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国际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及启示——基于《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论文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启示论文,地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5－0001－08
1 引言
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学研究领域，但它们所讨论的客体、关注的问题有很多重叠之处，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多来自社会学。近年来，在英国地理学界，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研究渐有合流融汇趋势，彼此的研究边界也逐步模糊[1]，鉴于此，欧美国家有时将两者合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伴随着地理学的“批判”转向和“文化”转向，社会文化地理学在进入新千年后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学科得到蓬勃发展[2]。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2000年《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杂志（下文简称SCG）应运而生，经过10余年的发展，该刊物迅速成为展示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术研究进展的重要窗口之一。
SCG自创刊至今，一直致力于刊载社会文化地理领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2004年被ISI引文索引接受，其2010年ISI影响因子评价跃居所有人文地理刊物第六，达到2.036。SCG不像《Cultural Geographies》、《Place and Culture》和《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等期刊那么高度聚焦于某一领域，也不像《Society and Space》、《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和《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等期刊所涉及的领域那么广泛。它处于中间地带，专门为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者提供重要的学术平台。
本文以SCG所刊载的文献为分析对象，揭示新世纪社会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现状，特别关注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趋势，以期寻求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的启示。
2 SCG文献统计分析
2.1 期刊载文量变化
科技文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很多学术成果反映在大量的论文文献中[3]。SCG为人文地理学者提供了一个报告各自学术研究的国际论坛，并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从论文类型看，SCG发表的论文分为实证研究、综述、编者语、国家报告、博士论文介绍、书评、评论。此外，还包括讣告、勘误表和专家讨论文章。从出版期数看，SCG创刊的第一年稿源有限，为半年刊，随后稿源不断增加，到2001年成为季刊，2005年又转为双月刊，再到2008年后每年发表8期。从年载文量看，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000—2006年间年载文量随期数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最低20篇上升到2005、2006年的62篇。总的来看，这种文献量的变化趋势与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匹配，既有波动又有发展。由此也足见，“批判”社会地理和新文化地理进入新千年后在西方地理学界日显重要的地位。
2.2 研究案例地分布
论文涉及的案例地研究状况可以反映出学术界对全球地域的关注度。研究者对案例地的选择受进入性、地域限制情况、研究者考虑问题的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由于研究者基于本土的研究居多，案例地选择的频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在该领域内的学术水平。从SCG刊载的337篇经验研究文章看，选取的案例可分为文本案例和实地案例，其中文本案例占5％，包括15篇书面文本（著作、档案资料等）和2篇视觉文本（电影和电子游戏），而实地案例的比例达到95％。此外，案例地分布广泛，遍及46个国家和地区。论文数居前5位的案例地分别为英国（101篇）、美国（58篇）、澳大利亚（35篇）、加拿大（25篇）和新西兰（11篇），其中案例地为英美的比例达到47.9％。总体来看，虽然论文的案例地分布仍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但案例地的研究状况也呈现全球化转向的特点；学术界对亚非国家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其中有6篇就以南非为案例地，以中印为案例地的研究各有4篇。须指出的是，研究中国的这4篇文章都出自国外学者之手。实际上，我国人口众多、空间广阔，应是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沃土，国内学者应充分寻求具有中国典型的案例进行探讨，通过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和对话，更多地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2.3 不同研究领域的关注度
