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三大平台创新体系推进中国智能产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三大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体系论文,智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建立智能经济高度看，打造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迫在眉睫
（一）现代经济的竞争，已经从技术竞争上升到经济形态的竞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形态从传统的物质经济向智能经济转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本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将低端的传统的物质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集中新的资源优势发展高端智能产业的过程。在制造业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曾经是没有超出制造业范围内的分工关系，而目前形成的新的分工格局，是超出制造业范围的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分工关系，即智能经济与物质经济形态的关系。
在这种新的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技术层面上的优势，而表现在依靠技术、知识、人才、制度等综合要素创新形成的智能经济竞争优势上。在现代世界经济系统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生产系统，一种是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物质产品的生产系统，另一种是以知识资源和高级人力资源为基础的信息产品、技术产品和智能产品的生产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是，物质经济系统是在智能经济系统控制下运行，智能经济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获取经济收益的80％以上，而物质经济系统只能获得经济收益的10％左右。在这种新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中，形成的贸易关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物交换的关系，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物质产品与技术、知识密集型职能产品的交换中，实际是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信息指令进行产品定制的关系。由于在整个生产流程中，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管理、市场销售的关键环节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发达国家只是将产品制造这个环节转移给发展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移中建立的所谓的制造业系统，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制造车间。
（二）清醒认识“中国制造”的局限性，谨防信息经济时代的产业转移陷阱。
我们应当承认，发达国家走向智能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转移，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难得的机会。因为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既是新的控制关系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制造业资本、技术、管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是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据投资银行里昂证券统计，世界上80％的钟表、50％的照相机、30％的微波炉、25％的洗衣机和20％的冰箱是“中国制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轻工产品、电气和电信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面对如此发展势头，中国的学者甚至提出将中国建成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想法。如果中国目前拥有的制造力，是发生在20世界80年代以前，那么可以说，中国所拥有的制造力就是中国所具有的竞争力，因为在制造业时代，制造力是全球经济发展最高端的产业，因而也是一国竞争力的综合表现所在。问题是当代中国所拥有的制造力发生在智能经济演化的时代，制造力是处在智能经济控制之下的，所以中国形成的制造业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制造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目前，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处在工业初期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但是在智能经济演化的时代，制造业则是支撑中国经济走向未来的阶段性平台，中国要踏上现代化的未来之路，还必须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继续攀登，通过建立中国智能经济引领中国走向未来。
中国制造业之所以不能等同于中国的竞争力，还因为中国制造业是在引进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英国、美国和德国不一样，支撑这些西方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来自于自主的知识产权，而目前支撑中国制造业的知识产权主要在跨国公司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是智力不足的制造业，是缺乏根基的制造业。所以，如果中国沿着目前建立在引进基础上的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路子走下去，将会陷入现代产业转移的陷阱。西方发达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进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制造业的机会，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我们仅仅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政策就将西方发达国家经过50年甚至需要百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以及与此相连的管理方式和技术引入国内，使中国在短短的25年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这种引进确实是成功的，但我们对自己的引进行为存在一个重大的错误认识。这就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全是优惠政策的结果。不可否认开放的环境和优惠政策确实是引资的因素之一，但我们还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国外资本涌入中国，并不完全冲着中国的优惠政策带来的收益，也不完全是我们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其中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进行产业战略大调整的需求，是其智能经济和智能产业未来发展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产业大转移，首先是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其次才考虑优惠政策和环境。最能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战略需求的，就是中国联想集团在收购IBM个人电脑制造业务过程中，要经过美国政府调查的程序，以及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敦促布什政府对我国中石油收购优尼克案进行干扰。此事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是有条件的，同样也必须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仅仅是优惠政策，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就包括对引进过度依赖中自主创新能力受到的抑制和减弱，以及我们在物质产品与西方的知识产权的产品交换中，付出的环境和消耗资源代价、财富外流的代价，还有我们在西方智能经济控制下形成的经济安全隐患等。目前出现的中美贸易摩擦，正是我们步入这个陷阱的先兆。
