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态势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虽然还只有20余年，但其间我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作为该时期意识形态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自身随着时代大潮而演变，而且其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互动关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直接推进着改革开放的实践，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每一进展又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嬗变。这里所谓演进态势，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的一些明显倾向。本文的任务主要就是描述这些倾向。
1.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确立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
不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如何歧见纷纭，没有人否认它的辩证本性。辩证的哲学最反对的就是用僵化的理论教条去对待人们的生活实践。按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最没有教条主义习气的哲学，或者说它对教条主义应最具有免疫力。可实际情况不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批判教条主义几乎成了一项经常性的主题，教条主义竟像房间里的垃圾一样，必须定期打扫，否则就会妨碍我们的生活。其所以如此，一般地看，在于一切理论包括辩证法理论，一旦变成文本，就成了一种客观化的文化物品，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凝固性。进一步看，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根基，而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使得哲学理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生活实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抽象的纯粹观念，而是特定社会利益关系的表现，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动的难度就更大了。在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最富有革命精神的辩证学说，客观上就存在着被不断教条主义化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主义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在表层，将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人见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准绳，著名的“两个凡是”就是例子。在较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权威解释体系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模式，由斯大林制定的前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更深的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及其他经典作家的文本作为终极的理论形态来看待，不允许现实生活的变化超出这种形态所规定的范围，如果实践跟这种理论形态有不一致之处，前者必须服从后者。
如果把教条主义的理念概括为“理论优先于实践”的话， 那么， 1978年那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理念，就是“实践优先于理论”，其含义是：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下理解跟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不相一致时，前者应当服从后者。
今天看来，单从学理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所直接针对的只是“两个凡是”，所要破除的主要是表层的教条主义，其观点本身只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学理上并无创意，尤其是其思维方式尚未超出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模式。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对它的评价并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的根本意义不在于重复了一个老的命题，而在于它开启了一场以“实践优先于理论”为理念的持续的哲学运动。我们今天在专业哲学理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全社会普遍思想观念上的所有进展和收获，都可以溯源于此。
当然，正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反对教条主义上只是表层的，所以才有从8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对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从体系到观点、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文本根据到学术规范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所以才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所掀起的新一轮更加深广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这样讲，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持续引向深入，是2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一个根本主题，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精神的最好贯彻。
客观地讲，我们今天还走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途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道路永远不会有尽头。只要这种批判一停止，不仅旧的教条会死灰复燃，而且新的教条还会滋生蔓延，因为在某一阶段上的批判性结论一旦凝固，自身就成了新的教条。所以，在检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时，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不是别的，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这个根本原则。只要实践对于理论的这种优先地位能够得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十数亿中国人的前途就有了希望。
2.从理论模式看，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另一个良好态势，就是从理论模式上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20余年前，若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人必答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今，若再问同样的问题，就会听到不同的答案，比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之类，当然，也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种局面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经过这些年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到今天，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可能的解释模式中的一种，它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种模式的基本意向可以追溯到恩格斯，轴心架构形成于列宁，最终体系完成于斯大林。该模式在完成之后便以法定教科书的形式刊行和传播，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影响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好几代人。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标准版结合中国实际后的改编本。所以，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简称“教科书哲学”。
教科书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精神实质，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教科书哲学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并且在今天看来已非常明显。首先，在这套教科书哲学的形成时期，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文献或者尚未公诸于世，或者刚被整理发表而未得到消化，因此没有被其采纳，而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思想正是后来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激烈争论的文本根由。所以，教科书哲学具有无法弥补的文本缺陷。其次，教科书哲学的思维方式是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它的全部理论都建基于人与物质世界的外在分立上，这是从笛卡儿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再到费尔巴哈所一贯采取的二元对峙式的思维方式。而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普遍具有一种一体性的特征，马克思在其被教科书哲学所遗漏的文本中所树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所理解的物质世界是处于对人的实践关系中的物质世界，他所理解的人是由跟物质世界打交道的实践活动所造就的人。这是教科书哲学的思维缺陷。再次，教科书哲学在价值观念上站到了人的对立面，表现为它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客观规律，而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为之献身，它忘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由《共产党宣言》所确定的终极价值。这是教科书哲学的价值缺陷。比较而言，文本缺陷只是一种外观，思维缺陷和价值缺陷才是实质，而这些缺陷主要不是理论工作失误的结果，而是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哲学理论上的必然产物。
