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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是史学家写成的，没有史学家，没有历史。史学家具备卓越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客观的方法、灿烂的文采，又倾毕生岁月，献身于写史，然后一部优美可信的历史，悠然出现于天地之间，垂之千秋，光辉益灿。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122年)获麟止，共述接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贯穿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部历史，其写成则耗尽史学家司马迁的一生心血(也可以说是司马迁父子的心血结晶)。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之职，开始了撰写《史记》的大业。写了七年遭李陵之祸，幽于缧泄，而撰写不辍。狱中写了两年，出狱以后，任中书令，继续执笔，至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又历时六年，《史记》始写成。综计《史记》的写成，出游天下，网罗旧闻，断断续续，历时约二十年；阅读纂写史料及执笔撰写，历时又近二十年。40年的岁月，耗于一书之中，司马谈又为之先奠基础，可见《史记》一书写成的艰辛了。一生为此书，受尽刑辱，书成之后，又不敢公之于世，正本秘藏，副本存京师。幸其外孙杨恽于宣帝时代，传布其书，乃大行于世，已侥倖万分了。惟《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 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 越《史记》的新的中国上古书。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 之 。殷墟甲骨文是够丰富够珍贵的商代新史料了，它能补充《史记》、《殷本纪》的不 足 ，也足以证明《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史记》在中国历史上，如日月丽天， 像 永不枯萎的青松，历万古而长新。它的问世，创造了中外史学的新世纪。
《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注：刘知几：《史通》卷一《六家》。)，是西汉两百年的历史，首撰于班彪，仅揭序幕(注：西汉后期百年之间，踵继《史记》而续写的作品甚多，班彪有感于此类作品，其言鄙俗，不足以绍续《史记》的盛业，于是以旧史作基础，旁贯异闻，写成《后传》数十篇，揭开写《汉书》的序幕。)，其子班固继其业，“探纂前记，缀辑所闻”(注：《汉书·叙传》。)，潜精研思二十余年，写成《汉书》百篇。中间又历经牢狱之厄，这诚然是一项艰巨的伟业了。班固与司马迁一样，一生患难重重。其开始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为他辨白，明帝阅读了他的文稿，甚为激赏，即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成《汉书》。永元元年(西元87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诛，班固受牵连被捕，于永元四年(西元92年)，死于洛阳狱中，以致《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未成，由其妹班昭及马续踵成之。一代之史，其写成的曲折过程如此。
《汉书》前后由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写成，其居首功者为班固。后世称美《汉书》者，皆归功于班固。如范晔于《后汉书》中云：“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
而不厌。”(注：《后汉书·班固列传》。)攻击《汉书》者，亦直指班固。如郑樵认为“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注：《通志总序》。)，“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注：《通志总序》。)，甚至将司马迁与班固比成龙之于猪，可见班固对《汉书》所应负的责任了。一部历史大著，主要由一位史学家写成，昭昭然如此。
被英国史学界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其大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系17世纪的博学与18世纪的哲学思想的综合品。吉本与当时的学者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等交游，他在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主要观点，与伏尔泰相符。但是他觉悟到历史所亟需的是事实，于是接受了17世纪博古家(the antigualian)的博学传统，对于古典的(Classical)作品、拜占庭的(Byzantine)作品、中世纪的编年史、本笃会(Benedictine)所出版的四开本的出版物，以及钱币、金石等，皆肆力搜集与钻研，他个人所建立的图书馆，极为可观，仅在1785年1月到1788年6月，就买进了3000英磅的书(注：参见A.D.Momigliano,"Gibbon's Constit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in A.D.Momsgliano,ed.,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1966,pp.40-55;Sir Gavin de Beer,
Gibbon and His World,1968.)。在这种深厚的基础上，他运其精思，于是英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一部最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名著悠然问世了。
吉本的例子，说明博学而有思想的史学家，能写出不朽的历史巨著，但是吉本将全部身心性命投注到里面去，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从1771年到1787年之间，定时起居，定时写作，为写作牺牲了生活，牺牲了婚姻(他的未婚妻住在瑞士，有一次他从伦敦到罗马，经过瑞士，未婚妻盛迎，以为要结婚了，他正色说：“我是去罗马找历史资料的!”未婚妻一怒之下，嫁给了银行家!)。到1787年6月27日夜里11点到12点之间，他写完最后一行时，放下持重的笔，在院中踱来踱去，眺望湖光山色(时在瑞士)。当时气候凉爽，万籁俱寂，一轮明月自水中映出，他掩饰不住心中的愉快，恢复了自由，建立了声誉，但是愁云随之而起，失去了老伴(将所写的历史，当成老伴)，史学家的生命像是变得 特别短暂与不确定(注：Edward Gibbon,Memoir of my Life and Writings,pp.114— 11 5.)。不几年，他的生命也真的结束了!
