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发展战略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银行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内部经营型发展战略
投资银行的发展理所当然应该与证券业的整体发展趋于一致，只有将自身的发展与整个业界结合起来，公司的战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JP·摩根在策划建立自己宏伟的摩根王朝时，首先考虑到的是美国证券业今后的大致走势，在判断好整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和证券业的发展方向后，摩根开始主动出击。如他首先提出和其它投资银行共同承担债券的发行承销，虽然这与当时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各自为战，保守自己的经营秘密的传统作法完全相背，但摩根预料到随着债券承销的数额越来越大，单个投资银行的资金实力很难胜任，经营风险更是无法承担，而共同承销则是迟早的事，于是，在抵制住初期一片怀疑和谩骂声后，摩根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一致的喝采。相比之下，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将投资银行内部经营与证券业整体发展结合起来确定发展战略还较为鲜见，我国证券业作为一个行业在目前一个急迫任务则仍然是在产业内进行结构调整，减少低效竞争，与此同时，通过提高经营理念，提升管理层次。从初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向集约型经营方式，从规模竞争至质量竞争过渡，这才是我国投资银行内部经营的战略方向。
正确的定位是投资银行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里的定位包括投资银行企业文化定位、经营业务定位和服务人群定位。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外界识别的标志、是内部职工的凝聚源。一个企业是否确立了适合自己的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国内的广发证券也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广发拥有证券界的“博士军团”，它从资本金1000万元的广发银行的证券部起步，经历7年，发展到1998年的资本金8亿元，在各项主要业务中均排入全国前十名，树立了一个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的群体形象。其它如从前的君安证券、港澳证券等也都有自己的鲜明的文化特色。但这种投资银行太少了。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投资银行大都实现了企业的滚动扩展，规模迅速扩大，因为它们易于在投资者中树立自身的形象，吸引一批有认同感的客户。通过这些客户的宣传，迅速形成一条条客户链，而且这样的链接较为可靠，是公司稳定的客户群。没有文化特色的投资银行，客户缺乏这样的文化上的呼应，客户源的扩展与稳定客户群的形成显然就较为困难了。
经营业务的定位，是指投资银行应确立自己主管业务的方向，形成自己的经营特色，美国的美林证券正是靠其正确的业务定位，成为美国的第一投资银行。它侧重于向全能型发展，它将大规模的债券承销、资产重组、项目融资等作为自己的主营方向，在诸多领域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美国其它的几个大型投资银行同样从其自身特点出发，提出了不同于美林的主营方向，如所罗门兄弟公司在商业票据的发行和债券交易中，形成自己的业务优势。摩根·司坦利在股票承销上一直名列前茅，并和一大批老牌公司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以此考察国内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则可以看到，由于证券市场刚刚发育，投资银行业务品种较少，经营业务雷同的现象较严重。仅少部分较大投资银行尝试着金融创新。如南方证券1997年成为湖南省政府的财务顾问，为湖南省的国有资产重组、运营、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的主体运作进行财务咨询和顾问，参与地区性经济发展策划和运作。广发证券受托运作和管理湖南轻工业局国有资产几百亿元。前君安证券则与江苏省合作，参与全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尤其是纺织行业重组、改造和筹资等工作。但这些新业务还远没有形成气候，不仅参与这类业务的投资银行较少，而且即使是开展了这些业务的这些投资银行，其自身对新业务的开拓也不够得力。这些业务还仅仅是投资银行主营业务的点缀，未能占据重要的位置。因而投资银行开发新业务一定要从自身与市场的前景出发，寻找最佳切入点。事实上，投资银行对现有证券市场的研究还不透彻，产业研究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都还处在深入的过程，因而要对一个省的国有企业改制进行总体把握，可能还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也很难拿出有分量的方案出来。其实，这样大区域的研究如果由一个牵头投资银行负责汇总，几个投资银行联手，收益的分配应该由牵头投资银行负责安排，似乎更可行。与此同时，投资银行应力图开拓一些收益性较高的业务，如资产管理、国有企业改制、重组顾问等等。这些业务紧贴国家政策，符合国企改革要求，如果形成一定的优势，易于占领市场，成为公司的盈利增长点，逐渐发展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服务人群的定位实际上是和业务定位以及企业文化定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投资银行对某类人群较为关注，其业务特点上表现为尽量为这类客户提供方便，其企业文化也需要被这类客户所认同。比如美林的服务人群定位就很有说服力。在美国，很多大投资银行只做大客户，不屑与小客户打交道。如摩根·司坦利，主要面向大企业、政府部门和养老基金异类的机构投资者；而象富达公司(Fidelity)主要服务于零星购买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的个人的投资者。美林公司则在这两个同时开拓业务，既出售基金份额给个人投资者，又承担替大企业募集资金的职责。这使得美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与债券承销商，它的股票交易量占纽约股票交易所总量的11%，近年来美国人口结构与财富分布的变化，昔日的雅皮士如今已年过半百，大多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有的忙于赚钱却无力管钱，有的宁愿安享晚年，不愿为投资劳神。对此，美林为534万个这类的“优等家庭”度身定做，提供金融服务，就是这些客户，数量上仅占美林客户总数的20%，却为美林创造了80%的经纪业务收益。反观国内，由于业务竞争的过于激烈，对客户的服务一般没有倾向性。少数投资银行服务于某类客户较多，也是由于其本身的股东背景关系。在市场上主动研究、开发出一类客户的作法，还只是在经纪业务中有一些尝试，但尚未形成系统。我们认为，服务人群既是投行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市场竞争、服务细化的必然要求，投行业必须主动接受这种挑战。
