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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山东淄川的蒲松龄(1640--1715)和安徽全椒的吴敬梓(1701--1754)，在他们各自具有特色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和长篇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中，不约而同地对科举制度作过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冲击。一南一北，后先辉映。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选拔和造就本阶级需要的人才所建立的一套策略和方法。唐代开国后不久，当唐太宗看到新进士从宫殿的正门缀行而出，感到自己这套方法行之有效，就毫不掩饰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如果说，这种制度在其初期，对于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给予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以一定的进身机会，对繁荣封建社会的文化方面，还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也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反动和腐朽。明代开始以八股取士，规定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应试的士子要“代圣贤立言”，只能按朱熹的注解来阐释经义，而毋须也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又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连字数也加以限制，只能依样画葫芦，这就从内容到形式把读书人的思想和手脚牢牢束缚住。这种制度自然只能养成思想僵化、知识浅陋，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和统治阶级驯顺的奴才。
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在他步入中年以后，即到了吴敬梓的时代，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固。虽然小规模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还时有所闻，但大规模的起义反抗已被压服，民族斗争转入低潮。清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对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威胁与利诱并施，即一方面屡次地掀起文字狱，采取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一方面继承前代的衣钵，大力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用软硬两手来镇压民族意识，笼络知识分子。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等，早就激烈地反对过这种禁锢思想、愚弄知识分子的陈规陋习，指出它消耗人才，荒疏学术，败坏风气导致社会的动乱，其祸害远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把矛头指向科举，并以此作为小说创作重要主题之一的，当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最早；而到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进一步把它作为贯串全书的主题，对科举八股发动了全面的声讨和抨击。不妨说，前者是后者的先驱，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发扬光大。
《聊斋志异》的成书约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而《儒林外史》则写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其间相隔了五、六十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迭兴文字狱，如庄廷龙《明史》案，方孝标、戴名世《南山集》案，徐骏奏章笔误案以及株连极广的吕留良案等等，史不绝书，文人学士稍一不慎，即有可能触清廷的忌讳，轻则坐牢，重则杀头，甚至剖棺戮尸，祸延九族。顺治九年(1652)、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五十三年(1714)、乾隆元年(1736)，又多次明令严禁“小说淫词”。（注：鲁迅《小说旧闻钞·禁黜》引《癸巳存稿》九。）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要用小说作为武器来针砭时弊，抨击科举，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蒲松龄之所以往往要借妖狐灵鬼的形象来寄托他的“孤愤”，吴敬梓之所以要把他的故事背景假托发生在明代中叶，作家的这番苦心我们自是不难理解的。透过这层薄薄的烟雾，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正是作家所生活着的社会现实。
当然，蒲松龄和吴敬梓之所以要把抨击科举作为小说的主要目标之一，以致作为整部小说的主题，这又与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遭遇、世界观以及时代条件、社会环境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蒲松龄和吴敬梓的出身经历、生活遭遇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较为寒素的书香门第。蒲松龄的上辈虽说“科甲相继，……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注：《聊斋文集·族谱序》。）但他的高、曾祖辈不过是廪生、庠生，祖父生讷连秀才的功名都没有挣到，父亲蒲槃也是个一度弃儒经商的老童生，其家世清寒，可以想见。吴敬梓的上辈虽要显赫得多，曾祖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辈当中有榜眼，有进士，有举人，曾经出现过一个“五十年中，家门鼎盛”（注：《文木山房集·移家赋》。）的时期，但他本身的祖父吴旦只是一个监生，做过州同知，父亲吴霖起是一个拔贡，曾经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所以他实际上生长在一个业已转向衰微的家庭里，是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
