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大放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建立产业竞争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抓大放小论文,竞争优势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对於“抓大放小”战略，应该理解为政府抓住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和可观发展前景的企业，而不是抓住规模大的国有企业；每一地区都有一批具备相对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当地政府应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原理，集中力量扶持这些支柱产业，强化它们的优势地位，最终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而对於那些规模大但效益差的企业，政府应放手让它们到市场中参与优胜劣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本地支柱产业的竞争优势。
一、以建立产业竞争力为导向实施抓大放小战略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谈“抓大放小”问题，但对这一战略的内涵研究不够。一般认为，“抓大”就是要由政府来抓住大型的国有企业，给予重点扶植和培育，增强其对经济运行的主导功能和调控能力；“放小”，就是要政府放开对广大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控制，实行诸如“包、租、卖”等产权调整办法，让其进入市场完全由市场进行择优淘汰。这种认识比较片面，没有把企业改革与产业政策的导向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我们对“抓大放小”问题应该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首先，目前所谓大的企业，不一定就会有大的竞争实力和竞争优势，相反，目前所谓小的企业，也不一定就没有大的竞争实力和竞争优势。竞争实力和竞争优势，首先取决于企业所在产业的性质，是衰退产业、困难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其次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相对优势大小。如果大的企业所在产业是属于衰退产业，那么仅仅通过由政府来抓的办法，不仅抓不好，而且代价极大。另一方面，如果一些企业是属于那种“小而高、小而精、小而专”的中小企业，就一定会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其次，在当代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和消费方式的个性化，以大批量、少品种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转化为多品种、少批量的柔性化生产方式。大型企业因内部管理费用较高、效率低下，维持运转力不从心，相反，大量的实行专业化协作生产方式的中小企业，却显得生气勃勃，竞争优势很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还处于发展的较低级阶段，目前还要大力发展规模经济和企业集团，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特殊地位，还必须给予一定的扶植和培育。只抓大的企业，不管小的企业，实际上是不去积极地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这不仅与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经验和通常做法相左，而且也不符合中国中小企业占据绝大多数的基本事实。
第三，现在讲的抓大放小，是用所有制原则和企业规模原则来操作的。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痕迹的政府管理方法。对这种管理方法的由来、所造成的危害以及纠正办法，我以前曾经做过系统的研究（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 期），这里不再费言。本文仅仅指出一点，就是如果不用产业原则和同一商品市场的观念去设计经济调节政策，在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关系，处于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就会因为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和企业规模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其结果必然是有损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目标。同时，对不同产业就不能体现结构政策的差别性，不能在经济发展中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不能获取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因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应该与培育中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即抓住有可能建立起竞争优势的产业中的若干企业，给予政策上的重点扶持和重点培育，设法让其形成专业化生产体系的现实优势，建立起产业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功能。对于没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只应放手让其进入市场由市场决定其生存权。
一些人可能会问，既然一个产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它以特别的扶持和培育呢？是不是可以让它在市场竞争中自我强化、自我发展，而把扶持的重点放在困难产业和衰退产业上？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经济发展阶段的观念。众所周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企业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无情竞争，那些目前在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从世界经济的横截面来看，大都是属于所谓的“幼稚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相比较，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成本水平，都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成长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这些产业只有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加以扶植和培育，才有可能逐步地成长起来。
第二，回答这一问题还要有实事求是的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衰退产业之所以衰退，是因为市场需求的转移，或者是因为存在产业转移方面的障碍，出现退出不足的竞争过度。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单纯的抓，是不可能抓好的。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应该是去扶植和培育，而是应该施行以调整援助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政策，帮助其顺利退出。另一方面，目前的困难产业，在我国主要指那些负有冗员包袱、债务包袱、退休福利包袱的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的问题，主要应该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取向的改革、改造、改组来分类解决。即对那些目前资不抵债、只留下“空壳子”的国有企业，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把其“放掉”，对那些仅仅是管理不善，或者负担着社会包袱不能施展手脚，或者是缺乏投入等原因而使企业处于困难状况，但企业本身属于具有潜在竞争力的产业，就可以通过改革和改造，给它们以特别的扶植和培育。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以强化竞争优势为目标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世纪性课题。经济增长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综合性问题，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千头万绪最终还要归结到建立经济竞争力上。
我们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粗放式增长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方式的最终产出缺乏长期的市场竞争力，在开放条件下更缺乏国际竞争力。反过来看，如果一种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那么它一定会具有高“产出/投入”比率的内涵发展特征。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强化竞争力之间是一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要落实在经济竞争力提高这个关节点上。
