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基于国际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论文

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
——基于国际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浦 小 松, 曹 培 杰, 张 永 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8)

摘 要: 教育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教育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0.30至0.37个单位;教育保障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将发生从无到有的飞跃;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在不同创新指数中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效益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教育效益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0.16至0.26个单位,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基于此,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仍然是当务之急、长远之需。

关键词: 国家创新能力;教育发展水平;国际数据;分位数回归

一、引 言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教育在培养民族创造精神和创新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教育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未来,围绕短视频可以开展更多的场景化营销,甚至可以与其他的媒体平台进行整合,在今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内容营销的时代,短视频尤其是原创性短视频是这个轻量化内容营销时代的重要入口,抓住这个人口,就是占据了潮流,就会成为消费者心目当中最热爱的那个品牌。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开发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大维度下的82项指标,据此指标体系计算世界各个国家/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总得分并对它们进行排名。GII证明了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要依据它在国内的表现,还要看它在国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瑞士、瑞典、英国、美国、芬兰和新加坡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中国在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第25位,较2015年上升了4位[1]

高度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成为“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以来第一个跻身25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这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创新能力得到了世界认可。当今社会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发展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关于教育和国家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大都关注在高等教育和创新能力方面。林喜庆和许放认为,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科研活动、高层次科研人才、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研究生教育也因此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原动力之一[2]。荣利颖和邓峰认为,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3]。李志红和许放认为,纵观当代发达国家,无不从研究生教育入手,不断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二者有机统一,进而达到促使本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目的;并且介绍了美国、法国、日本研究生教育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4]。朱恬恬和艾洪山认为,创新驱动的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而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驱动力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也最为直接、最为明显,因此,创新驱动发展对教育的迫切需求最先体现在高等教育上[5]

为进一步了解教育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掌握教育与创新的互动关系,本文分别将教育保障、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4个维度的数据放入模型Ⅱ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教育保障(GUA )在高分位点处显著为正,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保障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该变量的系数为0.21(p <0.05),表明教育保障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0.21个单位。教育保障在低、中低、中、中高分位点处均不显著(p >0.05),即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低、中低、中、中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保障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教育保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教育保障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将发生从无到有的飞跃。

二、模型与数据

1.计量模型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6],如果简单用最小二乘(OLS)回归方法,可能会掩盖全球创新指数分布不同位置上差距不对称的现象。而分位数回归允许所研究的回归参数依因变量的不同分布点变动,同时对误差项并不要求很强的假设条件,使得设计的模型对非正态分布或异常值具有较强的解释性,进而回归的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分位数回归估计能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地描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全貌,而不是仅仅分析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均值),也可以分析解释变量如何影响被解释变量的中位数、分位数等。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常常不同,即解释变量对不同水平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差异[7]

在分析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的影响时,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描述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水平不同的国家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进而识别教育在国家创新指数分布演变中的作用。

图2为各自变量随分位点变化的系数趋势图,通过比较OLS估计系数和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人均国民总收入、教育保障、教育机会、教育质量、教育效益等变量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随创新指数分位点变化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

(1)

Q GIIi (τ |LPGNI i ,GUA i ,CHA i ,QUA i ,BEN i )=μ i1(τ )LPGNI i2(τ )GUA i3(τ )CHA i4(τ )QUA i5(τ )BEN i ,(i =1,2,…,N )

美国反托拉斯法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力,执法机构功不可没。在法院系统对于如何具体地适用合理原则规制转售价格维持陷入瓶颈之际,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均提出了各自的规制路径以指明方向。它们的方案基于以下三点理由值得关注:首先,方案与丽晶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合理原则的视角相一致。其次,方案纠正了全面性合理原则中的结构性缺陷。最后,方案最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影响未来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合理原则司法适用。

Q y (τ |x )=β 1(τ )x 12(τ )x 2+…+β p (τ )x p

(2)

