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书法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法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1)06-0016-06
西晋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于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中“撰魏、吴、蜀《三国 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①。后世因此把它与《史记》、《 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评价。
同时，也因为如下两方面的情况，引发了后世对《三国志》的论争，并且绵及千有余 年，至今未息。这两方面的情况及由此引发的论争是：
第一，《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帝(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 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 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为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东晋明帝闻王导之言所以会“以面覆床”，是因以 前朝先帝辈用僭窃得帝位为羞，担心有人效法之而危及晋祚。其后，习凿齿为了“裁正 ”当朝权臣桓温“觊觎非望”而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 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②。又在临终所上表中称“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把司马氏说成是忠 于汉室，反制曹奸的英雄，从而把前朝“推魏继汉，以晋承魏”的统绪，改为帝蜀而伪 魏。从此形成了西、东二晋截然不同的魏、蜀正闰观。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政客们出 于政治的需要，或言当帝魏，或言当帝蜀，甚至自东晋迄于有清，改修《三国志》以正 帝统之风，一直甚嚣尘上；学者们则从史书编篡理论的角度论证《三国志》的帝魏或帝 蜀，有的甚至因此被搞得似是而非，干脆提出了如“三国，……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 ，皆不得正统”的“无统之说”，如宋人朱熹③，真可谓连篇累牍，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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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晋书》本传。
②《晋书》本传。
③《朱子语类》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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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唐代，由于政府的重视出现了史学勃兴的局面，史学批评的风气形成，其间 以刘知几的《史通》影响最著。刘知几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三国志》在直书和曲笔方面 存在的问题。《直书》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 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咸杜口而无言。”又《曲笔》说：“陈寿借米 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自刘氏此言出 ，历代学者，有证其非者，有信其是者；信其是者更纷纷举证，扩而展之，剧而论之。 继刘知几后，持曲笔说并且影响深广的清代学者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其 在《三国志书法》条中说：“：“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 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即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其后便列举 了《三国志》多回护的若干书证。此书出，信陈志曲笔说者皆宗之，因为是大家言，几 被奉为不易之典。当然，学术之争非此一家，历来学者论《三国论》书法，盖有直书论 、曲笔论、直曲兼有论、史料来源决定论等。由是议论纷纭，不一而足。
由上可见，关于陈寿《三国志》书法所涉及到的上述两大焦点问题，有关作者的史德 和史识，不可不辩。但是，要想最终达成认识上一致或基本一致，仍然必须从《三国志 》一书本身的研究入手，弄清作者撰著的书法义例，给史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论。事实 上，关于《三国志》书法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课题，所要涉及的问题是多 方面的，并非半纸小文即能详明和深论。兹作略论，仅就历史论争所涉及的两大焦点问 题择言献疑，以就教方家。
要讨论《三国志》是不是帝魏、帝蜀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该书的体裁。
《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纪传体断代史，肇自班固所撰 《汉书》；国别史则当溯及左丘明所编《国语》。《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 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仅仅是上列两种史体的拼接组合而已；但在实际上，它却是在对上 列两种史体扬弃的基础上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
