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角下的隋代救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5)08-0035-11 隋朝是个短暂而重要的王朝，灾害频发，前人对其兴亡论述颇多，大多着眼于其制度开创之功、暴政而亡等角度，未见有文章专门从灾害救济视角，对其兴亡过程进行动态而全面的考察。因此，文章主要从政治视角出发，考察隋代前后期防灾与救灾的情况，拟从有限的材料中通过对文帝时期与炀帝时期救灾效果差异的考察，论述隋代灾害与其兴亡的关系。 一、隋朝自然灾害及其特征与影响 据现有资料统计，历时38年的隋朝，共计发生自然灾害37次。水旱灾害引发饥荒5次，具体见表1。 该表对隋代自然灾害的统计虽然难免遗漏，但大致不疏，我们对之加以总结归纳，综合相关资料，得出关于隋代灾害的一些认识。灾害种类与频次。隋代发生水灾11次，旱灾9次，地震、山崩6次，疾疫5次，火灾2次，蝗灾1次，大风1次，大风雪1次，雨土(即沙尘暴)1次(见表2)。显然，隋代以水灾、旱灾为主，两灾数量占隋代自然灾害总数的54%。这与学界对隋唐属于温暖期①的研究结论相符合，气候温暖自然水旱灾害较多，而且一般是水灾多于旱灾。 隋代发生自然灾害37次，发生灾害年份24年。其中，隋文帝统治的24年(581-604)中，有16年发生自然灾害或饥荒，占隋文帝在位年数的三分之二，共发生灾害27次，而开皇六年、开皇十四年、仁寿元年分别发生3次灾害；隋炀帝统治的14年(605-618)中，有8年发生自然灾害或饥荒，占隋炀帝在位年数的七分之四，共发生灾害10次，大业七年更发生3次灾害。隋文帝时期年均自然灾害1.125次，隋炀帝时期年均自然灾害0.714次，文帝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高于炀帝时期。
灾害的时空特征。隋代的水旱灾害最多，水灾11次，旱灾9次，分析价值相对较大。11次水灾中，标出发生时间者9次，而秋季占据了其中的6次，包括七月2次，八月、九月各1次，笼统说明秋季者2次。另外，正月、二月、十二月[1](卷2，P52)各发生一次水灾，春、冬水灾都是比较少见的。9次旱灾中，标出发生时间者6次，秋季旱灾占据三分之一，包括八月旱灾2次，正月、四月、五月、九月各一次。秋季的水、旱灾害记载较多，应与其时庄稼处于收获季节，对田稼危害大有关系。隋代地震山崩的记录虽然有6次，但没有明显的时间特征。 史书所载隋代灾害以北方为主，明确记载南方受灾仅两次：一次是开皇六年二月，山南荆、淅七州水灾[1](卷1，P24)，一次山崩是仁寿三年，梁州就谷山崩。[1](卷23，P665)除此，大业八年、大业十三年，史载天下大旱，可以推测受灾区域包括南方和北方，则南方自然灾害仅4次。而史载灾害完全发生于北方者有33次(包括开皇十五年正月旱灾和开皇十四年十二月火灾两次受灾地点不明但却可肯定在北方者)，加上前述受灾地区南、北方并包的两次，北方自然灾害的发生35次，是南方的近9倍。在隋代北方灾害记录中，又以关中和河南的灾害记录最为详尽。史载明确发生于关内地区的灾害和明确发生于河南地区的灾害各11次，合计22次，占史载隋代自然灾害的59.5%。就最常见的水旱灾害的发生地区来看，隋代9次旱灾中，有3次明确指向关内，有三次标明有京师，而大业八年、十二年旱灾的发生区域则标明为“天下”，可知以关中地区为主；11次水灾中，绝大多数发生于河南地区，共9次，其中有两年为山东、河南并发。另外，史载隋代的4次地震，均发生于关陇地区。 隋代灾害记录以北方为主，并集中于关陇地区和河南地区，当然不能说明其他地区没有灾害，而只能说明这两个地区的灾害影响较大，在隋代备受重视。隋朝都城建于长安，陪都建在洛阳，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均在北方，因此，对北方(尤其是关中和河南)灾荒的记载明显详于南方，而对南方灾害当漏记不少。竺可桢指出历史上灾荒记录的四个限制：交通不便导致偏僻处灾害记录不详，京都附近记录特详，灾荒报告常因帝王之好憎而有所增减等，这些影响到灾害数量的记载。[2]隋代自然灾害的记录也符合这一论述。但这不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隋代灾害的分析，因为当时灾害对南方的影响应该远小于北方。 大灾及其影响。隋代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粮价高涨，灾民饥馑流亡，相卖为奴婢，灾民死于灾害后的饥荒，饿殍满野，僵尸满道，等等。据史载，影响较大的灾害有开皇十四年大旱，开皇二十年地震，大业三年、大业七年水灾，其影响见表1。水旱灾害在隋代最为常见，影响也大，共引发大规模饥荒5次：开皇四年[1](卷24，P684)、开皇十四年、大业四年、大业十三年旱灾引发饥荒4次，前两次旱饥文帝均移驾洛阳；水灾引发饥荒1次，即大业七年，当时30余郡遭灾，被卖为奴婢以求生的灾民不少。水旱灾害还引发了次生灾害，大业八年大旱引发疾疫1次。[1](卷4，P83) 开皇十八年、开皇二十年、大业七年，灾害并发，影响尤其严重。开皇十八年辽东之役时，霖潦促发疾疫。当时行军元帅汉王杨谅，率众至辽水，“遇霖潦疾疫，不利而还”[1](卷41，P1182)，所部“死者十八九”[1](卷2，P43)。另一行军元帅王世积“至柳城，遇疾疫而还。”[1](卷40，P1173)说明疾疫是这次的主灾害，也是辽东之役无功而返的主要原因，当时太原守郭荣跟从炀帝至柳城，即“遇疾”。[1](卷50，P1321)开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京师地震与风雪灾害并发，“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1](卷3，P60)《隋书·五行志》记载此次灾害更为详尽：“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压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应。净刹寺钟三鸣，佛殿门锁自开，铜像自出户外。”[1](卷23，P655—656)大业七年，山东、河南水灾疾疫并发，尤以山东为甚。