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金元词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金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1-0044-07
一、建国前的金元词研究
金元词坛的成就尽管说不上像两宋那样辉煌，但作为一种反映时代生活的艺术，金元词作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所在。40年代以前，在词作的辑印方面，缪荃孙编选的《宋金元明人词》（1908），共收录宋金元明17家别集，其中金人1家，元人11家，可见缪氏对金元词的重视。 清抄本《宋元名家词钞》（未刊，藏上海图书馆）收录金3家，元2家词别集；清刘喜海编选的《宋元人词》（未刊，藏上海图书馆）收录元人词别集三种。其他如，吴昌绶的《景刊宋元本词》（1911），朱孝臧的《强村丛书》（1917），陶湘辑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1924），刘毓盘辑校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等。这些词籍的汇刻、辑失、校勘、考订、印行， 保存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并使作品得以流传，对金元词的研究做了莫大的贡献。
同时，论词的专著也都列出有关的章节来评论金元词作。这方面的力作有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吴梅的《词学通论》（1932）以及卢冀野的《词曲研究》（1934）等。刘毓盘《词史》第七章论列了宇文虚中等30余家，略述纲要，标明线索，简叙词人仕履、词集，列其代表作品，见其创作特色；第八章概括元代词坛创作群体的不同构成成分，并指出元代出现的以曲入词这种新的情况，流露出不以为然之意。王易《词曲史·析派第五·金诸词家》对金源词人大都有言简赅的评价。在《启变第七·元诸词家》中论述宋词对元词的影响，元词难以企及两宋的原因等问题。列举的词人有元初词人、宋金入元词人、南宋遗民词人、元中叶词人、元末词人、道士词人及女词人等，所论列范围之广乃前所未有。
吴梅的《词学通论》[1]是中国词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其中对金元词的论述至今仍为不刊之论。他在第八章论金词说：“综其传作言之，风雅之始，端推海陵，南征之作，豪迈无及；章宗颖悟，亦多题咏，聚骨扇词，一时绝唱；密国公
，才调尤富，《如庵小稿》，存词百首，宗室才望，此其选矣。至若吴蔡体行，词风始正。于是黄华、玉峰、稷山二妙，诸家并起。而大集其成，实在遗山乐府所集三十六家。”该章论元词道：“开国之初，若燕公楠、程巨夫、卢疏斋、杨西庵辈，偶及倚声，未扩门户。逮仇仁近振起于钱唐，此道遂盛。赵子昂、虞道园、萨雁门之徙，咸有文采。而张仲举以绝尘之才，抱忧时之念。一身耆寿，亲见盛衰。故其词婉丽谐和，有南宋之旧格。论者谓其冠绝一时，非溢美也。其后如张野、倪瓒、顾阿瑛、陶宗仪，又复赓续雅音，缠绵赠答。及邵复孺出，合白石、玉田之长，寄烟柳斜阳之感，其《埽花游》、《兰陵王》诸作，尤近梦窗。殿步一朝，良无愧作。”既有史的勾勒，又有对具体作家词作特色的归纳。惜乎篇幅所限，未能对问题展开进行论述。
总之，40年代以前的金元词研究以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词作的辑佚、刊印成果卓著，一批词学专著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定位以及对某些具体作品的画龙点睛的评析，大多显得精辟独到，深中肯綮。但宏观的研究相对薄弱，人们似乎还局囿于词话、评点的批评方式，对词史上的诸多问题，乃至于作家的创作风格、地位、贡献等，未能给予充分的论述。
二、建国后的金元词研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尤其是70年代以后，金元词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宏观的研究加强了，微观的探讨也不薄弱；资料的汇集整理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既有金元词总集、别集的汇集刊行，也有普及工作诸如词选、鉴赏之类的成果问世。金元词研究的旧格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五六十年代，一批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对金元词作均有关涉。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2]第50章对元代词坛整体概貌作了如是归纳：“慷慨激昂者，悲歌以当泣；洁身自好者，有托而潜逃；即为臣为奴者之作，也时有隐痛难言之苦”（显然是就三类不同的作者指出其词作的不同基调）。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3]第22章论及元词诸家，认为赵孟俯的作品“内容多寄寓失落的情感，音调低沉”；萨都刺“小令婉丽，长词气象雄浑，尤长于怀古之作”；仇远、张翥二家，“词重格律，风格近姜夔、张炎。……而其内容较为贫乏”；“张野、邵亨贞、张雨也都有词名”。在词集的刊印方面，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先后重印了清张宗
