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顾与批判——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世纪，储存了我们太多挥之不去的沉重的记忆；就在它行将谢幕隐去的时刻，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仿佛是站在暮色渐渐四合的星空之下，那轮曾令我们渴望亦令我们不安的骄阳，无论如何都只能成为一种追忆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于是，关于记忆的追溯开始壅塞整个时代心灵的空间，流逝潮水的浪花又重新拍打着人们的心岸。的确，世纪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合回忆的机会，蓦然回首于此时忽变为独具魅力的姿态。这个时候，我们再也无法固守自己的矜持，总觉得应该对过去说点什么了，更何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恰逢半个世纪灵魂之旅的终结，因而又似乎多出一重言说的理由。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说些什么呢？又从何说起呢？在有意无意之间，本文选择了小说，试图由此打捞出五十年文学中些许值得重温一遍的小说事件。当然，这种重温之举绝不是为了过去本身，其旨仅在于时下和将来。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一目的实现可能性的现实处境却是多么的不利。
因为对于五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言述，理应是一项梳理经验的总结性工作，它的历史性动机决定了它不得不要以一种自觉的历史感来支撑。然而，在如今后现代主义消弭历史深度的强烈冲动之下，我们的历史感早已是支离破碎；此外，这种历史感在卢卡奇看来，是必须要以民族、阶级和国家等宏大话语作为依托的，而我们所正在遭罹的处境却是这些宏大话语的纷纷碎裂，被代之以极端化的个人心灵独语，无人愿意亦无法再整合那些宏大话语的碎片了。整体的宏大历史感已经被肢解成零星的个体审美记忆，历史在此刻是被当作一种审美对象而挽留于现实此在里的。当下这种历史消费时尚决定了历史消费者之于历史只存在纯粹的消费行为，并不承当认知的义务，历史终于沦落为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人独享资产。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五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言述，极有可能会变质成个人化的矫情怀旧。本文所力图回避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否则，它的写作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国家关怀·身体原罪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刻使整个华夏民族陷入群体狂欢式的兴奋状态，一种“新中国眩晕症”开始迅速漫染开来。面对它的强猛侵袭，每一位国家公民都变得脆弱不堪，因而这个刚刚获得崭新主权的国家，得以十分顺利地营构起一个划时代的神话。所有于此时诞生的文学，无不自觉地参与着对这一国家神话的维护。表现在小说方面，就是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以及对现实的政策性阐释。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生政权的创建，首先都要面临改写历史的紧迫任务；对于历史的改写不单意味着权力的占有，更意味着权力的巩固。新中国小说之于历史的重新演绎，正是基于这一前提的暗示。它在国家政权所认可的阶级斗争这种历史内涵界定范畴之内，执着而又谨慎地疏浚着并不畅通的历史河道。
马克思恩格斯“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成为此刻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历史取景框。阶级斗争的硝烟弥漫着整个历史舞台，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将历史本身置于狂热的激情之巅，理智的反省与人性的光斑均被遗忘在了历史话语之外。偏执的历史消费倾向里尽是杀机四伏的危险行动，全无充满狐疑的思索和沉默。无论是现代史抑或古代史的书写，都习惯于让我们目睹的是行动的冲突，而非心灵的挣扎。所以，关于战争的叙述便成了历史的主流叙述。在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以及梁斌《红旗谱》等追记中共革命史实的文本里，我们不难看到，同战争本身有关的外部冲突描写充斥于始终，而战争背后的个人生活却被无情地忽略了，战争的胜负结局才是小说所要给予关注的根本焦点。即使如姚雪垠《李自成》这类书写尚无阶级意识时代的历史文本，也不过是为了映证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先进性，依然没有真正照顾到这场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波及的百姓日常生活。