加之以辽东之役战败，这次水灾死者人数达“数十万”，致使“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3](卷181，P5656)，贫弱百姓自卖为奴婢以求生，有的则相聚为盗贼。[1](卷24，P687-688) 二、隋代前后期的防灾与救灾 隋代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凸显了防灾救灾的重要性，文帝和炀帝都不可能对其等闲视之。在隋代，防灾救灾是有一套常规制度与措施来加以应对的。面对自然灾害，隋朝中央和郡县官府首先将天命与人事相联系。据《隋书·礼仪志》，“京师孟夏后旱，理冤狱失职，存鳏寡孤独，振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进贤良，举直言，退佞谄，黜贪残”，皇帝则“御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或露坐听政”[1](卷7，P128)。这些做法继承自前代天灾示警的观念，其思想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周易》。自然灾害有其发生的自身规律，但也很大程度上与人事，特别是人祸相联系，所以，录囚理冤、减免徭役、赈恤孤贫、掩埋尸体、进贤退佞，会起到一些调解上下层矛盾、缓和阶级冲突的作用，尽量地减少天灾的损失，属于“尽人力”的内容，应该说是合理的。皇帝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则至少表明了皇帝对灾害的重视与忧心。 隋代还十分注重禳灾祈雨，常举行旱雩和霖雨禜祭城门等活动，这也是当时重视农业生产的一种表现。雩是祈雨之礼，指巫师或术士所进行的以舞蹈祭祀的行为，是古代以人为牺牲而祷天禳灾的原始习惯的遗留。在大兴城十三里启夏门外，建有雩坛，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并有对祈雨的时间及具体的礼仪有一整套规定。开皇三年四月甲申，隋文帝曾因旱“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1](卷1，P19)，癸巳，又亲“大雩”[3](卷175，P5567)。旱灾时，隋朝还会“徙市禁屠”，“百官断伞扇”，“令人家造土龙”[1](卷7，P128)。这些做法与救灾实质上并无任何关系，初始是古人在知识不发达的情况下想象和主观联系点的产物，后来渐渐演变为风俗习惯而传袭下来。旱灾时，出于阴阳平衡的观念，朝廷还会“命有司会男女，恤怨旷”[1](卷7，P128)。应该说，这些规定在隋朝大都是实行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 在防灾与救灾措施方面，兴修水利工程是防灾抗旱的长远性举措，也是对水旱灾害的根本治理，与灾后救济的治标性举措有别。依冀朝鼎据清代各省地方志资料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项目的统计，从秦至唐，以年平均工程计算，隋朝独占鳌头。[4](P36-37)如果把水利工程的规模考虑进去，则隋朝的水利成就更为显著。隋代水利工程包括开凿渠道、修筑堤防、疏导川源、增开斗门等若干类，尤其以前者居多。隋代自然灾害严重，但在前期政治清明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动荡，水利工程的兴修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防灾的另一重要措施是设立粮仓，尤其是义仓，以储粮备荒。灾害发生后，隋代采取多种方法救济灾民，包括赈贷粮食、移民就粟、遣使赈灾、减免赋税、延医疗疾等等，而前三项都涉及仓储救灾。以下对隋代前后期防灾与救灾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一)隋文帝时期的防灾与救灾 1.防灾举措 隋文帝时期的防灾措施主要有二：兴修水利、设仓储粮备荒，特别是义仓制度的建立。 兴修水利。史载文帝时期至少兴修水利工程七项：一是开凿广通渠。开皇四年五月，文帝“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3](卷176，P5577)，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水工开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由于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1](卷24，P684)二是开凿富民渠。征瀛州刺史郭衍为开漕渠大监，率水工开凿富民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1](卷61，P1469)号为薛公丰兖渠。三是开凿山阳渎。开皇七年四月，隋文帝于扬州开凿山阳渎，以便漕运，其目的在于为伐陈运兵运粮，[5](P26)后来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这三条材料都属于疏通水道，开漕运粮的。四是开凿丰兖渠。为治理河水泛滥问题，薛胄开凿了丰兖渠：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兖州刺史薛胄“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1](卷56，P1388)。五是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1](卷46，P1253)六是疏导山东水灾区川源。由于山东频年霖雨，多州困于水灾，所在沉溺，文帝于开皇十八年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加之开仓赈给困乏，免遭水处租调。“自是频有年矣。”[1](卷24，P685)此条与第四条薛公丰兖渠的开凿，均是为了解决河水泛滥问题，且效果颇嘉。