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编论文,蜘蛛论文,红白论文,小说论文,残页浅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在西安发现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以下简称《小说》），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元刻宋代话本的真面目，此前，临安说话四家中说经、讲史、说铁骑儿三家各有一种或多种元刻话本保存下来，如《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等，惟独影响最大的“小说”一家久付阙如，因此，这个《小说》虽是区区残页，却填补了这一空缺，是本世纪以来小说资料上的重大发现。此元刻《小说》自发现以来，除发现者黄永年先生曾写一篇专文（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对其进行研究外，再少有人有更多的论述，笔者在研习宋元话本时，对这纸小说残页较有兴趣，拟在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小说》残页故事探源
黄永年先生在《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一文中对这个故事的来源已做过详细的推论，他的思路是围绕郑信“敕封官至皮场明昭惠大王”一句中的“皮场”二字展开推想，认为“皮场”可能有两个来历：一是指与中医创始人神农相关联的土地神，即皮场神；二是指一种名物叫“皮张”或“皮鞹”，蒸溃会产蝎，而皮场神的功德是杀蝎，由于蜘蛛能治蝎蜇，因此“给皮场神配上了蜘蛛夫人，在临安瓦舍的说话人口里就编出了皮场神和蜘蛛夫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蜘蛛夫人不止一位，而有红白两位，红蜘蛛是正夫人，白蜘蛛也和皮场神有一度姻缘，则和《咸淳临安志》所记咸淳五年加封皮场明灵昭惠王夫人灵婉和灵淑又有关系……”
作为残页的发现者，黄先生对该《小说》许多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但笔者以为他对红白蜘蛛故事来源的推论尚未做确凿地推证。他只是从皮场神和蜘蛛具有同样的杀蝎功用，就把蜘蛛和皮场神配成夫妻，认为红白两个蜘蛛的出现与加封灵婉和灵淑有关。而笔者所知，其实早在唐代就已有红白蜘蛛幻化为人的传说，据《江夏志》记载：“江夏城南铁佛寺内有蜘蛛井，世传唐时有红白二蜘蛛化为妖妇以媚人，故铸铁佛以镇之。”（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177卷“蜘蛛部”P64717“蜘蛛外编”。）《湖北通志》也有类似的记载：“铁佛寺在县西文昌门内，一名开元寺，旧名报恩寺，梁天监中邵陵王纶舍建，唐天宝中有红白二蜘蛛出入寺井为妖，铸三铁佛镇之，更今额。……”（卷十五“舆地志”十五·古跡一·陵墓寺观附P156）。由此说明，《小说》之前，世上本就有红白蜘蛛妇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更直接简明地表现出了红白蜘蛛故事的由来，解开了“何以有两个蜘蛛”的疑问，因为本来就是以“两个”面目出现的。因此，红白两蜘蛛故事的来源并非如黄先生推测的那样：是“南宋说话人为了凑热闹把一个说成两个”（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也并非像他最终认为的那么“难于追究”。（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红白蜘蛛幻化为妇的传说中有一个关眼点——井，这是她们的出入居处；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受《小说》影响产生的拟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传奇《井中天》、章回小说《平妖传》、《三遂平妖传》里对“入井”这一情节似乎情有独钟，无论体裁、内容如何变化都始终保留着，而且这一情节的共同特点是：进到井中，便会逢凶化吉。其实，在早期仙道小说中，“井”是一个非常普遍、典型的“遇仙所在”，在此能得仙人之助，遇难呈祥。传说中也不乏其例，如《萦阳县志》记载：“厄井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汉高与楚战败遁匿此井，鸠鸣其上，蜘蛛网其口，追者至以为无人，遂去，汉高因得脱，今井傍有高帝庙，井在神座下，俗呼蜘蛛井。”（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177卷“蜘蛛部”P64715蜘蛛部纪事），这一蜘蛛井又称“尧井”，见《太平御览》卷189“居处部”一七“井”——“尧井：在汜水县东十五里，汉高祖败，项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见井中有双鸠飞出，有蜘蛛网，因而得免。”似乎，蜘蛛与井有着“不解之缘”，因此，笔者认为“井”也是《小说》故事里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因子，因为郑信犯罪入狱下井才得以巧遇红白蜘蛛。
