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大辩论论文,之争论文,国情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思潮的主流，仍旧是民主革命的思潮，这种基本性质，与“五四”以前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思潮确实发生了重大进展，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概括说来，这种新的时代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二是革命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推崇资本主义转向了抨击资本主义。
随着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大暴露，中国思想界受到了剧烈冲击，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大变，保守者转向东方文化救世论，激进者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引发了颇具规模的论战，其中最突出的，即关于东西文明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题，对于20世纪前50年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于在此期间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都有非常重要的密切关系。过去有关这次论战的研究，在叙述上有不尽合事实之处，在论断上也有不尽妥当之处，实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
罗素来华和一场大辩论的引发
1920年11月6日， 张东荪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时评，题目叫做《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篇小文章的内容，讲的是他陪同罗素在长沙讲学期间，听到罗素的议论而产生的对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文章说，他从这次内地旅行得到的教训，就是认识到，“救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引用罗素的话作为依据，说罗素讲过“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张东荪就此展开议论道，中国既然这样穷，那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主义，如果说要有一个主义的话，那就只能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社会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注：1920年11月6日《时事新报》。 ）这篇小文章，在中国舆论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触发了五四运动过后政治思想论坛上一场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大辩论。直至北伐战争爆发，这场争论的势头才渐渐淡化下去。
罗素受梁启超等的邀请，于1920年10月到达中国。他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进行了讲学，历时九个月，成为“五四”以后，继杜威而来，并对中国思想界造成颇大影响的一位外国著名学者。罗素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且以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而声望日隆。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资本主义失望，逐步形成了“基尔特（即‘行会’一词的音译）社会主义”的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含义，是主张由同业公会来掌握生产权，而由国家掌握分配权，互相制约，以求公平。罗素同情过十月革命，但1920年间到俄国去了一趟，又对十月革命产生很多不满。他反对暴力革命和革命专政，反对把经济大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
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受到了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普遍欢迎。但是，中国舆论界，主要不是把他作为哲学家来欢迎的，因为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数理逻辑之类，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是陌生的，难觅知音。正在谋求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国进步舆论界，是把罗素作为社会主义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注：张崧年：《罗素》。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盼着他到中国来指点迷津的。 罗素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在江苏省教育总会等七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主人的欢迎词就说得分明：“罗素先生主张社会改造与思想，而今日我国所亟需要者，即在于此。是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予我国以种种指导， 俾完成我国之改造事业也。 ”（注：《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1920年10月16日《晨报》。）
人们既然把罗素当作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家来欢迎，而对他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又不甚了了，突然看到张东荪介绍说罗素主张中国撇开社会主义，全力开发实业，不能不为之愕然。于是有人便怀疑是张东荪曲解了罗素的原意，陈独秀也写公开信给罗素，问他是不是真说过中国只宜发展实业、办教育，而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一类的话。罗素没有及时公开澄清这件事。
从当时报刊上报道的罗素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过一些中国当前应当兴实业、办教育，而缓行社会主义的话，当属事实。但这些大体上只能算是他刚刚到达中国后未经深思熟虑发表的一种初步观感罢了。那么，张东荪就此发表的短文，何以会变成了轰动论坛的新闻呢？一则，就张东荪本人而言，这是他政治言论的一次陡然改变。在这以前，张东荪正在起劲地宣讲社会主义，特别是努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现今突然在立论上急转弯，不能不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就当时舆论的大气候看，张东荪的言论具有爆炸性。当时中国的进步舆论界，在苦于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时候，接受了国际新形势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介绍和研讨社会主义的高潮。各报刊竞相评介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形成了任何力量也不敢撄其锋的大声势，连暴虐的北洋政府也莫可奈之何。于是一个奇特的舆论氛围出现了：大家都来争相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谁也不敢说社会主义的坏话；大家都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孽，谁也不敢说资本主义的好话。正当先进舆论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改造中国、拯救中国的良药与福音，而寄予无限希望之际，尤其是当着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已在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准备引导中国走上新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时候，张东荪公开站出来主张搁置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去发展实业以求富，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二十年代的中国是应该发展还是应该消灭资本主义？
刚刚步入2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贫穷？是不是该开发实业？批评张东荪的人，差不多对这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还往往要用奚落的口气，说张东荪把这样常识性的问题拿来当做新见解夸示于人，岂不好笑。这样的议论，倒也表明，这时中国舆论界对于“开发实业以求富”，确已达成共识，一致赞同。这比前清，可说是对国情认识的一大进步，再不见有人说什么“重工商”会破坏立国之本，更听不到还有人说中国本是物阜民丰，毋须乎“求富”这类的胡话了。张东荪引起的这场争论，其争执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中国该不该开发实业，而是在于怎样开发实业，用什么办法开发实业。张东荪发表《又一教训》时，回避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中国穷到了极点，所以应当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以求过上人的生活，而没有资格谈“欧美现成的社会主义”。不谈社会主义，那用什么办法呢？大约是慑于当时社会主义的声势正盛，他没有敢直说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批评者立即抓住了这个要害。有人说，张东荪“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去。”（注：爱世：《人的生活》，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有人质问张东荪：“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注：望道：《评张东荪底“又一教训”》，1920年11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应当说， 批评者的推断是准确的。面纱已被撩起，张东荪于是索性直言不讳地讲起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来。梁启超、蓝公武等，也纷纷著文，支持张东荪，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中国依靠资本家阶级发展机器大工业和其他实业。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施存统等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一方，也相应地把批评的着力点，放在了证明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上。