英国文采翩翩，想像力极为丰富的史学家麦考莱(Lord Macanlay,1800—1859年)为写其历史大著《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与吉本一样，一生未娶，而且放弃为《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写文章，谢绝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高位，全副精神写其大著。他写的速度极慢，往往读20本书，写一句，行百里路，写一行，字句之间，费尽斟酌，不到每一段有一警句，每一句像流水般流畅，决不罢休，段与段之间的安排，全书的体例设计，尤其消耗他的神思。待其大著问世了，由于其文章的优美，数日间尽取英国仕女案头间的小说而代之。时至今日，其书已为后来的英国史代替，然其艺术性仍在，为史学界称道不已。
以上司马迁、班固、吉本、麦考莱四人，都是中外第一流的天才史学家，其思想极卓越，其学术极渊博，其文采极灿烂，其方法极可观，又皆倾注一生的精力以写史，牺牲人间的荣乐；于是珍若球璧的历史传世了，史学家的生命，也像游丝一般消失了!
二
历史以成一家之言为贵。良史(good history)须由史学家包办全部工程，亲自搜集史料，全神阅读史料，细心考证史料，审慎消化史料，全书以独创的体例为纲领，以一致的义例作标准；文字表达，务求通达尔雅，思想发挥，不离事实驰骋；“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叫谨……微光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如此则良史出，而劣史(bad history)绝迹。所以历史的写作，应是一人的专业。集众以写史，“是犹超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难期臻于理想。西方学者曾很明白的说：“历史巨著必须是一家之学，而非集众专家各出其所长以凝成。”(注：
Bertrand Russell,History as an Art,Hermonould Memorial Lecture,1954,p.4.)
时代演进，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逐渐进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中国自唐太宗时代起，设立史馆以修史，历代因之，千余年不绝。此种史馆，一为修当代史的国史馆(宋以后名称)，永久设置；一为修前代史的史馆，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馆即罢，这是所谓官修正史的史馆。国史馆中有难以数计的史官，专门执笔及时记载天下所发生的事件，也不断编纂当代的实录与国史；正史馆则集众撰修前代数十年或数百年的历史，如唐修晋、梁、陈、齐、周、隋各朝之史，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集体撰写的前代史，这也是中国驰名中外的所谓官修正史。其撰写的时间，有时很久，其动员的人力，有时无穷。以清修明史而论，清顺治二年(1645年)即设立明史馆，议定修撰明史体例。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正式撰修。当时为网罗天下英才，先举行了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录取彭孙遹、倪粲、朱彝尊、潘耒、汤斌、尤侗、毛奇龄等五十余人，这些人多是当时驰名学者，皆被安排在明史馆，从事修史。任史馆总裁的徐元文、叶方蔼又聘请了当时最娴于明史的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于是工作浩浩荡荡开始。万斯同则任审稿的工作，凡分撰之稿，皆由他审定。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明史》初稿500卷修成，雍正二年(1724年)，诏张廷玉等再加修订，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是即现行332卷的《明史》，前后历时近百年修成，所动员参与撰写修订者多至数千百人(注：参见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惟动员的人数，已难精确统计。)，这应是中外规模最大的集体写史事业了。
西方一人写史的传统，至19世纪后期也发生转变。1896年10月英国史学家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年)在给剑桥大学出版部理事会的报告中谈到编纂《剑桥近代史》(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一事说：
以最能嘉惠学林的方式，存留19世纪即将遗传下来的全部知识，诚为千载一时的良机。……审慎的分工，我们能完成此一盛举，且能将每一种文献与国际研究的最成熟的结论，呈献给人人。
在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拥有尽善尽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但是我们能整理传统的历史(conventional history)，并且显示出我们已到达一新阶段，所有的资料都已掌握，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解决。(注：Lord Acton,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Its Origin and Production,pp.10—12.)
