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笔谈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融合，是多年来史学界常用的概念，无须多说。这里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 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 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始终存在着民族史观的发展。魏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民族关系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 的重要因素。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还是十六国、五代十国的骤兴骤亡， 南北朝的长期对峙，甚至强盛的唐后期的兴亡盛衰，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认识这 个历史时段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政治割据与统一战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时代 特征。这一阶段既有东征西讨、南征北伐的军事冲突，又有婚聘交好、互通有无的和平 往来。从民族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面使得各割据政权都重视、发展与周边民族 的关系，在民族政策上注重和平交往，注重开发这些地区的生产力，从而在客观上推动 了广大边区的发展，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 相互吸纳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习俗上的长处，使大江南北的文化趋于一统的形势逐 渐形成。这种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颇为矛盾的文化状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观的 蓬勃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也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基础。这一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民族史撰述意识的增强及民族史学的发展。民族政权的壮大及民族文化的繁荣， 为民族史撰述的空前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一方面，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史事记载的传 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中，都保留了 民族列传的立目；而西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则是当时关于西南民族历史的最为详 尽的记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政权本身也高度重视史学，如后赵石勒立经、律、史学 ，北魏一朝国史修撰、私人修史的发达，都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也都是当 时的政治家、史家民族史撰述自觉意识的突出体现。据《魏书·李彪传》记载，李彪作 为北魏史臣，曾经在孝文帝、宣武帝时两次上书，恳请修撰国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 存北魏一朝史事，使其“皇风大猷”、“功臣懿绩”流传后世，并接续孔子、左丘明、 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修史传统。这种自觉意识因为北魏统治者的民族成分与历史地位而 显得更具有特殊意义。
——对少数民族历史的总结与肯定。由于民族政权的分裂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 族史撰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对立情绪与夷夏之辨的特征。但民族迁移与融合的大势 ，却又使得史家在史著中对此作出客观的评价。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说：“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后汉书·东夷传 》则进一步认为：“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上述看法一方面有其认识上的基础，即对儒家思想中的民族观念的继承并有所发展 ，一方面则突出体现了对“四夷”历史地位的确认。它们将历史观念中对少数民族的认 可，以史学认识的形式确立下来，具有了更为突出的学术与理论价值。受这一观念的影 响，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甚至将十六国史事“不附正朔，自相君长”，这在正统观 念的发展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认识在《宋书》、《南齐书》 等皇朝正史的相关论述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些，都突出反映了现实历史运动的 变化给史学发展轨迹及其具体面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时代背景影响下的正统观念。史学上的正统论，以《史记·封禅书》与《高祖本 纪》本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之义为起始，以论证汉统治者“得天统”为基本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在继承这一正统观念的基础上，最大的变化在于把民族因 素纳入争天下之“统”的范围。在历史撰述活动中，时人的正统观念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出奴入主，为不同民族统治者争天下“正统”地位；二是颂扬大一统，力图使“天 下”在理论与事实上都归属于本政权统治之下。《魏书》将汉族政权归入四裔传，在记 述史事与历史评价上，则对其他民族政权持明显的贬斥与歧视态度。南朝诸政权则力主 “夷不乱华”，南北攻讦但又自命为天下之“正统”的色彩极其明显。前者为政治割据 提供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使得各民族政权都通过史学来阐扬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主张，从 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后者则为各政权逐步走向统一，出现新的统一局面奠定 了理论基础。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结合在一起，是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后世正 统观念最基本的特征。它虽然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观呈现出各持己见、议论纷起 的芜杂局面，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这一特征对民族史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是有 积极意义的，它使民族史观出现新的进展具备了可能。以魏收为代表的北朝史家在努力 为拓跋氏争得“继圣载德”的地位的同时，竭力从理论上论证，所谓“正”的标准即是 “吞列国”、“并天下”，否则只能是“偷名窃位”之徒。这种正统观念虽然仍然无法 摆脱夷夏之辨的藩篱，但将大一统置于“皇统”之上的认识，无疑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 。
——民族理论的曲折前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民族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少 数民族特性及其产生原因的论述。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含在 流行一时的“徙戎论”中。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对“夷蛮戎狄”在语言、经济、社会 制度、地理环境、风俗、心理状态、性格气质上与诸夏的不同之处一一作了总结，并对 前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作了梳理，提出了“戎晋不杂”的主张，比之前代的相关认识 大大深化了。在第二个问题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继承了《史记·货殖列传》的传 统，多从地理、气候条件角度论述不同民族的特性。这一点在袁宏的《后汉纪》和范晔 的《后汉书》中均有体现。所不同的是，《后汉书》受五行说的影响，将其与地理条件 相比附，作为共同影响民族特性的因素加以讨论。上述讨论从总体上说，都离民族历史 发展的客观情况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江统的《徙戎论》更是如此，但其思路对后世人 们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还是多有启发的。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形势与民族史观的重大进步。