七是增开五门堰斗门。鉴于芍陂五门堰“芜秽不修”，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1](卷73，P1678)上述修复旧堤堰，开凿斗门的工程，既灌溉开辟了良田，又对水旱灾害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作用。 设仓储粮备荒。因“长安仓廪尚虚”[3](卷175，P5573)，为应对水旱灾害引起饥荒问题，隋初，文帝在全国至少设置了五处国家级大粮仓以储粮备荒。在卫州设黎阳仓，在洛州设河阳仓，在陕州设常平仓，在华州设广通仓，并募丁“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1](卷24，P683)而据《唐六典》，隋代在滎阳(在巩县)还设有洛口仓，潼关、渭南亦皆有仓，以转运粟米，各有监官。[6](卷19，P528)这些粮仓在灾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开皇五年，瀛州秋霖大水，“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冢。”刺史郭衍亲备船栰，赍粮拯救灾民。并“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文帝善之，选授郭衍为朔州总管。[1](卷61，P1469) 设立义仓赈灾。在实践中，隋朝还发展了仓储制度，设立义仓，专门用作赈灾。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③建议诸州刺史、县令“劝农积谷”，文帝下令全国设立义仓，以备水旱灾害。[1](卷46，P1254)这是封建国家初次建立义仓制度，[7]具体办法是：每年秋季，诸州百姓及军人“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1](卷46，P1254)隋文帝表示认可，当社造仓窖贮粟麦，并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此后诸州粮储“委积”。[1](卷24，P684)张弓据此认为这“首次提出国家赈贷制度化”的问题，此后不再只依靠“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来“出私财，递相赒赡”。[8](P125)即依靠国家机器推进赈粮的制度化，而不再依赖于富裕之家的私相赈赡和周济。 开皇十五年二月，诏：北边边境“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次年正月，又诏秦、迭、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1](卷24，P685)由于初建义仓时，其设立与管理均在地方的社，因此这里的社仓即设立于州县的义仓。吕思勉指出：“义仓精意，全在创办由民自愿，既立之后，亦由人民自行管理。故劝课初无定额，而存贮必于当社。”[9](P807) 隋朝富庶非常，开皇十四年，义仓设立至多十年时，已经“仓库盈溢”。[10](P466)由于隋朝仓粮充实，其赈灾之举十分得力。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等八州水灾，开皇十八年，文帝命“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石。”[1](卷24，P685)此后山东地区频获丰收。义仓在文帝时期救灾中起了较大作用，唐人戴胄云：“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11](卷49，P2122)可见隋代义仓对灾民救济颇为有效。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颂》所云开皇时“仓廪有红腐之积，黎萌无阻饥之虑”[1](卷57，P1410)并非无稽之谈。 义仓建立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义仓开始建立之初，贮藏民间，由社司管理，如遇饥馑，则开仓赈给。到开皇十五年二月，由于义仓管理不善，已经“多有费损”。[1](卷24，P685)实际上，义仓设立的当年，就发生了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之事。而且，在事情属实的情况下，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害举报人慕容天远，使其遭反坐。案发后，文帝命“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1](卷25，P712-713)命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开皇十六年，再次发生义仓主管人员的渎职事件，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了七千石，命斛律孝卿纠察此事，以为“主典所窃”。复令孝卿驰驿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1](卷25，P714)是后，敕盗边粮一升以上皆斩，籍没其家。[1](卷2，P40)这说明义仓开始设置在乡里，属民间自救性质，由于管理人员擅自取用而出现废损严重的问题。到仁寿三年九月，文帝专门设置常平官管理义仓。[3](卷179，P5705)无疑，至晚到此时，义仓已由民间管理转变为官方管理，这时对义仓仓粮的发放应该就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2.救灾措施 隋文帝时期的救灾措施主要包括赈贷粮食、移民就粟及移粟就民、减免赋役、延医疗疾、疏理系囚等。前两条重在解决灾民的粮食问题，第三条是为了顺利恢复生产，第四条是针对疫灾的，第五条则属于政治弭灾的范畴。