在《三国志》之前的两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一是通史《史记》，一是断代史《汉书 》，它们都是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汉帝国的刘氏一姓为中心的。作为反映西 一代历史的《汉书》且不必说，《史记》作为通史，虽然也为黄帝、尧、舜、夏、商、 周、秦写了本纪，但其意旨在以“三统”理论说明汉之立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得天统矣”①。故其中心仍然只有一个，这就是奄有天下的刘氏。
《三国志》作为反映王朝正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却同时兼有三个中心，即：建立魏 国的曹氏、建立蜀汉的刘氏和建立东吴的孙氏。或有论者不以为然，谓：《三国志》不 是只给魏帝立本纪，而以蜀、吴二国之主为传吗?我们承认它所有的形式，但不承认它 有这种实质。因为：《三国志》以魏帝为本纪，表明有过汉——魏——晋这个统绪，在 形式上迎合了当局争正统的政治需要；但是从实质上讲，《三国志》并不承认这个统绪 是完整的。因而，吴、蜀之主虽然名为“传”，但实为“纪”。历来史家，多有定论。 如：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就说：“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 曰传。”②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作者之一的欧阳修 也曾明确指出：“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批评陈寿做得 不对，决定重新“黜吴、蜀二国，进魏而统之”③清代著名史家何焯进一步发挥刘知几 和欧阳修的见解，指出：“蜀、吴之主虽均曰传，然皆编年纪事。于史家之例，实亦纪 也。”④
《三国志》为何有别于传统的纪传体史呢?这是由三国历史的特质所决定的。
关于汉末以来的中国形势，三国时人多有指出如同战国者。见于《三国志》：《武帝 纪》注引王沈《魏书》载太祖拒王芬等“谋废灵帝”辞曰：“今……诸君自度，结众连 党，何若七国?”《董二袁刘传》注引《魏书》载袁术归帝号于袁绍曰：“汉之失天下 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 许靖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广汉王商语曰：“是时王途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 侯也。”以上言三国鼎立形成之前的情况。即至三国鼎峙局面形成之后，人们犹视此时 形势如同战国之际。卷21载卫觊上明帝奏曰：“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是与六 国治，无以为异也。”汉末以来的形势，就是从多极政治最后变而为三极政治的。魏、 蜀、吴三国，实际上就是三个割据天下，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政治实体和政治中心。 因此，企图以魏为中心来提挈三国历史，是无法全面地反映天下三分的客观情况的。
当时，一些史家，如《魏书》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鱼豢、《吴书》作者韦昭等， 由于坚持从维护一己的割据集团的利益出发，或以曹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或以孙 氏为中心，蜀魏为附属，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存己废彼，导致三国史记载的偏缺不全。 这种书法，传袭了《史记》和《汉书》，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⑤思想在史书编篡学上的凝化。他们殊不知三国分立分治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一姓集 权的西汉时代了。《三国志》打破了旧史学的固有传统，充分尊重三国时期这个分治的 历史事实，不仅为魏、蜀、吴各写专书，而且于蜀、吴之主名“传”实“纪”，与魏帝 同质。这在纪传体史的发展进程中，无疑是一种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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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②《史通·列传》。
③《欧阳修文集·居士外集》卷九。
④《义门读书记·三国志·蜀志》。
⑤《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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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三国志》，纪传各成体系：合三书为一书观之，有纪有传；析三书分别观之， 亦各兼纪传。因此，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盛赞说：“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 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①可以说，《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的创例，是 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件。
由上论述，可见陈寿的确具有超乎前代和当代的卓越的史识。据此而论，《三国志》 之所以要用曹魏纪年提挈全书的问题，即可自然冰释了。