同样，这一时期小说对于现实的阐释，与其对于历史的演绎存在着目的上的根本一致，即都是意欲将被共和国所激起的真诚冲动，转化为一种能够支持其政权平稳运作的有效现实力量。大量切合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出发点不是为了表达作家对行而下此在的个人化关注，也不是出于对寻常民众命运的使命性忧患；乃是作家依据国家政策重新编组现实语码的自觉欲望。此刻的现实已不是生活的既有秩序，它是经由政府组织通过权威方式规范的应有秩序，是被重新定义之后的现实。现实不再是你所看到的，而是你所理解的。理解的根基是建立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之上的。作家在现实中的境遇，就是如何才能把国家政策的精神全部注入进民众生活的血脉里，使广大民众乐于积极配合国家政府的指令。这就需要作家在理解现实之前，首先要正确理解国家政策的深刻蕴意，否则，他就难以传达出潜藏于生活表象之下的真实现实。可以说，小说这时对于现实问题的揭示，更多的是停留在政策的理解及贯彻上的。
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等反映农村合作化艰辛进程的小说，与其说是在如实描摹新中国初期的农村现状，倒不如说是在为国家农村政策提供某种现身说法的形象化典型。它们对解开旧社会系在农民身上的心理死结，起到了相当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小说是通过政治介入的方式，直接参与进民众生活之中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与现实，一直在经历着政治话语的过滤和塑造；小说要想直面生活，就不能不同时直面政治，又何况政治以外的生活始终是被认作危险的禁区，令作家们望而却步。
总之，十七年小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双向书写，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的功利性写作，奉献的是对国家的关怀；它最愿意倾听的还是共和国那单纯且嘹亮的声音，结果令芸芸众生的杂语喧哗只能为这一种声音所遮蔽。需要说明的是，集中、提炼了大众纷繁意志的国家利益，以一种全权代理人的名誉理所当然地抹杀了个体性的差异需求，这是组织行为出于整体把握考虑的惯持之举，它有理由对民间千差万别、矛盾重重的私人欲求说“不”。但是，对于小说而言，这些微弱、琐细的“少数话语”却恰应是其真正关心所在。然而，十七年的小说显然是忽略了这一点。在一味追求宏大叙事、片面强调阶级对抗的紧张状态中，作家们的视角完全被生死攸关的冲突过程及其结局所占据，至于冲突双方的个人身体则遭到彻底遗忘。
应当看到，十七年小说迷恋国家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热情，势必暗含了对个人主义的强烈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所招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反身体信仰的萌生；因为身体只能是属于个人的，集体无法共有一个身体，集体被一体化的先在条件就是每个个体务必将身体完全遗忘，倚仗某一种共同的信念来维系。自从柏拉图把人类的身体与灵魂一分为二之后，后者总是高高在上地压制着前者，迫使其感觉和欲望乖乖就范于灵魂的统率。此种身体原罪的传统意识可谓固若金汤，牢牢把持着世代人的头脑。到了十七年小说这里，身体原罪意识又由于迎合了反个人主义的诉求，从而倍受青睐。在革命史题材小说当中，身体的原罪感是凭借狂热的暴力崇拜激情传达出来的。这种暴力崇拜激情针对敌对者一方，表现为对强加于敌对者身体暴力的认同及欣赏，暴力在此处获至了合法化的名分；而当针对革命者一方时，暴力崇拜激情又体现为身体对于暴力行为的隔膜，面对敌对者残酷的罪恶暴力，革命者的身体总是显得那么无动于衷，让人难以置信。在这些革命者身上，我们发现，身体本能的疼痛感竟然消失了。相比之下，敌对者的身体最后变成了罪恶的替罪羊，而革命者的身体则成全了对意志的炫耀。身体在此从来就没有被给予过公正的待遇。
就那些现实题材的小说来讲，身体原罪则是经由对欲望感觉的冷酷压抑来实现的。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不得不须以尽量削减身体的欲求作为代价，清教徒般的节欲于是便上升成了美德。在《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节俭是如何成为满足道德饥渴的手段的。另外，仍需一提的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爱情，同样也未能摒弃身体的原罪意识；形形色色的爱情无一例外地远离了来自身体的吸引和爱慕，精神成了爱情产生的唯一理由。但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及帕斯《双重火焰》等有关爱情的论述中，我们不断被告知：身体之于爱情的产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七年小说之中身体的缺席导致了爱情的同时缺席。换句话说，十七年小说中的所谓爱情纯粹是虚假的。