隋文帝还多次派遣门下省长官纳言、尚书省的户部、工部、吏部等高官前往灾区主持赈灾工作，并严惩救灾不力及利用粮食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这些都显示了隋文帝对救灾的高度重视。此外，当时较为兴盛的佛教，在救灾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稳定人心的作用。 赈贷粮食。这是最为常见的救灾举措。开皇四年亢阳，关右饥馁，文帝“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1](卷46，P1254)开皇五年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文帝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北周旧粟，贱粜与人。[1](卷24，P684) 官方赈贷粮食的同时，在民间，一些颇具实力的地方大家族也自发赈济乡人。隋唐之际，赵郡平棘李氏家族“宗党豪盛”，李士谦“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曾出粟数千石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士谦云：“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并当众焚契。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1](卷77，P1752-1753)而开皇四年，关内五州亢旱时，“强宗富室”及“家道有余者”，均争相“出私财，递相赒赡。”[1](卷24，P684)隋朝统治者强调孝治和家族和睦，乡里大家族在灾害之年对乡人的赈贷，虽然范围有限，但由于地缘关系非常及时，所起作用不容忽视。 移民就粟。移民就粟，古已有之。梁惠王曾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12](P5)隋朝继承了前朝的做法。开皇四年和开皇十四年，文帝两次带头就食洛阳。开皇四年九月，文帝以关内饥荒，驾幸洛阳，[1](卷1，P22)次年三月方返回长安。[3](卷176，P5584)据《宋虎墓志》，当时正五品内常侍宋胡就“从驾幸洛阳”，并于次年四月卒于渭南杜化，年五十一。[13](P159)宋胡正好逝世于此次从洛阳返回后的次月，这未始不因为灾荒时节陪王伴驾的艰辛所致。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文帝“帅民就食于洛阳”。[3](卷178，P5650-5651)这次“乞讨”行动规模很大，老弱百姓均参加且秩序井然，文帝也表现出了爱民之心，“从官并以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1](卷24，P685)但此次事件的突出之处在于皇帝亲自带领都城长安官员和百姓大规模到洛阳逐食，除了长安从西汉开始就开始作为都城，其土地已不堪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及出于军事考虑不动用军粮外，当时的自然灾害应该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而这只能是偶一为之，不能长期为之。到大业时期，炀帝非常重视对南方的经营，到唐朝中期逐渐实现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面对开皇时期关中连年大旱、河南多州大水导致的百姓饥馑，文帝还令百姓尤贫者往关东就食，并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他们，以作脚力。[1](卷24，P684-685) 政府组织的移民就粟之外，灾民自发的无组织的移民就粟当更多，因此借灾害之机以前往他地的也有所见。李冲之女李氏曾“诈称冻馁”，请带幼年的元亨，“就食于荥阳”，获得允许。于是得以暗度陈仓，离开被禁锢的洛阳，前往关西。[1](卷54，P1365)开皇初还一度实行移粟救民。开皇四年，以关中亢阳，关右饥馁，“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1](卷46，P1254) 减复、疗疾与录囚。减免赋役之例如：开皇五年后关中连年大旱，多州大水，百姓饥馑。文帝命“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1](卷24，P684-685)开皇六年八月，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1](卷1，P24)开皇十八年七月，诏以河南八州水，免课役[1](卷2，P43)、租调[1](卷24，P685)。灾后录囚理冤，源于当时人将灾害与严刑峻法相联系，认为刑法冤滥、苛酷会导致天灾示警。开皇二十年十一月，京师地震与风雪灾害并发，魏征指出这与“高颎、杨勇，无罪而咸废黜，失众心”有关。[1](卷23，P655-656)仁寿二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魏征等认为是“由帝用刑严急，臣下有小过，帝或亲临斩决，又先是柱国史万岁以忤旨被戮，诛罚绝理之应也。”[1](卷22，P623)当然，魏征等人进言的实质，是利用灾害之机，督促皇帝改良政治。隋代录囚之例如：开皇二年五月，己酉，文帝因旱“亲省囚徒”，其日大雨。[1](卷1，P17)延医疗疾主要体现在岷州刺史辛公义亲自参与部民的疫病救治上。岷州旧习恶病，亲人相弃，甚至“父子夫妻不相看养”，以致“病者多死”。开皇九年，[3](卷177，P5630)辛公义到任后，“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厅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1](卷73，P1682)辛公义不惮烦劳，在部内发生疫病时，不惧染疾亲自照顾病人，并用个人俸禄买药请医救治，合境称其为“慈母”，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遣使赈灾。