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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一种“铁案性”观点：即吴佩孚是“英美代理人”，从而将其全盘否定。我们对此难以苟同，特提出商榷意见。
吴佩孚受到英美的瞩目，是1920年吴氏从湖南衡阳前线撤防北归及其一系列叛逆通电，捣皖反日的义举开始的。1922年4月至5月间，吴佩孚在一次直奉之役中一举战胜奉张，即形成“吴佩孚即直系”、“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吴氏开府洛阳，是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形似北洋政府的“陪都”。英美势力一时认为，吴佩孚是现代中国的唯一“强人”，表示愿助他统一中国并能取得成功的意向。然而，吴佩孚则将民族大义大利放在首位，正确地认识到：若受人援助，必为人把持，甚至大有损害国家主权领土之虞，故一一谢绝了。在国际交往方面，洛阳外交较为平等。
1923年下旬，前美国驻华公使施坦因卸任后归国途中特意赴洛阳访吴，他在与吴氏会谈时强调说：“吴将军领导中国抗击在满洲有实力之日本，单靠口舌文章交锋（指吴在一次直奉战前与张作霖展开的“电报战”）不可能解决所期望的问题。事情非赖中国唯一实力者洛阳将军亲自出马不可。”在唯恐中国不乱，极尽挑拨之能事之余，略有拉吴赞吴之意。但是吴佩孚却毅然回答说“中国自有处理中国问题之办法，我对满洲问题自有对策（指吴氏联苏联以抗日本和张作霖），无需外人出主意。”①这位美国官员在言谈中确有操纵吴佩孚之念，并在招待宴会上同吴氏“舌辩不休”，②引起吴氏对其“美国朋友”大谈特谈所谓“东北问题论”“日人尝云：满蒙地方与朝鲜之防卫，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中国往昔未尽充实满蒙之任务，招俄国之觊觎而惹起日俄之大战，若中国奉满蒙之土地而与日本结成功守同盟，为中国计，实为永久保障满蒙地域安全之策，中国岂不因此而收巩固东北屏藩之利乎？此言甚辩。然岂知权力存在之外，即树立根深蒂固而不可破除之日本势力，必使中国永久屈伏而不能自拨，领土只存在其名而亡其实，谁能赞成此说乎？况现实中国之兵力，非复往昔李鸿章时代之可比，而可独任防卫之责。今日世界之形势，迥异于俄国借军国主义以席卷东北之时代而已生一大变化。俄国革命后之形势，一时不致威胁我国之北方，不幸日本之执政者，昧于此势而尚重温李爷（指李鸿章——引者加）时代之旧梦，故余不得不指责此辈之冥顽及其对策之错误也”。③这段话可以显示出吴佩孚抵抗列强之雄心，施坦因无趣无获而返回美国。
同年8月上旬，美国所谓考古学家华肖普博士持美国总统哈定之亲笔信，负有特殊使命赴洛，往七日之久。哈定是当时国际上诸如威尔士·鲍斯者流盛唱所谓“国际共管中国”最富影响的“大人物”。在招待华肖普的宴席之上，吴氏当场取出其日常悬挂于腰间之白玉一块，面交来访的这位博士请其转赠给美国总统哈定，且使其传意于总统哈定曰：“此白玉据中国金石学家之鉴定，大约为三千八百年前之旧物，中国文化之渊源，亦如此白玉同其悠久。侧闻哈定总统为赞同国际共管中国论者之一人，若哈定总统果信此事之可信，请勿踌躇而好自为之。事若有成，乞将今日所赠之白玉，再还原主为幸。”④吴佩孚以那种睥睨一座的浩然民族正气，“敬请美国当局”，“不要忘记中国尚有砥柱中流之实力派巨头”，⑤及其“凛然不可侵犯”的死战精神，将不会给“共管中国论”者带来好的下场。美国博士唯唯取白玉而去。
“国际共管中国”的危机，主要发生于1923年5月5日临城劫车案之时。近20名外籍旅客被劫持为人质，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外交团以直系中央政府无维持社会治安及保护外人之能力为由，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严重抗议并提出要派遣炮舰和军队，进驻中国领海领土，特别要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等出格无理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外交斗争，终于于9月24日通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按吴氏之意照复16国公使，阐明中国政府立场，驳斥临城劫车案通牒，严重提出：各国要求赔偿损失，“累进加偿理由欠明晰；关于保障问题，则谓扩路为目前中国内政要举，现中国已主动整理；关于惩罚失职官吏，乃属中国内政权限，负责人已按法惩处”，其具体解决办法是：(1)该案与政府无关。旅客可以取得一部分补偿，但决不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道歉”赔偿。(2)以后铁路沿线，中国政府自当加强防范措施，根本无所谓“国际共管”奇谈。(3)惩处事故负责之官吏，是中国政府权威之所在，与外国绝无关系。⑥从这一国际重纠份案中也能看出吴佩孚一生最恨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在临城劫车案后吴趁美国博士访洛之机，发表其反对“国际共管”中国的意见及驳回16国通牒之立物，集中表现了吴佩孚对外关系的抗争性。