1980年代末地理学界掀起了“文化”转向，建立了社会和文化理论的新关系，为学术界提供了创新的方式去思考地理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前景。这些变化都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关注，并开始强调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性。这种文化觉醒使社会和文化地理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并通过相互交织和共同促进，努力探索新理论和新方法。各研究领域的载文数量可以反映出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点。研究对SCG发表的337篇经验研究文章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划分，根据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键词和期刊设立的22个议题对其进行归类（表1）。统计显示，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者对艺术地理、流动地理、性别和性取向地理、政治地理、种族地理、特殊群体地理、科学技术地理、宗教地理和情感地理研究领域（论文数≥15）都非常关注，相关论文共有212篇，占总数的62.9％。足见这九大研究领域是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而关怀地理、媒体和影视地理（论文数≥10）也比较受关注，论文共20篇。此外，学者们还对语言地理、运动地理、食品地理、口述史地理、家庭生活地理和交通地理等研究领域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关论文占总数的19％。在“批判”社会地理和新文化地理的思潮下，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多元化，促进了学术界对少数人群问题，特别是族群、少数民族、宗教群体、同性恋、流亡者和残疾人等群体的研究。
3 SCG论文研究议题分析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近二十年来成为发展比较快的学科，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4]。文化地理学还可以与其他地理学分支学科结合而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如历史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等[1]。但是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定义、划分与分类仍有诸多争议。文化地理学被认为研究的是广义文化[1]。本研究借鉴朱竑等人对人文地理学科划分的视角[5]，将SCG所设立的22个主要研究议题按照社会性、区域性、研究方法和范式这三个视角进行划分（表2）。
3.1 少数人群地理
新文化地理学发端于1970年代，并在1980年代真正得到发展，以杰克森（Peter Jackson）为代表的倡议者们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彻底的政治意义上的文化”，为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很少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6]。这促进了地理学界对少数人群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族群、少数民族、宗教群体、同性恋和包括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吸毒者在内的特殊人群等。
种族问题一直就是地理学术界实践的核心，长期以来学者们关注“种族”（race）和“种族歧视”（racism），如黑人居住区和选举区、贫民窟、种族空间分布、种族隔离过程和模式以及种族移民流等[7]。1990年代“批判社会理论”的兴起对以往由生理决定的族群分类提出了挑战，地理学界开始关心种族的社会建构和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社会—空间—历史过程[8,9]。Omi和Winant认为，需要理解种族概念是怎么建构的，是如何在政治冲突中嵌入的，以及是通过什么方式在美国社会中渗透的[10]。SCG在创刊当年第2期就设立专题介绍种族地理的新研究。专题作者们基于不向空间和地方背景赋予“种族”和“种族歧视”不同的意义，与移民[11,12]、平等[13]、认同[14]、民权[15]和性别[16]等话题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英国社会地理学界的话语经历了以下转向：1950—1980年代的种族→1990年代的民族→21世纪的宗教。因此，Peach提出“宗教似乎注定成为新世纪头十年社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17]。新加坡国立大学Lily Kong于2001年对宗教地理的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18]，此后，宗教的相关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最显著的是SCG先后于2002年和2009年设立宗教相关专题来介绍该领域内的研究新进展[19]。尽管，传统的宗教地理学研究主题主要关注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和宗教对景观的影响，但在新文化地理学的思潮下，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改变，开始关注宗教信仰对人们生活实践的影响[20]、宗教的世俗化[21]、宗教认同[22]、宗教空间的再现[23]以及宗教主体性[24]等，并涉及不同地理空间尺度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主义地理学家不仅觉察到地理学对女性研究的缺失，而且也关注到学科的男性认识论（masculine epistemology）。但在1970年代末掀起的女权学术运动中，特定的女性群体（女同性恋群体）被忽略，西方地理学者认为当代的学术研究须打破这持久的缄默[25]。SCG于2007年第1期开设了“女同性恋地理”专栏，专题文章关注权力和性取向问题，尤其注重认同[26]、身体与触觉[27]、社区[28]和空间[29]怎样在女同性恋地理的生产中体现。女权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以往以男性观点为出发点的传统地理学，开创了强调女性观点及男女空间行为有差异性的性别研究领域[30]。1990年代早期，杰克森就呼吁研究男性气概的社会和文化建构[31]，直到2005年才得到学术界回应[32]，地理学者们意识到缺乏对男性认同和空间的关注，此后男性气概研究领域得到迅猛发展，如SCG于2009年第8期设立了男性气概地理专题，这些文章从认同[33]、身体[34]、休闲娱乐空间[35]和移民[36]等不同角度分析男性气概。