隋文帝对自然灾害十分重视，为了让救灾更加有序有效地进行，屡次派遣朝廷高级官员前往灾区主持救灾工作遣使赈灾。苏威以民部尚书兼纳言、吏部尚书的身份至少两次前往灾区赈恤，杨达以工部尚书、纳言的身份两次前往灾区赈恤，前工部尚书长孙毗也曾作为使者赈灾。开皇五年八月，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次年二月，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赈恤。[1](卷1，P23)开皇八年八月，河北诸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恤；仁寿二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仁寿三年十二月，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1](卷2，P31，47，52) 严惩不法行为。这包括官员救灾不力及饥荒时利用粮食牟取暴利等行为。救灾效果差的官员，考课成绩也较差，并对之加以黜陟。李德林任怀州刺史时，“州逢亢旱，课民掘井溉田，空致劳扰，竟无补益，为考司所贬。”[1](卷42，P1208)除了积极赈济灾民粮食之外，对于饥荒期间利用粮食谋取利益的官员，文帝也加以严惩。元从功臣卢贲任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闭人粜而自粜之”，被除名为民。[1](卷38，P1143)大臣刘昉“遇京师饥，上令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沽酒。”[1](卷38，P1132)被治书侍御史梁毗弹劾，文帝念其佐命之功，才下诏不治。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以于仲文为行军总管家以讨伐。“时三军乏食，米粟踊贵，仲文私粜军粮，坐除名。”[1](卷60，P1454)这些事实说明开皇时期对自然灾害救治的重视程度。 汉代以来就有因灾罢免宰相之事，开皇时期，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迎合晋王杨广对高颎的嫌怨，曾共奏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文帝也明辨是非，结果姜、李二人“俱得罪而去”，对高颎却“亲礼逾密”。[1](卷41，P1181)此事一方面说明社会舆论认为宰相一般情况下要承担阴阳不调的很大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政治环境优良，救灾效果很好。 佛教救灾。另外隋代佛教兴盛，文帝对佛教推崇备至，积极利用佛教参与救灾，这包括僧人祈雨、讲经说法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慰藉民心的效果。开皇六年关中亢旱，“朝野荒然”，敕请二百僧人于正殿祈雨，累日无应。长安延兴寺昙延法师认为此乃文帝与群臣“并违治术，俱愆玄化”之故。文帝遂“躬事祈雨”，请昙延法师于大兴殿升御座南面授法。文帝及朝宰五品以上，并席地受八关斋戒，果得大雨，远近咸足。文帝特赐昙延绢三百段。[14](卷8，P169)这次成功祈雨，规模很大，级别颇高，初唐被绘于敦煌莫高窟323窟南壁壁画上，以显示佛教的功德。开皇十四年，“时极亢旱”，刺史刘景安请释真观讲《海龙王经》，序王既讫而骤雨滂注。“自斯厥后，有请便降。”[14](卷31，P377)开皇十年，长安疾疫，文帝听闻陈朝出身半儒半僧的徐孝克之名行，令其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以禳疾。[15](卷26，P338)这也是佛教参与救灾的一个表现。陈昊已指出：“中古时期佛教在日常和灾难中所提供的医疗和救济资源，在组织力和整体性上，显然超越巫觋和术士。”[16](P358)在总体救灾方面，佛教的力量大于巫觋和术士，隋代在系统的救灾方面虽然资料欠缺，但仅就现有资料而言，佛教参与救灾显然大于巫觋系统和道教的力量。 (二)隋炀帝时期的防灾与救灾 隋炀帝在正史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美国汉学家Anhurwright评价隋炀帝：“(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17]其原因就在于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出于以隋为鉴，巩固统治的写作意图，记载隋炀帝事迹的三部主要古籍《隋书》《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为丑化隋炀帝的形象，删除了有关隋炀帝的一些正面材料。”[18]因此，关于隋炀帝救灾的正面材料不多，我们只能从考古、笔记材料和正史对其负面形象的描述中搜检零星材料加以说明。 首先，隋代规定地方郡县要如实上报辖区自然灾害，可依受灾程度，对赋役予以蠲免。炀帝时，设立司隶台，长官司隶台大夫“掌诸巡察”，为正四品，下设从五品别驾二人，负责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设刺史十四人，正六品，负责巡察畿外，并有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职责有六，其四即“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并于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1](卷28，P797)此规定无疑是对灾害救治的一种有力保障。 开皇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储粮较多，隋炀帝继承其父的做法，也积极储粮，仅在洛阳及其附近就有含嘉仓、回洛仓、洛口仓、兴洛仓、子罗仓等粮仓。