所辑的《词林纪事》。是书辑录金词一卷，收词人21家；元词二卷，词人47家。所录词人附有生平事迹、轶闻，以及有关词作评论，并征引本事，间有考证。饶宗颐所著的《词籍考》196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书别集类卷七为《辽金元词籍考》，考证金代词籍14部，元代词籍72部。考订作者生平，著录版本源流，征引前人序跋及有关评论，对金元词人生卒籍贯生平著述亦多有补正，是一部集词籍目录之大成的专著，金元词籍之概貌于此可见。70年代以后，金元词研究呈现出了新的局面，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词总集、选集的出版刊行。
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是研究的基础工程。7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圭璋的《全金元词》[4]是目前搜集最为完备的金元词总集。该书共收金元词家282人，词作7293首。底本皆以善本、足本为据，对作品进行校订、考证，并注明出处。两年后，他又辑得金元词四家四首，以《读词续记》为题发表于1981年第2期的《文学遗产》上。之后，一些学者纷纷将自己爬抉出的金元词作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公诸世人。如罗忼烈的《〈全金元词〉补辑》，张绍靖的《〈全金元词〉补辑》，宁希元、宁恢的《补〈全金元词〉二十九首》等。唐圭璋等人在金元词资料辑录方面自然功不可没，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成果毫无瑕疵，学术界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发表了不少商榷文章。如周玉魁撰文从调名、分片、标点、收词重复、词曲混收等五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全金元词》的疏漏和失误之处[5]。张朝范在《金元词辨》中又从词牌不确、词不合律以及作者误按等三个方面辨析《全金元词》中40多首与唐圭璋商榷[6]。其他如葛渭君《〈全宋词〉、〈全金元词〉订误》，张朝范《〈全金元词〉校读》等。这些商榷的文章，态度平和，以理服人，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民主风气，对金元词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元词辑录工作的成就也同时体现在一些词的选本中。夏承焘、张璋编选的《金元明清词选》[7]选释了金代有代表性的词人28位共50首作品，元人51家81首作品，大体反映出了金元词作的水平和风貌。编选者把金、元词分别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单元来处理，为历来所梓词选中所首创。其他选本尚有张璋选编、黄畬笺注的《历代词萃》（1983），严迪昌的《金元明清词精选》（1992），黄天骥、康保成的《金元明词精选》（1992）等。这些选集都反映出编选者对金元词的理解与评价。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诗词鉴赏辞典，如王步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8]选录金词28家作品74首，元词50家作品108首；田军、王洪等主编的《金元明清诗词曲鉴赏辞典》[9]选录金词14家作品23首，元词近30家作品30多首，充分反映出人们对金元词成就的普遍重视，同时也为金元词的普及做了有益的工作。
2.金词研究。
对于金词的发展脉络，不少学者撰文给予详细的勾勒。周笃文在《金元明清词选序》中将金词的发展划分为初期、中叶、金末三个阶段。初期的词人如宇文虚中、吴激等都是宋代文臣，“身丁忧患，故其词多悲咽之声，遂使一脉北传，开了金代词运”。中叶以后，主持文柄的党怀英和赵秉文都出生于金代。其中赵秉文词学东坡，格调清壮，含婀娜于刚健，颇具境界，并且对于识拔人材、造成风气起了重要作用。其他如邓千江、折元礼等并以大泼墨笔法写边塞题材，悲壮苍凉，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高宪为词，能得苏轼之清放。“代表金词成就的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元好问。元生于末世，饱经离乱，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反映到词里，就显现出一种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可称时代的悲歌和实录。”