可见，教科书哲学支撑着一种过时的社会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对象。所以，教科书哲学实际上就成了作为改革阻力的教条主义的一大渊薮。
由此，反思教科书哲学，发现其缺陷，批判其错误，就成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虽然教科书哲学包括退化的教科书哲学仍然占据着大多数讲坛，仍然是许多人头脑中的基本操作程序，但是，在学术论坛上，持教科书哲学观点的人已经大为减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并且即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模式之一，跟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的解释模式相比也已不占优势。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处于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主导讲坛、“实践唯物主义”等新体系主导论坛的分治状态。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不止有一种解释模式，仅仅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极大思想解放。
3.从理论领域看，突破了几大传统领域，开辟了大量新的领域。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过程中，理论领域的广泛拓展是一个显著态势。
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划分，人们恪守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组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分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分法。这一划分模式的雏形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形成的，最后由列宁将其确定下来。划分领域本来是为了方便理解，但这种特定的划分模式定型之后，却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空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大基本领域，其下又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或者分为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历史观、思维观（辩证逻辑）；或者分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这种划分办法至今还在被广为采用。
2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领域已经大为拓宽。这些新开辟的领域中较为突出的有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人的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交往哲学、生存哲学、生态哲学等，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外其他派别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等。这些领域的开辟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外延，更重要的是为新的理论内容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比如，从马克思早期文献中解读出来的关于实践、价值和人的思想，在原有体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开辟新的领域才能使这些新鲜的思想充分展现出来。又如，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牵涉的发展问题、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等，在原有的理论领域中也很难得到恰当的解决，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跟现代西方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碰撞所引发的文化、交往、生存、生态之类问题，更是原有理论领域所涵盖不了的，所以，拓展理论领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关于这些新的理论领域的开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指出，这就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理论的正面主张（相对于对西学和国学的阐释性见解），大多数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新领域生长出来的。当然，这不是否定哲学的其他学科的工作，而是说在中国当下的特殊学科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长新理论的唯一合法园地，而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也只有通过跟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才能具有合法性资质，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着更重的理论创新的任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领域的拓展才显得尤其重要。
4.从理论的文本依据看，“回到马克思”是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为其后各代、各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继承和发展的有关思想和观念的总体。今天我们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可是，在20余年前，在大家的心目中，只有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条线上所传承的哲学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这一脉相传的哲学具有内在的高度同质性。这种观念的后果是：一方面，我们把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概斥之为假马克思主义，拒之门外，从而失去了在不同派别的差异性互动中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机制；另一方面，在看不到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同质性信念，习惯于将当下政治领袖的哲学思想直接确认为真正的和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于连对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始文本的必要性都被我们从心底放弃了。改革开放启动后，我们不仅认识到了被称为“高峰”的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错误，而且发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接触到了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由此发现了另一种形象的马克思。确信无疑的东西出了问题，弃之不顾的东西反而不无道理，这种复杂的局面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哪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货真价实的？于是，不同理论立场的人都喊出了“回到马克思”或其他类似口号。这就造成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又一个重要态势：追本溯源，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
回到马克思，首先意味着我们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具有异质性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对于究竟应当继承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重要分歧。这种承认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回到马克思，其次意味着重读马克思。20余年前，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主要想到的是《反杜论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至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则被我们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加以理解。重读马克思著作，所读的侧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本世纪才被陆续整理发表的各类手稿和笔记，二是早期著作。通过重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发现并认可了一个真正哲学家意义上的马克思，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依据的重心从恩格斯和列宁那里调整到了马克思这里，从而彻底动摇了教科书哲学的学术基础。所以，回到马克思，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回到马克思的最真的意义不是为了恢复“原教旨”，而是为了发掘马克思文本的当代意义，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最具合法性的思想支持。在这一点上，人们还远未达成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同样是回到马克思，由于解释者各自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前见”不同，其所确认的马克思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马克思，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态势之一，只有跟其他态势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5.从理论态度看，学术研究态度在加强。
