, 2010; Lund et al., 2010; Noble et al., 2015)。其中,大量研究发现贫困会带来短视行为(Carvalho, Meier, & Wang, 2016; Klemick & Yesuf, 2008)。

猪丹毒潜伏期平均为3~5天,根据病程长短可分为急性型(败血型)、亚急性型(疹块型)和慢性型(心内膜炎型)3种。

短视行为一般体现在跨期决策当中,其具体表现为当个体在未来结果和当下结果间做出选择时(Frederick, Loewenstein, & O’ Donoghue, 2002), 更偏向于选择当下。因为这部分人群具有更高的时间折扣率,使得未来的同等收益经过时间贴现后更大幅度贬值,从而做出近期选择。研究表明,跨期决策会受到早期经验、自身状态、人格特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陈萌, 张岗英, 武胭脂,2015)。除这些个体差异因素之外,相对于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人,在贫穷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更加关注眼前的利益,在进行跨期决策时更加偏向于近期(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有研究者运用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低收入家庭的主观时间折扣率会比高收入的家庭高3%~5%(Lawrance, 2000)。Yesuf和Bluffstone(2008)测量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262个农民家庭的时间折扣率,发现他们的平均时间折扣率非常高,达到贷款利率的2倍,表现为更愿意即时满足,而不愿意选择获取远期收益。而这种只关注当前利益,放弃长远利益的行为往往更可能使个体减少未来收入,加剧贫困(徐富明, 张慧, 马红宇, 邓颖, 史燕伟, 李欧, 2017)。

在贫困心理学中,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导致短视行为的原因是物质资源缺乏对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层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认知层面,个体会因为经济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压力感和不安全感,产生无法从身边的重要他人获得支持的信念。在情感层面,个体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感,包括焦虑、恐慌、抑郁、自我贬损以及自主性丧失感等等(Fabio & Maree, 2016)。这些因素也会消耗人们大量的心理资源,使个体没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去处理其他任务,因而失去了为长远打算的能力,表现为短视(Haushofer & Fehr, 2014)。

相应的,有研究表明,近邻信任可以在认知和情感层面给个体带来积极影响。在认知层面,个体的近邻信任水平与其主观压力感知呈显著负相关(Chen, 2012)。近邻信任可以通过有效减缓压力减少人们的酒精消费和暴饮暴食行为(Toyosato & Takakura, 2014)。而Moreno(2015)和Cornelisse等人(2013)的研究已证实压力会使人倾向于近期决策。同时,Yang(2018)对老年人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近邻信任水平越高,感知到的来自朋友的支持就越多,他们可以获得数量更多的朋友以及更高的友谊质量。在情感层面,Robinette等人(2018)的研究表明,近邻信任可以通过降低焦虑情绪预测四年后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项基于南非的大数据调查表明,近邻信任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Burns & Tomita, 2013)。而已有研究表明消极情绪状态会使个体偏好即时的、较低的奖励(Lerner, Li & Weber, 2013),积极情绪状态会使个体选择更高的、延迟的奖励(Ifcher & Zarghamee, 2011)。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近邻信任这一变量,通过近邻信任降低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个体心理资源的消耗,做出更为理性的远期决策。

近邻信任是特殊信任的一种,其区别于一般信任,指个体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之上对特定对象——近邻的信任(夏庆, 辛自强, 杨之旭,2017; Weber & Gerth, 1953),其产生于邻里之间的互动。根据社会网络理论,邻居因其空间位置的优越性而成为及时支持的重要来源,可以在社会网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Unger & Wandersman, 1985)。Jachimowicz等人(2016)曾用两年的时间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帮助美国60个低收入社区构建邻里之间的信任,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干预组的居民时间折扣率显著降低。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近邻信任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对于低收入群体,高近邻信任组会比低近邻信任组更偏向远期决策;对于高收入群体,不同信任水平组在跨期决策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就藏羊肉产业发展现状为支点,分析青海省藏羊肉产业具备的发展优势和产业发展趋势,并对青海省藏羊产业的发展突出以下几点建议:

2 研究一

2.1 方法

2.1.1 被试

研究采用网络在线填答问卷的方式,共收集问卷624份。其中,剔除不完整问卷3份,剔除k值为负值问卷29份,同时按照平均数加减三个标准差的原则,剔除极端k值问卷19份(M =0.41,SD =1.65),极端收入值问卷12份(M =16838.86,SD =26740.90),共统计问卷561份。其中男生278人,女生283人,平均年龄33.93±8.07岁。

首先让参与者进行跨期决策任务。采用匹配任务对被试在跨期决策中的选择偏好进行测量,即让被试确定一个时间点(现在)的结果与另一个时间点(未来)的结果的价值主观上相等。具体假设情境如下:

2.1.2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2(近邻信任:高vs.低)×2(家庭月收入:高vs.低)组间设计,因变量为根据被试在跨期决策任务填答结果计算出的k值。

2.1.3 研究程序

通过“微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引入课堂,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按需选择学习内容,查漏补缺,针对自身的薄弱知识点进行巩固练习,遇到难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解决,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研究采用2(近邻信任启动:高vs.低)×2(家庭月收入:高vs.低)组间设计,因变量为根据被试在跨期决策任务填答结果计算出的k值。

“假设你参加了一份兼职可获得100元作为报酬,但是这份报酬要延迟1个月后给你,你认为1个月后,至少给你________元,你会感到满意?”被试还需面对延迟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类似情境并进行作答(张柏宁,2012)。

然后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当中对社会信任水平测评的问题对参与者的近邻信任水平进行测量。问题为“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您的近邻当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答案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分别赋值为1~5 。另外,也同时考察了参与者对陌生人、亲戚、朋友的信任水平。

从小到大我对我的老师们印象都不是很好,谢师宴我也就是去露个脸而已。可唯独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班主任马老师,这个我现在连容貌都想不起来的老太太,却让我怀念无比。这或许是因为小学二年级转学之后新班主任给我留下的阴影太深。也可能是因为小学转学前的那段时光太过没心没肺无忧无虑,太过接近“童年”这个词的本质。我想要重拾那段时光,而我却缺少一个能够用来唤起我回忆的人。就像是两个老朋友聚会,开心的话题很少是现在无奈的生活或者未知的未来,在他们的唇齿舌喉间流过,能让人开心的东西一直只有两种——各自的“酒”和共同的“过去”。思来想去,那个人数多到我名字都记不全的班级里,或许我唯一还能找到的人,只剩下马老师了。

在鹤式起重机起重参数进行调节时,根据TRIZ理论可将各个杆件变为伸缩式,结合可靠性分析结果,为确保起重的等势性,尽量改变杆件3和杆件5,即改变起重机的起吊臂.为了保证等势性,必须严格控制杆件1、杆件2的加工和装配精度.

最后,参与者需要填写自己的家庭月收入、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

2.2 结果

研究二结果虽与研究一基本一致,但交互作用仅达到边缘显著,为进一步验证假设,在研究三中运用了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的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将家庭月收入、近邻信任进行正态化后分别按照平均数划分为高、低两组,以家庭月收入、近邻信任水平为自变量,以平均时间折扣率k值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表1 不同组别时间折扣率k得分(M /SD )

数据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和近邻信任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表现见图1:

图1 家庭月收入与近邻信任水平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低收入组,低近邻信任组的平均k值(M =0.28,SD =0.02)会显著高于高近邻信任组而在高收入组,不同信任水平群体间的时间折扣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分别以对陌生人、亲戚、朋友的信任水平替换近邻信任进行方差分析,均未发现显著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3 研究二

3.1 方法

3.1.1 被试

研究采用滚雪球取样法,通过心理系专业的学生10人寻找成人参与者,并在参与者作答的过程中给予及时指导。共获取样本196份,剔除不完整问卷以及极端值问卷,共统计有效样本173份。其中,男生73人,女生100人,平均年龄34.29±7.95岁。