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蒲松龄的父亲蒲槃虽困于童子业，却博览群书，学识宏富，中年以后即家居教子侄辈读书。蒲松龄幼年即从父读，经史过目辄了，最为其父所钟爱，从而受到重点培养。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县任所。他的父亲吴霖起博学精思，为人方正耿介，对升官发财看得很轻，曾经捐出家产兴办学宫。他父亲的道德文章、思想作风对吴敬梓的青少年时期以至他后来的立身处世，影响是很深的。
他们两人都在年甫弱冠时就崭露头角，后来又都是科举场上的失意者。蒲松龄十九岁时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和器重，但此后却屡试不售，困厄终身，一直到七十一岁的暮年，才援例成为一个岁贡生。吴敬梓十八岁考取了秀才，从《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一词所云：“株守残篇，落魄诸生十二年”，也可以推想他的郁郁不得志，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也去安庆参加过院试，及至要赴北京应廷试时，他终于因病辞却了。
但是，蒲松龄和吴敬梓对于科举的感受、认识和态度却又有不同。蒲松龄几乎受了一辈子科举制度的折磨，在青壮年时代，他“日夜攻苦，冀得一第”（注：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然而屡战屡北。到了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注：《聊斋文集·述刘氏行实》。），甚至于年过花甲了，还是“白头见猎犹心喜”（注：《聊斋诗集》庚辰(1700)《自嘲》。），还是“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注：《聊斋诗集》壬年(1702)《寄紫庭》五绝三首之三。），不免跃跃欲试。只是这时年事已高，因而不得不把“进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儿孙身上。七十二岁时长孙立德考中秀才，他写诗表示欣慰，并发表感慨说：“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注：《聊斋诗集》辛卯(1711)《喜立德采芹》。）可见他是始终把自己在科场上的不得意，没有能够攀登上科举功名的阶梯引为终身的憾事。而在他中年以后长达数十年设帐授徒的教书生涯中，也免不了时时与八股制艺打交道。从他的《聊斋志异》和全部诗文集来看，他并没有对科举本身的存在产生过什么怀疑，他的不满和愤慨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的流弊而发。吴敬梓对科举功名也并不是天生就怀有反感，对于显赫的家世，所谓“家声科第从来美”（注：《文木山房集·乳燕飞·除夕》。），他也是津津乐道的。三十六岁时应“博学鸿词”科的荐举也是因病而不能赴京，曾经推存过吴敬梓的江宁府学教授唐时琳在《文木山房集》序中就说过：“敏轩病不能就道，两月后病愈至余斋，……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吴敬梓的友人程廷祚在序中也说：“曾与荐鸿博，以病未赴，论者惜之。”（注：关于吴敬梓不赴廷试究竟是真病还是装病颇有争论，对他的《丙辰除夕述怀诗》的解释也有分歧，我们姑置勿论。重要的是他终于辞却了征辟，并且后来也并未因此而戚戚于心。）但是等到他眼见当时与荐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淼以及他的从兄呈檠、友人程廷祚等人有的客死京都、有的铩羽南归的狼狈情景以后，终于使他猛醒过来，从此绝意仕进，正象《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杜少卿所说的：“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此后他果然在南京的秦淮河畔，过他自由自在的名士生活。到后来，他不仅自己再也不做八股文，而且特别痛恨做八股文的人。他的好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过：“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从看重科举，到由失望、怀疑而看轻科举
，到清醒地认识到科举的腐朽和不合理从而发起勇猛的攻击，在吴敬梓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才能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注：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注引吴敬梓佚诗。王又曾原诗也已高度评价了这两句诗的思想价值：“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他才能在《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借王冕之口提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吴敬梓晚年思想见解趋于成熟的结晶。在那科举八股风靡一时的时代，在一般知识分子视科举为难得的荣身之阶并趋之若鹜的时代，能够提出这样的疑问，能够公开宣称“这个法却定的不好”，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又需要何等的胆识！这样的思想境界是蒲松龄所不曾也是不能达到的。这种差距的产生不光是由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境遇、世界观等等的不同，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的不同。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书》中说：“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之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注：《章氏遗书》卷九，1922年嘉业堂刊本。）章氏所评述的时代风气，也正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时代。我们联系小说第三回所写：周进钦点广东学道以后，在广州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有一个童生要求出题面试诗词歌赋，周进顿时变了面色斥责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象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也就可以恍然了。吴敬梓的时代，正是八股毒焰十分嚣张的时代，也是八股败坏人才、学术和社会风气愈演愈烈的时代。全面地揭露和抨击科举八股，这乃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正是肩负起了这一历史的使命。