模型I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表明: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SCO )在中低、中、中高、高分位点处显著为正,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对于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该变量系数的范围为0.30~0.37,表明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0.30~0.37个单位。从变量的系数来看,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正向影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先增后降再升的变化态势。这说明,在创新能力的低阶段,教育对创新的作用并没有充分显现;在创新能力的中低阶段,教育的作用开始突显,成为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在中分位点处即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最大(系数0.37),此时的教育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了最大的功能;而后随着教育的边际效用递减,教育对创新的作用逐渐减弱,但仍然呈现显著性影响;相比于中高阶段,在创新能力的高阶段教育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教育对创新的影响开始回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参考上述分位数模型的基本思路设计算法,对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及构成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寻不同分位数水平下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的贡献差异。同时加入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提取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进而更清晰地观察教育对一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分别建立如下两个模型:

环保加湿型空调是在普通空调上加以改进,利用SolidWorks创建的空调模型结构如图1所示,在壁挂空调的下侧增加的小方柜里面放超声波加湿器和制冷剂回收箱体,用2根水管将焊接板式冷凝器与超声波加湿器连接起来,通过外部结构图(见图2)可以确定超声波加湿器,制冷剂回收箱体、高压管、低压管及2根冷却水管的具体位置。

模型I:以全球创新指数(GII )为被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SCO )为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对数(LPGNI )为控制变量,建立如下分位数模型:

Q GIIi (τ |LPGNI i ,SCO i )=α i1(τ )LPGNI i2(τ )SCO i ,(i =1,2,…,N )

(3)

模型II:以全球创新指数(GII )为被解释变量,教育保障(GUA )、教育机会(CHA )、教育质量(QUA )、教育效益(BEN )为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对数(LPGNI )为控制变量,建立分位数模型,即:

其中I μ<0 为示性函数。给定解释变量x 时,被解释变量y 的条件分位数回归线性模型为:

(4)

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国家创新水平衡量方面,本文采用全球创新指数数据。该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

在国家教育发展水平方面,本文采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教育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该报告认为,教育发展水平可以从4个维度来衡量:教育保障、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1)教育保障: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生师比(含小学生师比和中学生师比)、学校互联网接入水平;(2)教育机会:小学净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教育质量通常是指教育活动满足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从数据的可获得性来看,主要包括:小学教育质量、数学与科学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流入率;(4)教育效益:教育满足经济竞争的程度、大学与企业的研发合作水平。对所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

由于国际机构的数据库部分数据缺失,经综合比对,最终获得68个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样本,采用的是2015年或2016年数据。具体包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27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国、俄罗斯、巴西等18个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印度、印尼、蒙古等14个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乌干达、尼泊尔、塞内加尔等9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水平来看,人员风险意识与竞争机制的构建也成为了可参考的制度方案。如果领导层与员工层斗殴能意识到公共服务与外部环境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那么就可以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控制机制体系的建立。行政事业单位与一般企业单位的区别在于不具备市场竞争,不需要强化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正因如此,很多单位才疏忽了风险管理工作的作用,忽视了在实际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面临的潜在问题。所以,如何在“竞争”中提升风险意识,以更好的管理水平结合自身的业务工作,是符合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立风险评估体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必要途径。

三、实证结果分析

教育机会(CHA )在低、中低、中、中高、高分位点处均不显著,此处的教育机会指的是小学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机会对于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不明显(p >0.05)。

当然,权衡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应该坚持以诉讼为主导的思路。可以借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做法,引入有限制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资者举证困难的问题。此外,我国还应尽快出台专门针对金融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从而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统一的司法依据。

1.分位数模型Ⅰ

式(2)中β i (τ )(i =1,2,…,p )为τ 分位数对应的参数[9]

表 1模型 I的参数估计结果

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2016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为50.57。所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为39.14,中国远远高于平均值。在6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6位,处于中高分位点处,即处于创新能力的中高阶段。从以上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从这一阶段到高等阶段,教育的总体水平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作用,表明一定要矢志不移地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对于控制变量,代表经济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LPGNI )在低、中低、中、中高、高分位点处显著为正,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发展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该变量系数的范围为4.18~5.75,表明人均国民总收入每提高1%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4.18%~5.75%。