此外，传说中蜘蛛井又称尧井，难免要令人观照一下有关尧的传说。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里曾云：“《淮南书》又言：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见也。……”是以尧为具有神性之射日英雄。唐韩愈《黄陵庙碑》亦云：“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为夫人”。这两条材料或许与《小说》故事相关：一、“尧为具有神性射日英雄”的传说，说明其善射，必有良弓，可能就是类似《小说》中的“神臂弓”，而尧或许会把这良弓传授给他的女儿们，由此想到《小说》中日霞仙子曾对郑信说：“丈夫，此弓非人间所有之物，名为神臂弓，百发百中，……”其实，“神臂弓”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发展到拟话本中更为显著，其篇目就以此为名（《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二、在话本、拟话本中两个蜘蛛仙子的关系是对立的，但在与话本《小说》相互影响的南戏《郑将军红白蜘蛛记》中则是：“郑将军、红白蜘蛛，功名遂共登蓬瀛”，他们三者的关系倒更似娥皇、女英共侍虞舜。可见，尧的这些传说作为某些因子被吸纳、渗透到了《小说》故事的形成中。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小说》残页的故事并非当时说话人凭空编造而来，是由“红白蜘蛛”、“井”和“神臂弓”等故事因子共同构成其源流，其中有的是其内容本身影响了《小说》的形成，有的则是其中的某些思维范式影响了《小说》的构思，是亦此亦彼、多方影响综合的结果。
二、《小说》残页故事的流变
今天所见《小说》虽仅为一纸残页，但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显示出它在当时及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书目文献的著录上，如，(1)《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灵怪类列有“红蜘蛛”一目，大概脱一“白”字；(2)《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白蜘蛛记》；(3)《录鬼簿续编》著录有元明间杨景贤（元蒙古人）撰杂剧《红白蜘蛛》，惜无传本；该书“传奇品”一类记有《井中天》，亦演此事；(4)《宋元戏文辑佚》据《寒山谱》著录有《郑将军红白蜘蛛记》；(5)《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八著录有“作者无考”的传奇《井中天》演绎此事。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小说》故事不断地被借鉴、改编上。下面着重就《小说》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中的面貌做大致描述，以示其流变。
(1)宋元南戏《郑将军红白蜘蛛记》仅存佚曲二支，其中一支如下：
[黄钟过曲][黄龙哀] 贱妾告情郎，昔日曾相试。因共郎，月华宫宴奴得罪。怎知道郎别后，重得相会。从今后，永不许，相抛弃。（此当是月华仙子唱。看它语气，月华后来也嫁给郑信的。）
著录该南戏的《宋元戏文辑佚》在名为“一篇总帐”的总目里提到：“[前腔]郑将军、红白蜘蛛，功名遂共登蓬瀛。”这种大圆满的结局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戏剧的巢臼，也可视为是对话本小说大胆的改编，可见在当时说话和戏剧这两门艺术是有共通之点和相互影响的，“宋人话本和官本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等，彼此袭用的题材据可考者约三十多种”（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则《小说》也应在其列。
(2)元明间杂剧《红白蜘蛛》，未见传本。
(3)明代拟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众所周知，此篇是对《小说》残页的增补，此处不再多述。