陈寿看到，在时间上曹魏紧承汉帝(汉献帝早已在曹氏的掌握之中)，蜀吴却不与汉相 连属(蜀、吴称帝建年号之日与汉帝被废之时，中间出现了时间上的“断层”)。鉴于这 种情况，若为蜀汉君主立纪，以其系年纪事，就无法衔接这个时间上的“断层”。况且 ，蜀先于魏、吴灭亡，自然也就无法以其系年纲纪自它灭亡之后的魏、吴史事。显然， 为蜀汉君主立纪，其结果是前不能接于东汉，后不能终于魏、吴。而要继续写完蜀亡之 后的魏、吴历史，就不能不另选曹魏或孙吴君主的系年纪事。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 两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在同一部史书中为两姓帝王立纪，违背了纪传史体例；若为孙吴 君主立纪，照样无法衔接前述的那个时间“断层”。况且，吴和魏一样都是败于司马氏 之手，若以亡虏孙吴的系年去统属魏亡之后的西晋历史，这自然就把最后承魏而结束东 汉以来分裂割据局面，完成中国大一统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司马氏降到了从属地位，这 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也是不能为西晋当权者所接受的。必须看到，陈寿著《三 国志》，是要通过对三个割据政权历史的记述来反映东汉末至晋初整个中国社会的全貌 。因之，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只有采用曹魏的系年，才能使东汉末至西晋初的历史 保持东汉——魏——晋这样连续性。所以陈寿著《三国志》，既不为蜀汉君主立纪，也 不为孙吴君主立纪，而以曹魏的系年作为全史之纲，来统属自东汉末以来三个独立的割 据政权在同一单位时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活动，从而使东汉末至晋初的历史首尾 相涉。在《蜀书》、《吴书》中，凡蜀、吴君主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其用意就在这 里。魏、蜀、吴是各自为书的，若观其一书，即可以使人通观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 在同一单位时间内，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的全部情况，不致于因为各自为书，各以其 君主系年纪事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历史割裂开来。陈寿此种书法，前人即有评说， 如清代学者王应奎指出：“何元朗(良俊)尝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 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 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此论实深得子长作史之 旨。余谓陈承祚《三国志》亦然。按三国之中，惟吴立国先于蜀、魏，于汉献未禅之先 ，已久与中国抗衡，至吴与蜀并峙，其历年无几。若必以蜀汉为统，是不得详三国之始 末矣。况三国并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立意已隐然言外，此最是作者之意妙处。”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陈书虽未帝蜀，而也未尝尊魏，其以三国之史，并列 而分署，曰魏书、蜀书、吴书，用示鼎足三分之势，若以帝魏以旨趣，则必仿《晋书》 之列，为蜀、吴二国各撰载记，而统署曰魏书，不得以《三国志》题之矣”。总之，笔 者认为，陈寿写《三国志》既没有帝魏帝蜀也没有伪吴，虽然用魏年统摄全书，但在实 际上予三国以同等对待，公正和忠实地记述历史。顺便指出，北宋司马光“所修《通鉴 》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年以纪事耳，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③，其书虽然取 魏年纪事与《三国志》同，但在人、事褒贬的书法上已截然不类于陈寿。前人即有评说 ，如元人“杨焕然先生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 ，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
。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 寇谁家?’”④。《通鉴》述三国事，把《三国志》所引魏人语气直转为司马光自述之 词，其发言主体一变，书法就全然不一样了。有人因之说《通鉴》与《三国志》如出一 辙，这就不大对了。关于这点，读史者不可不明察。
要讨论《三国志》是不是有曲笔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从晋初的政治形势和作者撰著 三国史的意旨的研究入手，进而探讨与之相适应的记事方法义例的特点，方才可以下断 语。
先看晋初形势与作者写《三国志》的意旨。
太康元年(公元280)三国中最后一国被灭，它宣告西晋王朝结束汉末以来分裂割据局面 ，实现华夏大一统的武功的胜利，并开始进入全面文治的时代。
对于刚刚统一全国的西晋王朝来说，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新朝立国未久，灭国人心动 荡。例如，益州刺史袁邵“抚恤有方”。泰始元年春修治城池事先未报告而被朝廷征还 ，故蜀侍郎常忌诣相国府陈辞曰：“远国初附，当以渐导化，不宜改易州将，失遐外心 。”⑤足见一个地方官的调动任免也影响到一方的安定。泰始四年，故蜀中军士王富“ 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利用诸葛亮曾在蜀人中的影响，“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 ，转侵江源”⑥。蜀人怀思故国旧情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故蜀民人谋杀新朝将吏之事则 于史多见。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泰始)七年，汶山守兵吕匡(或作吕臣)等杀 其督将以叛。”又：“(咸宁)四年春，汉中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叛”等。灭吴后 ，“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⑦。在北方，政治骚动、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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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潜研堂文集》卷24《三国志辩疑序》。
②《柳南随笔续笔》卷3《三国志》。
③《朱子语类》卷105。
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汉魏正闰》。
⑤《华阳国志·大同志》。
⑥同上。