同年8月14日，美国联合英、法、日等国以各国公使团名义再向直系中央政府提出警告：目前江浙形势异常紧张，大有危及侨民生命财产之虞，如若“在该地区发生战争，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若中国方面有保护不周时，各国必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及方法，对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之生命、商务及财产，作适宜之保护”。⑦对此，吴氏令外交部指示江浙战事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予以完全驳回。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系财政及吴氏军费困难程度又达极点。但是，美国不但不予援助，反而加紧了逼债活动和无端的勒索勾当，促吴失败。10月12日，美国乘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联合英、法、日以四国公使的名义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拒绝直系财政总长把关余充作内债基金的要求。因为前此（9月21日）该部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发表了内债偿还计划，以维信用；以五厘增加关余充当内债之担保，并扩充为1922年发行的“九六”公债之担保。上述四国竭力加以反对，旨在置吴氏财政于死地而后快，⑧与此同时，美国操纵下的四国银行团并公然发表如下的声明：“中国今后如有合法政府成立，本国仍可商量借款。”⑨英国政府也表示：“不愿以巨款与中国政府而用于英国政府所不愿意之用途。”⑩试想，美英两国对直系中央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尚不承认，怎么可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援吴佩孚对奉张的战争呢？事实恰恰相反，1923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外交团早已禁止了“克利斯浦对直系的垫款”，(11)次年3月，英美等国驻华大使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催索到期债款78万元和息金54000余元”。(12)4月，美英等国再一次向直系中央索取“抵还无担保之外债”。(13)
1924年6月8日，美国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孔纳少将一行人访洛，名曰“游历古都洛阳”，实为在直奉二次战前试图笼络“洛阳将军”吴佩孚为其所用。吴氏为了抗日战奉的需要，接待规格颇高，大开餐厅宴请之，优而待之。目的在于“运用美英，确认讨伐（奉张）之意志，以资牵制（日本）”。(14)即运用外交而争取到：只要美英迫日不出兵，不支持奉张，定能战奉而胜。吴氏希望落空。第二次直奉战争，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诸多方面全力地支持张作霖，而吴佩孚则根本得不到任何外国的杯水援助。不仅如此，一向被指控和诬蔑为“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吴佩孚，因为他一贯高唱“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和“军人以卫国为天职”等口号，在直系中央政权存在的两年半时间里，英美为搞垮吴佩孚势力而加紧进行的上述逼债勾当，加剧了吴佩孚军事经济的危机和破产，催化了直系中央政权的失败和灭亡，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美国既未能在军事经济上支援吴佩孚，新银行团也始终未同直系中央或吴氏“公开谈成一项巨额借款”。(15)所以，有些记载关于吴氏向外国购置武器一节，似大有水分，或者大成问题。因为吴氏财政支绌，是铁的事实，部队装备不能补购军火，亦为公开的秘密，他“徒坐得汉阳厂之劣制品，以供前敌耳”，(16)更是无可否认。可以肯定的正是：美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采取了所谓“中立”态度。它宣称：“对吴佩孚，张作霖的行动都十分重视，对交战双方同样派出观察战情人员”而奉行所谓的“不干涉主义”。(17)