[10]金启华《金词论纲》据金代词作、词风等情况，把金词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一，金初时期；二，世宗、章宗时期；三，金末时期。他对各个阶段主要词人的创作都举出作品加以论述[11]。王兆鹏、刘尊明《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把金词人分为三代词人群，把金词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代词人群，是生活于金初而与宋南渡词人同时的宇文虚中等人。这一阶段是金词的“承传期”，即承传北宋苏轼词的创作范式，抒情取向上以抒发个体人生的感慨为主。第二代词人群主要生活在金中叶社会相对安定的时代，与辛弃疾等南宋中兴词人群同时。这是金词发展的“凝定期”，主要是凝定和强化由蔡松年承传发展而来的“东坡范式”，作品多吟咏士大夫的闲情逸趣。第三代词人群，生活在金末元初，以元好问成就最高。这是金词发展的最后阶段，可称为辉煌的“创获期”[12]。张晶《乾坤清气得来难——试论金词的发展与词史价值》则以海陵时期为界，把金词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13]。
张仓礼在《金代词人群体的组成》一文中将金代的词人群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来自北宋的词人，如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蔡松年等，为金词的发展奏出了序曲。他们的作品，从取材、命意到语言、风格，都带有北宋词的特点，表现出对北宋王朝的眷恋之情。二是完颜氏词人，以完颜亮和完颜为代表，作品或具苏词之豪放，或有秦观之婉曲，其作品是词坛无声的样板，对金词发生了重大影响。三是金代培育的词人，如元好问之父元德明，蔡松年之子蔡圭，赵可、党怀英、王寂、赵秉文、王庭筠、李俊民等，他们是金代词人的主体，作品不够通俗又毫不庸俗，师法北宋苏轼等名家。四是金末重节词人，以元好问和段克已、段成已两兄弟为代表，入元不仕，表现了特定条件下崇高的爱国情操和高尚的气节。五是道士词人，作品“数量多而质量差”[14]。这种划分虽可备一说，但标准缺乏前后的一致性。
金词的风格自然有其不同于两宋者在，吴梅在其《辽金元文学史》中已作了论述，观点亦为70年代以后的学者所接受。周笃文认为金词的风格与北宋豪放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它与其产生的特殊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关系则更为直接。他说：“整个金代，词风与南宋大异。周邦彦、姜白石的格律词派，在金人中是很少影响的。响彻北国词坛的，是苏东坡铜琶铁板式的豪放风格。”认为金词在发展中对豪放词风的继承与对格律词派的扬弃，是严峻的现实、战乱的时代造成的，金代词风的形成是汉族文化与金源特殊之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10]。唐景凯在《金元明词派》中说，金朝词虽然不乏富艳精工、婉约清丽之作，“但由于金朝长期戎马倥偬，争战不已，加之金朝词人多宗法东坡，或师承稼轩，金词基本风格是豪放的，并形成了一个近乎苏辛的悲咽苍凉的词派”[15]。方智范《金元词论：批评的两个走向》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金源词风，认为金词的主导风格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所说“伉爽清疏，自成格调”，与两宋差异明显，这是由南北方不同民族气质、历史、文化和所处不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其次，金词主体抒情性比较突出，思想感情的表达较真切而充沛，这是乱离的时代使然。另一方面，南宋风雅派的流风余韵至金仍一脉尚存[16]。显然，认为金源词坛并非豪放派一统天下，风雅派仍有其存在的空间。忽略了对风雅词派的探索，就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金源词坛的全貌。
张晶对金源词坛丰富多彩的创作特色进行了总体描述。他认为，金初由宋人金的文人的诗词创作，使金代文学有了较高的起点。金初吴激、蔡松年词中所表现的羁旅情怀、被弃意识，使金初词风普遍具有一种悲剧美。金词从宋词分蘖出来，但到了北方的文化土壤中便产生了某些变异。“北宋婉约词的秾丽缠绵——那种‘女性化’的风貌已在改变，‘脂粉气’大大消褪，也不同于南宋词的密丽渊深，而是在清美明秀中充塞了清刚之气，这在此后的词学发展中变得愈加彰明”。从海陵时期开始，直到金源王朝“贞祐南渡”，以至于金末，金词由“借才异代”进入独立发展阶段，金词得到了多种风格的多元化发展。其中完颜亮、蔡圭、邓千江等人的词风粗犷豪放，党怀英词含蓄蕴藉而又格高调逸，王庭筠词幽峭清逸，赵秉文词高蹈遗世，超轶绝尘，完颜词含蓄蕴藉，笔致深婉，简淡之中醇厚有味。元好问是金代词史上的集大成者，其作品不仅表现为风格悲壮苍凉、境界雄浑苍莽，而且还在于他能使深婉绵密的婉约手法与雄浑沉郁的风格融合为一。文章指出金词虽深受宋词影响，但文化土壤、文化心态的差异造就了它特有的风貌。“金词在整体上所能找出的殊异于宋词之处，首在一个‘清’字。这个‘清’字，乃是北方的自然与人文综合而形成的氛围特点。……北人是以‘清’为审美理想的。“宋词中颇有意旨深曲朦胧者，而金词词旨清楚明白，极少朦胧难解的，也是“清”的一种体现；宋词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词人喜欢使事用典，金词却很少用典，即便是用，也是熟典[13]。文章既承认金词对宋词的借鉴，又比较明确地指出它不同于宋词的风格特色所在。