（二）
如前所述，《聊斋志异》对科举的揭露，主要是针对它产生的流弊，即它的不公平和不合理。蒲松龄曾经出入考场多年，身受其害，因而洞悉科举的种种弊端；而凭他数十年之经验，从其切身的遭遇和耳闻目睹当中，他痛感到首要的问题是出在那些科举考试的具体执行者、掌握着士子们的命运的试官身上，由于他们不识好歹，埋没人才，因而公道不彰，是非颠倒。《司文郎》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它写一个盲僧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用鼻子一闻，就能准确地评判出文章的优劣。他闻了王平子的文章表示首肯，结果却名落孙山；余杭生的文章使他闻了作呕，但却偏偏高中了。他听了以后不禁大为感叹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辛辣地指出这些试官不仅是瞎子，而且丧失了嗅觉能力，怎能分辨得出香臭美恶？对于这种“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的不合理的现实，作者极为愤慨，因而以嘻笑怒骂之笔，痛加挞伐。在《何仙》中，作者揭露了学使所想的全不在文章，一切付置幕客，这些人“前世全无根气，大半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则天地异色，无正明也。”由这样的人来衡文，又哪里还有公道可言？就是试官们本身又何尝高明？在《于去恶》中，鬼魂于去恶数说阴间“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耶！”这岂不是为现实当中那些试官写照？而把八股文比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又是何等确切！不难想象，由这些人来主持考试，评定试卷，出现“英雄失志，而陋劣幸进”的现象，又何足为奇？在《三生》中，作者更借兴于唐执试卷去阴间呜冤的故事，痛快淋漓地抨击“黜佳士而进凡庸”的试官和主试官都是些见识鄙陋、有眼无珠的人，不知屈杀了多少士子，只有抠他们的眼睛，挖他们的心，才能消除人们心头之恨！
那么，要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博得这班衡文诸公的青睐呢？《贾奉雉》对此作了具体的回答。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有一郎生授以秘诀，他于百无聊赖之际，“戏于落卷中，集其慕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谁知竟因此高中了。他们所欣赏识拔的就是这种“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的文章，其原因何在呢？郎生说得好：“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一语道破了底蕴：原来是物以类聚，臭味相投！难怪《司文郎》中的盲僧敢于以自己的“盲瞳”和余杭生打赌，当他一闻之下，“向壁大呕，下气如雷”时，就毫不犹疑地断定它即是余杭生房师的文章，名师可出高徒，丑徒恰有劣师，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既然试官和主试官都是这样一批货色，它就必然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遭到扼杀，以致困顿终身，赍志以没。《聊斋志异》塑造了许多被科举折磨致死的鬼魂的形象，例如《于去恶》中的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褚生》中的褚生、《司文郎》中的宋生、《叶生》中的叶生等等，正是这一惨痛现实的曲折反映。他们都是怀才不遇，横被黜落，郁郁而死。其中象兴于唐死不甘心，魂入地府控告；于去恶死后还在受着另一世界科举考试的磨难；宋生则刻意帮助友人，为“他山”之攻，意欲借良朋的中试，一快“生平未酬之愿”，真是孜孜矻矻，死而不已。尤其是叶生，他的阴魂不仅尽心竭力教授恩人之子使其高中，“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而且他自己居然也考中了举人。当他衣锦还乡时，吓坏了他的妻子，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多年；进入室内后，果然见到有灵柩俨然，于是扑地而灭。整个故事充满抑郁悲凉的气氛，它仿佛为受科举制度残害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曲凄婉的哀歌！如果说当作者的笔锋指向那些试官时，往往愤恨难禁而极尽其讽刺揶揄之能事的话，那么当他的笔锋转向这些屈死的幽灵时，则往往感同身受而满掬同情之泪。它的爱憎感情是十分鲜明强烈的。这一类故事把阴间和阳间交织在一起，它不仅可以起影射、双关或烘托、对比的作用，有助于深化主题，而且可以使作者在针砭时弊时，更少顾忌，可以使他的生花妙笔，上天入地，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