据《大业杂记》，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建洛阳城为东都，东太阳门“东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19](P5)，含嘉仓即建于含嘉城内，用于储藏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该粮仓隋朝建立，唐代安史之乱前处于最兴旺的发展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大型粮仓，北宋时废弃。据考察，含嘉仓仓城南北长710米，东西612米，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仓城周围有城墙，东西南北共有四个城门相对应，窖区内仓窖排列有序，已发现粮窖400余个，大窖可储粮1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钻探发掘时，第160号窖还满满地保存了一窖粟。[20](P12，15，20)洛阳城右掖门大街西建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梗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19](P6)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原上，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3](P5732)大业十三年，李密固守的兴洛仓，[19](P55)也是大业时期所建。这些大型粮仓在炀帝时期都在发挥救灾作用。 除了设仓备荒，大业时期，炀帝还开通了从涿郡到余杭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有利于缓解北方的饥馑。大业元年，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开通济渠，从洛阳到盱眙，千余里。[19](P2)至20世纪80年代，河南、安徽沿此渠一带的百姓，“都把唐宋汴河遗址留到今天的故道称为隋堤”[7](P33)。大业六年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邗沟(原称山阳渎)起自山阳入镇江，大业元年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大修扩凿，三百余里。[19](P2)江淮物资到达两京，必须通过邗沟。全汉昇指出：大运河“在隋代也曾被用来转运物资。不过隋享国时日甚短，开河不久以后便告灭亡，故运河在隋代对于南北交通的贡献究竟有限。”[21](P15)运河在唐代作用得以发挥，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晚唐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22](P5776)此外，大业二年四月，敕土工监丞任洪则于洛阳开通远渠，自官城南承福门外分洛水，东至偃师入洛。[19](P22)这是一条槽渠。又据《大隋故河堤使者西河公窦君墓志》，大业十一年，24岁的员外郎窦俨“迁河堤使者，挽渭浮河，虽仍旧贯，宣房瓠子，时其改作，职修民赖，君实有焉。”[23](P327)通过疏理河道、治理河决等，以防治水患。从其次年三月病逝于东都来看，很有可能发生于河南地区，而水灾发生频率最高的河南，此年未有水灾记录，说明窦俨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应该指出，隋炀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参与佛事及其相关活动不少，但其信奉却比其父隋文帝理性，作为帝王，杨广发布的诏书中并无与佛有关的内容，与隋文帝形成了较大差异。与此相应，隋文帝多次利用高僧讲经祈雨，而即使面临地震对其太子地位的挑战，我们也未从史书中查到当时杨广利用佛教力量来保护自己地位的记录。史载，开皇二十年十一月，晋王杨广终于取代其长兄杨勇而被立为皇太子，而之前在此月的戊子日京师刚刚发生地震兼大风雪，因顾及地震乃天灾示警的说法，恐其危及个人地位的稳固，杨广“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3](卷179，P5691)这是杨广仅采用的两条应对措施，从其后史实看，他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若非史料欠缺，或许这与杨广成功拉拢其母独孤皇后及尚书右仆射杨素站到自己一边，而此前一年太子杨勇集团的重要人物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已被成功打倒，除名为民有关，[1](卷2，P44)因此能较为容易地化解这次危机。 炀帝嗣位，“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后，隋朝达至极盛，史言“隋氏之盛，极于此也”。[1](卷29，P807-808)但由于其好大喜功，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征高丽等大规模行动不断，据胡如雷估算，隋炀帝在即位前八年里，共有22项大的工程，动用服役人员约3012余万。[24]乃至“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1](卷24，P687)，这些大大抵消了他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努力。大业三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仅洛阳皇城宫内造一堂新成，因“中夜，天大雨，堂崩”就“压杀数十人”。[19](P27)但当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1](卷3，P70)大业四年，燕、代缘边诸郡旱。