投资银行的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21世纪是一个智能化社会，知识经济将成主角，作为知识载体和知识创新源泉的人，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些中小投资银行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在某个业务领域与大投资银行分一杯羹，恰恰就是靠与其拥有某方面的专业人才有关。现在投资银行之间人才争夺的现象十分严重，靠人才附带的客户关系来扩展公司业务。这种作法短期内确实会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则弊大于利。一方面，这些人才确实在某一业务领域已作出了成绩，和一批客户拥有较好的业务关系。但是转换公司后，客源必然会损耗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些人才在某一业务上浸淫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操作技巧，但丰富的经验会阻碍他的创造性思维，对过去业绩的沾沾自喜，更易导致“利森式”的逆势而动，盲目相信自己的直觉，形成巨大的经验风险。更为不利的是，这些人才频繁跳槽，归属感不强，随时可能离开公司带走客户与公司的经营秘密，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因而投资银行要立足长远，确立以自身培养为主、引进为辅的人才战略，建立健全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实施如股票期权、高管持股、职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将人才积聚在公司内部，并通过建立绩效考评和流动机制，形成人才竞争效应。
二、外部交易型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中的外部交易型发展战略，对投资银行来说尤为关键。投资银行身处资本市场之中，资本金规模不大，运营的资产却很大，承担着较高的经营风险，自身的兼并更易发生。投资银行无论从规模扩展，还是从避免自身成为被兼并对象出发，都应加强外部交易型发展战略的研究。
《证券法》实施后，投资银行通过各种途径扩充规模已是必然选择。其中，既有地区性重组，也有跨地区兼并重组，还有增资扩股。就这几种方式而言，增资扩股无疑对投资银行现有的内部机制触动较小，可保持投资银行的平稳过渡。但从整个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这一方式值得商榷。投资银行增资扩股，无非是通过老股东增持新股或增加新股东的的方式进行，这两者都会使投资银行的收益趋于市场化，使投资银行的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而众多实业型企业之所以积极参股投资银行，乃是趋利动机使然，有的企业对投资银行的投资甚至超过对自己主营业务的投资。其结果，社会的实物经济量减少，虚拟经济量增大，此外这种虚拟经济还要增加相应的市场运作成本，社会的总收益也随之减少；而重组现有的投资银行资源则可以在既定的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提高证券业的产业效率，最大限度的发挥证券市场资金配置的作用。不过这种业内重组又有市场与非市场方式之分，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这几年所发生的重组案大都以行政强制方式进行，尽管这种重组也将目标锁定为“强强联合”、“资源优化配置”，但行政捏合的特点决定了其往往忽视市场因素，如企业的经营风险理念、服务特点等等。于是在重组后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往往是“择优”成了“择劣”，或者干脆就是“四不象”。故无论是申银与万国，还是国泰与君安，都称不上是成功的运用了企业外部交易性发展战略。而1999年发生的一桩投资银行内部的收购战却更有讨论的价值。这桩并购案的主角就是中信证券和华夏证券。中信证券虽然资本金只有3亿元，但其业绩优良，1998年底时，其净资产已达13亿元。在集团的有力支持下，其收购一家国内大型投资银行的愿望比较迫切。反观华夏资本金虽一直排前5位，但1998年其A股主承销数位列第9，筹资金额位列第9。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投资银行之一，其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却又正遇到经营困难，恰好成为中信的收购目标。这一“自由组合”的购并案由于证券管理体制变化等方面的原因最后无疾而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合理运用各种兼并与收购理论，选择适合投资银行收购或反收购的方法，对提高外部交易成功率也很重要。比如在投资银行反收购中，“毒丸防御”就不一定适合。相反，投资银行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靠现有股东和广大的客户群，掀起一场保护运动——首先是向现有股东征求扩股的可能性，然后同时向现有股东和社会公众（主要是自己的客户）定向募集资金，稀释欲兼并方所持的股票份额——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尽管这在主管部门严格审批制的体制下很难最终实现，但至少投资银行可以通过这种抢救运动，得到舆论支持，并借助股东和广大客户的支持，使收购方无功而返。
投资银行的兼并与重组的最佳方式还应该是在双方相互协商、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以求以较低成本获得重组后的规模效益。当今国际大企业的合并，几乎都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成功。恶意收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这些大企业间的收购，又几乎都以换股的形式进行，形成了一种没有现金的收购过程。这样的收购对于兼并方来说，无疑会减少一大笔现金支付的负担，是最低成本的收购方式，对今后企业的运营极有好处。
投资银行应站在整个行业的角度上，自觉按照市场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兼并与重组。针对现有投资银行缺乏一种合理的梯次结构、各层次分化不明显、恶性竞争较严重、整个行业效率不高的现状，投资银行重组就应该自动按照这种梯次结构，调整发展战略。
三、国际化战略与主办投行制度
投资银行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是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在资本领域，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司坦利合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已为中国电信、北京控股等国内企业在香港上市完成推荐和承销业务，并在为中国电信策化收购香港电信等投行业务中崭露头角。中国工商银行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在香港收购擅长投资银行业务的国民西敏银行属下西敏证券，合组建立工商银行控股60%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借助其在香港设立的中银国际架起了本土业务与国际投资银行界联系的桥梁。前君安证券曾在香港设立分部，开始按国际化市场规则运作，参与香港证券市场的运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投资银行走向国际化，一方面可以在拥有比国内市场规模超出百倍、千倍的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在国内与国外市场的接合部和边缘，寻求建立相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投资银行通过与国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增强自身实力，适应今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国投资银行现在与国外投资银行的合作进行得较多，与境外的美林、浩威、野村、巴克莱、里昂以及香港的百富勤等，通过国内企业发行B股、H股、N股以及GDR等业务进行合作，但在这些业务中中国投资银行仅仅处于一种配角的位置，中国投资银行还没能真正同国外同行进行平等交流与合作。