《聊斋志异》还揭露了科举扼杀人才的另一面，即它所造就的不是成天只知在书卷中追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而不知男女人事为何物的书呆子（注：《聊斋志异·书痴》。），就是刚一考上进士，就幻想盘算着“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的权欲熏心之徒（注：《聊斋志异·续黄粱》。）。而在刻划知识分子在科举的残害下的精神状态方面，《聊斋志异》尤具特色。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它对许多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有着特别大的吸引力，他们渴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一举成名，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是科举本身的虚伪性和腐朽性，又决定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梦想必然化为泡影。许多人就在这种美丽的梦想和冷酷的现实的矛盾中挣扎了一辈子，忍受着一次次失败的打击和无穷无尽的煎熬，有的麻木不仁，有的形同白痴，有的死不瞑目，心灵上受到极大的损害。《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角色。他应考以后，盼望考中心切，在醉梦之中，忽而听到一次次传来捷报，不禁大喜过望，于是一会儿喝命赏钱，一会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并大呼幻觉中的长班，以致于起床扑打，跌倒在地。当他的妻子进来扶起他问他为什么醉成这样，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他的妻子笑着说：“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他这才醉意渐消，终于清醒了过来。这看起来很象是一幕小小的喜剧，但在这幕小喜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悲的现实：在封建时代里，有多少知识分子被科举摆弄得神魂颠倒，简直成了精神病患者。作者在本篇的附论中，把封建时代穷书生在应考前后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刻划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真可谓一字一泪，入木三分。我们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份十分精彩、沉痛的声讨科举制度残害知识分子的控诉书！
蒲松龄从十九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时起，直到七十一岁援例出贡，做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老秀才，同科举八股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由于他在这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有着饱尝酸甜苦辣的深切体验，也由于他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他的《聊斋志异》在揭示科场的黑幕，试官的无能，科举扼杀人才以及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心灵上的创伤等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由于这些都是作者萦绕于心头，为之激动不已，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题材，所以当他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往往笔端饱含感情，或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倾吐着自己的郁结和愤懑；或在小说中某些人物形象身上，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感。《聊斋志异》中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富有艺术感染力，其故盖在于此。
蒲松龄尽管在科场上经受过无数次的挫折，但他直至风烛残年，也未忘情于科举；正象他的《聊斋志异》虽然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的弊端，但并不曾怀疑过科举本身的存在一样。也因此，作者有时又不觉津津有味地描绘起否极泰来，中举做官，夫荣妻贵，福寿绵长之类的场面来，这实际上又在为科举涂脂抹粉了。以致象《司文郎》、《于去恶》、《叶生》等这此揭露科举制度的优秀篇章，也往往掺杂着命运果报的消极因素，从而给作品的思想性带来损害。
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前进一步，看来这正是摆在五十年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面前的历史任务。
（三）
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这段话恰当地概括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主题。科举制度本以功名富贵作为诱饵；而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应考中举也多以追求功名富贵作为终极目标。因而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也就划分出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群象，映照出了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构成小说当中曲折离奇、五光十色的画面。
《儒林外史》的体制结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吴祖缃先生则把它起名为“连环短篇”（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见《儒林外史研究论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但它毕竟不同于《聊斋志异》的纯属短篇，它有时可以用几回篇幅或前后交叉穿插的办法相对集中地来刻划一个或几个人物。这样，即使是相同的题材，它也有可能开掘得更深，对小说中的人物展开更充分的描写。《儒林外史》正是通过许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来批判和抨击科举八股的。
