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回顾和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学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诸多客观原因的限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世界历史学，还没有形成。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内，就主流而言，在大中学校的课堂上和书刊报纸中，仅有对世界历史知识的一般介绍，外国学者有分量的史学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的为数极少，一些高等学校的教材也主要是采用外文原本。各种各样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唯心主义观点和错误说法广为流传。为数很少的进步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世界历史读物，影响微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各级干部、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把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学看成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中学普遍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在部分综合大学设立了世界历史专业，在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展了系统的世界史课讲授。除了使世界史课登上大中学校的课堂，还在广大干部中开展了对社会发展史和联共党史的学习。建国之初创办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以及《史学译丛》等，在整个50年代密切配合了当时世界史教学的需要，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满足大中学校以及在职干部教育所需要的、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讲授世界历史的、必要数量的师资，先后聘请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开办了多个讲习班和进修班。外国专家讲授的内容包括世界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苏联学者和其他国家进步学者的大量著作被译成中文作为教材和参考书。从1952年起，国家有计划地选派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教师到苏联、东欧诸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学习历史或者进修。1956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之后，按照计划，许多重要的外国史学名著陆续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也着手编译出版一些关于外国历史的重要史料。在大量翻译和介绍国外世界史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了在世界史学科一些领域内的探索。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在世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不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上述一切都为我国独立的世界历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学校的系统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人类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正义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本世纪的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是中国学者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科前进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世界史知识的积累，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吸收和传播外国学者的成果，开始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史学流派的长短优劣，对世界史课程的理论体系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说来，当时的情况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也有明显的不足。好的地方是重视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重视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对于欧洲中心论、大国沙文主义等错误观点提出批评。欠缺的是，研究的范围还很窄狭，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现象的同时，往往犯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60年代前期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1964年4月，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 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政府发展本国世界史学科的决心。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世界史工作者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
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些事件也时有发生。1972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与中国建交国家的迅速增加，使得对许多外国国别史的了解成了广大涉外人员的迫切需要。由周恩来总理创议和组织的翻译一批外国国别史的工作，对于世界史学科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大学文科的复课，使得一些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恢复了编写世界历史专业教材的工作。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7年大学恢复正常招生，1978年建立招收硕士研究生制度以及随后又创立了招收博士生的制度，为中国世界史学科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得到了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条件。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叶，是我国研究世界史的专业机构蓬勃发展、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增加最快最多的时期，也是我国学者从新的角度探索世界史学科的体系并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争鸣的重要时期。对世界历史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的众多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内。
中国第一份关于世界史的专业学术杂志《世界历史》于1978年创刊。随后又有《世界史译丛》、《世界史知识》杂志问世。《史学理论研究》季刊及它之前的《史学理论》对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论做了大量评介。
一大批关于世界历史的学会和研究会在这个时期内相继成立，并且积极开展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活动。
1978年国务院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决定，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关于设立外国历史编辑委员会的意见，都是对中国世界史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密切合作、切磋学术的良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也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出国学习、进修、访问的机会大量增加，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也迅速扩展，这些都给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一些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研修或讲学，通过交流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另一些人则以留学生身份在国外学习了国内短缺的专业；外国学者来华讲学的多起来了；图书资料获取的途径扩大了；学术思想较之以前大为活跃；各种形式的创作动议接踵而生。真可谓形势空前地好。
如果说，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是开拓播种的时期，那么，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就应视为收获季节。在前一时期内完成的诸如研究工作中基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转向更加务实求真，研究领域和课题的逐步扩大和趋于多样，不再局限于主要编写教材，而加强对地区史、国别史以及对一些专题的研究，都在后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中显现出来。在最近的十年内，从出版物的数量和涉及范围的深度和广度而论，应该说，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两册）问世了。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出版了。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史》，艾周昌、陆庭恩等人主编的三卷本《非洲通史》，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组织编写的十卷本《国际关系史》等集体著作先后面世。出版了一批专题论文集，中青年学者的专著，老一代学者的文集。还编写了一批大型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单纯从出版物的数量和品种来看，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繁荣向上的。
但是，如果总是以成绩作为新的起点，冷静地多角度地分析和研究过去的成就，我们就会发现，我国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弱点和不足。
概括地说，就是人数过少，专业素养有待提高，缺门过多，资料基础薄弱。说到专业素养，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又有外语水平和古今中外历史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掌握的状况。
首先，应该承认，由于我国迄今仍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文化落后，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世界史工作者队伍的发展和稳定。在解放前，中国专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很少，这当然与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解放后，党和政府以及老一辈学者，为建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和发展壮大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是，毕竟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过于薄弱，要想造就一支布局合理、门类比较齐全、数量足够、而且在质量方面能够与国际史学界自由地进行学术交流的世界史科研队伍，那还需要许多时日。近几年，在整个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不足，不同行业的工作人员收入差距悬殊，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呈现萎缩之势。在相当多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严重的青黄不接，某些过去曾经有一定规模的科研领域（例如东欧诸国史），濒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而要扭转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需要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并且不可能短期奏效。