但当时炀帝“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并亲巡塞表，致使“百姓失业，道殣相望”。[1](卷22，P636)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四十郡，谷价腾贵，米斗直数百钱，引发严重饥荒，以致民多流散，甚至相卖为奴婢。炀帝不仅不及时赈恤，还继续亲驾征辽，被选中讨高丽的漳南县孙安祖即因“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却不能不去打仗，最后铤而走险，在因偷羊而被县令“捕劾笞辱”[25](卷85，P3696)后，“刺县令，亡逃建德”，入高鸡泊为盗，外号“摸羊公”。史载，该年山东、河南大水，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但“所在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1](卷24，P687-688)百姓在遭灾家破、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反而要远征高丽，被逼造反，其经历在当时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大业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1](卷4，P83)百姓流亡。但当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大业十三年，天下大旱，而“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1](卷22，P636) 由于大业时期大规模工程不断，加之攻打高丽，大大耗损了国家元气，劳民伤财，导致上下思乱。于时“海内榛芜，王纲崩弛”[26](P248)，“寇盗充斥，民不聊生，郡无长官，专任斯委。”[23](P368)因此，农民起义和地主武装大都采取了开仓施赈的办法以争取百姓及募兵，而就食者颇多，也从反面证明了隋朝施赈的不力。如翟让、李密起义，大业十三年破兴洛仓，“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1](卷70，P1628)王仁恭麾下校尉刘武周每以“父老妻子冻馁，填委沟壑，而王府君闭仓不救百姓”激怒民众，并率人杀害王仁恭，开仓赈给，自立为王。[1](卷65，P1536)李勣的话可以说明隋末义仓粮所起的作用：大业十三年，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开仓赈给。“时政教已紊，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11](卷67，P2483)救灾效果极差。而黎阳仓的粮食后为起义军所利用，李勣占领黎阳仓后，“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万余。”[3](卷184，P5861)魏征曾拟《为李密袭荥阳郇王庆文》，也建议开仓赈恤，以扩大起义队伍：“今者屯营巩、洛，开发太仓，赈恤饥羸，咸从充健。”[27](卷646，P3322)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隋末未能较好发挥仓储备荒的作用，对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虽然炀帝继承了隋帝国的富庶，并非没有能力救灾，但大业时期朝政混乱、吏治极差的大环境，使得政令不行，对救灾也影响极大。大业十一年，诏卫玄安抚关中。“时盗贼蜂起，百姓饥馑，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坏乱，货贿公行。”[1](卷63，P1503)大业末年，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杨侑开永丰仓粟，以振饥人，结果“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可见饥荒的程度之高。但最后的救灾效果却并不理想，“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1](卷24，P673)直到“义师入长安，发永丰仓以振之，百姓方苏息矣。”[1](卷24，P689)到大业末，形势更加无法逆转，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1](卷24，P688) 不仅是普通百姓，大业时期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百姓思乱，从盗如市”危急情势之下，将军鱼俱罗奉命进讨贼寇朱燮、管崇等，但“贼势浸盛，败而复聚。”鱼俱罗“诸子并在京、洛”，虑及“贼非岁月可平”，“恐道路隔绝”，为免家人离散，他在“东都饥馑，谷食踊贵”的情形下，“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粜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朝廷得知后，唯恐其有异志，两次派使者前往案验，终为大理司直梁敬真希旨斩杀，家口亦籍没。[1](卷64，P1518)鱼俱罗罪不至死却被斩杀，全家连坐。以上事实说明，上下都已经陷入无路可走的状态，隋朝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 将军鱼俱罗无罪被杀，且全家籍没，表明了炀帝时期执法的严苛。大业三年，炀帝就制定了“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1](卷25，P717)的《大业律》。但炀帝即位初就不依法办案，并表现出不喜纳谏的个人风格。