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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结束的欧盟首脑科隆会议通过了三项文件即《加强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声明》、《欧盟对俄罗斯共同战略》和《关于欧洲就业公约的决议》。舆论界普遍认为，三项文件中，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欧洲防务问题的文件。会议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具体的设想，而且任命了北约现任秘书长索拉纳为欧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专员”，即欧盟的“外交部长”。人们认为，科索沃危机像一剂“催化剂”，为这个声明和这个职位的人选的产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欧盟首脑会议的这个声明强调，欧盟决心在国际舞台上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因此必须拥有与其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政策相称的必要的手段和能力。欧盟必须拥有“值得信赖的”军事能力和手段，从而能够“自主地”对国际危机作出反应。
科隆会议批准的有关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主席报告，提出了几项具体设想。例如，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的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由军方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欧盟军事参谋部和形势分析中心以及建立卫星中心和安全研究所等等。
欧洲防务的尝试起步很早，1954年就成立了西欧联盟，70年代又建立了欧洲政治合作机制，1992年的《马约》明确规定要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1995年的《阿约》决定设立“高级专员”。无论谁都不得不承认，欧盟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进。40年前意大利驻德国大使克瓦罗尼就说过，虽然人们都说欧洲是世界的第三极，但在军事方面它称不上是第三极，只是个“软蛋”。几十年过去，欧洲仍然是这个状况。1991年以来前南地区的冲突直至科索沃危机又一次暴露了欧洲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事实证明，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一事无成。正是在科索沃危机的刺激下，欧洲从去年秋天开始加快了欧洲防务政策的步伐。先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欧洲改善处理危机的军事能力，继之是英法在圣马洛商定加强军事合作。今年5月底，德法两国又在图卢兹会晤中决定加强欧洲军团的作用，使之成为一支欧洲自己的对危机作出快速反应的核心武装力量。施罗德总理说，它的意义不亚于创立欧元的意义。
德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评价说，科隆会议的决定为欧洲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政策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但是，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距离欧洲具备克服危机的军事行动能力那一天，可能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其理由大致如下：
其一，欧盟的决策机制，亦即其“交易—妥协文化”很不适宜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形成。
其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专员”的权限到底有多大？如果欧洲真要按“同一副面孔、同一个声音”对外，他的任务就不能只限于协调作用，而应真正具备行动能力。但是，各成员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授予他这种权力？
其三，如何处理欧盟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各种复杂的政治地位与共同安全政策的关系？据报道，有关西欧联盟成为欧盟的“军事臂膀”的决定，在北欧成员国瑞典、芬兰、丹麦引起很大异议。丹麦既是北约成员，又是欧盟成员，但它一直坚决拒绝加入西欧联盟。《马约》和《阿约》对丹麦的许多例外规定，正是考虑到丹麦反对欧洲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制定的。丹麦信任美国，对欧盟成为军事上重要的一极却疑虑重重。瑞典和芬兰作为欧盟成员，虽然现在不再强调它们的中立地位，但对欧盟成为军事同盟却不赞成。瑞典已经表示，它将对此投反对票。瑞芬两国不同意建立一支欧盟自己的军队，建议仅成立一支以完成人道任务的危机处理部队，侧重于完成诸如扫雷、防守边界一类的“软性任务”。此外，瑞典已强调，不论这支部队如何组成，都必须有联合国授权。
此间舆论指出，建设欧洲防务的根本困难在于欧盟国家有没有强烈的意愿。从科隆会议文件含混不清的措辞和没有约束力的表述来看，欧盟政治家们至少还缺乏当初创立欧元那种强烈的愿望。
（本报波恩6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