人们通常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即它既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理论方法，又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工艺制作出来的思想产品，并且它还要随着学术规范的调整和学术工艺的改进而不断完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人类经验生活样式之一的学术活动的成果。作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一种信仰对象，即它不是达到某种价值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就是价值目的本身，具有一种超经验性。实际上，任何被称为“主义”的人文社会学说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的自我定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是西方近代以来反对宗教信仰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进一步发扬的产物；而它之成为信仰，也完全是由于它的科学性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对它的信仰成了一种自然的结果。所以，在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意识中，它的科学性是优先于革命性的，或者说，它的学术性是优先于它的信仰性的。
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主导社会主义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特定解释，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革命性成了科学性的前提，甚至代替了科学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态度，才可以理所当然地指认教科书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哪怕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一直就摆在案头，也可以心无愧怍地熟视无睹。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在抬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实际上是在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完全是在用前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近20余年间演进的一个重要态势，就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态度在逐渐加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来研究，这在中国还是一件刚刚发生的新鲜事件。这一事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解释的异质性面貌在历史性的实践语境中客观呈现出来。具体而言，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同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派别的文本状况如实描述出来，其次是将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及其差异和分歧暴露出来，再次是将这些文本和解释与各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包括文化思想方面的状况）的联系揭示出来。学术研究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面貌，并未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因很简单：只有客观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状况，我们才可能从中找到真正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思想资源，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葆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而那种不加分辨的态度，只会助长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助长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只会彻底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管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态度的加强，应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态势。
6.从理论胸襟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不同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渐宽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的解释传统中，斗争理论是核心纲领。贯彻这一纲领的结果是：在理论体系内部，斗争思维统帅全局；在理论体系外部，对那些异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完全采取斗争的态度，至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更是被斗得抬不起头来。在这种斗争理论的支配下，要么拒绝了解其他哲学思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解释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了解后仅供批判使用。总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须再从其他思想中汲取什么。这样的理论胸襟无疑狭窄到了极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打开了自己的理论胸襟。这首先表现在人们有了了解别人的愿望。20余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的文献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一些重点流派和学者的思想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的系统引进、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重新发掘、非中非西的其他哲学资源的逐步利用，都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动收缩地盘、让出部分学术空间直接相关。在了解和熟悉其他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们一开始是居高临下地批判，继而注意到自身问题，批判遂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分为二”的剖析，到如今，对话成了其间关系的新主题。如果说批判地了解和“一分为二”地剖析（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批判）都还谈不上宽容的话，那么对话所显示的就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宽容意识，因为只要是批判，不管什么类型，都以不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为前提，而对话的前提则是支配和控制关系转化为互动关系，即使是相互冷淡的关系也体现着强势一方的宽容意识，甚至恰是这种冷淡关系才是宽容意识的最好例证。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哲学的哲学，因而它的宽容既是已有的其他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新的哲学萌发和生长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宽容，哲学活动的价值最多是“代圣人立言”，谁要想把其他哲学作为新理论的生长点，或者奢望建树某种个人哲学，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哲学本是一种指向最高普遍性而又最具个性化的学问，哲学而没有发展的理论生长点，且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哲学，这是一件悖理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能够看到，哲学领域中有些重要理论创见，虽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出，却也在合法性上开始得到默许。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并不是没有类似的创见，但一经出笼就被批判的炮火炸得粉碎。所以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渐宽容，无论如何应当肯定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态势。