这是期望尽善尽美的历史出现。资料全部掌握，问题一一解决，采取分工的方式，呈献国际研究最成熟的结论，一部无瑕无疵，后人不能复赘一词的历史，自然应运而出。于是艾克顿聘请了世界各地的驰名学者，就其所专长研究者，分题撰写，最后汇集在一起，这部《剑桥近代史》就问世了。以后陆续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上古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都是采取这种集体撰写的方式。其风气又漫延至世界各地，成为撰写历史丛书的典范。
三
历史写作，从一人写史，演变到集体写史，主要由于历史资料的激增。据近人指出，研究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出版书籍的四分之一(注：参见李万居译法国里赛著《历史与科学》一文。)。英国的国家档案处(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有年轻学者的牢狱之称(注：R.G.Weaver,The Material of English History,1938,p.71.)，其文献以件数计，不知其几千万；以重量计，在千百吨以上。年轻、黑发、朝气蓬勃的进入其中，出来时可能已白发苍苍，濒于风烛残年了。西方的情况如此，中国亦然。中国到隋代，载籍已浩繁。唐太宗初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达20万卷以上(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条云：“太宗初即位，即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其后记注制度益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急骤盈积，史学家以渺渺之身，已无法驾驭这些资料(安史之乱，所焚烧唐玄宗一朝的起居注，即3682卷)；天才的史学家，不能遍阅资料，如何写出客观可信的历史?集体写史，不得已而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万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
惟集体写史，有其严重的缺陷。一代之史，仓卒成于众人之手，“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事实与事实间的和谐关系，无法建立，是必然的；深具意义的整体(a meaningful whole)、风格一致的文章，所赖以成一家之言的优越条件，消失于无影无踪，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可能不再优美可读；人类或将不再尊重历史。集体写史，缺陷如此，于是就有待建立具体写史的方法论了：
集体写史，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是集体写史的理想方法。有一位卓越的史学家，领导全局，整体由一人规划，宛如大匠的造巨室，良将的用三军，则一部水准以上的历史巨著，将幡然问世。清代史学家戴名世曾作比喻云：
譬如大匠之为巨室也，必先定其规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审其势，堂庑之已正其基，于是入山林之中，纵观熟视，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栋也榱也，某石可础也阶也，入集诸工人，斧斤互施，绳墨并用，一指挥顾盼之间，而已成千门万户之巨观。良将之用众也，纪律必严，赏罚必信，号令必一，进止必齐，首尾必应，运用之妙，成乎一心，变化之机，莫可窥测，乃可以将百万之众，而条理不紊，臂指可使，兵虽多而愈整，法虽奇而实正。而吾窃怪夫后世之为史者，规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举步促缩，触事卼
，是亦犹之寻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驾驭乘方，喧哗扰乱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为巨室，而用大众平哉!(注：戴名世：《南山集》卷一《史论》。)
集数十人或千百人写史，如无一人领导，则极难想像能写成什么样的作品，“规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举步促缩，触事卼”，良史又怎能出?
无数人眼光不同，思想纷纭，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无法一致，无数人学术歧互，立场各异，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难相符合，无数人文字各有风格，陶铸历史事实的能力，高下悬殊，完美整洁的一家语言，难期出现。所以要有一人居于其上，建立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统一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润色风格各异的文字，就像司马光主修《通鉴》一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宋代卓越史学家所搜集的资料，所撰写的文字，最 后皆由司马光一人裁定润饰，以致一部自成一家言的作品便出现了。集体写史成功， 《 通鉴》是显例之一。
写史“有草刃而无讨论”(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传。)，是最大的缺陷。一人写史，形单影只，互相切磋，往复抖弹，势不可能，即使文成之后，以稿本质之同道，寄望批驳，由于对方非同样深入研究，所得效果，未必理想。集体写史则不然。领导人时时集众于一堂，讨论体裁的订定及书法义例的划一，审查资料的搜集、分类与真伪考释，厘正写成文稿的内容与文字，如此则精确客观的历史，可望写成，写史良法，尽在于此。
四
2003年8月受邀赴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参加大陆的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有幸参加修清史的会议，更觉千载一时，机会难逢。参与的两岸学者数十人，讨论的重点在于修清史应采用何种体裁。讨论的过程，不同的意见丛出，而皆议论平允，词气谦和，相隔数十年的两岸，瞬息之间，融洽于无间。
讨论的初步结论，决定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的综合体修清史，且以清史上接正史，延续二十五史的传统，字数以三千万字为限，文字以浅近文言文表达，修成时间，定为十年。其他细节，不赘于此。
中国政府拨巨款修清史，是石破天惊之举。中国的正史不绝，悉系于此，举目世界，未有其他国家民族，有此类绵延数千年的正史，遍载人类过去的事迹者。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不是虚誉。今珍惜之，令人雀跃。
三千万字太多，一千万字足矣，限定十年写成，时间太短，纪传体与章节体能否冶于一炉，也是问题。有一人领袖全体，时时聚集，不断切磋，极为重要，实事求是，有是事而如是书，不着意识形态，将使这部书驾于被称誉的《明史》之上；如果意识形态挂帅，全自当代观点出发，那么它将是中国正史中最劣的一部，连《元史》都不如了!
“国可灭，史不可灭”。(注：“国可灭，史不可灭”，是宋元之际出现的一种历史观念，语见《元史》《董文炳传》与《刘秉忠传》。)满族建立的大清帝国，结束已将近百年之久了。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其所占的地位如何，其所建树与所破坏者如何，皆待据事实以详述。值时代尚近，史料仍多之时，集众修成一代实录，以与《明史》相接，为中国添信史，为世界增遗产，历史伟业，不朽盛事，应是无过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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