金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应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肯定其词史价值，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赵山林《从词到曲——论金词的过渡型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将金词放在由宋词到元曲的演变过程来考察，认为金词是中间极为重要的一环[17]。张晶\将金词放在整个词史上来考察，认为金词“生长于北方的天然气息，它挟来的豪风壮气，给词的发展注入了生机。……金词以其天然生新为词充添了生命力”[13]。王兆鹏、刘尊明把金词与南宋词加以对比，认为“金词虽缺乏南宋词那种深婉秀丽的韵致，却独具刚健质朴之美，多一层豪雄狂悍之气”[12]。
有金一代，出现了大量的道士词人，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布道说教之作。对于这类词的评价，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金启华《金词论纲》认为这些作品在思想意义方面“无足可取”。张仓礼在《金代词人群体的组成》中认为它们“实为金词中之糟粕”。而庆振轩《身处清凉界别开一家风——全真道教词初探》则认为全真道教徙们的词作自有其价值所在。首先，全真道教鲜明的时代特色即它的遗民特色，在全真道徒教的语作中得到了反映。其次，这些词作特定的内容，特有的语言色彩，再加上道教特殊的音乐，吟唱人的特定身份，使其形成了特殊的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无论从词史上看，还是从道教史上看，这些词作都应受到人们的重视[18]。赵山林认为在词境向曲境转变的过程中，诸如从雅到俗、从庄到俳的变化，金代道教词人的创作从宣扬“道情”的内容、通俗生动、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语言等方面都给予元曲以深刻的影响[17]。
除了以上所论问题之外，还有探讨金元词律、词韵的成果发表。如周玉魁的《金元词调考》，潘慎主编的《词律辞典》，鲁国尧的《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及《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金周生的《遗山乐府韵辙考》等。
3.元好问及其他词人研究。
元好问是金代词坛大家。70年代以来，大批的元好问研究成果问世，诸如传记资料、研究资料的汇编（如纪念元好问800 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主编的《元好问研究资料汇编》，刘泽、孙安邦选编的《纪念元好问800年诞辰文集》），年谱（如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版本的勾勒（如王同运的《遗山词版本叙录》），词作编年笺注（如吴庠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缪钺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贺新辉辑注的《元好问诗词集》，林从龙等注析的《遗山诗词注析》等），以及对元遗山生平、思想、气节、交游等问题的探讨。
赵兴勤在《论元好问词创作的三个阶段》中对元遗山的创作道路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文章认为，从泰和五年（1205）到元光二年（1223），是元好问词坛生涯的第一阶段，对振兴国事充满信心，坚信收复故土指日可待，作品往往以劲词壮语，吐豪情壮志，抒磊落情怀，有雄健浑朴之气，作品体现出豪放、疏快的风格。第二阶段从正大元年（1224）至正大八年（1231）“赴召史馆”之后，词作题材由山川风物的描绘，逐渐转向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往往狂欢与深痛、旷达与幽愤、闲放与不平、豪迈与酸辛相交织，借旷达之言来掩饰悲怀。第三阶段是天兴元年（1232）至蒙古宪宗七年（1257），他由金朝官吏沦为蒙古统治者的阶下囚，感时伤世之情，黍离麦秀之悲，坎坷遭际之叹，在作品中往往交并而出，词作大都沉郁顿挫，蕴藉多致。总之，他的词作以厚实的内容、清健的格调，影响了一大批词人，对扭转当时浮艳的词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
