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保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econstruction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颠覆和反叛为特征的哲学、文学理论思潮。人们大谈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声音中心主义”、“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类，并以之为该思潮的实质和根本。这些看法要么源自“随意轻读”、要么源自“有意误读”，实际上未能触及Deconstruction之灵魂及其运作机制。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发现，Deconstruction无疑开展了一场革命，但它并非激进主义的代表。它之所以被广泛地接受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它开展的是一场有所保留的革命。
一、解构逻辑的暖昧性
Deconstruction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无法摆脱传统，或者说，直接对抗传统是无用的。德里达用耳膜为喻，表明了哲学传统是无法被超越的。耳朵有多种构件，耳膜在其间具有重要作用。外部声音能否进入，取决于它能否为耳膜接受。耳膜通常具有缓冲作用，如果声音过于猛烈，就会震破耳膜，使耳朵无法听到，人们也因此无法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哲学就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它听惯了温驯的声音（或自己的独白），如果有猛烈的攻击之声传来，它是不会洗耳恭听的。但人们可以改变策略。说一些模棱两可、看似恭维实则暗中诋毁的话，让哲学传统听起来顺耳，却慢慢地产生“偏离”，直至在不知不觉中动摇其根基。同一只耳朵，听到了与原先不同的声音，但并不因此就产生完全的改变。
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传统，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有人格的，社会和人群是传统的忠实拥护者，是传统的永久的载体。在任何情况下，传统的呼声都是最高的，以呐喊或攻击来盖过它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往传统中注入一些新东西，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还在维护传统，但传统已经被改变了。德里达不愿做传统的维护者，但他并不因此就起来与之针锋相对，并不打算启用对抗的逻辑。他不赞成一切形式的antism，不赞成颠覆。①他主张一种迂回曲折的道路，主张停留在边缘地带。在这一缓冲地带，他发现：变革始终与传统有染，而传统也总是保持某种开放的姿态。
反传统者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窠臼中，因为他仍然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二值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赞成就反对。Deconstruction的方略是：将二值对立之间的笔直界线加以松动，让其“错位”或“脱臼”，从而倾斜、交错起来，相互渗透，避免了正面的、直接的冲突。
在哲学传统中存在着两极，一是建构，一是破坏。黑格尔和尼采分别是其代表。黑格尔是设计和制造哲学、文化产品的工程师，致力于逻辑体系的工程学建设。尼采是哲学、文化领域的爆破专家，他要拆毁已有的“上层建筑”。德里达对这两个人都表示过钦佩。他认为自己始终无法超越黑格尔，每走一步都发现黑格尔等在前面，因此不应做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而应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尼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德里达却欣赏那个“肯定的”尼采：“跳动的双足”和“跳动的鹅毛笔”。从总的情况看，德里达既不像黑格尔，也不像尼采，他不倒向任何一方。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零活者(bricoleur)，他既不建构，也不破坏。他利用具体本文中的一些现成的工具和零星废料，对该本文进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的工作。任何本文都有一些边缘性因素，有一些可供寄生的“缝隙”，德里达挤进去，参与进去，使本文膨胀起来，活动起来，既增殖了本文，又削弱了它。
如果说黑格尔是一棵苍天大树的话，德里达只是寄居其上的一根长青藤，后者因前者而有生命，同时却与前者争夺水份、空气、阳光之类，并因此影响前者，改变前者，甚至会让前者枯萎下去。德里达不像尼采那样，他不想把大树连根拔起。如果那样做，只会“劳民伤财”，同时使自己无所依托。否定只有一时之魅力，却无法产生持久的效应。如果让本文的内在因素运作起来，其消解作用虽然缓慢，但无疑会持久有效。我们通常把黑格尔看作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而尼采则是虚无主义者，德里达以其干零活者固有的自由和超然，没有被建构或破坏的压力（或历史使命感）所束缚。