公共痛苦·现代性冲动·双重姿态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十年文学的反个人主义信条，致使紧随新时期涌现的伤痕小说被迫要承担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在作家们精心细数那场不堪回首的浩劫遗留给民众的心灵疮疤时，我们发现他们一直在表述的那种痛苦的内容及其形式甚至都是雷同的。这种痛苦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痛苦，乃是由集体在共同承受着的公共痛苦；而以前我们一直相信，只有幸福的事件才有可能是彼此类似的，痛苦的事件往往应当是独特的。因此，伤痕小说所宣泄的痛苦由于其本身这种可以集体分担的公共性，从而使它自身能够带给人们的心理压力大大得到缓解。再则，它的“抄袭”嫌疑亦令自己的魅力大打了折扣。正是源于这两个层面的原因，伤痕小说不管怎样都难以取得有的成功，它在艺术上的贡献只能是缺乏个性的。究其根底，一是作家们当时尚未寻回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用唯我的眼光来观照这场劫难；其次当归咎于英雄在这一绝对愚昧年代里的严重缺席。作为最具个人主义征象的英雄不能于此时出现，就只能证明这个时代的所有痛苦都必定是平庸的；因为唯有英雄的痛苦才会闪射出别具一格的个性光芒，英雄的失落，使我们根本无法指望会从那个年代里收获到个人化的痛苦。所以说，那个年代的痛苦是丧失了孤独感的痛苦。
好在伤痕小说中的痛苦没有重复得太久，毕竟昏睡乍醒后的迟到心态容不得人们在往昔的阴影里沉湎忘返。加之国门敞开后的顿然一亮，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了西方现代性景象的巨大诱惑。由此，对现代性的渴望与焦虑开始激动着人们塞满悲怆往事的内心，这种渴望与焦虑具体表现在小说里，就是对知识的狂热和时光的追悔。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主人公常常是那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站在路灯下苦读的自学青年。知识的重要及时间的紧迫使他们愈发觉悟到身上的责任重担，他们被一种危难之下舍我其谁的悲壮豪情激励得躁动不安。然而，恰是在这现代性的顽强冲动之下，一代中国青年的人格意识也随其喷薄而出于历史的层层重压，他们学会了从自我价值的实现去考虑国家的需要。个人伦理不再只是国家伦理的简单附庸，因为在现代性伦理那里，国家伦理之于个人伦理并不具备绝对的特权。张抗抗《北极光》中女主人公芩芩面对爱情的反复抉择，不仅是在昭示她对现代性理想的亲近，同时也是在标明其对某种个人立场的维护。而个人立场的出席，正是在现代性冲动过程中孕育结出的一枚硕果。
也只有完成由集体立场向个人立场的转换，英雄才有可能诞生。所以，改革小说的随之到场，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锲《改革者》等作品所提供的那些大刀阔斧、负重而行的改革家形象，正是于新形势下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他们改变了以往小说只让英雄在历史中出现的情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小说推举出的众多先进典型，不过是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生产能手和劳动模范，是回应国家／政府意志的集体性代表，压根不具备英雄所必需的个体性品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作为个人而在的英雄更重要的不是源自国家／政府的需要，乃是源自时代／人民的需要。改革小说中的主角们首先主动回应的恰恰就是时代／人民的需要，其次才是契合了国家／政府的意愿。因此，我们不能够想当然地将改革小说和十七年小说同视为国家立场上的功利性写作。
至于反思小说，可以说是伤痕小说在返回个人立场后的继续，它终止了伤痕小说对于那场痛苦的肤浅诉说，试图深掘灾难背后更为内在更为复杂的综合成因，而个人立场的基点不单为这种意图的出现，乃至为它的履行都提供了保证。在反思小说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把个人在十年浩劫中的不幸命运，单纯解释为整个社会的悲剧，从而逃避掉对自我责任的追问。如竹林在《生活的路》里所做的努力，就是意欲由主人公娟娟个人的性格弱点去求解其人生旅途上的坎坷根源。很明显，竹林意识到了将罪责全盘推托给时代与社会的流行做法既有欠公正也缺乏真诚。同样认识到这一点的还有王安忆，其《命运交响曲》中的韦乃川即是一例。而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作品则又力图从国家政策同人民利益间的冲突关系，去追究所谓国家政策执行人兼人民利益代言人老甘们在这场浩劫中所发挥的可疑作用。到了张贤亮，反思的深度则被推进至一个新的水平。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操持着“性话语”突兀登场的文本，真可谓是一次震惊性的亮相；它们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唤醒了人们遗失多年的身体记忆。空缺已久的身体终于在这个时候返回了文学的世界，我们的小说因之才更有了人的情味而不是神的仙气。