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对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各民族融合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历史成果接受进而消化、提升的情况下，中原地区成为各民 族融合的“熔炉”。唐代文化在民族大混杂与大融合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 。这种“天下一家”的气象，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人们的胸襟。唐高祖曾 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唐太宗 更提出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 十一年)的认识。这些思想在促进民族史观的进步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务从其实的撰史态度。唐代正史多以对各民族历史的客观描述代替了“索虏”、 “岛夷”的相互攻讦。如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因南北朝史书交互诋毁，“又各以其本国 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北史·序传》)，而立志修撰《南史》、《北 史》，将南北各朝均分列“本纪”，各书其国号、谥号、庙号，并对当时史书的夸大不 实之辞进行了纠正；又如《周书》的《异域传》首列突厥、稽胡、库莫奚等民族史事； 《隋书》客观地记述了当时各民族的发展情况，并对它们的优长之处多加赞许。《晋书 ·载记》及《北史·四裔传》则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 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同时体现了当时民族 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史实，在史事评价、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上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认识 。
——正闰论的巨大变化。隋文帝对魏收《魏书》中“褒贬不实”的情况不满，而对魏 澹所著书将各割据政权“同之吴、楚”的做法表示赞赏；唐武德四年(622年)十一月， 唐高祖李渊采纳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认可唐继隋来，而隋承周运的提法，事实上等 于承认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正统接续上的一致性。次年十二月，李渊又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对南北朝时期的各割据政权的历史功绩，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肯定，正闰之说与民族歧视的色彩几乎已经消失了。太宗时期，与民族史观相关的史事有两件：一件是对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的同时认可，“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唐会要》卷六三)。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统治者及史家对北魏历史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不同正统观念及其指导下所撰史书的宽 容。另一件是《修晋书诏》的颁布。它认为《晋书》要重修的原因，除了史家个人的才 能不足以外，其对“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的历史不能做全面反映亦是一个 重要原因。而修成后的《晋书》首次以“载记”的形式容纳少数民族政权史事，就不仅 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在于它在民族观念上，是对以往民族歧视政策的补弊 纠偏。这些都反映出时人在正闰论上的开阔认识。
——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 ，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 。这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北史》在 《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主张以 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 、“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无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 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作者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因此，李延寿把民族列 传与割据政权分别，各叙其事。他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 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我国古代目录学的重要著作《隋书·经籍志》所概括的13类 史书类别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的史书，都与汉族政权所修史籍放在一起 进行分类，并无民族的区分。如魏收与魏澹本着不同正统观念所撰《魏书》，均被列入 “正史”类；与此相类，以“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为论述对象的霸史类著作，同样 包含了以汉族、少数民族为记述主体的两类著作。这种分类方法与其所体现的民族观念 ，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理论的新成就。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族理论，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前人关于地 理条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的成果，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些理论上的普遍意义。这一 点在《周书》、《隋书》等书中都有体现。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观也有着突出 的进步，即在杜佑《通典》的《礼典》、《边防典》中所体现的关于“中华”与“夷狄 ”同源的理论认识。作者认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 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因而“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至于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杜佑解释说，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 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 偏气犷，则多仍旧。”这就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抛弃了华夷之辨的旧习，而且从民族学与 民俗学的角度，为自己的认识提出了可靠的依据。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 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同时也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 高成就。
——民族史观的多方面成就。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史观的进步在史学上还有广泛的反 映，同样值得关注。如我国史学发展中第一部系统的典制史著作《通典》，从“将施有 政”的角度，通盘考虑国家的发展，将州郡、边防作为关系国家稳定和统一的方面看待 ，从而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作了政治与史学的定位；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的唐 代地志，着力阐发了大一统的原则；史学批评名著《史通》虽对《魏书》为代表的北朝 史书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的做法给予严厉批评，但却又从史学求实的基本原 则出发，尽力客观评价少数民族史事，认为当以“世家”容纳其史事，等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史观所取得的上述成就，使其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某些问题上，它的成果还达到了民族史观发展中的最高点，从 而具有了承接前贤、开启后人的理论意义。
收稿日期：200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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