⑦《晋书·王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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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形势直接关联的是关于蜀、吴二国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这个问题，应该说 是自三国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在学术方面，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及魏代三雄，纪传互出 。《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清人朱彝尊指出：“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 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 ”①清人钱大昕也指出：“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总之，在魏晋 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蜀、吴的历史地位。
然而，关于蜀、吴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远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须知，它 是服务于魏晋政治的。故而，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当三 国鼎立之时，这种尽管带有攻击性、敌视性的论争和评价，却是彼此把对方都奈何不得 的。可是，当新朝继魏立国，一统天下之后，这种过去一度是三方的论争，如今就变成 了一方说了算，蜀、吴都没了发言权。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啦。当朝的“群然一词指 (蜀、吴)为伪朝”②你蜀、吴的遗臣遗民们还讲什么地位?什么利益?他们只有在政治上 俯首听命，承受着历史的重负和政治压抑。对于他们，仕进之路是曲折的，昔日在社会 生活中的宽松和自由失去了不少。今考晋史，时至西晋一统天下之后的太康(公元280— 289)中朝，指蜀、吴为伪朝，依然是西晋君臣的政治习用语。如太康中晋武帝下诏称吴 国遗臣陆喜曰“伪尚书”并及其余十多人；王睿上表，有文曰“伪吴君臣”云云；挚虞 上《太康颂》其称“(刘)备僭岷蜀，(公孙)度逆海东，(孙)权乃缘间，割据三江”云云 。不一而足。尽管司马氏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先后采用了“除汉宗室禁锢”、“弘纳 梁、益，引援方彦”和“吴之旧望，随才擢取”的方针政策，来笼络和安抚蜀、吴之士 ，但是，我们从现今遗留下来的有限的史料的中仍然可以窥见，由于西晋当局在思想上 、政治上、社会舆论上和学术上，尚未对蜀、吴的历史地位的旧有评价作出修正，故而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上列政策的实施。兹举几例：在日常生活中，晋朝人士以吴人为亡 虏而备加嘲讪戏谑，据《晋书·周处传》载：身兼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 、京陵侯的王浑，“及吴平，……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 得无感乎?’周处的心不能平，反唇相讥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 于后，亡国之感，岂惟一人?”听罢周处的话，“浑有惭色”。欲刺痛人心者，也为人 所刺痛。历史留下的创痛，对于当时的人们太大了。又据《何攀传》载，攀为官“甚得 名称”，后“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仅“以攀蜀士，轻之”，可见蜀士在朝者尚 且如此地位，在野者更可知。
对于蜀、吴人士来说，破家灭国，使他们在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们的政治利 益连同经济利益，也随着旧国的颠陨和新朝的代起而丧失了。在他们的身上，同时要承 受两大压力；亡国的伤痛和故国历史地位得到的不公正评价——这后一点，是曾经与他 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且依旧影响着他们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他们企盼着由历史 的重负下解放出来!
显然，关于蜀、吴历史地位评价，已经影响到人心的整齐和国家的安定。
安天下者必先安人心。安人心就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三国志》作者担负起了重新审视评价三国历史地位，维护得之不易的大一统政治局面 而编著一部全新三国信史的责任。
要担此重任，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三国志》记述人事的方法义例。据考：陈寿在写 《三国志》时：
第一，正视三国分立分治的客观历史，不以邪、伪妄加各方。
据载，卫觊曾在上魏明帝疏里有这样一段话：“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 ，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 。”可见，当时三国的邪、正之争是普遍存在的，邪、正之名，都是彼此强加给对方的 ，连“迫于困急”的“来降者”也都不愿意承认，况三国君臣自己呢?其时三家之立国 ，都说各自是属土德代汉的。在《三国志·魏书》里有：曹丕称帝前臣民数言“黄龙见 谯”③、有司说“魏得地统”；等等。在《蜀书》里有：刘备少时，“舍东南角篱上有 桑树生高五丈余”，时人“谓当出贵人”④、群臣劝刘备称尊号，上言曰：“臣父君未 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⑤等等。在《吴书》里有：孙权正帝位 前，“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⑥、童谣说“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 ，出天子”⑦、胡综作赋称“乃自在昔，黄(帝)、虞(舜)是祖，越历五代(夏、商、周 、秦、汉)，继世在下。昔在周室，赤乌衔书(红色的乌口衔红色书信，文王以为火气胜 )，今也大吴，黄龙吐符”⑧等等。其实，这些三国人士各自的说法，旨在借题发挥， 说明正统在己。这就是当时的客观历史。《三国志》不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段历史， 也确认了它：曹氏虽然代汉而立，但是它只有代汉之名而少代汉之实。