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涛[1]2001年在《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在叙述宋代江西文化迅猛发展的同时，更着力揭示宋代江西文化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文章共八章又绪论九个部分。 在绪论中，笔者首先说明本论文在文化的要素选择上，侧重于文学、史学、科技、艺文、教育、思想、宗教、风俗、民族、方言等方面。其次说明选择宋代作为文化研究时段的原因和宋代江西文化在宋代文化及江西自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第一章 宋代江西文化的空间与环境 江西文化是行政区域文化，其范围不是指宋代的江南西路，而是指当今的江西省区。这个空间范围在宋代，包括有江南东路的一部和江南西路的大部。具体说，是包有饶州、信州、江州、南康军、洪州、临江军、瑞州（筠州）、袁州、抚州、建昌军、吉州、赣州（虔州）、南安军及徽州之婺源县等地区，共9州4军69县。其中有叁军（南安、临江、南康）十六县（安仁、永丰、星子、新建、进贤、兴国、会昌、永丰、万安、分宜、宜黄、金溪、乐安、新昌、新城、广昌）是新设置的。它们地处交通要道，尤其是县治，多设在河流中上游之河谷中，说明江西经济、文化发展已从平原、盆地走向深山区。 宋代江西地区行政区划未有大的变化，缘于江西地区山川地形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系统：四周多高山，境内多河流，山川犬牙交错其间。同时宋代江西地区行政区划的稳定，有利于江西文化的形成与成熟，但不利于江西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二章 宋代江西文化发展的格局 本章为本论文的重点，文章分析、说明与揭示了宋代江西文化发展的状况及其地区差异。内容共分七小节。前四小节谈宋代江西人才的状况及其分布。第一小节叙述《宋史》列传所载江西人物及其地区差异。文中共记载江西人物240个（不包括列女传11人），其中饶州（45人）、吉州（41人）、临江军（26人）居各地前叁位，南安军（无）、袁州（6人）瑞州（6人）、南康军（8人）居后四位；以密度论，临江军（46．4人/万km~2）饶州（28．2人/万km~2），建昌军（24．4人/万km~2）居全省各地前叁位，南安军（无）、赣州（3．1人/万km~2）、袁州（7．1人/万km~2）、瑞州（10．5人/万km~2）居后四位；从时间分布上看，北宋人数不及南宋多。这一点在宰相人数的时间分布上也可以看出来：北宋6人，南宋9人。 第二小节论述宋代江西进士的分布。据史料记载宋代江西进士人数达5545人，其中有34人为文武科鼎甲，11人为文科状元。5545名进士中，饶州 931人，吉州 897人，建昌军 654，抚州 62人，居全省各地前四位，南安军（65人）、江州（89人）、袁州（128人）、瑞州（144人）居末四位；以密度论，建昌军、临江军、抚州、饶州分别以797．66人/万km~2、696．68人/万km~2、602．74人/万km~2、583．81人/万km~2，居各地前四位，而袁州（152．4人/万km~2），江州（141．95人/万km~2）、南安军（93．47人/万km~2）、赣州（48．32人/万km~2）居末四位。 一1 一 第叁小节论述宋代江西人的着作及其分布。文章细列了宋代江西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如欧阳修、王安石、乐史、周必大、洪皓、洪迈、朱烹等。同时叙述了宋代江西人作品在宋代文学、史学、科技、思想等方面的重大成就与作用。史籍所记载的1786部宋代江西人着作中，吉州以325部居各州军之首，列第2至4位的是饶州（306部）、抚州（276部）和洪州（213部）。居全省各州军后四位的是南康军（34部）、袁州（24部）、江州（23部）和南安军（4部）。而姿源县以146部之多居各县之首。就着作密度而论，前四位为抚州（264．9部M km勺、临江军（253．7部厂万 km勺、饶州（191．9部厂万k旷）和建昌军（160．9部广万k旷），后四位为江州（36．7部人万km勺、袁州（28．6部广万k旷）、赣州（12．8部历 k旷）和南安军（5．8部6 k旷）。 第四小节论述其它史籍记载的江西人物及其分布。有字、溢号的江西人物110人中，人数居多的前四位州军是饶州（19人）、吉州（15人）、建昌军＊ 人）和洪州（12人），居后四位的分别是袁州（无）、南安军（无）、瑞州（4人）和赣州（4人）。以密度论，建昌军（183人厂厅km‘）居全省各州军之首，列二至四位的为临江军（14．3人o k旷）、南康军（13人历km‘）和饶州（11．9人历k赤），列后四位者为袁州（无）、南安军（无）、赣州（二．2人厂万k旷）和洪州（5．一人人万k奸），《宋史冀》所载江西人物126人，其中吉州（27人）、饶州（17人）、洪州（15人）、抚州＊ 人）居各州军前四位，姿源县以19人居各县之首。居各州军末四位者为袁州（无）、江州（2人）、南安军（二人）和南康军（3人）。以密度论，抚州（13人历M）、吉州（11．3人历km‘）、临江军（10．7人历km’）和饶州（10．7人／万k旷）居前四位，袁州（无）、饭州（二．8人厂万k旷）、南安军（2．9人人厅k旷）和江州（3．2人厂厅kmZ）为后四位。 第五小节叙述来代江西刻书、藏书情况及其分布。谈及藏?