八十年代中期乃是中国当代小说在时间上经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自此，小说的流程不再依循既定方向前进，小说家们突生掉转船头、逆流而上的勇气。以往那种器重时代主流精神，倾向宏大崇高叙事的写作时尚，在这里忽然遭遇“不怀好意”的抵触。这次看似“捣蛋”的恶作剧，是由徐星、刘索拉等分别藉以《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之类的“玩世之作”发起，最后由王朔来完成的。在他们的小说里，持久的传统价值体系轰然坍毁，以乐观主义品质为核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横遭拆解；年轻的主人公们公然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反英雄面目闯进了读者视野。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他们的这种反英雄行为显然依旧是奠定于个人主义人格立场之上的，其所摧毁的仅仅是公认的偶像和准则而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他们拒斥传统的叛逆性高傲姿态之下，实际上掩匿着另一极认同西方的趋从性谦卑姿态。他们那无所事事又目空一切的做派，常让我们联想起海明威、塞林格抑或海勒等西方现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来。因此，他们的姿态究其实质还只是双重性的，叛逆明显不够彻底。
即使在此一方面走得更远也似乎更为决绝的先锋小说家，也同样囿于双重姿态的选择，其先锋性依然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成功颠覆了中国小说“重生活，轻想象”的古老传统，但是这种成功却得利于其将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昆德拉等小说大师奉若神明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称得上是模仿性质的操练，压根承当不起前卫者具有开拓品格的探索，尤其是他们在文坛的轻易自我完成，更加证实了他们的举动是缺少探索行为所不可或缺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的，呼其“先锋”，着实可以看作是一次善意的误读。
从表面上看，寻根小说的到场显得从容而温和，不像上述两种小说那么激烈和张狂，它流露出的亲传统倾向颇得普遍好感。其实，在韩少功等人貌似折中的态度背后，保留的是对“五四”现代文化传统的不满以及对拉美文学爆炸的艳羡。他们的姿态仍然是双重性的。此后的新写实小说家所进行的一番冻结主观热情，回到生活“原生态”的良苦用心，依旧未脱借西方现代武器倒戈的窠臼把戏，即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悬搁式叙述，来瓦解本土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秩序。
简言之，透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说那暧昧的双重姿态，我们能够觉察到新时期现代性冲动的余波尚未平息，只是在这一余波里混杂了不少反其道而行的后现代性涟漪，致使这个时段的小说文本多成为对西方小说现代以降历史的共时性拼贴，看上去五花八门，疑窦丛丛，却也不乏生动和真诚。
欲望叙述·性别之战
现实仿真·浪漫回望
相对于八十年代而言，九十年代的小说更频繁地被当作一个完整话题来言说，似乎九十年代小说具有某种八十年代所欠缺的共通性；而实质上，九十年代小说在这一点上不但不比八十年代富有，反而要贫困得多，驳杂才是九十年代小说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步入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商业色彩更趋浓重，大众对于物质生活的贪恋已不再遮遮掩掩，身体的物质性需求成了个人合法权利的一种表达，欲望开始凸显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主题。