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早期农业研究两种史学观点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英国论文,史学论文,近代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6-0128-03
英国作为近代以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令世人所瞩目，因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涌现了大量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专著和论文。相比较而言，研究英国农业、特别是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农业问题方面的专著及论文却少得多。直接论述农业的发展变化与工业革命之间关系的著作也很少。但是，农业生产作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必要的活动，人们不可能对它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现代社会也是从农业社会走过来的。所以，专家学者们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前或工业革命展开时期的英国社会经济时，都要论及农业或做出一定分析。各种专著及论文中的观点和看法尽管各异，但我们根据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来分析基本上可以归于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马克思、塔特等人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国内的学者大多可归于这一类别中。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观的学者对农业的看法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马克思从社会改革的深层次理解和分析农业、农业革命，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农业发展、农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革命。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观的学者看来，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是农业发展或农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标准去评判农业社会的变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英国农业革命的时间确定在15、16世纪，指出：“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1]芒图在考察工业革命前的农业变动时，沿用了马克思的评判标准。他认为，正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的改变，才使得18世纪的圈地在经营性质和劳动力的使用方面引起了深刻变化。土地所有权改变后的圈地上的农业技术改良才是农业真正进步的开始。[2]芒图把英国近代农业的变革往后推了两个世纪，这个观点在塔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塔特在坚持把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作为农业革命的核心内容的同时，不同意马克思把英国农业革命的时间确定在15、16世纪。塔特认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应往后推到18世纪中期以后的议会圈地运动的时代。因为他发现敞地制残余，自治村社和农民阶级的消灭是到19世纪中叶才完成的。至于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土地集中和协作生产等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都是土地关系变革的结果，而不应被视为农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3]麦克法伦也有与此类似的观点，他以为把农业革命的时间确定在16、17世纪甚至1750年以前都不恰当。他认为农业变革的内涵比较广泛，包括一个已经发达的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土地的商品化、完全私有所有权的确立、一个相当广泛的地域及社会流动、租地农场与家庭农场十分明确的差异、合理的清算帐目、普遍的利润动机等。这些条件英国只有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具备，而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是其中最主要的变化。[4]国内学者中王章辉先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英国的农业革命是从传统农业、即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也即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转变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土地关系方面消除原始的村社公用地的残余，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也就是把封建地产变成完全的私有财产。第二，使农业从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变为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城市发展需要的商品化农业。第三，革新农业生产技术。第四，把大批固着于土地的农民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为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因此，农业革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它起始于15世纪最后30年开始的圈地运动，结束于19世纪中叶集约化农业的建立。王章辉对英国这一时期的土地关系的变革作了精辟的阐述。他以为，从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70年代，英国由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等三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局面逐步向后者演进，使得土地所有制发生了质的变化，结果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在英国的主导地位，从而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并促进了其发展。[5]
第二类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观点。这一类别的史家把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发展、农业革命的中心内容局限在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变化上，他们的讨论与争辩多是围绕于此展开的。由于农业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变化难以确定，所以这些学者的许多分歧往往陷于细节的论争之中，但是我们从这些论争中还是可以发现其中大相径庭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肯定由耕作方法、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带来了农业的进步，农业生产率和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瑟斯克、钱伯斯、明盖、克里奇、琼斯、迪恩、马西尔斯、奥弗顿等都持这种观点。他们都认为18世纪以来的圈地对农业生产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另一种则否定耕作方法、生产技术的系统变化，或认为这些变化并没给农业生产带来多大进步。克拉潘、埃伦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克拉潘认为，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农业耕作技术和工具的改进是缓慢而少有成效，圈地上的农作并非都是科学的。他认为18世纪的改良轮作法纯粹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为什么谷物和绿色作物必须轮作。”[6]（P182）“一个农场或一郡的成功的办法，却不为邻近的农场或邻郡所得而知或者予以注意。”[6]（P563—564）埃伦认为，圈地虽然导致了农业方法的改进，但这些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所作的贡献都很小。埃伦认为在英国曾发生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包含的内容为采纳新的农业技术、引进新作物、培育新畜种以及采用新轮种等技术方面的变革。这次农业革命又被称作“自耕农的农业革命”，主要发生在17世纪。第二次农业革命，他称之为“地主的农业革命”，主要指圈地、农场合并，土地所有权渐趋集中，这种变革主要发生在18世纪。埃伦认为，这两种农业革命并无关联，英国农业的进步主要由自耕农在17世纪所取得，他甚至进一步断言，如果“地主的革命”从未发生，大多数英国人会更加富裕。[7]他的这个断言涉及到农业经营体制问题，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赞同，他们认为，英国家庭农场经营体制才是英国农业发展的正道，圈地运动反而打断了其正常发展，并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也许只是英国农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下面我们对以上两种观点作一个简要分析。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一类别的各个史家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力图从宏观、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把握英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他们关于农业的讨论多集中于工业革命前，即讨论作为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农业变迁为社会变化作了哪些贡献，通常又主要涉及圈地的讨论。他们认为，作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圈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自由劳动力”。第二，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粮食。第三，圈地为工业革命扩大了国内市场。他们在讨论工业革命时，主要的论述对象是纺织业中的技术革新、采煤和冶铁业的发展，以及瓦特的蒸汽机等。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农业状况很少提及。国内的研究很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比如80年代前后出版的林举岱的《英国工业革命史》，[8]刘淑兰的《英国产业革命史》[9]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在1988年出版的国内权威著作《英国史》中也没得到改变。[10]1992年陈紫华的《一个岛国的崛起——英国产业革命》也没有超越既有的模式。[11]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10年左右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转向了对农民经济理论的阐述。