人们习惯于把这场争论，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其实发生论战的那时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还相当空泛，在争论中也未能就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新见解。就实际状况而言，双方真正直接面对并且真刀真枪地展开争论的，倒是中国当时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应该消灭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毋宁说它首先是一场关于中国当时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讨论。当然，在20世纪的时代条件下，要想解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能不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和信念上同时要回答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中的部分人士，“五四”以后，在调整其政治态度的同时，确实也自动调整过他们的言论倾向。他们在其主办的《晨报》（北京）、《时事新报》（上海）和稍后办起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和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赞扬社会主义，实质上不过只是在赞扬温和的社会改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无非是一种克服或防止资本主义产生弊端的理想和办法。至于议及中国问题时，他们则总是围绕着如何发展实业、教育这类措施编制方案的，从来没有要把社会主义在中国付诸实施的打算。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门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一节，十分明朗地表达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是他认为，可以无条件提倡的，只能是这种主义的“精神”，至于它的“实行方法”，则要“顺应本国现时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在没有工业的中国，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要说反抗资产阶级，那么中国还没有形成像样的资产阶级；要说“生产机关国有”，那么中国国家组织的不良状况，使得“生产机关”根本不可能收归“国有”。因此，中国根本谈不到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只应当“全力发展生产”，建设工业；只能够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防止分配过分不均，以求免掉“社会革命的险关”。梁启超说，这就是中国“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至于太过精辟的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作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吧。”（注：《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3～34页。）大约可以说，正像梁启超所表述的这样，即使当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此看来，张东荪借罗素之权威，公开提倡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实际上也不过是把梁启超说过的主张，直接了当地说出来罢了。
梁启超、张东荪关于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其基本框架是很简单明了的，这大体上就是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太贫穷；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开发实业；开发实业，又只能靠资本家来做。所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这种主张，究竟是完全错了呢，还是也还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这当然首先要看他们对中国当时状况的判断，是不是合乎实际。
梁启超、张东荪等十分强调任何主义的实行，都必须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实行方法”必须“顺应本国现时的社会状况”之意。尽管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概括，常常含有许多含糊不清的东西。例如张东荪说，“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还说过，中国现今是患了“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这样的四大病。但是应当承认，他们确实看到了由于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严重缺乏现代工商业，导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欧美的资本主义现时虽已推车撞壁，呈现出末路景象，可是中国却大不相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方在发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在萌芽”。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困，并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由于“国民经济全般不足”的缘故。中国虽然存在着“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它不是构成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当前是“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注：东荪：《长期的忍耐》，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总之，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的落后并非资本主义所造成，所以就不能“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功夫”；“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绝非当务之急，更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效益（注：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期，1921年2月。）。
梁启超、张东荪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唯有“奖励生产事业”、亦即开发实业这一条路好走。而按照中国当时的状况，生产事业的发展，“什之八九”也只有“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注：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有效。他们断言，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的工厂，在中国一天天多起来，乃是一个不论人们愿意与否，都无法抗拒的“自然的趋势”（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12月。）。
梁启超坦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诸如劳资两阶级的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的“剩余价值”等现象，均无从避免。所以他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利害俱来，但是他断定，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张东荪说，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总是增加富力及于一般人民”；资本主义企业的发达纵然会生各种弊端，但对“求生不得”的过于贫困的中国人民来说，它“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所以目前就非但不能破坏它，而且得明白“使求生不得之贫民为劳工，乃进步之现象也”（注：《答高践四书》，载《新青年》第8 卷第4号，1920年12月。）。梁启超对这种利弊的权衡， 作了简练的概括。他说，在欧美第一位的问题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在中国第一位的问题则是“有业无业”的问题。就是说，“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梁启超自注：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根据这样的判断，他才说，资本主义“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注：《致罗素先生底信》。）
总而言之，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然也讲了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讲了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病，还多方设计过如何防止和救治资本主义弊病的办法。但是，他们议论的着重点，显然是在于竭力证明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中国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人民生计的唯一途径。实事求是地讲，承认20年代的中国有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这是一个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判断。问题只在于，梁启超等人在公开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却对于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重重困难，缺乏起码的认识，因而也就拿不出如何把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办法来。