第二，世界史学科的图书资料建设需要长期细心的积累和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在这方面既没有长期的明确规划，又缺乏必要而稳定的财源保证。图书资料基础的薄弱和信息不灵通，严重影响了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开拓性研究的开展，造成过多的低水平重复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一些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明显地反映出图书资料不足对研究水平的制约。
第三，相当大一部分人知识面过于窄狭，理论水平有待提高。世界史研究既需要对不同民族、地区、国度的历史作多方面的个案研究，更需要在总结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跨国别、跨地区、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以求在深层次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古往今来不同民族、地区、国度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产生多样性的具体原因。这是极其艰苦的工作，既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多语种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又需要具备敏锐的分析能力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没有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没有善于与人合作取长补短的良好学风，要取得比较大的学术成就是很困难的。前辈学者和今人的经验反复表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保证研究工作富有成效的重要前提。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界，虽然多年来一直提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真正在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过苦功夫的人并不多。许多论争，往往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的片面理解有很大关系。要适应世界范围内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多学科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适应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对历史知识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的需求；适应日益加强的国际史学界的合作研究，以便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因此，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来说，扩大研究范围，加强理论探索，已成当务之急。尽管最近十几年，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已经比以往更加注意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研究政治史、革命运动史，开始向社会史、城市史、妇女史、教育史、科技政策史等方面扩展，在世界古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中填补了过去的某些空白，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缺门还是太多，我们的眼界还是不够开阔，我们的知识不够渊博，教育和科研体制方面的欠缺还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工作。许多著作的理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清醒地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
尽管我们过去的工作有许多严重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有权利为业已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有权利认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研究基地以及著作发表的园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中有相当数量具有坚强的事业心和良好学风、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骨干。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与国外学术界之间已有一定的联系和协作关系。我国学者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现在的任务是在客观地认清过去的成绩与缺点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
要前进，首先要对前途有科学而且明确的认识。
笔者认为，决定我国世界史学科必然要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前提，是我国改革开放既定国策的需要。目前已十分明显，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历史知识的贫乏，已经是影响我国广大干部队伍思想素质、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尽管轻视社会科学知识、轻视历史知识的社会风气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根本扭转，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重视对世界历史知识的学习。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历史知识。近来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号召干部重视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学习世界史知识的讲话，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广大人民和干部从世界历史中清醒地认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演变过程。
我们在看到改变不良社会风气的艰巨性的同时，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更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状况，对于我国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总是与正确汲取世界历史发展提供的新的经验教训密不可分的。
只有重视自己的工作，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我们才能使自己的成果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和帮助。
事实上，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人们广泛关心的、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历史问题，需要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给予科学的阐释，提供令人信服的正确答案。苏联兴亡便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问题。此外，长期争论不休的“东方”与“西方”究竟有何异同，产生异同的原因；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规律，奴隶与农奴究竟有何异同；不同国家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何异同等等，这些都需要世界史工作者以具体史实为依据加以论证说明。
从实用的角度说，撰写更多国别史、专史的工作，也是非常需要的。近年我国学者编写了澳大利亚史、加拿大史，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缺门仍然非常多，而且翻译的著作不能完全代替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
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能够对广大群众关心的许许多多重要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能够促进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加强人们判别真善美的能力，提高人们辩证唯物地、历史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很显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现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缩短这种差距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几代人百折不挠地不断付出艰巨的劳动。但是可以肯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唤起一代一代的学者投身到发展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队伍中来，为之殚精竭虑，为之无私奉献。历史科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有不可消磨掉的魅力。历史知识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知识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像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有人鼓励，有人组织，有人推动一样，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关怀和支持。我们坚信，只要我们能够更好地把队伍组织起来，更有成效地工作，我们一定会得到必要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在今后更好地开展世界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首先需要向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加强多方面的横向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布局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相互有良好协作关系的世界史教学和科研机构网络。这是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发展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迫切需要。我们不能追求“小而全”，也不可能搞什么“大而全”，只能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大家一起为繁荣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而竭尽全力的良好格局。过去近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为建立这样的网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有了必要的机构，接着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发现和培养亟需的短缺人才，尽力创造条件，使已有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罗致人才和培养人才问题上，要舍得花力气，舍得投资，一定要有竭尽全力，排除万难的精神。在有12亿人口的中国，只要有人为此而不懈地奋斗，必要数量的合格人才总是可能造就出来的。
第三，必须重视图书资料建设，充分利用日益发展的先进手段来获取关于国际史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的信息，必须的文献资料，以便我们能够以迎头赶上的姿态开展研究工作，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走不必要的弯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必须是在国际史学发展前沿阵地上的创造性成果。
有了必要的机构，有了所需要的人才和图书资料，只要我们再学会把力量用在刀刃上，精心组织好重点课题，坚持出精品、不搞低水平重复的原则，在坚持认真学习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情况下，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就一定可以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世界史著作。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有光明前途的，当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现在需要的是抛弃悲观失望的情绪，朝着明确的目标，沉着、踏实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