赵慧文《元遗山词概论》认为：“元氏以词写志、抒情、寄赠、咏物、吊古、摹山水、咏田园，真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其写志抒志怀词往往与驰骋疆场、雪耻杀敌、国运危殆相联系；其情词描绘真挚、深沉，体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观，或以男女之情写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其咏物词咏物寄托，以曲笔抒怀；山水词主要以北国雄伟壮丽的山河来表现崇高的精神；农村词不仅描绘农村风光，还写了农家苦，揭示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寄赠词以寄赠激励友人、抒写怀抱。“元词反映了金末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之丰富、深刻，词境之扩大，不愧为金词之冠”。[20]张进在《论元遗山的闺情词》中认为闺情词为遗山词中翘楚[21]。王兆鹏、刘尊明结合元好问词的内容，在与唐五代、两宋词坛的比较中认为，“穷困失意而仍豪情勃发，战乱飘泊而仍豪气激昂，是元好问在词的情感世界开拓出的新境界”。“展现北方雄奇峻美的山川，则是元好问在词中自然山水空间方面的拓展”。元好问的爱情词，“歌唱赞美那种感天动地、生死不渝、轰轰烈烈的忠贞爱情，他笔下那种不惜生命、海枯石烂情不改的爱情，和柔情中带骨气的审美境界，是唐五代两宋词史上罕见的境界”。“元好问是辛弃疾之后对词境开拓最多的词人”[12]。赵兴勤、王广超《元好问词艺术初探》把遗山词的艺术成就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淡中求奇，别开生面；二，豪气纵横，浓墨泼洒；三，淳朴清丽，词意隽永；四，托物寄意，格调凄婉[22]。赵慧文认为：“遗山词纵横超逸，感情豪放，步韵苏、辛；缠绵婉曲，风流蕴藉，又似周、秦。”把遗山词的艺术特色概括为“比兴微妙，寄托遥控深”；“阳刚阴柔相济，豪放婉约兼备”；“模写物态，曲尽其妙，疏宕流美，富有离合之趣”三个方面[20]。
元好问的词作代表了金词的最高成就，且对后代尤其是元代影响深远，这已成为学人的共识。早在50年代，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50章中就说：“元初的文学，可以说是由这个‘金代大老’一手提携着的。”[2]沈祖棻的《读〈遗山乐府〉》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来考察元好问词的成就与地位：“从空间来说，元好问固然不失为金源一朝首屈一指的词人；从时间来说，在辛弃疾、姜夔以后，王沂孙、张炎之前，他也不失为有代表性的词人之一，和与他约略同时的吴文英、刘克庄相比，也是有他独特的面貌和成就的。”[23]张晶在《论遗山词》[24]中指出：“遗山词代表了金词的最高成就，是金代词坛第一作手，同时，遗山词也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遗山词是以苏、辛豪放词的艺术传统为主要底蕴，又汲纳婉约词的手法加以融汇、发展的。……他在以豪气为词的同时，又以婉约笔法、浑雅风格使豪放词在经历了稼轩词之后再度与雅词合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文章从遗山词作数量、题材、体裁、风格、艺术诸方面论述了元遗山在金代词坛乃至于整个词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探讨元好问词风的同时，大多数文章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遗山词风的成因。赵兴勤、王广超认为，遗山词“或慷慨吐臆，或沉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这种风格的形成，首先缘于元好问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倡“凌云健笔”、“慷慨歌谣”，故其词作有着充实的内容和一定的创造性；其次，动荡、乱离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遗山词风的社会条件；另外，其词风又是当时“苏学北行”的产物[22]。赵慧文认为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遗山词的评说是“研究遗山词之所以‘集两宋之大成’，熔婉约、豪放于一炉，广泛而深刻地反映时代，成为金词之冠的一把钥匙。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瓯北诗钞·题遗山诗》），也深刻地揭示了遗山词与时代的密切关系”[20]。除了元好问以外，对于吴激、蔡松年、完颜亮等人的创作，也有人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如缪钺《论金初词人吴激》，张晶《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武原《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光——浅淡金海陵王诗词的特色》等。