德里达的美国同事，著名的解构批评家H·Miller曾经说过：“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本文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②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是彼此对立的，但也是彼此渗透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使两者间的冲突一劳永逸地消除，“解构论不能提供一条出路来摆脱虚无主义或形而上学。”③激进的变革是无用的，于是，解构主义者选择一个中间地带借以栖居，或者说，他在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之间流浪、漂移。德里达也因此是一个介于黑格尔和尼采之间的人物，这两个矛盾的形像始终伴随着他，尽管其间不断地产生着变迁。
解构批评家不是叛逆者，而是流浪汉。叛逆者背叛原先的“家”，但他总会找到新的“家”，而流浪汉不一样，他无“家”可归。从另一个角度看，流浪汉比叛逆者自在，他不受制于一个固定的“家”，他四海为“家”，因此占有开放的空间。流浪汉有其开放的逻辑。美国解构批评家B·Johnson女士指出，Deconstruction陈述了一种“新逻辑”，它不同于传统的二值逻辑：它既不说either/or，也不说both/and，甚至也不说neither/nor，然而，它与此同时并不抛弃如上任何一种。④显然，Deconstruction并不在乎保守还是创新，其基本思路是没有逻辑根据的。由于同时承认了各种因素，使得解构逻辑成为各种“旧逻辑”的包容者或重新组合的媒介。因此，我们无法在两极对立中找到最后的歇息，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也因此处于运动之中，并使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保留。
二、解构策略的寄生性
人们一般倾向于将Deconstruction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它要求读者针对具体本文进行具体的阅读，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重要的既不是推翻旧理论，也不是建构新理论，而是对本文进行阅读和解释，从传统这本大书中读出新的东西来，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德里达阅读的大多是哲学作品，而耶鲁批评家们则以阅读小说和诗歌为主。解构式阅读并没有提出什么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具体阅读，它唯一声称的是要摆脱“单一意义的阅读”。它通过寻找到本文中的“边缘”或“盲点”，以之作为媒介，在其间演示阅读的多种可能性。为了把读者引向对“边缘”和“盲点”的重视，Deconstruction区别了传统阅读（批评）和解构阅读（批评），认为两者间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种重复性阅读，后者是一种批评性阅读。早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德里达就已经提到过这两种阅读或阐释方式间的差异。他认为，重复性阅读寻求的是译解(to decipher)，梦想寻找到真理或源泉；批评性阅读不再关注真理，不再寻找源泉，它只肯定阅读的游戏。⑤显然，前者旨在进行客观阐释，力求达成读者和作者的沟通，由于作者的意图干预着读解，读者（或批评家）似乎只是在简单地重复（重述）作者的意思；后者则使读者的自由度加大，“作者之死”使读者用游戏性取代了客观性。
在前述两种阅读方式中，德里达和解构批评家们无疑倾向于批评性阅读（解构阅读），但他们并不对重复性阅读（传统阅读）漠然置之。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这两种阅读或解释方式同时包括在解构批评之内。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解构批评的反对者、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M·H·Abrams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忽略德里达对一般哲学本文的解构同时包括两种解释模式，并且是有意地进行双重阅读——可以把它们分别命名为阅读一和阅读二，它们是不可分的，即使它们有时是不可调和的，也总是一致的，相互依赖的——就会误解了德里达的步骤。”⑥也即，按Abrams的意思，德里达的阅读策略将重复性阅读和批评性阅读包容在一起。
在解构批评中为什么会存在双重阅读呢？答案很简单：批评性阅读必须有所寄托，而重复性阅读就是它的寄居之处。也就是，解构阅读具有寄生性，用Abrams的话来说，它寄生于“明显或单义性阅读”。⑦解构总应有其可供解构的对象或目标，这就迫使它必须预先重构（重复）它所要解构的对象，也即树立一个批评的靶子。于是，重复、重建、恢复或者说客观解释本文（传统）就十分必要了，为此，解构批评家不得不借鉴或仿效传统批评家的工作。这就是第一重阅读（重复性阅读）的任务。在此基础上，第二重阅读（批评性阅读）有了可能，它的工作在于启动本文的游戏。如果没有第二重阅读，就会停留在传统批评之内。我们可以看出，解构批评尽管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双重阅读的展开使得它有一定的步骤可循了。