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当即予以坚决批驳。开初，他们往往只是用惊讶的口吻质问张东荪：你岂不是在主张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开发实业吗？陈独秀正是按照这样立论的方式，给罗素写了公开信。他写道：“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及工业在资本主义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资本主义的错路。”（注：《致罗素先生底信》。）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误入的一条“错路”，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很普遍的看法。显而易见，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中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不过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还不能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区别开来。
当时这类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的论断，它的优势与弱点，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它的优势在于，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说，从生产上，从分配上，从阶级关系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也就揭穿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帝国主义列强长期推行殖民政策和发动世界大战的根源。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这重意义上看，先进的中国人在“五四”以后对资本主义转而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面貌，无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不能不看到，“五四”以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显示着它的不成熟性，表现出见解上的片面与偏激。社会主义者在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辩论中，为着论证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着力说明的两条主要理由，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认识上确实存在着偏差。
他们引以为据的第一条理由是，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坏的制度，故而应当无条件地消灭它。他们宣布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他们谴责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是人类误入的“歧途”，是社会的祸害，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从而也就要求无条件地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很尖锐的。可是显而易见，这种论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与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历史过程，从而抹杀了资本主义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并且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这一客观事实。这样，就把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变成了撇开对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作用的评估，而进行的一种单纯道义上的声讨。从这样的错误观念出发，自然要无条件地坚决排斥任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向，绝对拒绝考虑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们引以为据的第二条理由是，埋葬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已经兴起，中国自然也就不能反其道而行，去发展资本主义。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世界各国进步人士以至非进步人士，对于国际局势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判断，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即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取而代之。李大钊说，“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经济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所以要想在中国实行“保护资本主义的制度”，是“势所不能”的。（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陈独秀说， 由于“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逃不脱这种“国际化”大势。“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注：《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后来，经过20世纪的历史的验证， 已经可以判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世界革命局势的这种过分乐观的估计，有着明显的误差。按照这样的乐观的形势估计，推断出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如中国，也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当然是双重错误。
历经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劫难的中国人民，在看到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并在战后再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背信弃义的欺凌时，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与排斥的感情，显然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指责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不论是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出发，还是从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出发，做出要在20年代初的中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论断，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这在认识方法上陷入了一种根本性质的错误，这就是拒绝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论战中，本意是捍卫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在这种错误认识方法的误导下，不肯考虑中国的实际状况，不去正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因噎废食地排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见解中关于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成分。显而易见，正值中国实行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形势已经形成的历史关头，却硬要在中国推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超前主张，甚至号召“劳动（工农）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注：独秀：《复张东荪先生底信》。），这无疑是一种不合时宜、不合国情的，因而也是无法行得通的主张。
二十年代的中国能不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
这场关于中国应该不应该致力于开发资本主义实业的现实问题的讨论，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在20年代的中国还是充满理想色彩的理论问题，一时在辩论双方心目中却成为迫切需要做出回答的现实问题。
当时的中国论坛上，社会主义的流派很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分歧也很大。但是，不能不承认，各种社会主义派别间，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还有一致的地方。所以陈独秀说：“‘废止资本所有制’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注：《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校正了人们把社会主义仅仅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和“均无贫”的误解，主张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在生产方面废除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注：《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还从“立”的角度给社会主义做过如下解说：“社会主义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并且解释说，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资本集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仅在于“财产公有”与“财产私有”的“一字之差”。（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1页。）李达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的角度， 虽然也讲过“社会主义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注：鹤：《什么叫社会主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 月19日。），但是他在讲解社会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制度时，也说过：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完全撤废”（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不管这些定义还怎样不确切，但是总算明白地表达了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来看待的，是把社会主义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并代之而起的新的社会制度来看待的。当着中国人民正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憎恶、丧失信心的时候，介绍这样的平等而和谐的理想制度，无疑让人们看到了一片灿烂的曙光。