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吸毒者、老年人、青少年和儿童等群体是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在日常社会空间内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尤其引人注目。SCG对弱势群体的研究给予了充分重视，于2001年设立“残疾人地理”专题，Inge Komardjaja以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残疾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抵抗他人在公共场合中所给予的帮助，渴望在行动和其他日常活动中能够自立[37]。Anderson对自闭症患者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残疾人在未来更易被接纳和认可，并呼吁地理学家们为残疾人争取更多的权利[38]。近来，关怀问题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者的注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特定背景下关怀的重要意义[39]。“关怀地理”专题文童（2003年第4期）基于家和医院[40]、农村社区[41]、城市救助中心[42]和自愿咨询环境[43]等不同场所，对关怀问题中显现的空间、实践和经验等联系进行探讨分析。例如，Chlistine Milligan研究了老年人的照料环境，认为家这个空间对老年人而言充满了许多记忆、夹杂着归属和依恋等各种情感[40]。
3.2 非物质文化地理
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下，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 theory）、具象化的感性经验（embodied-sensuous experience）、自反性方法（reflexive approaches）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理论和方法引起地理学者的广泛兴趣，兴起对记忆、情感、文学、语言、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研究。
“艺术和环境地理”专题论文来自格拉斯哥2004年第30届国际地理大会召开的“艺术的历史地理学和环境”会议。1980年代，符号图像的方法（iconographical approaches）为地理学家研究艺术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方法，紧密关注景观，通过视觉解释和象征性想象的情景觉察社会文化意义和权力图层[44]。新文化地理思潮促使地理学家一直在试图扩大艺术的地理理解和环境的定义，通过聚焦不朽的形式来解释城市空间中艺术的意义，如艺术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改变了世界的文化景观。Dixon和Whitehead认为科学技术地理研究主要包括三大主题：辩证的景观和环境、科学技术的美学、设计问题。研究的辩证性体现在试图去揭露景观和环境资源的技术转变如何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社区的转型中起到积极作用，而美学则指科学技术的情感研究[45]。
过去十年，随着具象化（embodiment）研究的不断涌现，引起了学者们对通过身体（bodies）来探索情感（emotion）的兴趣，Davidson等人的研究见证了近年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内情感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46]。地理学界的“情感转向”有助于对社会—空间生活重要性的理解，也有助于解释和理解暗含的人地关系。情感地理研究与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许多研究领域相互交融，“家”地理的研究关注“家庭”空间的情感性[47]，消费空间内也充斥着各种情感[48]，族群和同性恋群体[49]和心理疾病患者[50]等边缘群体也涉及情感。
语言的空间分布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语言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和语言规划实践问题等也备受学者们的兴趣。随着地理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地理学者们开始转向关注语言的政治，换言之，即语言的使用浸透了社会和空间实践的意义和权力[51]。“语言地理学”专题文章来源于2000年1月于布莱顿举行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年度会议的讨论会，专题的5篇文章可概括为两方面的研究：语言的地方性和空间，语言对地理知识传播的影响。例如，Iannaccaro等详细阐述了一种新方法（感性方言学方法）来描绘语言地图[52]，而Segrott、Chriost和Knox的研究探索了不同地理和主题背景下语言和认同的关系[53,54]。
近年来，社会和文化记忆的研究已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探究的主要领域[55]。专题文章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角度着重描绘记忆和地方的复杂互动关系。地方记忆渗透于国家认同的政治[56]、族群冲突[57]、公共规划[58]和历史保护[59]和遗产旅游业[60,61]等方面。
3.3 物质文化地理
物质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传统文化地理研究的一部分，从索尔的景观演化和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尼芬（Kniffen）的自然景观分布和演化研究，再到民居建筑风格和区域独特的文化艺术品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受到新文化地理学的冲击，但杰克森认为重新认真对待物质文化很有必要。物质文化的视角为近来全球化和文化动态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还有助于解释抽象的社会过程[62]。在杰克森所呼吁的社会文化地理“再物质化”号召下，物质文化地理的相关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SCG设立的“食品新文化地理”专题文章（2003年第1期）介绍了新世纪食品文化地理的新进展。Hollander[63]和Guthman[64]分别以佛罗里达州和旧金山湾区为案例地，关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Domosh[65]和Freidberg[66]则考虑食品国际贸易背后的殖民和商业历史，这些研究都充分考虑到食品消费和生产空间中的性别、种族化和阶级意义。