小说一开始所展示的周进和范进，就是两个被科举折磨得性格扭曲了的典型形象。这两个都是考到五十、六十多岁，头发胡须都已经花白了的老童生，一个在观光贡院时，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以后满地打滚，号淘大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一个看到考中举人的报单，往后一跤跌倒，牙关紧咬，不省人事，醒来后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痰迷心窍，得了个疯病。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他们平素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侮弄、嘲骂、欺压以及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情景时，就不难理解：这正是他们在科举的播弄下，长期在生活上受煎熬、精神上受压抑的一次总爆发，他们的神经已经脆弱到经受不住任何一次大的刺激。作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刻划得如此生动逼真，如此真实可信，使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所包含的艺术夸张的成份。可是当周进一旦中了举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后来中了进士，升了官，以前辞掉他馆的村子里的人供起了金字长生禄位牌，曾经尽情奚落过他的秀才梅玖，竟冒认起是他的学生来了。范进中举以后，乡绅张静斋就忙着来拉关系，还有许多不相干的人送田产，送店房，奉承巴结，两三个月以后，居然钱米充足，奴仆成群。请看，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前后一对比，我们就会进一步懂得当初周进为什么头撞号板，哭得死去活来，范进为什么一见报条，就欢喜得发了疯。小说就这样通过周进和范进所演出的悲喜剧，揭示了在科举八股圈子里一些知识分子心灵上所受到的伤害以及当这种创伤愈合以后又怎样去伤害别人。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能够踏着科举的阶梯爬了上去的毕竟是极少数，象周进和范进后来的发迹变泰本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更多的倒是象倪霜峰。他从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生活无着，晚景凄凉，只得靠修补乐器的手艺糊口。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卖掉四个，剩下最后一个儿子眼看也要跟着饿死，只好忍痛把他过继给领戏班子的鲍文卿，换回二十两银子。倪霜峰的遭遇带有更大的普遍性。有多少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就象他那样读了几句死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穷愁潦倒，终此一生，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如果说从倪霜峰和中举以前的周进、范进身上，可以看到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的话，那么从匡超人和牛浦郎身上，则可以看到科举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吞噬的过程。匡超人本是个纯良勤谨的农村青年，在家乡一边挣钱养活父母，尽心服侍生病的父亲，一边用心念文章，侥幸考取了秀才。后来到了杭州，和那些斗方名士来往，企慕虚荣，又帮人伪造文书，充当“枪手”替人代考，渐渐变得利欲熏心起来，到后来为了追求功名富贵，更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吹牛撒谎，瞒骗欺诈，完全成了个卑劣无耻、忘恩负义之徒。牛浦郎原也是个出身贫寒、有上进心的城镇青年，偷钱买了书，每天讨帐回来，就着甘露庵里的琉璃灯来念。后来得了牛布衣的两本诗稿，从诗题上看出往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于是滋长了名利思想，就以自己的名字合着布衣的号，刻了两方图章印在上面，冒名顶替，招摇撞骗，摆架子，说大话，逐渐堕落成为一个好吃懒做的市井无赖。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特别是匡超人的典型形象，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科举时代原本是比较纯洁的知识青年蜕化变质的过程，揭示出科举的核心——功名富贵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达到了怎样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揭露受科举毒害的知识分子的画廊中，王玉辉是又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立志要编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在学里整整三十年的老秀才，脑子里灌满了八股制艺、程朱理学、封建礼教三位一体的毒汁。他的女儿三姑娘死了丈夫要“殉节”，他不仅不予劝阻，反加支持鼓励；女儿绝食饿死的恶耗传来，竟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然而他的天良并未泯灭，当三姑娘的神主入祠，合县官绅士子摆酒请他上坐时，他转觉心伤，辞了不肯出来；坐船去苏州散心的路上，看着山光水色，心里却在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在虎邱看到游船上一个穿白的女子，不禁又联想起自己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不仅艺术地表现了礼教吃人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而且通过王玉辉内心矛盾的深入刻划揭示出人性与礼教的尖锐冲突。
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一些受科举之毒而乐此不疲的八股迷的形象，马二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是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举业当行，八股文选家，作者写出了他性格的多样性：为人厚道、热心，碰到朋友急难，能够慷慨解囊，但又迂腐古板，精神空虚，热中八股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在嘉兴开导遽公孙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后来在杭州又劝勉匡超人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注：《儒林外史》第十五回。）请看，在马二先生的口中，八股文章有多么大的魔力，不仅由此可以改换门庭，而且简直成了却病延年的灵丹妙药！然而他这并不是在作职业宣传，而是他积数十年之经验的“劝世良言”，也很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共同见解。而且他的话又说得何等透彻：不做举业，“那个给你官做？”做了举业，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岂不是简单明了地抉出了科举八股的精髓？