梁启超、张东荪及其支持者们所发表的开发实业的议论中，除个别文章认定只有提倡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主义“总是不确实而危险的”之外（注：蓝公彦：《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评论， 都是笔下留情。他们几乎不说社会主义（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不好，至少也承认社会主义包含着“有一大部分真理”（注：蓝公武：《再论社会主义》，《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年6月。）。张东荪还表白说，自己是“趋向于社会主义者”（注：《现在与将来》。）。他们往往自我辩护说，目前之所以主张在中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只不过是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只得推迟，只得延缓。他们甚至许愿说，等到将来中国经济发展到高水平的时候，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张东荪毫不含糊地宣布：“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最后的标的。”（注：《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 期， 1921年2月。）梁启超也说，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事业， 正是为下一步“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他在论证“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之后，接着便声明说，这并不是把实行资本主义当成最高纲领：“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说，他们之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正是为着日后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这样一来，实行社会主义要不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便成了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的又一个焦点。梁启超、张东荪认为，只有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才能为实行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李大钊则认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为开发实业创造条件，他说：“中国不振兴实业则已，如振兴实业，则非先行社会主义不可。”怎样才能用社会主义为开发实业创造条件呢？李大钊的答案是：一是用“平民专政”的办法，把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二是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把劳动家组织起来。这样，一不愁资本，二不愁劳动力，以此来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的富源，实业便大可发展了。（注：S·C《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对于20年代的中国来说， 实业之振兴，是否要等社会主义实现之后才有可能做到，这是一个有待将来方可验证其正误的预言，眼前的问题唯在于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能不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当时回答说，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他们并未能对于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拿出任何具体方案来。社会主义者当时在论证中国已经具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资格时，无法依中国现实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立论，只好转而说，中国正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这种条件，趁此机会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借以避免将来还得再实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来，便把社会主义能否直接实行，看做是一项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无关，不需要什么必备的物质前提，仅靠人们的意愿就可决定的事。于是有人说，制度是人创造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只要有阶级的要求，就可以选择哪种制度，至于“物质条件具备与否，无关紧要”（注：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于是，结论自然就变成了：不问条件如何，中国都有资格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注：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 卷第5号。）。
以为仅仅凭着人们的意志，凭着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愿望，就可以在现代大生产极端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天真的纸上谈兵。孙中山派国民党人，长期以来谈论社会主义及所作的各种设计，多属这类空想。趁早实行社会主义，医治资本主义的祸害，并预防将来的社会革命，这本是孙中山早就提出的说法。冯自由在1920年初，还写过文章，主张不经过“资本阶级”，在中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还拟过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计划”，不过他也拿不出可行的具体办法来。（注：《中国社会主义过去与未来》，1920年1月 16日～1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梁启超、张东荪等看出了社会主义者这种主张存在着破绽，于是便大讲特讲起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大生产，乃是实行社会主义不可短缺的前提条件。蓝公武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应否实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注：《再论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他说，只有生产器具具有“合于公有性质”，才能实现公有；而在中国现时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制度之下，生产器具是没有办法公有化的。他进一步论证道，社会主义是针对欧美大工业制度而起的，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生产方法，所以“就讲不到社会主义；要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去实行工业革命。等到有了可以公有的生产器具，才可讲到公有。”他认为，在不具备这样大工业的条件下，设想凭借政权的力量强制废止私有，创建社会主义新工业的设想，是无法行得通的。（注：《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期，1921年2月。）
当着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中国蓬勃兴起的时候，梁启超、张东荪发展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然不能不受到多方指责。尤其有趣的是，罗素在中国讲学后期，沿着中国应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覆辙”的思路发展下去，渐渐倾向于中国可参照俄国革命的经验，于是他变成了中国应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拥护者，乃至当他于离开中国的前夕发表的“临别赠言”中，公开主张起中国应当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来。他还解释说，他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指“俄国式的方法”。他强调说，“俄国式的方法”不仅是适合中国的，而且还是中国免除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的“唯一道路”。（注：《中国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921年7月。）罗素并不完全赞同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但他认为这仍不失为经济落后国家通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条过渡性的道路。罗素回到英国后，还写了《中国之问题》一书，书中仍持中国应走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以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罪恶的观点。当然罗素所设计的，是中国通过和平的办法组成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实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罗素这种表态，使得张东荪极为尴尬，只好对罗素发了一通牢骚之后，便约一些人“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学理去了。