历史并不象有人所说的那样：“吴佩孚首先是亲英派”，“在其全部经历中，视英美做自己的同盟者。在他当政的七年内，向英美官员讨好，以赢得他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甲午战争之前，吴佩孚一直把英夷当作自己和祖国的头号假想敌国，中国神圣领土香港首先割让英国，他曾作诗要继林公之态而抗英：“攘外筹边谁身俦，羡公粤海整貔貅。后生愿继先生志，军事从今著力修”(18)甲午战后，朝野震惊，国人咸感日本侵华之野心。此后，吴氏视日本为中国的大敌，实为必然。他常说：“吾衡阳班师，榆关战役，皆所以制倭也”。(19)“收回青岛，赎回胶济铁路，与不借外债，不假外力，虽至失败，犹不肯逃奔外国，入往租界，这不是民族主义么”？(20)吴佩孚从未“讨好”过英美，美国已如前述，而英国仅仅在吴氏参与援鄂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设置和平谈判地点时，提供了英国军舰为“讨好”吴氏之表示而已，主动者并非吴氏本人。诚然，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英国《泰晤士报》、《英商公会月刊》通讯员福来萨写了一些捧吴佩孚的文章和报导，如说：“吴佩孚身上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21)等等，就很有“讨好”的色彩。但是时间过去不久，英国政府即联合美、法、日驻华公使“抗议”直系中央不克清偿还到期之债务，并声明外债要在关余、盐余（直系中央仅有的收入）项下结算，借此断绝北洋政府这一大宗财政收入。而伦敦《泰晤士报》刊载驻京特派记者弗列沙报导中国财政现状的文章，公然荒谬地提出由各国“共管中国财政”主张，此后并掀起美、英、法、日等各国屡向直系中央政府索债的风潮。据载1922年到期各项债务除庚子赔款者外，英国计本息英金3439850镑；日本本息日金达3351万日元；法国本息法金2114752法郎；美国本息美金1166万美元，均未清偿。四国在英国挑动下劝直系中央整理外债略谓：“中国现在正值关税实行值百抽五改行税率实行之机会，关税将有增加之希望，因此，各国主张增加的关税作为整理外债之用”。(22)人们从这一恶毒的“劝告书”中，不难发现英帝国主义者仍在继续发挥其老牌殖民主义者侵华元凶的作用。
吴佩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英人可恶之极。除经济侵略，领土侵占——已据我香港外，一直抱有占领我边防领土的更大野心。1923年初，吴佩孚通电呼吁国人群起抗英，力争保卫我片马领土。电文严正指出：“查中英片马定界，延迁至今，已阅二十稔。始而仅议小江以内，继则涉及小江以外，且借口通至四藏。得寸进尺。在彼则原系长蛇封豕之心，而予取予求；在我宁甘召剥虞噬脐之痛。……国际首重事实，弱国讵无外交。而世界日进和平，公理终将战胜强权。愿我朝野上下，群策群力，共起力争，保云南之疆土，即所以措国家之磐石也”。(23)正因为在吴佩孚以实力并公诸于世的通电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者索债之余，擅划我国领土为英属缅甸县治之阴谋未能得逞。
英帝国主义者更加露骨的侵华行径，是于1923年6月5日，特派英人“文学博士”兰顿访问洛阳，公然提出荒谬的要求：“应由英领缅甸经过大吉岭而修筑一条达内藏首都拉萨的铁路。此时中国可将川汉铁路延至拉萨，则英国的铁路可由印度、缅甸而直达长江上游。”吴佩孚一听即大声怒斥兰顿道：“西藏为中国之神圣领土，未偿割让与贵国。贵国如擅由大吉岭筑铁路至拉萨，中国实不能予以承认……中国有自主权利，而决不能唯贵国之命是从”。(24)这里决无“讨好”之意，而是“我佛是尊”！