在那一时代里，迷信八股的大有人在，上面提到过的马二先生是一个，鲁编修又是一个，他们都是以此进身，一生所崇奉的除了八股文别无其它。鲁编修教训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就在她父亲的朝夕熏陶下，成了一个肚里记得各式八股范文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文章来“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的八股“才女”。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遽公孙不谙举业、功名无望以后，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还只四岁的小儿子身上，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又去精心培育八股迷的幼苗。从马二先生到鲁小姐，可以充分看出八股制艺的流毒无孔不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之一斑。
塑造出一大批受科举八股残害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是《儒林外史》的主要内容和一大特色，当然，它对科举的抨击所涉及的方面还要广阔得多。例如，小说揭示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贪官污吏、士豪劣绅，象南昌府太守王惠，到任以后探询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钱财的窍门，他衙门里响的三种声音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象这样残暴贪墨的赃官，却受到上司的赏识擢拔，居然被誉为江西第一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每年额外剥削所得就不下万金，饱了私囊不算，还要博一个为官清廉的好名声，以致枷死回民老师父，引起回民鸣锣罢市，他却逍遥法外，照样当他的知县。地方上充斥着这样的“父母官”，整个吏治可想而知。至于各级衙门里的走狗、爪牙，上行下效，狐假虎威，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那就更不用说了。与地方官吏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就是一个欺压佃户、巧取豪夺的地头蛇。高要县的贡生严致中更是劣迹昭彰，强关邻居的猪，强索别人并未借过本银的利息，把几片吃剩的云片糕硬说成是十分贵重的治头晕病的特效药蓄意讹诈船家以及霸占二房的产业等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充分暴露了这个所谓“衣冠中人”撒泼放刁、横行霸道的丑恶面目。又如，小说还描写了大批科举制度孳生出来的纨绔子弟、斗方名士、清客帮闲，流氓无赖。湖州娄中堂的儿子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因为科名蹭蹬，牢骚满腹，空疏无聊，自命风流，搜罗的那一帮门客都是象杨执中这样的假名士，权勿用这样的假高人，张铁臂这样的假侠客，结果如其表侄遽公孙所说：“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杭州胡尚书的儿子胡三公子是个秀才，更是俗不可耐，家里广有钱财，却悭吝成性，生来又有钱癖，妄想学点金术，差点受骗上了大当。他所结交的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之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歪诗，假托无意功名，成天拈韵赋诗，附庸风雅，居然都自命为西湖诗会的名士。实际上这些人多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追名逐利，帮闲凑趣，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渣滓和寄生虫，也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作者的笔宛如一支游刃有余的锋利的解剖刀，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所有这些牛头马面，魑魅魍魉的形象描写，为我们勾勒出封建末世千奇百怪的巨幅图画。
由于吴敬梓出身于科第世家，所以那些官僚、乡绅、名士、清客以及知识阶层各式人物，他是十分熟悉的；又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了从富裕阔绰到贫困潦倒的变化，所以那些趋炎附势和庸俗势利的面孔他也是司空见惯了的。《儒林外史》对于醉心功名利禄的儒林中人和人情世态的细致的刻划、入骨的讽刺，其中显然包含着作者丰富的阅历和愤世嫉俗的心情。而由于作者卓越的幽默讽刺的才能和驾驭语言的本领，使他的笔力所到之处，“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取得出色的艺术效果。《儒林外史》在讽刺文学中的崇高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与儒林群丑相对照，在《儒林外史》中，作者还颇费心思地塑造了一些鄙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包括第一回中借以“隐括全文”、为全书树立楷模的王冕，以及小说后半部陆续出现的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和虞育德。其中王冕是历史人物的改塑；杜少卿则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是这些正面人物中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一个；其他象迟、庄、虞儿位，是作者用以寄托自己理想的样板人物，但正因为太理想化了些，所以离开实际生活也就更远，反而使人觉得失真。而毋庸讳言，作者通过这几个人物以及他们公祭泰伯祠的活动所要表达的社会理想，事实上也并不高明。倒是当作者的笔越出儒林中人，触及到社会底层的市井细民时，往往富有生活气息，闪射出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能给人以清新之感。但因为这些不属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部分，就不一一赘说了。