3.4 新区域地理
20世纪80年代，西方地理学早已脱离了1950年代以前以描述为主的治学方式，转变为对特定地点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空间性质的剖析，新区域地理学逐渐抬头[30]。新区域地理学关注地方的区域研究即“地域体”研究，关注空间和地域体与全球化的关系，使地域体研究与现代性进程、公民权问题以及经济的空间重组等联系起来[67]。“大西洋地理”和“的里斯特地理”是SCG先后于2005年和2009年设立的两大专题介绍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大西洋地理”专题文章涉及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和艺术两大研究领域，Featherstone探讨了底层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抵抗[68]，也有学者关注于1780—1833年西印度殖民者对英国出现的反殖民情绪的防御性反应[69]，而Morris认为1940年代纽约涌现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体裁反映了美国文化政策[70]。另一专题“的里斯特地理”（2009年第3期）多角度介绍了意大利港口城市和国际都市—的里斯特，对城市在意大利的地位[71]、城市的历史[72]、纪念遗址[73]、地方营销形象和多元文化[74]等进行了探讨。
3.5 流动地理
综观2000—2010年SCG上有关流动地理的研究，其主要包括两大领域——迁移（migration）和世俗流动（mundane mobilities）。跨国主义的兴盛使移民问题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75]。移民研究议题与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和性取向、情感和记忆等议题相互交融，涉及的移民群体囊括回迁移民、外迁移民、流亡者和难民、同性恋移民、女性移民和男青年移民等，探讨的方向涵盖移民的身份认同、地方感、社会融合、亲身记忆以及难民的安置问题等。世俗流动指中小尺度范围内的日常生活流动，包括步行到公交车站、坐公交车上班、骑自行车去学校、开私家车去超市购物或度假旅行等。Binnie等认为世俗空间和地方决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践能力和地理能力。实践能力包括知道公交车和火车时间表知识，如何购买公车票和最佳时间去旅游知识等，地理能力包括公交车站的地点和到某地的最佳线路等[76]。“世俗流动，陈腐旅行”专题（2007年第2期）的第一篇文章基于交通智能车辆（CyberCar）和身体的内在关系，深入地探讨了自动化移动（automated-mobilites）话题，认为高科技的交通智能车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参与的时间性、物质性和实体存在[77]。Edensor则对体验异国情调的旅游经历是不同凡响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认为旅游已成为惯例、程序和习惯性做法，致使去度假或在旅游产业内工作将只会获得世俗和平庸的经历[78]。而Bieri和Gerodetti对火车站性工作者的流动管制和控制进行了研究[79]。
3.6 精神分析地理、计算地理、口述史地理和后人文地理
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批判”转向，社会文化地理学者持续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不断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SCG开设了四大专题——精神分析地理（psychoanalytic geographies）、计算地理（geographies of calculation）、口述史地理（geographies of oral history）和后人文地理（geographies of posthumanism），介绍西方当前流行的研究方法和思潮。
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科内掀起了“精神分析”转向，为地理学提供了新研究方法。“精神分析地理”专题于2003年就推出，Callard对当前的精神分析地理文献进行了批判地分析，提出地理学者对（后）弗洛伊德的主体概念缺乏地理的分析[80]，Kingsbury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对同性恋的精神空间进行分析[81]，Wilton综述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法对残疾人分析的前瞻性和局限性[82]。
计算不仅仅指解析几何、数字和计数等在内的定量方法，也包括定性方法，如排名、排序、组织和测量等。“计算”这个概念与当代政治空间密切关注的话题紧密联系：身份、领土、地理知识的生产、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风险评估和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计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组织、理性化、具象化（embodiment）和概念化。“计算地理”专题文章的贡献在于为计算空间的政治性提供了适当的前景化[83]。
Perks和Thomson概括了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四种范式转变：战后复兴时期，记忆作为人类历史的来源；1970年代末，后实证主义方法对记忆和主体性的发展和影响；1980年代末，口述史的角色为访谈者和分析者；1990年代末，“数字革命”对口述史方法的影响[84]。随着地理学内的“文化转向”，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地理学内得到了广泛运用。关于地方记忆和地方认同的大量研究采用了此方法，典型的研究群体是流亡者和移民。“口述史地理”专题作者Laoire、Riley和Harvey的研究详细阐述了此方面的发现[85,86]。此外，口述史研究方法为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如Jones和Fowler运用这种方法对国家建构的相关争论提供了新的见解，试图去模糊关于国家是由精英分子还是民众建立的二元分法的争论[87]。