第一重阅读是解构批评和传统批评共同享有的，它是解构批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如果没有它，如果本文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可读的，解构既无从下手，也没有必要。德里达等人因此是承认传统批评的意义的。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写道：“重复性评论的环节在批评性阅读中无疑有其地位。然而，要承认和尊重它所有的经典阐释是不容易的，并且需要运用传统批评的所有工具。但是，没有这种承认和尊重，批评性生产将会有着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危险，而且会让自己差不多无所不说。”⑧批评性阅读是一种生产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阅读，但它总得有其媒质，不然就不会有播撒和增殖。于是，重复性阅读作为媒质具有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重复性阅读作为一种解释的努力，其立意不在于创新，它想寻找某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借以发现本文的确定的意义。然而，批评性阅读却不这样，它的目标是创新，而不是寻找确定的意义。人们在阅读作品时，实际上是在和作者一块儿创作，这就是所谓的“阅读中的读与写的双重活动”。原文和确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阅读出的总是“新意”，因此，传统阅读所读出的确定的意义产生了播撒。解构批评重视批评性阅读，但是，它把重复性批评作为其一个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包括在自身之内。这不是说解构批评就赞成传统批评，而是从干零活者的经济学出发，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并因之而进入更为关键的步骤。
德里达对卢梭作品的阅读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双重阅读。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阅读的是卢梭死后由人整理出版的、不怎么受人重视，却容易引起争议的一本小书，名曰《论语言的起源》。在阅读该书时，德里达嫁接了卢梭的其他著作，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尔》、《忏悔录》，等等。按他的说法，在传统批评的视界内，《论语言的起源》的基本观点是：声音在文字之前诞生，并对文字具有优先性。然而，德里达通过寻找该书中包含的矛盾、悖谬、歧义，并通过引用其他本文，发现卢梭在书中说出了一种他并未打算说的“补充逻辑”：文字是对声音的补充，是声音的替代者，但声音本身只是原文字的补充和替代，而且文字和声音也是相互补充、彼此替代的。根据卢梭在《忏悔录》中对“手淫是正常性生活的危险的补充”的焦虑的体验，这种补充逻辑使文字和声音的关系复杂化了，不存在由声音到文字的单一线索。
“补充逻辑”并不是由卢梭明确表达的，而是由于本文产生自我解构而出现的。德里达的工作就在于揭示卢梭“打算说的”和“说了却未打算说的”之间的关系。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常常断言：“卢梭说了，却没有打算说”。“卢梭描述了他不打算说的”。卢梭打算说的可以通过传统阅读来获解，而他没有打算说，但在字里行间流露的东西就只能由解构阅读来揭示了。在此，传统阅读和解构阅读各有其地位。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解构阅读寄生于传统阅读，没有传统阅读，解构阅读不知从何处下手。
寄生并不意味着依赖。H·Miller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对“寄生”进行过解构式说明，其目的是为了回答Abrams的一个提法：单义性阅读是一棵高大的橡树，它扎根于坚实的泥土里，由于被解构批评这根长青藤心怀叵测地包围缠绕而受到了伤害。寄生者是一个异己，它进入一个自足的家庭，吃主人的，喝主人的，同时却要杀死主人。这表明了寄生者集依赖性和破坏性于一身。Miller不满意于这种简单化的传统看法，他要看看寄生者和寄主是不是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分享食物，这当然得由“寄生者”一词的解构开始。通过词源考察，Miller发现，Parasite（寄生者）之前缀para包含着双重性对立，它同时能指附近和远处，相似和差异，内部和外部，而且两者间有着含混的过渡。显然，寄生者一词必然处于para的双重对立影响之中。进一步讲，parasite一词来自希腊语Parasitos，由Para（在旁边）和sitos（食品）构成，原意是“在食物旁边”。按Miller的解释，Parasite（食客、寄生者、清客）原本是一个正面人物，是一位亲密的来客，跟主人(host)一起坐在食物旁边，共同分享食物，只是到了后来，该词才指“职业食客”，指专门要别人邀请进餐而从不回请的人，并进一步地演变为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含义。