4.元词研究。
相对于金词研究来说，元词的研究显得较为冷清。这固然有人们把一代宗匠张炎摒于元代词坛之外的因素，但学术界对元词成就的评价明显偏于保守也是主要的原因。
关于元词发展的分期，周笃文将其划分为两期，论述具体作家时处处与宋词大家作比附，显然与论者对元词“因袭多而创造少”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10]。么书仪《元词试论》把元词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出生于元一统之前的词人创作，这一时期的词人由由宋入元的词人、由金入元的词人、金亡之后出生于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部分人组成。“怀念故国，抒写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所引起的感慨，是这一时期词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过，南宋入元与由金入元的词人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感情上都有明显的差别。这是儒家传统文化、正统观念在宋、金不同时代在人们意识中强弱不同表现的反映。第二时期是出生于元一统之后，死于元亡之前的词人作品，词作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作品内容多表现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出处得失，词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羁旅客愁、感伤离别、愁花病酒、临春落泪、感叹人生短暂等传统题材，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第三个时期是元末明初的词作，作品每况愈下，走上了末路[25]。黄天骥、李恒义《元明词平议》[26]把元词发展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前期“词风以沉郁者居多，作品内容颇有深度，命句谋篇也显出力度，情绪激越，意境深厚”。后期“词作题材相对狭窄，作者较多追求轻巧之趣”。少数民族作家加入词人队伍，其独特的风神，给词坛增添了活力，多少使南宋以来词坛趋于柔靡的格局有所变化。
词发展到元代，由文坛霸主的地位降为曲的附庸。而曲在形成过程中又受到词的较大影响，且同作为按牌倚声的长短句，它们有许多相近之处，并且在发展中出现了双向渗透的情况。对元词出现的这种“散曲化”的倾向，评论者也见仁见智，甚至观点相左。么书仪《元词试论》认为元词发展中出现的这种语言“近俗”、意境“轻浅”的“散曲化”倾向，造成了作品缺乏言外之意，弦外之响。与这种对元词散曲化倾向持否定态度的观点不同，黄天骥、李恒义在《元明词平议》中认为，元词作家“吸取了散曲的滋味，便使其词作面目一新”，“使词坛呈现亮色”。作家“融会散曲之所长，注人词作，别成一家。在这个意义上，以曲人词，应该说是对词坛的贡献”。
5.白朴及其他词人研究。
白朴是元代的重要词家，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白朴词的研讨却显得较为薄弱。1979年唐圭璋的《全金元词》问世后，这位词坛大家的创作风貌终于重新显露于世人面前，但直到1983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上登载了马兴荣的《白朴词浅说》一文，白朴词研究的沉寂局面才被打破。马兴荣认为，由于白朴之母被蒙古军队掳去，下落不明；由于他“流离窜逐，父子相失”；由于金被蒙古灭亡等等不幸的遭遇，使他不愿为元朝统治者的臣僚。他现存词作中就明显地反映了他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王志华《试论白朴和他的词》[27]根据内容的不同把白朴的词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抒写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的篇什；第二类是以金朝遗民自居，流连山水，优游诗酒，高卧烟霞，抒写隐逸闲适情趣的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流露了作者的故国之思；第三类是愤世疾俗之作和个别关怀农事、系念民生的词篇，反映出白朴对现实人生态度。与马兴荣、王志华观点相左的是景刚等人。景刚在《白朴词浅说》[28]一文中把白朴词分为叹世、闲适和酬赠三种类型，并把白朴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文章联系白朴的生活经历和时代特征，认为“白朴对元朝统一天下的态度是拥护和赞扬的”，“从白词中看到的只有虚无主义的感伤，对政治的厌倦和对元朝统治的并非完全违心的赞扬，而看不到国破家亡的悲愤，更看不到对元朝统治的抨击”。