7.从理论观念看，正在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是教科书哲学的天下，只有一种声音，而今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状态，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的演进不可能从一种统一的模式再变成另一种统一的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发生的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范式转换”。如果前述各种态势主要是一种外在形态的变化的话，那么，范式转换则是一种内在实质的变化。
按照库恩的意思，范式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该信念规定了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其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由此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用这种观点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近20余年的演进，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领域，多数学者已经不再信任教科书哲学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并放弃了建基于物质之上的整个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话语习惯，而转向实践、现实生活世界。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系统，这些新的解释系统虽然互不统属，却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话语习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传统。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所以，仅仅学术领域的变化尚不足以确证我们关于范式转换的判断。在至关重要的政治领域，支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及各项目各阶段具体措施的根本价值理念，就是十数亿中国人民的现世幸福，这较之“文革”期间把人民的现世幸福当作虚幻理想手段的做法来说，不啻为一场价值革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政治领域中哲学范式的转换虽然跟学术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深刻程度是一样的。至于在越来越“实际”的日常生活领域，旧的范式则早被人们抛到脑后。所以，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发生某种范式转换，应当没有问题。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旧的范式由于以外在于人的物质作为基点，可以称之为“物”的哲学范式，而新的范式则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可以称之为“人”的哲学范式。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的范式转换，就可以一般地界定为从“物”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换。
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这一范式转换，到如今究竟处 于哪个阶段。对此，我觉得不应估计得过于乐观。如果考虑到现今的教坛仍然为教科书哲学所主宰（虽然其内容已有了较大的调整），考虑到学术领域中许多人仍然笃信教科书哲学，或者在现代话语的包装下继续坚持教科书哲学的内容，考虑到政治领域中许多人“左”的意识根深蒂固，考虑到大众思想的混乱状况，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尚处在“科学危机”或“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尚未到来。
如果我们不仅仅从理论内容方面而是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哲学范式，那么，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各种态势都可以被总括到范式转换中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时期的演进，是一个既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习惯，又包括各种外部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跟其他哲学的关系、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总体性变革，而这一变革本身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社会巨变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把握这一哲学变革，才能更加自觉地顺应潮流，继续推动这一变革进程，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提供相称的思想支持。
8.从理论结果看，初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是难以尽述的，但不管存在多少态势，它们都蕴涵着一个共同的理论结果，这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过去，在“物”的哲学范式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科书模式中所显示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超历史意义。这种做法似乎无比尊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跟社会历史当事人的活生生的需要隔绝开来，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往现实生活世界之路，从而就等于断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在转向“人”的哲学范式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根基所在，这就是调动自己的全部思想储备和理论潜力，服务于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急迫之需，解决身处其中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意义就是它的当代意义。由于当代是一个流动着的此时，因而只有当代意义才是一种不竭之泉，才是真正的永不磨灭的意义。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应该注意如下几方面含义的区别和联系。其一，从纯粹学理的方面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内蕴中，存在着许多可以跟现当代西方哲学相沟通的内容。据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中，来指证其所具有的相同或近似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那些品质，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甚至培植新的理论生长点。其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跟它所诞生于其中的西方社会的关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露的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有些已经得到解决，有些还继续存在，同时，许多新的问题又涌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只要西方社会旧有的问题存在一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理论就继续有效，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们能够对新的问题作出新的解决，又会进一步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力。其三，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无疑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跟中国改革开放之整体实践的关系，从这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就是它被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社会的演变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浮沉所验证了的理论内容对于我们事业的指导和镜鉴意义。可以这样讲，我们如果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意义，就不可能真正明白我们过去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也就不可能走好我们今后的路。由此可见，在上述三方面的当代意义中，前两种意义是途径，后一种意义是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时期的演进，实际上始终贯穿着阐释和弘扬其当代意义这条主线。但明确地将当代意义课题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就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对当代意义的理解还存在许多不足，除了许多认识有待深化外，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当代意义的诸方面尚未得到总体的把握。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彰显，在目前还是初步的，其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一大态势，还处于不断打开的过程之中。
以上所描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积极态势，而消极态势尚未涉及。这些描述无疑包含了笔者的价值判断，不过我更希望其中的事实判断成分能具有足够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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