（四）
为了便于比较，以上分别就《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抨击作了概括的述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相同的题材范围内：
第一，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各有其不同的深度和广度。《聊斋志异》主要揭露科举的弊端，特别是对科场的黑幕，主持考试的试官的无能和不公尤为愤激，攻击的火力很猛；由于作者长期受害，体验极深，有着切肤之痛，因而这方面的描写又是很深刻的。对受科举之害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刻划也很见功力。《儒林外史》则通过名式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重点揭露科举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残害以及它毒化整个社会风气之深；它所旁及的科举制度造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科举制度孳生出大批社会渣滓和寄生虫以及对八股制艺本身的抨击等都是《聊斋志异》没有或很少涉及到的。因而就反科举八股的内容而言，《儒林外史》显然要广阔得多（注：聂绀弩同志在《〈聊斋志异〉三论》一文中论及《聊斋》反科举制度的成就时指出：“以致可以说，《聊斋》里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可以说，某些地方，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的痛切。”笔者同意这话的后一半，即《聊斋》反科举确有其独到之处和予人以创巨痛深之感；但《儒林外史》反映的幅度更广，这又不是《聊斋》所能包括得了的。聂文引见《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固然因为两者的体制、创作意图、允许作者驰骋笔力的天地有别，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肩负的任务的不同。
第二，两者的人物创造、表现手法不同，各有其不同的艺术特色。《聊斋志异》通过许多被科举制度折磨而死的鬼魂形象，曲折地反映现实，对科举的不合理和摧残人才发出悲愤的控诉。这类故事往往人鬼混杂，阴阳交错，构想奇特，寓意深远，常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儒林外史》则塑造了一系列备受科举八股荼毒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揭示出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过程中不可救药的溃疡面，富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的序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应酬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正说明其具有高度概括力和普遍性，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末世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性格和面貌。从讽刺艺术的角度说，《聊斋志异》中已颇有一些激愤怨怼的讽世之作；《儒林外史》则更弥漫全书，把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讽刺艺术推向了高峰。
第三，两者对科举的态度不同，它昭示读者从中获取的结论也有不同。《聊斋志异》揭露科举考试的积弊和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深，但作者并没有把它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相反，如果革除了这些流弊，主持考试的试官遴选得当，能够识拔真才，那就不仅不用反对，而且是应该举双手加以拥护的了，《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得以从此途进身，扬眉吐气，飞黄腾达，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矛盾和思想上庸俗的一面。《儒林外史》则在小说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对八股取士制度本身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的见解，这一观点笼罩全书，读者也不难从小说的艺术描写中得出与作者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科举产生的社会根源，当然更不可能怀疑到整个封建制度；他所标榜的“文行出处”也不能帮助他真正找到出路。但他的这种见解和勇气无疑要比《聊斋志异》奋进了一大步，而与前辈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同轨合辙。
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里，举起反科举制度大纛的，前有蒲松龄，后有吴敬梓。稍后于吴敬梓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鄙薄和批判科举八股的；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中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反科举只是小说中的部分内容，它不象《聊斋志异》以之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更不象《儒林外史》以之作为全书的主题。吴敬梓无疑是我国小说史以至整个文学史上反科举制度的一员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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