二、从“平面统筹”到“立体提升”：构建中国三大平台创新体系构想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中央先后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如果说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地区统筹的发展战略，属于强化中国经济根基的“平面战略”，那么本文提出建立三大平台整合创新的战略则是从时代高度提升中国经济的“立体战略”。这两大战略并行不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不仅面临着解决地区非均衡发展的“平面统筹”问题，也面临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新转型的提升问题。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雷同、战略思路雷同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知识经济热时，大部分地区和城市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来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出现发展制造业热，各地政府又纷纷提出重点发展制造业的战略，甚至连北京、上海等一批大城市也加入了争夺制造业发展份额的行列。如果单独就某个地区和城市追求经济规模效应和GDP 快速增长效应看，这种选择是有效的，特别是那些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大城市，更是这种争夺的最大获利者。但是从宏观经济收益看，目前这种高度雷同产业发展思路和做法，严重影响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特别是一些已经具有发展高端产业优势的大城市，置自己优势不顾，去争夺制造业发展份额的结果是：一方面形成高端资源低档次配置，在挤压了城市发展高端产业优势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具有发展此类产业优势城市发展机会的挤压，造成此类城市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具有二类优势的城市又去争夺本来属于三类城市的资源，如此循环的结果，形成了在全国整体资源配置上的错位和效率低下。各地政府在同一个层次上的招商引资，形成相互竞争的结果，增加了国内的引资成本，导致了国内财富的外流。更为严重的是在同一层次上陷入争夺“中国制造”的份额，这无论从资源配置上还是从战略导向上，都抑制了“中国创造”战略的启动和实施。
目前要走出这种雷同竞争的陷阱，就必须从这种低层次的雷同竞争战略向不同层次协调发展的差异性战略转变。基于这样的思路，适应中国经济生态多样化、多能级分布的空间结构，可考虑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系统中启动构建中国三大平台整合创新的“中国创造工程”，为中国物质经济系统导入智能经济演化，以此为契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第一平台：迎接高科技挑战，本着建立中国智能产业系统的需要，建立以若干大都市为知识原创中心的高科技产业化平台，以此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竞争力。根据现代高科技聚合创新原理，建议在北京、上海、深港、西安、武汉建立全国五大高科技原创中心。
北京是中国人才最密集的地方。北京有高等院校六十多所，国家级、市级研究机构413家。仅中关村一地就汇聚有五十多万技术人员， 比美国的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的科技人员加起来还多。北京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知识资源优势，将北京建成高科技基础理论和软件开发中心，建成亚太地区的知识创新中心。
上海有类似北京的雄厚技术创新资源，上海的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二位。此外，上海也是中国制造业、金融、贸易中心，具备成为中国面向国际的高科技与制造业整合创新中心。
深圳虽然没有北京和上海那样的知识资源优势，但深圳凭其和香港特区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和自由的创新环境，具有将技术快速产品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优势。香港特区是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运输、信息中心，拥有大批专业和高质素的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人才队伍，具有相当成熟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架构，保证了香港专业服务的诚信和可靠性。香港的优势与深圳的优势相整合，有可能成为中国高科技技术出口和高科技技术商品化、市场化的转换中心。
西安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2万人，仅从事空间技术的人员就有16万人；现有科研机构1076个。鉴于西安的专业化人才优势和现有的产业基础，西安将会成为中国空间技术和农业高科技创新中心。西安阎良是目前我国惟一的集航空技术研究、航空技术培养、航空装备生产及整机制造、零部件加工和航空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是全国航空产业链条最完整、最集中的地区。西安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我国惟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目前在动植物生物育种、转基因、胚胎遗传、克隆技术、细胞工程、旱作节水农业、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已表现出独特的科技优势，初步形成了以生物工程、环保农资、绿色食（药）品为特色的产业格局。目前西安已形成的产业需求与其知识资源优势相结合，再加上制度创新因素，西安将会成为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增长极。
2000年5月，湖北省委、 省政府根据武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提出了“举全省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战略定位。武汉光谷所在的东湖开发区目前聚集了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科技人员十万余人（其中近1／3的科技人员从事光电子信息技术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依托东湖高新区建设的光谷科技新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在武汉光谷内从事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有700家，除国内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外，还有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和光电器件生产研发基地，最大的光通讯研发基地。