(4)明传奇《井中天》，据清《曲海总目提要》记载：“借郑信神臂弓一节，改作李遂事，以遂得弓于井，卜吉又逐永儿入井，有两番关目，故曰井中天也。”“李遂入井，与日霞仙子成亲，赠铁胎神臂弓，后用以破王则，仙子以所生子还之。”在传奇里，没有出现白蜘蛛（月华仙子），也未见得日霞仙子是否幻化过红蜘蛛，整个传奇的演绎是讲宋代贝州王则、胡永儿夫妇“叛乱”以及如何被镇压（有李遂的功劳），其中不乏神佛仙道，但日霞仙子和李遂已不是主角，比起拟话本对《小说》的改编，传奇只是袭用了某个情节，而不是整个构思；此外，没有了“蜘蛛”这一痕迹，不像前面提到的杂剧、戏曲和话本小说，仅从它们的题目来看，都离不开“蜘蛛”二字，可想而知，内容中“蜘蛛”的情节是主要的，而到了传奇中情况有所改变。
(5)明章回小说《三遂平妖传》。据《曲海总目提要》著录：“井中天，作者姓名不可考。通本演《平妖传》”，可见，传奇与小说《平妖传》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平妖传》（四十回）是冯梦龙根据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增补改编的，因此，我们先看罗之小说《三遂平妖传》，该书的主题内容和传奇相似，其中有很多神怪及民间故事传说，但不仅没有蜘蛛幻化，连传奇里尚存的“日霞仙子”到这里也消失了。按黄先生认为：“郑信巧遇红白蜘蛛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由于犯罪下狱入井才有此巧遇也是必要的情节，这些都应是元刻原有的”，那么《三遂》对《小说》的借鉴则已全然没有蜘蛛仙子，只保留了“犯罪下狱入井”一情节，但不是李遂入井，而是卜吉逐永儿入井，又有后来卜吉入井，有意思的是：卜吉入井后除了见到永儿外，也遇到了一位神仙，但不是年轻美丽的日霞仙子，而是一个老仙姑“圣姑姑”，临别也给了他一样“物事”，已非什么“神臂弓”，而是一只黄金三足两耳鼎，意欲出井后用以贿赂州官放过卜吉。（见第六回“胡永儿变客店异相，卜客长赶永儿落井”及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可以这样说：到罗贯中的这个小说，完全没有了红白蜘蛛、日霞仙子，更不用说月华仙子，而入井遇仙的情节还是明显地保留着，但也只是全书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精彩环节，非主要内容。
(6)明章回小说《平妖传》。以叙神怪变异为主，鲁迅先生列其为神魔小说，是冯梦龙对罗《三遂》的增补改编，回目超出两倍，内容有大量的充实，与罗书有很大的不同，但“卜吉赶永儿入井”和卜吉因罪下狱入井的有关情节几乎未做什么改动（见第24回“八角镇永儿变异相，郑州城卜吉讨车钱”和第25回“八角井众水手捞尸，郑州堂卜大郎献鼎”），故这里不多言了。
通过以上对与《小说》残页故事相关的记载和演变情况的概括和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小说》残页的故事在其演变中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审美情趣逐渐向现实生活靠拢。一方面，富有神话色彩的“红白蜘蛛”、“日霞、月华仙子”逐渐剥落到最终消失；另一方面，从郑信到李遂到卜吉，人物由虚到实，卜吉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参见《宋史》卷292《明镐传》），就连在井下所赠之物也由非人间所有的“神臂弓”而变为黄金鼎用以贿赂州官。(2)故事演变中可能有些情节在表面上是消失了，但其构思却没改变，只是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如“日霞仙子”转化为“圣姑姑”。(3)重要情节的复现。这是确认某一作品对其他作品是否产生过影响的重要方面，一部作品中的重要情节可能不止一个，受其影响的其他作品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涵盖这些情节，如拟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和戏曲《郑将军红白蜘蛛记》对《小说》的改编，起码从题目上看，基本上是保持了原有风格的；也可以像传奇《井中天》那样，只保留一部分情节并对此做较大的改动；也可以如章回小说《三遂》、《平妖传》最低限度地只撷取其中一个情节。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情节一定是原初小说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析中可见在元刻《小说》中，无疑有两个重要的情节：一是红白蜘蛛（日霞、月华仙子），二是入井，对这两个情节的复现和取舍形成了这个故事在不同作品中的存在状态。