然而，率先将这一主题大批量引进小说领地的却不是有关现实的叙述，乃是针对过去发难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于此时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现实转型给作家们施加的困惑所引发的后果。陌生的此在情景令他们既有的现实叙述策略面临严峻挑战，而时代大势的压力又由不得他们不去趋同。于是，背过脸去，到历史之中指指画画并乘机宣泄一下心理压力的举动，便成为一种识时务者的明智选择。在对历史的考古与重构当中，作家们再一次动用了非凡的想象力，接续了曾由先锋作家开辟而一度被中断的虚构之途；这或许是由于有苏童、格非以及叶兆言、余华等前先锋作家加盟新历史主义小说阵营的缘故。沿着这条虚构险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肩负起了修补历史的重任。在他们那里，想象意味的不仅仅是一种能力，同时更是一种权力；所谓历史事实并无资格限制它对往昔出于人之情理而做的推断和假设。基于此，他们有意避开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专拣被其省略的边缘与民间视角来切入，而这种视角也恰好极其有利于当下欲望心态的叙述，因为欲望的私人化和多元化等特质决定了它不能像阶级斗争那样被整合成中心及官方的统一性叙述。所以，历史话语中的民族阶级斗争在此刻只能让位于个人欲望的角逐。如果拿苏童的作品为例，在其《我的帝王生涯》、《米》、《罂粟之家》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别解读出由权欲、物欲、色欲的攫取所构造的历史叙述。而在陈忠实《白鹿原》所提供的历史景观里，这三者却是始终错综为一体的。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之于历史所进行的一番欲望叙述，证明他们对历史取用的是商榷而不是服从的态度，凭着这种态度，他们完成了对传统历史话语的补充和丰富。但是随着欲望叙述欲望的膨胀，历史本体在他们的笔下又渐渐变得面目全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欲望叙述最终异化成了榨取历史的贪婪欲望。
真正开始对于现实大胆展开欲望叙述是继新历史主义小说发生之后的动作，它是由张欣们在所谓都市小说里实施的。可惜干得远不比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出色，只不过是把欲望从过去搬回了现在而已。
除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小说写作在九十年代也颇得评论界的青睐，不同的是，众多女性小说家与评论界的女权主义批评家配合得相当默契，在写作上，她们甚至故意去迎合后者的主张。而后者单凭西方中心主义批评观的热情，一开始就妄估了中国女性的现实境遇，强行拉大两性之间的距离，将男性逼置于一个敌对者的境地，使女性在同男性无谓的紧张内耗中释放自己的价值能量。因而在几乎所有女性小说中，我们不断被告知男性是女性的天敌，人性历史一直就是由女性的宽容仁慈承担着男性自私冷酷的历史；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家的神圣职责无疑是要颠覆这样一种历史规范，掀起拥有政治革命性意义的性别之战。于是，我们便有幸目睹到：世界范围内的性别歧视，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小说里竟升级成了性别仇视。在这场注定了的性别战争中，女性小说家针对男性的火力同样也是步步升级：由丑化到阉割，最后发展为放逐。从她们的文字里，我们再也看不到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处处皆是丑陋不堪的残疾儿。这倒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她们获胜的结局竟然就是要通过自恋或同性恋的方式建立一个女性自足的世界。在陈染《破开》这篇小说里，女主人公黛二说：“我相信偶然和缘分。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另一位女主人公殒楠则这样附和道：“我想不出女人除了生孩子，还有哪件事离开了男人不行。几乎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自己解决，不是吗？”
不论是女性小说家还是女权批评家，她们在盲效西方为自身争取现实利益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忽视了这样一个本土事实：早在西汉时期，身为男性的刘向就编写了堪称女性小说滥觞的《列女传》，开始为中国女性谋求一份话语权；而之后由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男性所发动的历次重大革命运动，都始终没有忘记将女性权利纳入其政治纲领之中。事实上，中国女性的权利状况从来就没有像她们所想象的那么糟糕。因此，这场性别之战只能称得上是在西方文化触动下，将男性作为假想敌而策划的一次煞有介事的军事演习而已。