由于上海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心，深圳和香港处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北京处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心，武汉属于中部地区的大都市，西安属于西部地区的大都市，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建设中国的知识原创中心和高科技产业化平台，不仅会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知识与技术创新的高地，而且也会成为中国迎接世界高科技挑战的前沿阵地和窗口，同时也是决定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不可缺少的智能产业系统。
图1 五大高科技原创中心示意图
第二平台：围绕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的目标，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信息化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平台。以信息化武装中国的制造业，以此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打造中国现阶段的核心竞争力。信息化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本质是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在创新推动下使中国制造业要向“物流网络化、程序软件化、管理信息化、技术自主化”的“四化”发展是产业智能化的内容。
要走出目前存在的就产业发展产业的思路，围绕产业智能化推动产业发展，进行产业战略规划；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产业类型，形成与此相对应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供给系统，这应该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平台：适应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建立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绿色科技为主的农业科技产业化、现代化平台，打通中国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之路，建立中国的现代化安全防线。土地短缺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遇到的最大约束，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约束的问题，单纯依靠行政控制很难解决，而通过现代技术进步来提高土地利用率才是解决土地约束的根本出路。在传统的物质经济演化中，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在智能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面临着革命性的跨越，这就是要从目前的传统农业向智能农业跃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绿色科技，使中国的农业从物质经济时代的化学农业向智能经济时代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转变是中国农业智能化面临的主要任务。
三、转变观念，调整战略导向，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要实现以三大创新平台为主体工程的中国智能产业的发展，需要在观念更新和战略目标导向、政策体系上实现以下转变。
（一）调整战略导向，实现工作重心从物质经济向智能经济的转移。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迎接在美国兴起的新经济挑战，国内曾出现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之热，与此同时，政府也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是如果我们将战略层面上的政府行为和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工作行为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在具体的工作中，政府热衷的是物质经济，而不是与科教兴国相关的智能经济。大部分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是只停留在名称上，形成战略与操作层面的脱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的需求超过了来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冲击力。 为了应对世界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的冲击，中国在战略层面上作出了回应，但由于中国经济尚处在物质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时期，中国最现实的需求是快速发展物质经济，而不是智能经济，由此形成了战略选择与具体工作行为的脱节。
2.我们把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从物质经济向智能经济的转变， 看成了一种单纯的技术层面的冲击。这样就把本来属于整个经济系统和经济结构演变引发的面的冲击，当作点的冲击来回应。在这种不正确认识的诱导下，将发展高科技技术作为我国回应新经济挑战的突破口或关键点。其实，高科技产业是美国智能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美国智能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缺乏智能经济系统的支撑，单纯的高新技术是发展不起来的。由于战略目标定位不准，导致了在实施层面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由此也形成了回应世界高科技发展挑战的过程长期停留在战略层面。
从中国经济现实的发展过程看，在进入21世纪以前，造成战略和操作层面衔接不够的主要原因来自第一个方面，即需求动力尚未形成。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衔接错位依然存在，则与我们现行的战略定位有关。如果我们将发展中国的智能经济仅仅局限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我们的战略着力点，就会放在具体的技术和产品的攻关与开发上，使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成为单纯回应国际挑战的产业，而不是作为中国经济有机构成部分的智能产业来对待。
目前，当中国物质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通过发展智能经济来提升，通过发展智能经济来走出物质经济发展困境的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战略选择。当前在战略定位上要完成两个转变：（1）将政府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从抓物质经济转向抓智能经济上来，将物质经济的发展导入到智能经济的框架中，走出一条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的新路。（2）将科教兴国的战略、 发展高科技的战略转向全面发展中国智能经济的目标定位上来，走出单一的就科教发展科教、就技术发展技术的战略思路，从发展中国智能经济的高度，推进科教事业和高科技的发展。
（二）调整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培育环境要素，提升环境竞争力。
长期以来，围绕发展物质经济，各级政府形成了如何推进物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方法，现在从发展物质经济转向发展智能经济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走出惯性思维，寻找新的工作思路和新的工作着力点的问题。智能经济发展来源与人力资源、技术、知识和制度这些后天形成的环境要素的投入有关。尽管使用这些要素的主体是企业，但是对这些要素的培育和投入，却不是全部来自企业，很大一部分需要政府承担。所以适应智能经济的发展，政府工作的着力点，要从现在习惯于抓产品、抓项目转向抓环境要素的培育和供给上来，从热衷于有形的硬件环境建设转向软件环境建设上来。
在政府的管理导向中，严重地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的一边倒的倾向。尽管各级政府都懂得政府改善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道理，但是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满足发展物质的环境，而不是促进智能经济发展的环境。适应智能经济发展的需要，环境建设要围绕提升环境的竞争力进行两手抓，既要抓硬件建设，更要抓软件环境的建设。