现在许多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并不很了解，在实践中认为无从下手。在这里我提出自己的理解，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要转变诱导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在我国的政企关系中，由于所有权关系的特征和历史等原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毫无疑问是政府主体。虽然企业是承担经济增长任务的直接行为主体，但企业的增长目标函数却是由政府的决策偏好所构造的。即政府的决策偏好和政府目标决定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偏好，上级政府考核和指挥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越是给总量性指标以较大权重，下级政府和基层企业就是越是想方设法通过简单的投资规模扩张的方法去争取所谓的“政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中为解决短缺和赶超性的数量扩张方式在我国的体制转换时期仍然有较大的惯性，所以我国各级政府所沿用的考核评价政绩的指标体系中，数量扩张性指标还占有重要的位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各级地方政府还那么热衷于无效的规模扩张行为。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首要条件是要求政府转变考核评价经济业绩的指标体系，要以“产出/投入”之比率为中心去设计绩效型指标体系 ，绩效的核心应该是资本效益、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率这三大指标，而不是总量和规模指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鼓励内涵型的经济增长行为。
第二，要转变指挥经济增长的主体。重点是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判断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主体，中央政府则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角色，转化为抵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者角色；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从总体上看，民间的经济力量相对于政府而言，是极其微弱的。虽然从统计数字看，由民间主体的分散储蓄所构成的信贷资金，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资金流，似乎民间主体已经是最强大的经济主体，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国的银行体系是国有商业银行性质，它们的运行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改革之后一方面财政投资的份额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却通过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和管理，筹集和运用了用于发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资金。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目前阶段主要应转变各级地方政府利用信贷资金投资的行为，建立决策项目的经济、法律和行政责任制度。从长期看，则应逐步把微观经济决策责任落实到企业家身上，让市场信号成为经济增长和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第三，要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现阶段，要求企业、部门、地区普遍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并不可行。例如，要求全部亏损企业都扭亏，不如要求部分重点企业扭亏，更不如把重点放在增盈企业上，就亏损企业来扭亏，不仅难以彻底扭亏，而且在资源分配上还会因为要照顾亏损企业，形成对优势企业的不利障碍；再如，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部门应该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消耗和占用资本量大的部门，其集约化经营的水平稍微提高一点，就能大大地满足其他部门的资金要求。在空间上也是如此。如江苏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的乡镇企业，每年投入的资本量，要占到全省乡镇企业总资本投入量的60%以上，所以，这三个市的乡镇企业毫无疑问应该是全省乡镇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地区。
第四，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性质，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内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国民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状态，生产手段、生产能力等等需要加速积累，即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一定时点的固定资本总量这个比率较大。在经济发展的较成熟阶段，国民经济中已经积累起大量的生产能力和固定资产财富，不仅上述比率变得越来越小，微乎其微，而且折旧基金投资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个比率也在日益提高，一些发达国家来自于折旧基金的再投资比例达到60—70%。因此，我们应该区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政策。例如，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上就不是处于同一个系列，对苏南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于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改变长期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不良格局；对苏北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要搞高起点、适用技术、大规模的投入，避免分散、低技术层次和沿用旧的发展模式。
第五，要把转变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产业经济学早就证明，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增长效益；如果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能动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转换，则能取得较大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好的经济效益。所以，主动地调整结构，应成为我们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战略的基本手段。对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结合江苏的情况详细地谈。
三、在主导产业内创造所在地区特定产品的竞争优势
80年代以来的以“广货北伐”现象为代表的区域市场竞争，使国内市场份额在各区域的分布发生了较大的转移，一些原有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的市场竞争力在下降，典型的表现是江苏上海等工业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地下降，如纺织、食品、机械、电子业等等。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一些人甚至夸张地认为经济困境即将降临。
实际上，一个省的产业竞争力问题，与个别企业产品竞争力问题不完全相同。在商界，一家公司缺乏竞争力，就是不能生产出或提供可与竞争对手媲美的产品或服务，或者不能在同等品质（服务）的条件下，把成本降得较低，以致于失去市场，最终被挤出竞争舞台。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虽然不如公司之间竞争这么残酷，某些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因此就把它们逐出经济体系之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长期下降，必然会危及该地区经济的健康运转，极大地影响该地区人民的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产品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问题，只是经济运行中的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涉及到产业竞争力和进一步地区工业化的方向问题。就江苏的情况来说，这些年来不仅在理论上对工业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而且在实践上对再工业化问题也不够重视。如对支柱产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强度太小，企业技术创新相对停滞，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大量投入维持，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等等。因此，提高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根本的问题在于重塑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以江苏为例，根据省统计局对199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以及我们对有关销售统计数据所做的市场占有率分析，发现江苏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有8大类， 它们分别是：纺织业、机械业、化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业。这8 个工业行业的产品调出额都超过了百亿元，它们调出到外省的总数额，大约要占到全省工业品调出总量的75%左右。由于江苏经济的增长，有将近一半的份额依赖于省外市场的需求拉动，所以这8 个主导行业就成为江苏提高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部门。江苏应该重点对这8 个部门的竞争力问题展开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奋力开拓省外市场。