同年8月28日，吴佩孚为再次反对英帝国主义者所谓的“扩路”要求，电请北洋政府坚决拒绝此类叫嚷。(25)对英国乘机屡犯我主权，欲将我国铁路管理权完全置诸列强共管之下的企图，大为愤慨，并请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对于扩路要求极端拒绝”。电文称：英人提出“扩路办法，关系我国主权，即使外交团循英人之意通过，亦万难承认。铁路设警，系治标办法，岂容他国插手。请外交总长速向外国声明此意”。(26)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即1924年1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及两名随员奉本国之命访洛。其来访之使命“是同吴讨论关于英国管辖之道清铁路及焦作、门头沟煤矿归还中国问题”。该公使希望“乘洛阳将军权势旺盛之时，英人获得一些特权待遇”。他们会谈的结果，“因吴佩孚刚刚升直鲁豫巡阅使及直奉行将再战，不愿扩大事态，双方很快达成妥协，即“英国将道清铁路无条件交还中国（河南清化镇至道口镇）；而吴氏同意将两煤矿保留英国股份。”(27)
英国对华侵略相形狡猾，总是领土掠夺与经济侵略交替使用其两手。1924年1月至10月间，它不仅扣留了直系中央的关余、盐余竞达“一千六百万之多”，(28)而且直系中央支付克利斯借款和善后大借款的本息，又“分别为二十万二千六百四十二镑十九先令和七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两九钱二分”。(29)英帝国主义如此搞垮直系中央政权，从它促使其财政破产中，阴谋暴露无遗。再如1926年9月，吴佩孚的处境是彻底失败的困难，面临的是南北夹击、四面楚歌之局。但是，他对英帝国主义者的“商轮”在我国长江上游肇事，决不放过。吴氏在致电外交部的电文中强烈要求：“英舰如此横行，罔恤人命，其侮辱我国体，已达极点。只得暂时将该公司万东、万县两轮扣留在万（吴令杨森所为），以便严重交涉，并求赔偿损失，以顾国体而慰舆情，不胜待命之至。”(30)浩然民族正气昭然！
从以上吴佩孚与英美的关系可以看出，不能把吴佩孚简单地定性为“英美代理人”，过去那种把“军阀”与列强的关系武断定论是不可取的。吴佩孚“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31)他“从不托庇外人的所胃国粹的良心者，大为国人所欣佩”，(32)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先贤，昭启来者，鼓励爱国的理由。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吴佩孚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他在处理与列强的关系时也具有一种为许多革命者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军阀”当中究竞有没有爱国“军阀”呢？我们从以上对吴佩孚的分析当中不难得出结论。
注释：
①②④⑤(26)(27)冈野增次郎：《吴佩孚》（日文），1939年版，第325、326、325、325、334、335-336页。
③(19)(24)《吴佩孚先生集》上册第294页，下册第467-468页。
⑥⑦⑧(23)(25)《顺天时报》1923年9月25日；8月16日；10月17日；2月17日；8月29日。
⑨⑩(11)(12)(29)《申服》1923年6月21日；5月9日；5月9日；1924年3月5日；10月11日和16日。
(13)(17)《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第581，378-379页。
(14)白坚武：《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
(15)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47页。
(16)丁文江：《民国军事史记》上册第53页。
(18)《蓬菜诗草》上卷。
(20)吴佩孚：《二十一年在北京东北大学讲演词》，《蓬菜吴公讲话录》，章太炎辑，第144页。
(21)《英商公会月刊》1922年，第291-293页。
(22)《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7页。
(28)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162页。
(30)《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
(31)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演新傀儡》，《群众周刊》第2卷，第15期。
(32)武德报社编：《吴佩孚》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