到后来，炀帝“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协，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炀帝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到大业九年，炀帝“诏为盗者籍没其家。”[1](卷25，P717)严刑峻法无法阻止百姓的反抗，史言“时百姓饥馑，相聚为盗”[1](卷43，P1215)。在“群贼大起”情形下，郡县官人各专威福，执法“生杀任情”[1](卷25，P717)，因此鱼俱罗的被杀并不是偶然现象。 综合上文，隋文帝时期防灾救灾措施较隋炀帝时期内容丰富、措施全面有效，不仅官方积极努力，包括赈贷粮食、移民就粟、减免赋役、兴修水利、设仓储粮备荒，疏理系囚，特别是遣使救灾、严惩救灾不力的官员，并创新义仓制度，充分利用佛教力量参与救灾，民间力量也承魏晋南北朝的遗风加入赈灾行列。隋炀帝时期虽然也设仓备荒，并开凿大运河等，但均未起到应有的救灾之效。总的来讲，隋代前后期防灾、救灾效果差别较大，由于前期政治环境较好，重视救灾工作，救灾多富有成效，大大减轻了灾害的影响；后期尤其是大业末期总体上救灾不力，炀帝劳师远征，政令不行，饥荒不断，最终盗贼蜂起，内外危机叠加，隋朝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途。 如前文所述，隋炀帝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低于文帝时期，而且灾害引发饥荒的次数也仅一次，少于文帝时期的两次，这是大自然对其的垂爱。但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炀帝时期不明原因的饥荒连续出现三次，而文帝时期仅一次，个中原因引人深思。文帝、炀帝时期的防灾救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出现救灾效果的较大差异，后期救灾效果大不如前，笔者认为这不在于炀帝比文帝的执政能力弱，而是因为文帝重视民生与吏治问题，注重对自然灾害的防救工作，而炀帝则热衷于国家政绩工程和效率，以实现其帝国梦想。这从二帝在位时期的防灾、救灾措施的比较并不难看出。从开皇十四年关中饥荒，文帝因有百姓食“豆屑杂糠”而深自咎责，甚至不禁为之流涕，并断荤禁酒将近一年这一细节，[1](卷2，P54)也可见其对灾荒问题重视之一斑。而文帝严惩救灾不力及饥荒时利用粮食谋取暴利的不法行为，则表明了其对吏治问题的高度关注。而炀帝虽然也按常规进行救灾，但将其大量的精力与帝国的财力投入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北伐，且不喜甚至恶闻臣下进谏并未平衡好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军事问题与救灾的关系。轻重处理失当，是炀帝十分失败的一点，虽然从长远来讲隋朝给唐朝提供了不少“荫凉”，但却失去了民心。而正因为失去民心，大业时期政令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已有的制度也无法发挥其基本效力，救灾自然难以成功。可以说，自然灾害不是隋代灭亡的基本原因与根源所在，灾害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状况的优劣等级，对灾害的救治效果是隋代政治状况的一个晴雨表。从这一角度而言，天灾多为人祸所致是成立的。 隋朝处于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与统一强盛的唐朝之间，陈寅恪言李唐与杨隋“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28](P3)，钱穆进一步讲：“隋代政制兼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29](P386)正是因为唐制直接继承自隋制，并在吸收其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在实践中加以良好的运用，居安思危，努力矫正隋朝之失，这才成就了唐朝的强盛。隋制自然也包括救灾制度。隋代防灾救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既是隋朝兴亡变迁的缩影，也是唐朝在防灾救灾制度方面的良好借鉴。所谓好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运用制度的人，在古代，皇帝个人执政能力、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与否及当时社会的吏治状况至关重要，对比隋唐两朝防灾救灾效果与其政治关系变迁的微妙关系，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①吴宏岐、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及其他学者对隋唐时期气候的研究基础上，认为隋唐时期以温暖为主，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代气候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第34页。 ②《隋书》卷3《炀帝本纪上》作“漂没三十余郡”，中华书局，1973年，第76页。《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条同，中华书局，2011年，第5761页。《隋书》卷24《食货志》作“漂没四十余郡”，第688页。此从前者。 ③关于义仓的设置时间及建议者长孙平当时的官职，张先昌《义仓设置时间考辨》已作考证分析，载《史学月刊》1992年4期，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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