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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3-0047-04
一、毕业生就业率是检验高校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的核心指标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高校如何适应市场需求是对立统一的。尽管从1999年开始，我国逐年大幅度加大高校招生比例，但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窘境及莘莘学子就业心态的失衡，与我国人均大学生比例偏低及人才短缺的理论推断形成了较强烈的反差。在当前高度竞争的就业环境下，高校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难以适应市场需求，高校大量扩招后毕业生的就业与就业成本预期、教育的梯度性改革以及我国人才市场的培育问题，均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应该重视的前沿性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人才供求状况已由昔日的卖方市场转化为今日的买方市场，各类人才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更为功利化、实用化，具体表现为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不理想。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1999年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初次就业率为82%，即有18%的本专科毕业生在派遣工作结束时尚未落实就业岗位。据《信息日报》1999年6月22日报载，2000年高校平均初次就业率为76.06%，2001年，有关部门计算出207所高校10个一级学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如表1如示。
表1 10个一级学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学科平均就业率(%)
理学
85.64
哲学
83.96
历史学 81.58
工学
80.25
医学
77.61
法学
76.33
文学
68.92
经济学 68.72
教育学 61.84
农学
52.71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30日。
除了初次就业率明显偏低以外，在这10个学科中具体专业就业也不平衡，说明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仍然严重滞后于市场，如理工院校内部，不同学校间毕业生就业率的落差高达90%，导致相当部分专业存在就业危机、就业困难或者就业紧张现象，如表2所示。
2002年应届毕业生还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但从相当部分毕业生求职的初步反馈信息看，就业形势比2001年更为严峻。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实施指导，要求有关部门从优化人员结构、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出发，有计划地吸收品学兼优的高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和重要岗位，随着用人单位用人自主化与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的变化及其目前错综复杂的就业关系网，国家的这一宏观指导思想已难以左右人才市场的格局。
表2 理工医农类各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区间颁布图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30日。
二、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与就业难现象透视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指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投入不足和毕业生就业困难，前一个困难较易解决，而就业问题较难解决，这正是多年来我国对是否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踌躇不前的主要原因”[1]。我国为适应21世纪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加剧的需要，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短期内人才短缺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往往使经济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毕业生就业市场不规范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重点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一、二流重点大学毕业生走俏就业市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二是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仍受户籍管制的影响；三是关系就业严重，用人庸俗化；四是人才高消费倾向越演越烈，人力资源被无谓浪费。
费尔浦斯(E.S.Phelps)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职业搜寻”的理论模型，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角度讨论了劳动者不断并持续寻找工作的必要性，失业对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必要的投资，这种投资越多，越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每个企业劳动报酬不一致、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高报酬工作等假定基础上，职业搜寻理论的推理为：劳动者为寻找工作而采取的失业时间越长，所获得工作的报酬就越高，但是随着在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时间的延长，未来寻找的工作岗位报酬的提高幅度递减，搜寻工作的成本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而递增[2]。
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符合费尔浦斯的职业搜寻理论，我国人才或劳动力市场分割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或农村市场与城镇市场。非正规部门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下且不稳定；农村劳动力市场工作条件差、工资低下、环境恶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心理价位”普遍排弃了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因此，高校毕业生或是在城市忍受失业全力以赴搜寻合意的工作，或是不得不追求更高的学历层次。
如果毕业生离校前屈就不理想的工作，则要面临比较高昂的工作转换成本：一是就职时所支出的各种成本；二是离开原单位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损失与福利损失；三是转换到新单位的过程中必须向原单位支付的违约金及其他交易成本。这样，毕业生就业时一般采取慎之又慎的原则，充分利用搜寻时间寻找适合自己“心理价位”的工作，这是我国高校初次就业率逐年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人才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用人单位的门槛也相应越来越高。从就业流向看，前三位为国有企业、攻读研究生学位（2002年报考研究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和机关或其他企业。国有企业依据求职者的工资要求与边际生产力来确定是否聘用大学毕业生，但这要考虑三个约束：一是要用高校毕业生来替代现有职工，而国有企业对现有职工的解雇成本相当高；二是如今人才跳槽现象相当严重，聘用高校毕业生后花费的各种继续培养的费用可能因人才流失而付之东流；三是雇佣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历届大学毕业生比应届大学毕业生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前者。