3.1.2 研究设计

辣椒属茄科,一年生或有限多年生植物,也称番椒、大椒、辣子。“辣妹子”一生共有好几套靓衣——嗷嗷待哺时的绿,豆蔻年华时的橙或紫,到出嫁时喜庆的红。它怕冷,喜温,因此在南方选择婆家的居多,如果家境(土壤)不好还养不起呢!再看看它们的火爆脾气排行榜就知道:第一名是辣度高达220万(史高维尔单位,下同)而著名的“卡罗莱纳死神椒”,辣度比警用辣椒喷雾剂的高多了;第二名是146万,俗称“毒蝎椒”的“特立尼达蝎子布奇T”,相传在做辣椒酱时工作人员都要求身穿上防毒面具,火爆脾气可见一斑;第三名则是辣度100万的印度魔鬼椒“断魂”;第四名是辣度9700的英国“娜迦毒蛇”;第五名是智利红指辣椒“地狱之火”。

讲武堂的师资力量很受学者关注,以辛亥革命前的三期为例,已知担任教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其余的人,有4位出自国内最高学府北京京师大学堂,2位出自越南法国人办的巴维学校,还有6人情况不明。其中,担任军事教学的23人中,有21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另外2人毕业于日本陆军测量学校。军事课程,基本上被从日本归国的留学者包揽。

3.1.3 研究程序

首先,启动参与者的近邻信任水平。高近邻信任启动组首先会看到一段话,“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在邻里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逐渐发展出对近邻的信任”。然后,被试会看到一些体现近邻信任的事例,并被要求写下1件自己身上曾经发生的体现近邻信任的小事。而低信任启动组会被告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邻里之间的关系似乎在逐渐淡漠”,同时看到一些因邻里之间不信任而发生的小事,并被要求写下自己身上发生的1件。

接着,参与者需要评价“在一般交往当中,您认为值得信任的邻居多不多?”,进行1~9点评分。然后参与者要进行如研究一的跨期决策任务。

我望着窗外,两只正在阳光下嬉戏打闹、无忧无虑的猫,我真觉得它们像在田园生活的隐士,我真想偶尔也过过这样的生活。

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仍不平衡,产业结构之间仍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分布及特征进行深入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最后,参与者需要填写家庭月收入水平、人口学信息以及其所感知的主观社会等级。

3.2 结果

操纵检验结果表明,高近邻信任启动组的信任水平(M =6.98,SD =1.07)显著高于低近邻信任启动组

将家庭月收入进行正态化后按照平均数分为高低两组,以家庭月收入、近邻信任为自变量,平均时间折扣k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并控制了主观社会等级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月收入与近邻信任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见图2:

图2 家庭月收入与近邻信任水平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低收入组,低近邻信任组的平均k值 (M =0.35,SD =0.05) 会显著高于高近邻信任组而在高收入组,不同信任水平群体间的时间折扣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双曲线模型公式计算时间折扣率:Vt=V/(1+kt),其中t表示延迟的时间(1/3/6/12个月),Vt是远期结果的现值(100元),V是被试所期待的远期结果,k是时间折扣率。k值越小表示在跨期决策中的远期偏好越强烈,k值越大表示越为短视。分别计算出被试在4个不同延时的跨期决策任务中的k值,取其平均数作为因变量指标。

“老公,你误会了!你先接受安安,然后告诉安安,我发现了你有外遇,只是不知道是谁。然后你告诉安安,误导我以为凌薇才是你的情人,顺便帮她除掉眼中钉。”

4 研究三

4.1 方法

4.1.1 被试

本研究共进行了三项子研究。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意图说明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近邻信任水平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研究二通过启动近邻信任的方式意图考察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近邻信任水平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研究三采用了中国社会状况调查的大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