第二，演变中，传奇《井中天》是一个特殊的环节，呈现出过渡状态。首先从题目看，自它开始便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不再有“红白蜘蛛”字样，由此见出它对“入井”情节的侧重，形成了另一个中心情节，以致章回小说中也仅保留“入井”一情节。其次，从内容上说，它对原故事的沿用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已经转向以写王则、胡永儿叛乱为主，“日霞仙子”、“入井”等事为辅，这使它迥异于“蜘蛛”主题的作品，而更趋近章回小说的表现，体现了主题情节化的特点。再次，迥异于其他作品的是：不只单纯写一个人的发迹变泰或一、两个仙子的幻化，写的是很多人物，多善变化且变幻多端，有一点很突出的是：所写人物中儒、释、道三家应有尽有。鲁迅先生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事遍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夥。”（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这段文字也许有助于理解《小说》由主要写道家一两个仙子逐渐到后来明代章回小说中儒、释、道人物杂有的情况，而传奇是这之间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儒、释、道杂糅的特点在《井中天》中已具，这也是明传奇的一个特点，如明代洪应明撰的《仙佛奇踪》是第一部把仙佛两门合编在一起的传奇。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章回小说《三遂》就一定形成于传奇《井中天》之后，二者或许是同时的，但从内容上看，至少可以肯定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由此可知，一般地认为，章回小说的形成似乎总与话本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其实，传奇所起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第三，《小说》故事的演变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冯梦龙的循环改创。他在元刻《小说》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了拟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他人又据此拟话本演绎出传奇《井中天》及章回小说《三遂平妖传》，他又在《三遂》基础上增补改编成《平妖传》。其实，顺藤摸瓜，可以说有他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是再次自我超越，两部经他而成的作品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小说研究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小说》对不同体裁、不同程度和角度的影响，充分说明了这篇元刻《小说》除了用以“鉴别传世的旧小说话本”（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之外，其本身就具有的艺术生命力。
三、《小说》残页与“小说”家数的成熟
从文字描写看，《小说》在摹情状态上细腻生动，残页是最后一页，全文353字，一开始便有136字是描绘“妇女”与郑信离别的情节，文字如下（注：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编红白蜘蛛小说》）：
临行妇女再三嘱咐道：“你去争名夺利，千里送君，终有一别。”便吩咐两个还孩儿与郑信道：“看妾今日之面，切勿嗔骂。”这郑信去脊背上背了一张弓，两只手抱着一儿一女，妇女送着离了宫殿，迤俪地去到路口，不忍相别，便道：“丈夫保重，将息。”郑信道：“我妻宽心，省可烦恼。”言罢，雨泪如倾，大恸而别。妇女自去，郑信将着两个孩儿，一路地哭，回头看时，杳无踪迹。但是：……
在保留此残页完整故事的拟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里同样有对此情景的描写，文字如下：
日霞仙子见说，泪下如雨道：“丈夫你去，不争教我如何？两个孩儿却是怎的？”……说罢不觉潸然下泪，郑信初时求去，听说相见无期，心中感伤，亦流泪不已……仙子道：“夫妻缘尽，自然分别，妾亦不敢留君，恐误君前程，必遭天谴。”即命青衣置酒饯别，……仙子又亲劝别酒三杯，取一大包金珠相赠，亲自送出宫门。约行数里行程，远远望见路口，仙子道：“丈夫，但从此出去，便是大路。前程万里，保重、保重！”郑信方摇眷恋，忽然就脚下起狂风，风定后已不见了仙子。但见……