按Miller的说法，食客不满足于和主人一道共坐食物之旁，他同时要使主人自己也成为食物。host（主人）一词由中世纪英语oste一词演变而来，而其最初的来源则是拉丁语hostia一词，意思是祭品，牺牲。显然，寄主（主人）既是食客又是被食者，他自身就包含着主客双重身份。Miller的进一步分析发现，host和guest（客人）两词可以追寻到同一词根ghosti，意即陌生人、客人、主人。
这如上的词源分析表明，不存在明确的“寄主”和“寄生者”。解构阅读要利用传统阅读的一些东西，但它并不完全依赖于传统阅读，两者都是坐在食物旁边上的同桌“食客”，是主人兼客人或寄主兼寄生者。Miller以雪莱的《生命的凯旋》一诗为例。这首诗可以权且充作食物和主人，它为各种批评家所寄生或吞食，而这些批评家之间所依赖的也是同桌食客的那种怪异关系。也就是说，批评家们共同“吃”《生命的凯旋》，而他们彼此间也在互相“吃”。往上追溯，该诗也“吞食”过别的诗，如此上溯，上至无穷。在此，显然存在着寄生现象的长长的锁链。
在Miller看来，对于《生命的凯旋》，既可以由Abrams来进行传统的阅读，也可以由他自己来进行解构的阅读，但寄生兼寄生者的“奇特逻辑”始终是存在的。
从Miller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阅读和解构阅读虽然是彼此争夺的，但同时也总是相互包容的。Deconstruction将传统阅读和解构阅读同时包含在自己的战略之中，正表明了它与传统批评的复杂的“寄生关系”。按照Deconstruction的逻辑，传统阅读在自身解构中失去确定性，而批评性阅读则总会有一些“积淀”，两者因此是彼此过渡的。显然，最终的确定性不存在了，解构总是停留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寄生者兼寄主的地方。可是，Deconstruction并没有抛弃或推翻传统，它寄居在传统之中。
三、解构运作的包容性
人们承认解构批评包含着双重阅读，但批评家们无疑把重心放在第二重阅读上，在这里，可以看到解构批评是如何运作的。在《论文字学》的序言中，德里达认为批评性阅读“至少在其轴心上要摆脱经典历史范畴”，“不仅要摆脱观念史范畴和文学史范畴，而且还要（或许首先要）摆脱哲学史范畴。”⑨看起来，德里达似乎要与传统（或历史）完全切断联系，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按照德里达的意思，批评性阅读的任务“在于解构本文中仍然运行着的形而上学的和修辞学的结构”，但是，其目的“不是为了拒绝或抛弃它们，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写之。”⑩这意味着，只能采取内部突破的方式，也即，为了解构形而上学传统，必须先寄居其中。德里达这样写道：“解构运作并不从外部摧毁结构。外部摧毁是不可能的，无效的，也不可能攻克准确的目标。除非居于这些结构之内。”(11)解构批评寄居于传统结构内部，在其内部运作，“从旧的结构中借用颠覆的策略的和经济学的资源。”(12)也就是说，解构的运作在于发现本文的自身解构性，发现本文自身包含着自己的异己，实际上是让它自己嘲弄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如何从内部实现突破呢？德里达认为只有通过诉诸能指游戏，“不是把能指用作为开启通向真理之路的钥匙，而是用作为干零活者或修补匠的工具——一种实用的手段。”(13)解构阅读的操作是：抓住本文的矛盾和歧义进行重写，尤其是要抓住一些有歧义的概念。例如，在《柏拉图的药店》中抓住的是柏拉图本文中的“药”(Pharmakon)这一概念，在《论文字学》中抓住的是卢梭本文中的“补充”(supplement)这一概念，此外还有“膜”(hymen)、“播撒”(dissemination)、“寄生者”(Parasite)之类。传统批评通常也会注意有歧义的概念，但它的目标是消除歧义，恢复单一意义，以求让能指与所指对应。解构批评相反地迷恋于概念的歧义，通过把概念的多重含义一并置入本文，使得本文的单一意义消除了，从而动摇（重写）了本文的结构。所以，对本文进行重写并不需要启用新概念。德里达也曾杜撰过一个文字“differance”，认为它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它要表达的是概念或词的意义播撒，代表的是他对概念的一般看法，也即任何一个词都具有“differance”的性质。上面所说的“药”、“补充”，“膜”都能体现这一点。这些概念具有共同性，甚至是相通的，它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只有在其作为干零活者的工具时才能体现出来。Differance只表达了意义播撒，或者说德里达的一般看法，在具体阅读作品时，他并不对本文进行这种一般的说明，而是针对不同本文，运用不同的词分别进行解构。由于这些词来自自己原先所属本文，因此更有工具效用，能更好地使本文得到重写。也就是说，通过在本文内进行一系列概念游戏（词源分析、概念嫁接、一词多义），使得本文成为不确定的，从而开启了本文阅读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消解了单一意义的神话。