图1为各自变量随分位点变化的系数趋势图,纵坐标为自变量的系数,横坐标为分位点。图中实折线为分位数回归中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阴影部分为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实直线为OLS回归系数,OLS的回归系数唯一,反映在图中为一条直线,而虚直线则表示OLS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通过比较OLS估计系数和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人均国民总收入、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等变量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随创新指数分位点变化都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图1 模型 I各变量影响程度随分位点变化趋势

2.分位数模型Ⅱ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和创新能力的研究,鲜有研究整个教育系统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为深入解析教育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全球创新指数和教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从教育的总体水平以及教育保障、教育机会、教育质量、教育效益4个维度深入剖析其对处于不同创新能力国家的影响,以期揭示教育对创新的作用机理,准确地刻画教育发展水平、创新能力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前,对于燕麦光照不敏感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光照不敏感基因的分子标记的开发[9-11],本试验中所用新品系是研究燕麦光照不敏感机制的重要资源。一个品种的适应性不仅取决于生育期是否合适,而且与产量、品质、抗性等许多性状有关。本研究选择的新品系,在短日照下也能完成完整的生育期,其产量与对照品种在长日照条件下的产量相当,甚至更高。但就其品质、抗性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 2模型 II的参数估计结果

笔者利用R软件对已有数据进行分析,根据Koenker的方法,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分位数成分,分别选取全球创新指数的10%、30%、50%、70%、90%分位数的回归结果,即代表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创新水平国家和地区,以此来揭示自变量对不同创新水平分布段的影响程度,进而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创新差异做出详细的描述,这样更加深入地解析创新水平差距的真实原因。

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是在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民族民间艺术藏品馆”的基础上扩展建成,于2015年开始立项建设,共斥资2300万。博物馆建筑面积近2600平方米,布展区域达1400平方米,收藏音乐展品约1200余件(套),涵盖乐器实物、传统歌本、乐谱、手稿、音像资料等多个内容,并通过多媒体影像、图文解说等形式再现八桂传统音乐的精彩风貌,主要功能为展示、传承广西传统音乐并进行音乐展演与研究活动。

教育质量(QUA )在低、中低、中、中高、高分位点处均不显著,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质量对于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不明显(p >0.05)。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此处的教育质量实际上是教育的内部质量,内部质量只能反映教育的一个侧面,不能代表教育质量的全部内涵;第二,传统的以分数为主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需要转型,创新能力与考试成绩可能不存在必然联系,成绩并未完全反映出对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难以通过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能力、发散性思维、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探索性学习能力等展现出来[10]

教育效益(BEN )在中、中高、高分位点处显著为正,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效益对于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p <0.05),该变量系数的范围为0.16~0.26,表明教育效益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0.16~0.26个单位。从变量的系数来看,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正向影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教育效益在低、中低分位点处均不显著(p >0.05),即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低、中低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效益对于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不明显。教育效益实际上是教育外部质量,其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是逐渐积累、不断显现的过程,在创新能力达到中等水平时作用突显,而且这种作用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指数的提升。

对于控制变量,代表经济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LPGNI )在低、中低、中、中高、高分位点处显著为正(系数为5.55、4.99、5.20、4.96和3.54),即在全球创新指数(GII )处于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发展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p <0.05),该变量系数的范围为3.54~5.55,表明人均国民总收入每提高1%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3.54%~5.55%。

1978年,Koenker和Bassett提出了分位数回归的概念[8]。对于任意实值随机变量Y ,分布函数F (y )=P (Y ≤y )可以揭示其全部数学性质。具体定义Q y (τ )=inf{y :F (y )≥τ }为变量Y 的τ 分位函数,其中,0<τ <1;inf为下确界;Q y (τ )是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函数的反函数。对于任意0<τ <1,定义ρ τ (μ )为检验函数:

图2 模型 II各变量影响程度随分位点变化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分位数模型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析了教育发展水平及其4个维度对不同创新能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得到的是变量在不同创新水平上的影响程度,再结合本文开发的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得本文的分析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地揭示了处于不同创新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具体结论与建议如下:

1.教育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支撑

从总体上看,教育与创新呈现高度正相关,即教育发展越好,创新水平越高。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中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发展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约0.30~0.37个单位。从变量的系数来看,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先增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在分位数模型中体现得非常清晰,充分展现了在类似研究情境中,分位数模型与普通回归模型相比的优势所在。与此同时,这一显著正相关也是在控制了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取得的,说明无论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教育都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时时关注小学生学习的动态,并适时地予以引导,使其感受到教师的关心,进而让其更加努力地学习。除此之外,教师要对差生要多一点耐心,从而让其从内心深处转变对数学的看法,进而喜欢数学,从而提高整体教学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已处于全球创新指数的中高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教育将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更大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仍然是当务之急、长远之需。

2.教育保障对创新能力提高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从教育发展水平的4个维度来看,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保障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且教育保障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0.21个单位。在低、中低、中、中高分位点处均不显著,这说明教育保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教育保障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将发生从无到有的飞跃。对处于创新能力中高阶段的中国来说,教育保障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即将突显,这就要求在教育财政支出、师资配备、学校信息化方面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强教育保障能力。

2012年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达到4%。有学者指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水平较之国际平均水平依然偏低。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比重应至少达到4.5%才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而着眼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指标应达到4.77%以上才能完成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11]。同时,教育保障是系统投入。既要投入经费,还要加大师资配备,也要加强信息化投入,完善教育信息化基础支撑环境,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3.教育机会、教育质量与教育效益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差异性影响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在各分位点处均不显著,即在创新能力的各个阶段,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说明目前的教育质量评价可能无法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还应加强对学生非认知技能的评价研究,使测试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技能的发展;在全球创新指数处于中、中高、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教育效益即教育外部质量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且教育效益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创新指数提高大约0.16~0.26个单位。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正向影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在保证教育机会、教育内部质量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外部质量的提升,不断提高知识转化能力,教育效益将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征服崎岖的形式有些过于简单,失去了传统SUV一切都需要手动调整,都需要驾驶技巧傍身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但事实却是,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的表现让路虎品牌的消费者拥有了全新的体验。在此之后,这套系统根据功能属性的不同,也出现在了不同定位的路虎车型上,成为了这个品牌在全地形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已经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转型,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创新将成为核心驱动。此外,教育发展、创新能力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待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更有效的研究工具来进一步探索。

四是推进综合执法。统筹涉河建设、取水许可及水土保持等执法,相对集中行政执法职能,责令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嘉兴石化等违法项目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并编制水土保持方案,避免重复执法、执法缺位。

参考文献:

[1] WIPO,Cornell University,INSEAD.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6[EB/OL]. [2017-06-21].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064&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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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恬恬,艾洪山. 高校教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6(9):113-115.

[6] 浦小松. 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延迟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6(9):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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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姚继军,马林琳. “后4%时代”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与结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2016(5):17-21+78.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n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Data

PU Xiaosong ,CAO Peijie ,ZHANG Yongjun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China )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shows that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for the countries ranging from medium low, medium, medium high to high level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Increasing the total score by one unit will raise the innovation index by about 0.30 to 0.37 units. After a certain degree of education security, it will exert an influ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ies on the different innovation indexes are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countries with medium, medium high and high level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the education efficiency has a clearly positive effec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where the education efficiency score increasing by 1 unit will make the innovation index increase by 0.16 to 0.26 units,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exhibits a gradual upward trend. We may draw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research tha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hould be a top priority as it is needed for achiev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 international data; Quantile Regression

DOI: 10.19525/j.issn1008-407x.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 G40-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19)04-0104-06

收稿日期: 2017-06-21;修回日期: 2017-08-18

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世界教育发展报告(2016)”(GYB2016003)

作者简介: 浦小松(1982- ),男,河北唐山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系统分析研究,E-mail:puxs9658@163.com;曹培杰(1983- ),男,河南许昌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研究;张永军(1979- ),男,山西忻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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