白朴拒绝出仕的原因，景刚的看法也与马、王等人不同。他认为，白朴之所以拒绝别人举荐，并非是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也非出于对金朝的一往情深，而是受金元之际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世道沧桑之感和对政治厌倦的心理的影响，也由于白朴闲散放荡的书会才子生活难以使他适应官场的束缚。胡世厚《一曲心灵剖白的歌——评白朴词〈天籁集〉》[29]指出：“白朴的词记载了他半个世纪的活动，表现了这个时期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白朴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心理历程。”他把白朴词作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歌颂蒙元的统一大业和为之建功立业的谋臣良将。二，关心国事，同情农民疾苦。三，蔑视功名利禄，志在诗酒林泉。四，怀念故国，曲折地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五，眷恋妻子，怀念恋人。概括可谓全面，但对“歌颂蒙元”与怀念故国”这种矛盾的情况未作深一层的探讨。
研究者对白朴词的艺术成就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马兴荣《白朴词浅说》把白朴词的艺术成就概括为清隽豪放，语言质朴，音节谐和，用典熨贴无痕。彭国元《白朴词艺术初探》[30]将白朴词的艺术特色概括为“雄健沉郁，势拔意深”、“清丽淳朴，词意隽永”，“托物寄意，凄清婉逸”，“化句用典，熨贴自然”等几个方面。胡世厚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白朴词的艺术成就。一，继承了宋词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诗人一生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用艺术之笔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自我形象。二，善于捕捉景物，通过景物点染，抒发诗人内心深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三，巧妙地隐括化用前人诗句诗意，造景写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四，语言隽美，风格多样。既受苏、辛的影响，遒劲雄健，豪放旷达，又婉约清丽，显示出婉约词的影响；既注重词采，又本色当行，质朴自然[29]。韩人俞玄穆在《白朴〈天籁集〉的艺术特色》[31]中从风格、散曲化、使事用典三个方面来谈白朴词作。首先，白朴词总体上呈现出风格变化多样的特点。其次，受当时曲兴词衰的影响，白朴的词在情趣、风格、文辞诸方面都出现了散曲化倾向，成为白词一大特色。其三，大量用典和化用前人的诗词成句，贴切自然，不着痕迹。
研究者普遍认为，白朴词风格多样，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长。但究竟是豪放为主还是婉约为主，却出现了分歧意见。王志华《试论白朴和他的词》认为清隽豪放是白朴词艺术风格方面的主要特点。景刚《白朴词浅说》认为白朴的词兼有豪放词的清疏俊逸和婉约词的细腻谐婉之长，形成了一种以清丽隽永为主的艺术风格。俞玄穆《白朴〈天籁集〉的艺术特色》则认为婉约清逸是他作品的主流特点。
除此之外，存词10多首的萨都刺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文章如李家骧《萨都拉诗词论》，张富华《浅论萨都刺对宋词的继承与开拓》等。
综观金元词研究的百年历程，二三十年代与70年代以后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比起古典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来说，金元词的研究似乎还显得薄弱。比如，都去关注元好问、白朴等词坛大家，而对其他不显山不露水但创作并非没有特色的词人则缺少研究的热情。又如，探讨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文章数量可观，而真正有新意之作却不占多数，而对金元词律、词谱、词韵这些较为冷僻的问题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总之，金元词研究有待开发的领域还不少。相信在新的世纪，这块处女地会逐步得到开垦，金元词的研究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收稿日期：2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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