由于当时政治格 局是三家分立分治，曹魏并不能号令蜀、吴；刘氏的汉家天下，也不为曹家独有，实际 上有三雄分而有之，或者叫做三家代汉。三家的目标，都是试图一统天下，所不同的只 是力量的强弱、地盘的大小而已。在汉末天下三分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说谁有资 格代汉，他们都有!要说谁是正统，他们都是!故而在代汉这一点上，《三国志》是把这 三家作为各自分立分治而互不统属的三个政治实体来看待的。《三国志》对这一客观历 史的确认，最终体现在为三国各写专书。它承认三国曾同时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 在过的客观历史，就使它大有别于其时或以前的三国史，如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 《魏略》和吴韦昭的《吴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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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曝书亭集》卷59《陈寿论》。
②钱大昕《三国志辩疑序》。
③《明帝纪》。
④《先主传》
⑤同上。
⑥《孙权传》
⑦同上。
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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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三国志》就澄清了如下事实：魏、蜀、吴三方既然都不曾真正有过正统 与僭伪之分，今人还有必要继续纠缠那段历史么?公正地评价历史，才能面对现实。
第二，忠实于历史，尊重三国遗臣遗民的思想感情。
在前面，我们引述过周处反讥王浑的话：“亡国之感，岂惟一人”?对于三国的遗臣遗 民来说，灭家之耻，亡国之痛，在进入新朝之后，还时时不免在心灵深处发生着震颤。 作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再度去刺伤他们。《三国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这里着重 指出：
1.用三方的声音说话，注意保留各自观点。
对于彼此间的政治交往、军事接触，三方往往各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取向。《三国志》 摒弃了已有三国史搞“一言堂”的书法，努力使人们能同时听到三方的声音，从而保证 了三国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兹举例言之：
记公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蜀后主建兴六年)春诸葛亮首出祁山：《魏书·明帝纪 》曰，亮“寇边”。《蜀书·后主传》则曰“攻祁山”。
记公元231年(魏明帝太和五年，蜀后主建兴九年)诸葛亮四出祁山：《魏书·明帝纪》 曰“寇天水”。《蜀书·后主传》则曰“围祁山”。
记公元255年(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蜀后主延熙十八年)姜维北伐：《魏高贵乡公纪》 曰“寇狄道”。《蜀书·后主传》则曰“出狄道”。
记公元262年(魏陈留王景元三年、蜀后主景耀五年)蜀、魏侯和之战：《魏书·陈留王 纪》：“姜维寇洮阳，……维遁走。”《蜀书·后主传》则曰：“姜维复率众出侯和， 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蜀、魏间事，在魏言“寇”言“遁走”，在蜀则言“攻”言“围 ”言“出”言“还住”，同看一事，双方观点，昭然可辨。
记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吴主权黄武三年)吴与魏断交：《魏书·文帝纪》谓： “孙权复叛。”《吴书·吴主传》在黄武元年下称：“至后年乃绝。”
记公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吴主权嘉禾三年)孙权围合肥新城不克而退：《魏书· 明帝纪》谓：“权遁走”。《吴书·吴主传》称：“权退还。”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吴、魏间事，在魏谓“叛”谓“遁走”，在吴称“绝”称“退还 ”，同说一事，各执一词，观点迥异。
记公元222年(蜀先主章武二年、吴主权黄武元年)蜀、吴猇亭之战：《吴书 ·吴主传》曰：“刘备奔走”。《蜀书·先主传》言：“先主自猇亭还秭归 ”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蜀、吴间事，在吴言“奔走”，在蜀言“还”，彼此看法亦自有 别。
让三方都讲话，兼采并存各方观点，从而使三国史的记载更趋客观公正。这种“留真 ”的书法，使《三国志》成了举世第一部真正属于三国人自己的史书。
2.身兼三主角，分别用故国情思叙史。
传统的纪传体史，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主角，即当朝的那一姓皇帝。史家叙史，自然 只是为着这个主角的。因为：皇权即真理，由不得谁服不服，更顾不了你的感情能否接 受。《三国志》作为当代史，则为魏、蜀、吴三方兼代主角角色，其叙史，多顾及三国 遗臣遗民们的思想感情。这突出反映在叙各方战事的胜败方面。比如甲乙双方，甲方胜 则在其书之帝纪(传)或相关者传中详说具载；乙方败则在其书之帝纪或相关者传中略而 不详、舍而不书以及作低调简记。反之亦然，且遣词用语多有讲究。举例如下：
叙魏、蜀战事：刘备进兵汉中失利：《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下曰：“曹洪破 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蜀 书·先主传》同年下则曰：“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人武都，皆 为曹公所没。”
刘备斩夏侯渊：《蜀书·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下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 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黄忠传》也有详纪。《魏 书·武帝记》同年下则曰：“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夏侯渊传》也只 有“渊分所将兵半助(张)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蜀败街亭：《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下曰：“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张郃传》也有详载。《蜀书·后主传》不书。《 诸葛亮传》及《马谡传》虽有所述，但在申明败因而已。