本世纪前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应该消灭，而是应该有个大发展。就这个方面而言，梁启超、张东荪的认识，可以说是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切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但是，梁启超、张东荪等，只是抱着消极静待资本主义兴起的幻想，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国的社会实际。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政策，以北洋军阀为其政治代表的封建势力正对全国人民实行着严酷的统治；力量极为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空有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愿望，但是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没有力量能够改变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现状，没有办法把中国引上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事实表明，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道路确实也没有办法走得通。梁启超、张东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其致命弱点，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脱离了这种国情的实际。他们的主张，大约只能算得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状态的生动写照。
中国的国情表明，“开发实业”使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提高生产力，是现实的需要。但是，为着实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进行一场为这种发展清除障碍的社会革命，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而梁启超、张东荪等当时恰恰是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发动这样的革命。他们不但竭力渲染社会革命的破坏性，而且还力图证明中国不具备“劳农革命”的条件。他们说，在中国真正的“劳动阶级”是很有限的，如果硬行发动社会革命，那只能利用现今大量存在的“游民”，从而闹成一场“游民”的暴乱——即所谓“伪劳农革命”，其结果不仅对国家建设事业一无所助，而且徒然祸国殃民。（注：张东荪：《现在与未来》；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这种看法，表明了梁启超、张东荪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全套论说所起的实际作用，只不过是在通过反对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以阻挡即将兴起的新的民主革命风暴。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需要做出解答的时代大课题。逐步在革命的实践中寻找到解决这个课题的正确答案的，不是拒绝革命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而是全力以赴投身于发动新的民主革命的、当年看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纲领，但是并未能认清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当前任务，设想的仍是直接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以后不久，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影响下，迅速校正了这一认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当前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是进行民主主义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二大”“三大”期间，陈独秀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党的主张，改正自己过去认识上的偏颇，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的理论。不过，陈独秀仍旧未能认识清楚，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是否可以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讲不清楚共产党人究竟怎样才能争取通过民主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不久，瞿秋白发表了长篇论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注：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2年12月。）。这篇论文， 大约可以算作大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出路问题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理论成果。瞿秋白首先分析了中国国内实际状况和国际局势间的矛盾，接着便分析了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以及“社会运动的趋向和民主革命的方向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状况是：“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主主义的改革”，“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50年来，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仍然非常落后，它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来自军阀势力的统治，二是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必须实行“颠覆军阀的民治革命”和“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清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大障碍。他说：“民主革命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一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他的发展。”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对于1920开始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做出了批判性的总结。他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所主张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梁任公以唤醒资产阶级觉悟自任”，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们不考虑无产阶级的权利，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是妨碍中国生产发展的障碍。因此，这派的主张，结果是连资本主义也“试办”不成的。瞿秋白很敏锐地揭示说：“任公的猥缩懦怯正足以证实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瞿秋白同时又批评了要在中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而反对实行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主义”。他说，这派的基本观点，是要求实行“单纯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而把无产阶级的政党参加民主革命简直看成是“失节”行为。瞿秋白指出，中国当时（1918年为准）现代工业的资本总值，仅及19世纪70年代俄国工业资本总值的1／5；比1897—1905年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则相距更远。当年俄国还只能进行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现时的中国的国民运动当然更不能是社会主义的了。所以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做的，只能是积极参加、进而积极指导民主革命，保证民主革命的成功，并推动它向着有利于劳工阶级、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瞿秋白的这篇论文，初步探讨了中国既需要实行民主革命，又应当力争在未来顺利地过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案。可以说，这篇文章为后来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提供了一个初步构想。当然它是初步的，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关于中国革命蓝图的框架。
正确的认识，自然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在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不断出现过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做法；而这正是历次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逐步丰富和完善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这项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建设的系统总结。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更充分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路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作者附记：本文是为胡绳同志主持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研究课题提供的一节初稿，先发表出来，借以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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