两段文字相较而言，前者通过深情又富于变化的修饰性词语“再三嘱咐”、“送着离了宫殿”、“迤俪地”、“不忍相别”、“雨泪如倾”等，把有情人不得不分离的悲伤和互道珍重的依恋表现得有声有色，更兼“妇女”对儿女离去的不舍和疼爱，感人肺腑。就表现力和感染力而言，《小说》作为元代说话人的本子与明代冯梦龙对此情节的演绎相比，毫不逊色。冯梦龙这样具深厚文学修养和极强文字增改能力的小说家，对《小说》残页的演绎主要是在残页所缺损的前后做了大幅度的增饰，而在残页同段内容处的增饰也未超出残页本身，甚至有些地方一字不改，如残页里有一段韵文：“青云藏宝殿，薄雾隐回廊。……多应看罢僧釉画，卷起丹青一幅画”共54字，在《恒言》中只字未改。作为文人案头的拟话本，如果说其白话叙述的语言可能不如民间说唱艺人生动鲜活，那么，对于文言韵文的运用应该说是得心应手，但冯梦龙在此处也并未进行任何改动和润饰，所以，我认为从被后人引用和增饰的情况看，《小说》残页在艺术上的表现是很成熟的。赵景深先生在谈到《醒世恒言》的来源与影响时，对“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论述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全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也许是宋元人的话本原貌，至少也该是明初的。……”（注：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早于残页的发现45年，赵先生是以小说考证的眼光感悟到可能是宋人的话本，因而确立其“最值得注意”的定位。当然，《小说》残页的发现证实了《恒言》中此卷并非完全是宋元人的话本，而是经过修改的明代拟话本。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正说明了宋元话本《小说》的成熟，也正因为如此，留给后人发挥增饰的余地就不很充分，因而自然而然地在“改造工程”中更多地保留了原小说的风格，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元刻《小说》相比，临安说话的其他家数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要略逊一筹。参照《小说》的那段“离别”，对比其他家数话本各种离别之情的描写，或可见一斑，在此略举几例，如《五代史平话》中“刘知远交领那钱后，辞了爷娘，离了家门奔前去”、《武王伐纣平话》“百邑考不从大夫之言，便辞祖母，将物上路，言道‘拼我一命，去见我父’，言了东行”、《三国志平话》“皇叔拜辞太夫人。孙权曰：‘皇叔来此无坐地处’，太夫人令孙权、赍发二人送”、“又说武侯车处剑关。夫人辞军师欲回，诸葛亮曰：‘吾有一子懦弱，恐有官污吾清名，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足为活计。’诸葛与夫人言别，东出歧山”……应该说，其他家数话本中描写离别的场景很少，而且即使有，如上所举：无论是母子别、祖孙别，还是朋友别、夫妻别，都描写得非常简短，当然，也有极个别“离别”之处文字稍丰满些，如《三国志平话》里“先主、关、张与徐庶送路”一节，但也主要是借徐庶离去引出诸葛亮来。总之，其他家数话本的各种离别，无论丰简，比起“小说”一家来说，其共同特点是：平白直叙，重在交待离别之事，而不是抒发离别之情，因此缺少艺术感染力。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小说”一家以写人情见长，自然“离别”得感人，而其他如说铁骑儿、讲史等家数，故事本身是以英雄、历史为轴心，就没有那么多的儿女情；不能以彼之长较此之短，得出“小说”一家更为成熟的看法。
那么，其他家数理应见长的方面，情况又是怎样？比如：说铁骑儿的《大宋宣和遗事》，内容相当丰富，历史、政治、社会生活熔于一炉，但非创作，只是杂抄野史笔记和旧话本而成，叙述语言有大段典雅的文言，又有通俗的白话，体例不一致，虽似话本又非真正的话本，更不能同以后的章回小说相比，如鲁迅先生说：“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又如讲史的话本，这类话本有两个特点制约了它的发展和成熟：一是内容庞杂；二是史实性和艺术性的矛盾很难处理。所以难免粗疏，如文字较幼稚，某些过程极为简略，真正的重大冲突、重要情节往往一笔带过，而这些恰恰本应是此类话本故事特色所在、见长之处。以《三国志平话》为例：平话中有“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这里并无生动的情节描写，似史官直录，而在后来的《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扩为“青梅煮酒论英雄”，整整一回，具体刻画曹刘的内心活动，看似平淡，实则刀光剑影；又如“关公刮骨疗毒”、“三顾茅庐”等这些著名的关目，在平话里都是匆匆数笔，一带而过，其艺术表现都是很粗糙单薄的，因此，给后人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整理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这与“小说”家数是不同的。
由以上分析来看，宋元说话四家数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相较而言，“小说”一家在当时更为成熟一些。
收稿日期：1999-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