对机关和事业单位而言，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精简机构释放出大量既有当地户口又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与新毕业的大学生的竞争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信息透明度不高也会使应届高校毕业生持续提高工作的搜寻成本，延长工作搜寻时间。
高新技术企业需要高素质的员工，近几年也确实聘用了数量较多的大学毕业生，但受制于较高的聘用成本，如社会保险成本、城市增容费、户籍成本、工资成本等，它们对毕业生的现实需求量小于最佳需求量。
我国每年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人才交流会大致20次左右，由于信息的集成度与透明度不高及信息的不对称，相当数量的毕业生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地的人才交流市场，少则花费一二千元，多则花费上万元，最终也未必寻求到理想的工作。在目前的就业体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已出现危机，一些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就业难也已初见端倪，逼迫已初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刚进入市场就业就不得不面临提高学历层次的问题，一时间高学历教育热风靡中华大地。事实上，我国大量培养更高学历毕业生的师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高学历教育热一方面造成各层次教学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加大了毕业生就业的机会成本。
从基础教育直至高等教育所耗费的就业成本，应该与就业收益相对应，目前情况下，由于就业成本难以预期，最终投资教育的收益对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充满各种疑虑与担心，有教育学家指出：在中国还有一条广阔的就业大道，即未来的农村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广阔天地。试想，付出如此昂贵的就业成本，放弃都市生活而到农村就业，这种就业趋向显然对高校毕业生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三、就业难与高等教育的“教育过度”有一定的依存度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失业的过程也是教育的深化过程，由于现代部门（指工资报酬较高和福利待遇较好，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及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附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应运而生，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才的需要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的问题。其结果，原来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情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情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3]。
教育的“过度”导致了知识的失业，反过来，知识的失业又促进了教育层次的进一步扩张，由于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越来越被动，普通高校不遗余力争上硕士点、博士点，名校则拼命扩大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客观地说，知识水平的升级并没有与教育层次的升级成正比例，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本科教育质量下降。二是研究生教育存在“炒现饭”的现象，一些研究生专业并没有比本科生教育增加多少知识点。由于网络、远程教育等知识载体越来越多，学生对水平一般的教授的崇拜感正在下降，本科及本科以上三大学历层次的知识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三者间的能力档次已不是十分明显。
我国发展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人源”市场，但这并不能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教育拉动消费、延缓就业压力的经济学诠释，前几年硕士研究生热，近几年炒作博士文凭，在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下必然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和教育投资效率低下。随着教育层次的高度递升，国家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社会成本上升，社会收益下降。老百姓为此也要倾尽全力，为子女教育费用的层层升级付出昂贵的代价。谭崇台教授所著《发展经济学》在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论述中揭示了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的问题[4]。从图1看，个人受教育年限越多，个人成本越大，获取的教育收益也越大；从图2看，在OB的教育年限区间内，社会成本缓慢上升的同时，社会收益随之上升。超过OB的教育年限之后，社会成本快速上升，社会收益下降，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由于人才高消费问题的存在，个人付出的教育成本不能获取相应的高收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有许多机制需要理顺，但最起码的一点，对普遍百姓而言，收入较低，对子女付出的教育成本与获取教育收益是不能长期分离的，否则，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路就很难走下去。
一些经济学家坦言，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用人标准只会越来越严格，高学位人才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抢手货。这样，就业成本将更加难以预期，会助长中国“文凭教育”的进一步泛滥。目前我国的人才评价标准，一味以高学历抬高学生的就业成本与就业门槛，显然有失公允，只有对毕业生的潜质与开拓能力及创新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一个企业，产品滞销，意味着要关闭破产；一所高校，学生就业受阻，会使老百姓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失去信心，因付出太高太高的教育成本而陷入失望。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深层次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教育质量的监控。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自身也要深化改革，优化教学质量管理，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降低过高的就业欲望和“心理价位”，立志创造型就业和到艰苦的岗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