我们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依据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是以圈地为主要特征的农业革命到底是从15、16世纪开始的，还是从18世纪开始的？为解决这个分期问题，有的学者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即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但我们知道，15、16世纪的圈地和18世纪中期的议会圈地是有所不同的。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是由英国贵族进行的，他们的圈地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都铎王朝曾一再颁布《反圈地法令》制止贵族圈地。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农民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无论是自由持有农、公薄持有农还是契约租地农，在法律的保护下，他们都可以比较稳定地占有或使用手中的小块土地，并且在公地、荒地上的使用权也得到了保护。而18世纪中叶开始的圈地却是政府以法令的形式公开进行的，英国农民在这次圈地过程中受到很大打击，自耕农逐渐衰落下去。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一向是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解释圈地的，但为什么两次圈地的反应并不相同，尤其是为什么议会圈地在18世纪中叶迅猛展开，其中的原因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二是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专家学者有把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农业放在落后保守地位的明显倾向。他们认为，现代农业是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确立的，工业为农业提供了新技术工具后才引起农业面貌的大的转变。所以，工业革命时期农业的发展情况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很清晰的描述。
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宏观分析方法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把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作为农业变迁的核心内容，并以此来分析圈地的影响，可以准确地揭示英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实质，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持资产阶级历史学观的史家多采取微观分析的研究方法，做出个案讨论分析。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比如2000年英国学者怀特的著作《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440—1580年诺福克的土地和劳动》，虽然作者在书中也讨论了有关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地区的个案研究。由于这些学者把农业变革的核心内容确定为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转变上，所以彼此之间的分歧也较大。比如，钱伯斯和明盖把农业革命的时间确定在1750—1880年，但他们又认为农业革命开始于17世纪初，当时新的耕作制度已经流行，传统的敞田耕作制被抛弃，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农业时代的开始，[12]而克里奇的研究又把农业革命的时间提前了一个世纪，他认为新的耕作制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1767年间，其核心内容是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和牧草场之间的草田轮作制的流行。并指出这种制度在1673年就明显存在，而主要成就是在1720年以前达到的。[13]实际上，由取消休耕的四田轮作制的出现为标准转到草田轮作制的流行作为标准，恐怕谁也难说服对方。琼斯对英国农业的变化主张放到一个“长18世纪”的时段中去考虑，这个“长18世纪”指从17世纪中期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即19世纪初。[14]（P76）他认为18世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带来的，但用“农业革命”的概念表达这一长时期一系列的变化并不合适。[14]（P85）其它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比如新的技术、工具由谁发明、农业生产率及产量的差异、劳动力的使用与流动等等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认为，以各地个案研究来推知整个农业发展状况，其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有的史家如埃伦试图用经济学的数学模式分析英国的农业发展，但由于不和整体社会发展情况相结合，其解释也难成立。没有对社会经济的宏观整体的把握，将会使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但这些丰富的个案研究仍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基础性的研究使我们的概括有比较可靠的依据，我们从各地区的发展差异之中还是可以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另外，资产阶级历史学派的史家将其分析建立在人口模式上，注重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相互关系，认为人口数量决定整个经济的运行。[15]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建立在对社会商品经济的分析上，对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不够重视，比如议会圈地的展开，过去往往把它等同于15、16世纪的圈地活动，将其归结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少考虑人口的波动及其压力。但是，人口模式的解释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同样的人口波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产生的结果却往往不同。比如黄宗智对中国明清人口与“农业内卷化”的研究，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经济发展形式。[16]总之，资产阶级历史学派的成就多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上，如能恰当运用，可以使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不至于流于推理。
总之，虽然工业革命开始后，农业问题不再为研究者所重视，工业部门成为人们集中讨论的对象。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农业生产率有了极大增长才使得这一时期社会一系列大的变化成为可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正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上。也就是说，农业部门从来就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并且农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原材料和粮食的提供者，使得它也不可能从工业社会中消失。只有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整个社会经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考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前以及工业革命期间的农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从英国具体的历史看，由于研究者重工轻农的倾向，使得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比如，议会圈地的起因和影响：自耕农的消失与农业经济体制问题；面临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从一个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那么，英国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是进步了还是停止不前或退步了？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靠工业提供新技术工具而引起的突破，还是农业自身的生产技术的变化所引起的？农业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瓶颈，那么它在哪些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考察这些问题因而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国家在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工业建设等方面如何借鉴英国的经验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内史学工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以推动对英国史更全面、客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