（三）确立新的主体意识，将对外资的依赖转向培育内生增长力上来。
智能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内生的创造力，来自后天培育形成的经济生态环境的养育力。发展物质经济所需要的主要要素资本，可以通过引进资本来实现，传统技术也可以在引进和模仿中获得。但是发展智能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单纯依靠引进是无法获得的。中国经济从物质经济转向智能经济的过程，在对外开放战略上也面临着新的调整，这就是要从对外资的依赖向培育内生增长力的转变。
目前要走出以市场换技术的误区，将中国自主开发能力从依靠外资转向依靠内资上来，转移到对内资自主开发的支持上来。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外资的功能。将长期以来对外资的扶持，转向对内资的扶持上来，将外资从特殊公民待遇、主宾的位置，调整到公平竞争、为提高内资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竞争力的陪练的角色上来，将外资作为提升我们竞争档次的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寻找新的合作与双赢的机会与平台。
调整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决不等于要从开放的经济，返回到封闭的经济中去，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关闭招商引资的大门。恰恰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目前形成全面开放的竞争格局，在参与新的竞争中，强化中国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主体地位。一个开放的具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垄断的多元主体公平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而目前存在的内资与外资失衡的市场结构中，一个对内资的参与竞争具有抑制的市场体系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
（四）调整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实现从“追赶战略”向“对接战略”的转变。
在智能经济系统中，教育和科技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是构成智能产业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在发展智能经济中，我们要将教育和科技看成为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提供能源的系统来看待。目前中国的教育、科技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教育和科技处在自我封闭的循环中，缺乏与市场和中国产业发展的全面对接。严重存在着教育、科技与产业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造成科技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张皮”，其根本原因与目前科技和教育系统的战略目标定位有关。目前我国科技、教育系统在总体战略目标定位上，仍局限在追赶发达国家，创造一流水平的物质经济的传统思维框架内。中国科学院提出的科技创新的目标定位是，到2010年前后，基本完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在若干重要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技水平将跻身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将国家创新战略目标定位，局限在某几个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领域，是不全面的。在我国教育系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国家投入巨资启动的“211工程”的那些大学， 在目标定位上，大都把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办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投入巨资办大学的目标首先满足的不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是要满足该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些大学为了成为国际一流大学，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很少考虑所在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是瞄准世界一流的专业进行攻关。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中国大学集聚的地方，这些大学的研究和专业设置，很少考虑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成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度很低的一种摆设。
从表面上看，将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为追赶世界一流，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从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中国经济发展对科技、教育最迫切的需求不是追赶世界一流，而是科技、教育的发展如何实现与中国产业经济相对接，实现对中国产业从物质经济向智能经济演变的提升或推动。适应中国智能经济的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系统的战略目标定位，应当将满足中国产业经济需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追赶放在第一位。追赶与跟踪应当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前提，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推动力要在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需求中去寻找，而不应当从单一追求世界一流中去寻找。如果脱离中国产业的对接和提升去追求所谓的一流，就像我们耗费巨资发射一枚不带任何仪器装置的火箭一样，除了证明其速度外，还是速度。适应中国智能经济的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系统应当走出“追赶”目标的误区，转向“对接、提升”的目标定位上来。
虽然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也提出要实现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但按照目前的追赶战略思路走下去，很难进入原创，容易做的可能是跟踪和学习。科学技术的原创动力只能来自内在现实的需求。如果中国科技和教育不能将创新的动力还原到所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原创就会停留在口号上。
（五）围绕鼓励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的目标，提供系统的政策支撑。
我国现行政策体系，与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重外资、轻内资，重资本投入、忽视技术投资的总体目标密切相关。因为，一个国家鼓励什么，支持什么，完全取决于政府实施的政策系统对资源配置的导向。要使鼓励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战略目标落实到实处，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些局部的政策，而是需要从政策体系的高度进行反思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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