正值后现代主义旗下各种“后学”不断兴起，SCG专门设立—专题（2006年第4期）介绍“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思潮。后人文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批判人文地理学内已建立的人和动物、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分法，注重人和人以外的事物以及自然的文化属性，强调将非人类事物纳入研究范畴。Coyle探索了新西兰人民利用各种生物技术（如异种器官移植和跨物种的基因转移）发展的方式及其应对的态度[88]，而Jamie Lorimer则认为人和动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共同组成了英国“后自然”景观[89]。
SCG设立的22个研究议题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世纪以来最新的研究趋势。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批判转向”下，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话题不断涌现。社会和空间的关系研究仍然在该领域内经久不衰，如不平等、排斥、边缘化等话题，引起学者对性别、特殊群体、种族、宗族、民族、民权（citizenship）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新研究领域亦得到蓬勃发展，随着非表征理论、具象化的感性经验和自反性方法等的引入，记忆、情感、文学、语言、艺术和媒体等非物质文化地理的研究引起学者们的注目。跨国主义的兴盛使迁移和流动问题成为研究热点，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科技网络和网络空间分析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工具，精神分析、计算和口述史研究方法以及后人文研究思潮为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空间。此外，关注“地域体”研究的新区域地理方兴未艾，以及物质文化地理在社会文化地理“再物质化”的呼吁下而得到复苏。
4 对于国内研究的启示
新文化地理学和“批判”社会地理学在西方地理学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研究话题日新月异，研究方法和理论亦不断推陈出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艺术地理、流动地理、性别和性倾向地理、政治地理、种族地理、特殊群体地理和科学技术地理等研究领域备受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者的关注，“精神分析”、“口述史”、“计算”研究方法和“后人文”研究范式是当前流行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非表征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学者们较推崇的理论工具。
而国内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内向型特征，集中于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区、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五大主题的研究，尚未走进“文化转向”和“批判转向”的十字路口[4]，与西方研究差距尚远。长期以来，国内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长于描述而弱于解释，而“文化”转向和“批判转向”对此有所帮助，并且为中国文化地理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
国内文化地理学研究有必要借助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与国际的研究接轨和对话，体现出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区域特色。城市移民地方感与地方认同，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景观的象征性和意义，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生产研究，同性恋、小贩等边缘群体在公共空间中的政治，族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建构等国际前沿方向在我国不乏研究素材。目前，国内也涌现了一批学者踊跃开展与国际接轨的研究话题。例如通过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的分析，认为新的景观表征不利于加强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90]。又如有学者对贵州仡佬族民族精英的身份认同及其建构研究[91]，广州地铁广告这一微观的城市文化元素的解读[92]，行政区变更对居民地域认同感及文化身份的影响[93]，深圳福音村的研究[94]，采用嵌入概念分析北京的美术产业[95]等等。可见，我国文化地理学者在国际话题的本土化道路上已迈出了新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文化地理学在加强与国际对话及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同时，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批判地吸收，选择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
总之，我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人口众多、风俗独特，是文化地理研究的沃土。本土的研究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和本土特色，着眼于日益变化的生活本身，注重与西方研究的对话，寻求中国特色和典型的社会文化事项进行研究，以期最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风格，并推动整体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6-28；修订日期：2011-07-08
注释：
① 研究中国的4篇文章分别为：探讨广西壮族自治区亲属称谓（kinship terms）的汉化、上海门禁社区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西藏流亡者的认同和广州的墓地景观。
② 社会和文化的交通地理主要探讨交通工具（包括步行）对地区文化景观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与认同、具象化、流动和民权等议题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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