研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度数据,剔除缺失值,共提取有效样本9113条,其中男生4159人,女生4954人,平均年龄46.64±3.59岁。

4.1.2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2(近邻信任:高vs.低)×2(地区家庭年均收入:高vs.低)组间设计,因变量为地区家庭年均收入减去地区家庭年均支出的余额,即储蓄额,储蓄额越少甚至入不敷出表示被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及时消费,满足及时需求,即更为短视。

结晶岩孔壁安全度高,但钻遇断裂带、裂隙带、破碎带或低强度带等时,如有漏失,则漏失压力低(密度上限一般低于1 g/cm3),调节泥浆密度难以满足压力,一般需采用空气钻井或堵漏措施;同时其坍塌压力高(密度下限一般高于2.5 g/cm3),调节泥浆密度难以满足应力平衡要求,一般会通过坍塌扩径释放局部压力至应力重新平衡,为了维护孔壁安全,宜采用固壁或造壁技术护壁。

4.2 结果

将数据按照被访者的所在地区进行分类,共得到148条地区层次的数据,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自治县。将地区家庭年均收入进行正态化后按照平均数分为高、低两组,取近邻信任得分前27%划分为高组,后27%划分为低组,共统计了74条地区数据,包括济南、成都等地级市,乐清、恩平等县级市以及黔南苗族罗甸县等自治县,其中低近邻信任组35个地区,高近邻信任组39个地区,低收入组36个地区,高收入组38个地区。以地区家庭年均收入、近邻信任水平为自变量,以地区家庭年均收入与地区家庭年均支出的余额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地区家庭年均收入和近邻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具体表现见图3:

图3 家庭月收入与近邻信任水平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低收入组,高近邻信任组的余额(M =5134.02,SD =2191.37)会显著高于低近邻信任组而在高收入组,不同信任水平群体间的家庭余额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3个子研究,验证了近邻信任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该研究结果与Jachimowicz等人(2016)在美国社会验证的社区信任可使穷人更偏向远期决策的结果基本一致,使其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得到支持。同时,有关社区治理的案例研究发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可以减少贫困,使居民不过度消耗环境资源,做出更加利于长远发展的远期决策,而邻里之间的信任便是使社区治理机制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捷,2013),侧面支持了研究结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多关注一般信任对跨期决策的影响。Michaelson和Munakata(2016)研究发现,当学龄前儿童不信任他所处的环境时,他们很少会放弃即时的收益。Chatham等人(2013)发现当给被试呈现不同的角色故事时,如果被试感知到了更多的信任,他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跨期决策任务中更多的选择远期决策。因为跨期决策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即个体要相信未来收益会实现,否则其就会选择即时收益。本研究进行了一定拓展,重点关注了信任中的近邻信任,结果发现近邻信任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仅在低收入人群中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中没有影响。因高收入群体不存在紧迫的经济需求,不会因物质资源稀缺造成过多的心理资源消耗,无论近邻信任水平高低,他们都有充分的心理资源作出更为理性的远期选择,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近邻信任便体现出了补偿性作用。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依托于人际结构当中,成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可以和经济资本实现互补(蔡晓陈,2007),信任便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潘泽泉,2008)。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印证了社会资本的补偿性作用。Turner等人(1990)发现,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社会支持可以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增益作用。对于很多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焦虑问题,朋友支持、参加活动等基于社会联系的方式都被发现可以改善贫困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张兰君,2000)。Aslund等人(2014)也发现拥有高经济压力和低社会支持的个体,拥有低水平心理幸福感和患心理疾病的比率会增加6~7倍,但拥有高经济压力但社会支持水平比较的高的个体,比率会下降2~3倍。以上研究均表明,提高社会资本可以补偿经济资本缺乏给个体带来的伤害。