男性被逐出女性世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失去对话的无声世界。所以，女性小说写作最后演变为陈染《私人生活》那类为九十年代独有的所谓“私人化写作”，不过正是这个后果的一种实现形式。“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前者是拒绝交流、自我满足的幽闭症行为，从根本上说来，它又是反写作的。这也恰是中国女性小说写作无力走出的悖境。
随着商业文化对全社会的急剧渗透，雅与俗之间的森严壁垒被轻易拆除，小说写作终于也无法抵御市场意识的诱惑，开始着手炮制招牌，精心包装，动用起商业炒作的“促销”手段。新体验、新状态、新市民等等小说招牌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匆匆粉墨登场的。然而撕开包装，瞧其内里，我们在不同的名目下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内容——都是在竭力以尽可能逼真的技术，临摹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简直就像是一场仿真竞技。其后谈歌、关仁山及刘醒龙、何申等掀起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依然不过是在为这场仿真竞技推波助澜；稍有区别的是，官场和“大厂”于此时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进入了他们的视阈。
这些现实仿真式的写作和既往写实手法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们采用了取悦大众读者心理的市场策略，尽量照顾到他们于当下商业浪潮夹击中的倦怠与无奈心态。也是鉴于仿真的限制，这批作家不得不极力收敛自己的性情，以激赏的姿态对大众读者的生活信念表示着同情。因此，流行于小市民中间且很有几分阿Q特色的贫嘴， 便被他们作为充分体现出小市民生活机智的幽默而发挥到极致。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这一点上迎合得最为成功。贫嘴使作家和读者达成了默契，共同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中暂时忘却了商业现实惹致的烦恼。
有趣的是，和这批极度迷恋现实仿真的小说家截然相反，九十年代中后期另有一拨钟情于往昔“怀旧”的小说家，但是他们在历史回望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固执，又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神情判然有别；他们避开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权力欲望的干扰，力图在其遗留下的历史废墟上重建一座再现昔日辉煌的殿堂。实际上，谈歌《天下荒年》和唐浩明《曾国藩》等文本的出现，已经意味着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终结以及“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突起。这种后新历史主义文本对于历史中人人格力量的赞美和感叹，揭示出这拨小说家在面对现实中人的深深失望和不满。强烈的失落感致使他们的深情回眸难免不沾染上些许“怀旧”似的感伤，如邓一光在《父亲是个兵》、《走出西草地》及《我是太阳》等作品里一再渲染的对已逝英雄主义激情的缅怀，此种情绪始终在蔓延。历史在后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笔下，重又恢复了魅力与生机，似乎储藏着取之不尽却为我们所不识的宝贵资源。曹文轩在其《红瓦》中公开亮出“重归古典”的旗帜，义无返顾的“复古”冲动之下，是对世界经典小说抒情与悲悯品性的坚决认同及其在现代情境中严重缺失的痛心。
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浓郁的抒情性，可以看作是一次不识时务的浪漫历险，它极有可能会被那些已经习惯于现实诗性贫困的人们斥之为矫情。然而，无论是针对此刻小说的历史书写抑或现实书写来说，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无疑都具有纠偏性的参照意义。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家而言，当代小说家明显匮乏一种团体意识；散兵游勇、自生自灭的惯常状态，表明他们在艺术主张和文学史的参与方面皆不够自觉。综观当代众多小说流派，鲜有像寻根小说那样是由作家自己发起的，而差不多全是由批评家们来操作出台。批评家们的全权包办总是摈除不了生硬撮合的弊病，这样就造成了一位作家往往拥有多重派籍的现象，并且每一流派也常常由于其成员彼此无意而不欢而散，落得个有始无终的结局。因此，中国当代小说流派给人留下的永远是一种“各领风骚三五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浮躁印象。
1999.2.20.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