从中国投资银行的现实状况出发，中国投资银行首先应立足国内，大力开发、研究国外业务品种在国内的可行性，通过国内的上市企业发行B股、H股、N股等业务，争取多和国外同行接触，力争做发行的主承销商。在积累一定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后，可以考虑向香港或纽约派出代表机构，直接参与国际市场运作。在这方面前君安证券的作法，确实值得学习，他们将一批批的业务精英派到美国，深入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中，熟悉国际化投资银行的经营之道。这样拥有了一批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人才，再加上国内经济环境的日益开放，中国投资银行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对投资银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投资银行从自身业务发展的角度，也需要对企业提供深层次服务，主办投资银行应运而生。主办投资银行这一形式早在19世纪就在美国出现，并较为活跃。投资银行与铁路公司之间结成长期业务关系，银行成为公司的董事，投资者因此而更加放心，铁路公司的债券销售得较为顺利。二战后，金融服务业发生了重大变化，投资银行与顾客公司的关系愈益紧密，投资银行通过董事会或财务委员会影响顾客公司的政策，投资银行活动从通过新的发行技术到广泛的财务服务与支持，越来越多样化和广泛，主办投资银行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这样长期的投资银行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办投资银行(Principal Bankers)，即通过签订协议或股权参与的形式，投资与企业之间建立的一种长期的密切稳定的关系，以降低双方交易与运营成本，促进投资与企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发挥投资银行在资本运营方面的优势，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主办投资银行制使投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得以改善，投资银行将深入到企业中去，考察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并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参与，待项目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重整促其上市，上市公司的筛选也将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由投资银行家一手导演的“精品公司”将在中国未来的股市中独领风骚，另外，随着资本市场的繁荣，也会诞长一批精于资本运作的职业投资银行家，从本质上看，这是产融结合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完善的主办投资银行制的形成对我国的国企改革、改组、改造与并购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主办投资银行可以通过向需要改组和实施改造的企业注入资金，进入企业的董事会，直接推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使企业可以较顺利地开展并购活动，进行资产存量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调配社会资源的作用。
主办投资银行制也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呼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综合国力的必为之举。由于我国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财政、金融体制还处于改造、完善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主办投资银行制可以满足当前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投资银行可以充当风险投资的主体，通过大力参与风险投资，架起一座高新技术产业通向资本市场的桥梁。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产品经营的收益，而是资本运营的收益，投资银行可在这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也能够满足风险投资对投资机构的其他各项需求，拥有具备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够对新兴科技发展有敏锐的眼光，拥有财务专家和管理人才，能够消除高新科技发展中的风险，并有能力协助发展壮大，最终上市获得资本利益。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全面导入主办投资银行制，不仅有利于风险投资体制的形成，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也将是我国投资银行业的一次升华。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主办投资银行制已渐露雏形，它的形成是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一是投资银行通过重组主动建立主办投资银行制，国内投资银行为了增强自身资金实力，扩大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纷纷开展了重组活动，其中许多已成了事实上主办投资银行，像国内若干大型国有企业联合组建的联合证券、东方证券，青百集团参股青海证券，海通证券参股贵华旅业，广发证券控股辽宁成大等。二是由于在证券二级市场上，配股价与市价的接轨，投资者不愿参与配股，导致配股陷于困境，最后由承销商自掏资金大批量地认购所承销的配售股份，进而成为所承销配股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投资银行由于配股原因被迫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事实上已形成了主办投资银行制，而且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办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为了从配股中解脱，必然会为上市公司提供各种服务，以此增加上市公司的价值。三是通过双方协议建立主办关系，目前主办投资银行的实现主要依托于双方以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但这样一种松散的关系一般难以产生真正长久的合作效益。
主办投资银行制是市场化的产物，它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如上市机制的市场化、发行价格和发行方式市场化等等，因此在建立主办投资银行制的同时，应加快市场规范化建设，健全各项法制，使主办投资银行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健康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