同时,在很多基于压力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提出了“缓冲假设”(buffering hypothesis),其主要观点是与他人紧密的社会联系可以保护人们免受压力事件的负面影响,人们因为拥有他人或环境的支持而会更少的给予压力情境负面的评价,使得压力对自身的影响得到缓冲(Cohen & Wills, 1985)。这与社会资本的补偿特征非常类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补偿现象。经济资本的缺乏往往会给个体带来经济压力,而社会资本通过缓冲压力的负面影响减少其带来的后果。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近邻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减少了因经济资本缺乏而带来的短视行为,是对社会资本互补性特征和缓冲假设的有益补充。

虽然本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仍存在着以下一些局限。首先,研究1采用网络在线填答问卷的调查方式,缺少一定程度的控制,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一定影响。第二,研究2采用了启动研究,启动方式单一,且结果表现为边缘显著,改变近邻信任启动方式重复研究,将会增加研究结果的说服力。第三,贫困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等客观性指标上,本文仅关注了低收入群体,未来可进一步考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主观指标与近邻信任对跨期决策的交互影响。最后,本研究并未拓展至现实社会当中,未来,可以通过真实情境下的近邻信任干预进一步验证研究成果,增加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若将此研究用于社会治理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居民自治平台、组织居民文化活动等方式,在街道或小区内构建起邻里之间的信任,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从而减少贫穷的恶性循环,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大有助益。

综上所述,压力超负荷和容量超负荷分别作用于心动周期的不同时段,引起向心性和离心性心脏肥大。但是,由于均为机械应力超负荷诱发,压力超负荷和容量超负荷心脏肥大在病因和病理改变上,并非泾渭分明的两类心脏重构,而是呈现相互交叉的特点,且在病变的不同阶段呈现动态变化。本文揭示了一些肥大相关信号在两类超负荷心脏重构中的差异,并初步提出了CaN和Akt信号通路可能分别是针对两类超负荷精准化治疗的靶点。其上下游调控因子在两类超负荷心脏重构中的调控差异,尚需进行深入研究。

6 结论

对于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近邻信任会做出更偏向远期的决策。启动参与者的近邻信任,更高的近邻信任水平同样会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但在高收入群体当中,近邻信任的差异不会带来跨期选择的差异。

参考文献

蔡晓陈 (2007). 社会资本的经济分析 .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陈萌, 张岗英, 武胭脂 (2015). 个体差异对跨期选择的影响. 消费导刊, 11 , 413-415.

潘泽泉 (2008). 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 社会科学, 7 , 104-110.

夏庆, 辛自强, 杨之旭 (2017). 收入不平等与信任的关系: 宏观与微观研究进展. 心理技术与应用, 5 (5), 299-307.

徐富明, 张慧, 马红宇, 邓颖, 史燕伟, 李欧 (2017). 贫困问题: 基于心理学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5 (8), 1431-1440.

张柏宁 (2012). 决策者角色及其相关因素对风险和跨期决策的影响 .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张捷 (2013). 社区治理在减少贫困与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以GBA内蒙古农林牧综合经营实验项目为例.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 , 86-92.

张兰君 (2000). 贫困大学生焦虑水平与社会支持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4 (3), 196.

Anand, P., & Lea, S. (2011).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 (2), 284-293.

Aslund, C., Larm, P., Starrin, B., & Nilsson, K. W. (2014).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tangible social support on financial stress: Influenc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sychosomatic symptoms in a large sample of the adult general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quity in Health, 13 (1), 1-9.

Burns, J. K., & Tomita, A. (2013).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the first South African National Income Dynamics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44 (1-2), 101-105.

Carvalho, L. S., Meier, S., & Wang, S. W. (2016). Poverty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changes in financial resources at payda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2), 260-284.

Cattell, V. (2001). Poor people, poor places, and poor heal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2 (10), 1501-1516.

Chen, I. (2012). Exploring the roles of support and neighborhood trust in modifying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hood and marital status with stress . Paper presented at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2 Annual Meeting Program, San Francisco, CA.

Cohen, S., & Wills, T.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2), 310-357.