余例如斩魏将王双，《蜀书·诸葛亮传》有详记，而《魏书》纪、传皆不书；蜀克魏 武都、阴平二郡，《蜀书·诸葛亮传》有明载而《魏书》纪、传俱不录；破魏将郭淮于 阳溪，《蜀书·后主传》建兴八年下和《魏延传》俱直录而《魏书》纪、传则不载；诸 葛亮射杀魏将张郃，《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甚详而《魏书》纪、传皆不书。
叙魏、吴战事：
魏文帝巡幸广陵：《吴书·吴主传》在黄武三年下曰：“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 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魏书·文帝记》在黄初五年下只说：“ 九月，遂至广陵。”
吴败魏于东兴(东关)：《吴书·三嗣主传》孙亮建兴元年下有记述，又《吴书·诸葛 恪传》言之甚详：“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 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渡，陈于堤上， 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 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缘遏；大笑 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 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 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嘉平四年下 略曰：“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王昶传》、《诸葛诞 传》不载。《毋丘俭传》只说“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
诸葛诞斩吴将留赞：《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下曰：“甲子，吴大将孙 峻等众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斩吴左将军留赞，献捷于京都。”《诸葛诞传 》亦载。《吴书·三嗣主传》孙亮五凤二年下略曰：“留赞为诞别将蒋班所败于菰陂， 赞及将军孙楞、蒋修等皆遇害。”
叙蜀、吴战事：蜀败于猇亭：《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下曰：“陆逊部将 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 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陆逊传》叙此战特详，文多不赘引。《蜀书·先主传》章武二年下仅作低调简述曰 ：“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 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
叙魏与蜀、吴战事：孙、刘赤壁败曹公：《蜀书·先主传》曰：“先主遣诸葛亮自结 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 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吴书·吴 主传》建安十三年下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 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 《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下仅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 者，乃引军还”数语。
《三国志》记魏、蜀、吴三方间胜败诸事，详彼略此，隐此彰彼，身兼三主角，代为 立言，不仅使其史著高简爽洁，而且使它更能满足三国遗臣遗民的情感需求。若把三书 分而观之，魏人读《魏书》，蜀人读《蜀书》，吴人读《吴书》，都会备感亲切、轻松 和快慰；若把三书合而观之，彼此“短”“长”相济，“胜”“败”互见，又自成一部 完整的信史。有学者曾批评《三国志》专替曹魏“讳败夸胜”，质疑陈寿“曹魏则隔朝 之事，何必亦为之讳”，并揣度其原因“拟寿所据各国之历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 ，而不复订正耶”(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实为不察作者书法的良苦用心使然 。
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三国志》在涉及司马氏与曹魏关系方面的史事记述上，的确 存在着问题，如刘知几《史通·直书》所说的：“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 ……陈寿……咸杜口无言。”刘知几指出的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他说得也极有分寸。“ 杜口无言”固然有背直书笔法，应该批评；然而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专制集权时代，恐 怕我们不能更多地去责备陈寿。况且，作者是“杜口无言”，毕竟不是信口胡言，其不 昧良知的史德我们不能不给予肯定。
最后，笔者认为，对《三国志》书法的研究，必须忠实于事实，忠实于历史本身；应 该破除学术研究中的“唯权威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 确地对待先人，不至于因为我们的草率和不负责任，使他(们)蒙受本不该有的不白之冤 。
收稿日期：200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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