解构的运作依赖于已有的概念，也即为了动摇传统，我们不得不依赖传统，“由于这些概念对于动摇它们所属的传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抛弃它们。”(14)这在传统批评看来或许是一个悖论，但解构批评认可这种悖论。当然，它也表示，在运用熟悉的概念时应当保持警惕，要看到它们从来都是在哲学（在场）史内存在和起作用的，总是被那一历史所决定。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人们通常都认为解构是完全摆脱历史的。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解构的概念、运作和风格的误解。解构批评家们一般都承认，“Deconstruction自身并不能完全逃出西方形而上学，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它要解构的本文的同样的问题和错误。”(15)由于概念歧义，使得传统含义得以保存，形而上学阴影因此始终存在着。
德里达有时候还会故意迷惑读者。比如，他本来杜撰了一个archi-writing概念，但经常用writing代替之。按通常的看法，声音优于文字，文字是对声音的模写。德里达有时会提到，文字优于声音。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文字”在此实际上系指“原文字”，就会误解德里达的意思，以为他简单地巅倒了两者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不论是文字（拼音文字）还是声音，都派生于“原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字”不是某种具体文字，而是指一切类似于trace，differance和差异地展开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解，声音中的音色(timbre)、音程(interval)之类因素都具有文字的性质，不存在在先的纯粹的声音。德氏用writing替代archi-writing，使得传统既受到抗拒，又获得保留。这说明解构运作的包容性。
为了提醒读者警惕传统因素的运作，德里达有时给他所使用的传统概念打上一个[×]，这是他从海德格尔那儿借用的一种手法，把一个概念写下来又划掉(under erasure)，借此表明，这个词对于解构本文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应该当心，因为它自身受着它要解构的传统的影响。尽管采用了打[×]法，由于运用了形而上学范畴内的概念，解构的运作必然始终受到这种形而上学传统的约束。
在前面各节中，我们用“暖昧性”、“寄生性”和“包容性”等概念分别说明了解构在其逻辑、策略、运作等方面都动摇于传统与变革之间。这意味着解构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保守性。难怪，德里达的老师福柯把他攻击为是“经典体系最后荣光的最决定性代表”。(16)公正地说，我们应当承认解构具有变革性、革命性、创新性，但它并不是激进主义的。我们发现德里达在有些地方使用过颠覆之类字眼，要求颠覆等级制，但他并不是要促进对立两极的优劣地位之转化，而是让两者都进入游戏中，颠覆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关键之处是通过置换(displacement)而开启两极之间的游戏。在游戏中，传统的方面和创新的方面各得其所，对立和权威得以消除。
显然，解构开创的是一场看似和风细雨实则渗透力极强的革命。由于一定程度的保守性，使它自己很快就成为理智生活的主流的一部分。目前，作为一个思潮的解构主义已经走下坡路了，但它的许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它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J·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Pxv.
②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第167页。
③《最新西方文论选》，第167页。
④J·M·Ellis,Against Deconstru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6.
⑤J·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Routledge&Kegan-Paul,1978,PP292.
⑥Deconstrucfion:Acritigue,Edited by Raznath,Macmillan,Inc,1989,PP38.
⑦《最新西方文论选》，第156页。
⑧J·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P158.
⑨⑩(11)(12)(13)(14)(16)of Grammatology,PPLxxxix.PPlxxv.PP24.PP24.PPlxxv.PP14.PPlxi.
(15)F·Merrell,Deconstruction Reframed,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85,P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