区域经济的竞争战略，不应该试图在所有产业或者在大部分产业领域里能建立起竞争优势，而应该运用专业化分工理论，寻求有限的产业目标予以重点培育和重点扶植，设法使目前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逐渐取得在全国的绝对支配地位乃至于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要在已经实行专业化和已经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产业领域中，建立起更大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在当今地区经济动态竞争的格局中，那些还没有能建立专业化生产实力和优势的产业，其市场占有率下降是一种必然的和十分正常的现象，其逐步被淘汰也是符合规律的正常现象。相反，对于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则应引起高度的警觉。
现代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因种种原因，在某些特定的产业领域里建立了实力，那么这种实力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外部经济效应”。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上的外部有利因素，即该地区内的公司之间通过市场竞争，相互交流技术和知识，相互取长补短，使整个地区工业在这些领域拥有充足的技术和知识，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二是经济上的外部有利因素，它的存在取决于市场的规模。由于强大的地区工业为有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和产品的供应者提供了广大的市场，有了灵活的劳动力储备以及有效的供应基地，所以它们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些工业的实力。因此，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工业部门，一旦确立了领先地位，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功能并能固定下来，后续者如果要想进入这些产业，往往会遇到较高的壁垒和门槛，不仅进入困难，而且进入成本很大。这个观点对于地方政府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政策设计，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不难发现工业生产力往往有以特定产业的形式，集中配置在某些地区的“范围经济”特征。如美国加州的“硅谷”，我国台湾的电子工业，底特律的汽车业，瑞士的钟表业，伦敦、新加坡的金融业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在专业化生产领域中，外部经济效应的规律所发挥的作用。一旦确立了某些产业的竞争实力，那么自然资源问题并不能构成发展的第一约束条件，而基本上取决于产业的自我强化功能。据此来看，江苏、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等南方省市虽然一直是资源匮缺的省份，经济发展也常常受到资源短缺的困扰，但是仍然成了中国工业重地，这完全是由于这些省市已经在某些重要的工业领域里建立了竞争优势，初步形成了产业的自我强化能力。
现在有一些人一提到调整产业结构，就说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如信息技术，就要淘汰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这种观点要做具体分析。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考虑调整的社会经济成本，不以现有支柱产业为依托去调整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就非常高，如资产的沉淀成本、劳动力转移成本、进入新行业的进入成本等等。
其次，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熟练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的取得只能依赖现有支柱产业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搞一些先进技术，往往是你花费了大量的外汇引进了80年代初的最新技术，人家又搞出了90年代末的技术，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出现一次次的“排浪式”的技术引进，不仅难以消化吸收别人的技术诀窍，而且代价高昂。
第三，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必须考虑让已有支柱产业充分地享受产业成熟期的收益。从江苏的情况看，企业抢占市场往往比较早、进入新行业的能力强，但巩固市场、抢占市场份额，提高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的行为比较弱。一些企业不断地进出新的行业，没有巩固市场便退出市场，不仅结构调整的成本很高，而且难以享受产业成熟期的规模经济效应，因而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格局。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但是产业竞争力不仅表现为高新技术的竞争优势，而且还表现为具有比较利益的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内部，也能发展起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美国研究竞争力的专家、哈佛大学的M.波特教授认为，即使是在制鞋行业中，也可以开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个观点对我们应该有重要的启发。
因此，我认为在区域经济竞争中，一些省市的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和机械、金属、等工业近年来市场竞争力下降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传统产业就一定没有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没有前途。这些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其原因往往应该归咎于产品开发滞后、技术进步慢、生产率水平低。只要抓紧对这些产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就有可能重振雄风。所以不能一提调整产业结构，就不切实际地大谈发展高精尖技术，发展信息产业等等。正确的做法可能是紧紧抓住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围绕它们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和开发新产品。
目前南方部分省市已经成为全国的工业大省这一判断，只是相对其产值总量而言的，相对于技术水平而言，这些地区还不能说已经成为工业强省，支柱产业的竞争力在国际上甚至在国内还不能说已经占有支配的领先地位。这些年来，一些省市支柱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地位的持续下降，一方面反映我国区域间市场竞争程度的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地区支柱工业的自我强化能力的不稳定和不巩固。对沿海省市来说，目前的支柱工业，应该有决心和信心，通过有意识的扶植和培育，把它们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制造中心。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应该主要围绕这些支柱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来进行。具体来说就是：
（1）推进这些行业的地区集中化战略， 争取获得更大的“范围经济”的效益。某些特定行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配置和聚集性发展，可以强化其外部经济效应。因此应设法在某些沿海省市推行资产集中化战略，如在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建立若干控股公司集团公司，打破地区的行政分割和地区壁垒，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收购、联合、换股等活动，从而实现产业的改组。
（2）在投资政策上，应使有限的资金向支柱产业倾斜， 保证集中化战略的实现和竞争优势的形成。为此政府要集中每年的技术改造资金，重点投向具有相对优势的支柱产业。
（3）进一步推进规模经济战略， 特别是在目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中，运用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的双重办法，组建若干有限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提高这些产品中企业的市场组织度，降低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增强其竞争张力和竞争的效益。
（4）应把发展第三产业与强化制造业的中心地位结合起来。 第三产业的母体和基础在制造业，制造业水平不高第三产业往往也只能是低层次。如江苏接近上海的地理位置的特征，就决定了其制造业可能会在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江苏尽早明确地打出建立世界制造中心的旗帜，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5）运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发挥政府在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更应如此。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扶植和支持，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扶植的力度、保护时期的选择上。应该取消通过限制市场，或者通过补贴方式保护低效率、无相对竞争力优势的工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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