Cornelisse, S., Van Ast, V., Haushofer, J., Seinstra, M., & Joels, M. (2013). Time-dependent effect of hydrocortisone administration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Methods in Enzymology, 268 (268), 408-420.

Cutrona, C. E., Wallace, G., & Wesner, K. A. (2006).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depression: An examination of stress process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4), 188-192.

Fabio, A. D., & Maree, J. G. (2016). Using a transdisciplinary interpretive lens to broaden reflections on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decent work.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4), 1-14.

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 O’donoghue, T. (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2), 351-401.

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Delton, A. W., & Robertson, T. E. (2011).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isk and delayed rewards: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6), 1015-1026.

Haushofer, J., & Fehr, E. (2014).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344 (6186), 862-867.

Ifcher, J., & Zarghamee, H. (2011). Happiness and time preferenc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affect in a random-assignment experiment. 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7), 3109-3129.

Jachimowicz, J. M., Chafik, S., Munrat, S., Prabhu, J. C., & Weber, E. U. (2016). Materially poor but socially rich: How community trust can protect low-income groups against myopic deci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5 , 1-36.

Kahneman, D., & Deaton, A. (2010).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 (38), 16489-16493.

Klemick, H., & Yesuf, M. (2008). Do discount rates change over ti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 Discussion Papers .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Lawrance, E. C. (2000). Poverty and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 54-77.

Lerner, J. S., Li, Y., and Weber, E. U. (2013). The financial costs of sad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 72-79.

Lund, C., Breen, A., Flisher, A. J., Kakuma, R., Corrigall, J., Joska, J. A., ... Patel, V. (2010). Poverty an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1 (3), 517-528.

Michaelson, L., de la Vega, A., Chatham, C. H., & Munakata, Y. (2013). Delaying gratification depends on social trus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355), 1-8.

Michaelson, L., & Munakata, Y. (2016). Trust matters: Seeing how an adult treats another person influence preschoolers’ willingness to delay gratification. Developmental Science, 19 (6), 1011-1019.

Moreno, G. L. (2015). 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Among Older Adults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City, IA.

Noble, K. G., Houston, S. M., Brito, N. H., Bartsch, H., Kan, E., Kuperman, J. M., ... Sowell, E. R. (2015). Family income, parental education and brain structur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ature Neuroscience, 18 (5), 773-778.

Toyosato, T., & Takakura, M. (2014).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among community dwelling people in a town of okinawa. Ryukyu Medical Journal, 33 (1), 17-28.

Turner, R., Grindstaff, C., & Phillips, N. (1990). Social support and outcome in teenage pregnanc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1 (1), 43-57.

Robinette, J. W., Charles, S. T., & Gruenewald, T. L. (2018). Neighborhood cohesion, neighborhood disorder,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8 , 70-76.

Unger, D. G., & Wandersman, A. (1985). The importance of neighbors: th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omponents of neighbor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3 (2), 139-169.

Weber, M. & Gerth, H. (1953).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p. 187-18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Yang, J. (2018).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trust on older adults’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 two-wave longtitudinal study . Paper presented at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Yesuf, M., & Bluffstone, R. (2008). How can African agriculture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Risk avers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 [in Amharic] . Ifpri Discussion Paper 82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Vol.93, pp.5747-5752).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Trust on Myopic Decisions in Low-income Groups

Li Ziwei; Yu Yongh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t has been shown that poverty leads to myopic behaviors in many studies. By introducing the neighboring trust, this study aims to verify that the neighboring trust can reduce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s in the low-income groups. Three studies a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low-income groups, the group with high neighboring trust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long-term decisions than the opposite group,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igh-income groups. Our result is beneficial to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enlighten us that we can reduce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s of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by building trust between neighborhoods.

Key words : neighboring trust; intertemporal decisions; household income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325)“我国公民财经素养指数建构与数据库建设”。

通讯作者: 于泳红, E-mail: lilyu420@163.com

标签:;  ;  ;  ;  

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近邻信任的作用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