狄叁峰[2]2013年在《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文中认为邓广铭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要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种基本工具,而其中的“地理”便是指现今所讲的历史地理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进入到本世纪更是发展迅猛。总结和梳理本世纪头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绩,对于该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按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对2000-2012年这十叁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情况做一番梳理。本文大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近年来的研究大概；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对十余年来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况做宏观说明,内容包括会议进展情况、专业历史地理杂志的发展、主要科研院校的研究领域和取得成果,以及近年来活跃在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大要等；第叁部分为第二章,论述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展情况,重点强调了学科属性问题和信息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第四部分为第叁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自然地理的发展情况,对有关的地理因素进行分述概括,同时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第五部分为第四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情况,分别对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军事交通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等分支进行理论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分析；第六部分为第十二章,论述了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情况,并对一些编绘理论进行分析说明；第七部分是第十叁章,对历代地理志书、古地图以及历史地理文献的汇编情况进行简要总结；第八部分为第十四章,总结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问题、对策,并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将来的发展走势。
弋杨[3]2005年在《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文本分析和史实阐述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江西书院的基本状况及其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叁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江西书院在宋代十分兴盛,推动书院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宋代江西书院是在什么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发展兴盛的呢?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探索。除导论外,全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章:宋代江西书院的兴盛面貌。 江西书院始于唐末五代,是中国古代书院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自此以降至于明代,江西书院的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宋代尤其如此,其教学和规制堪称书院“典范”,涌现出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等有名的书院,留下了像朱熹、陆九渊等一批大家的足迹。 第二章:宋代江西书院兴盛的思想文化动因。 唐末五代以及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给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儒学复兴思潮源于北方,以韩愈等人为代表,经过五代的发展,到北宋后进入高潮。在官学废缺的情况下,以复兴儒学为宗旨的书院逐渐发展起来,儒家私学传统在书院中找到了传承。南宋时期,随着
夏汉宁, 黎清[4]2017年在《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文中指出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家族数量众多,家族延续时间长,宰辅高官多,一门数进士较为普遍,地理分布广泛,集聚现象明显等。两宋江西籍进士家族如此繁盛,其原因主要与唐五代移民的迁入、江西特有的地理环境及江西士人的刻苦好学等有关。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在创造家族辉煌的同时,不仅引领和带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为宋代江西文化的繁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涛[5]2013年在《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历史时期,在这一宏阔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在四川这样一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的区域环境内向上发展渐臻鼎盛。分析此一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空间分布和演变趋势对于丰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议题及探讨佛教区域传播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寺院和石刻构成佛教宏传的道场体系,僧人和俗人作为布道的主体和受体构成佛教传播的“渡乘”体系,四者共同构成了佛教流布和佛教感知的一个完整系统。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文章选取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其作者为俗人)作为重点要素以考察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相关情况。唐宋四川佛教寺院分布。主要以唐宋时期史料和相关方志记载为依据,分别对唐宋两代四川各府州的寺院分布进行整理和统计,总结分布特点,探讨寺院分布与人口和府州等级关系。总体说来从唐至宋,四川寺院分布区域扩大,内涵加深。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府州等级所反映的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寺院的分布有重要影响。唐宋四川石刻分布。利用相关考古资料并结合笔者考察实际,在古地理单元基础上,对唐宋时期四川佛教石刻分布进行梳理,总结分布特点,探讨石刻分布与寺院关系。唐代至宋代,四川石刻分布区域相对缩小,但影响力大,因而在全国佛教石刻活动几近停滞的背景下,其实是四川佛教发展进步的表现。唐宋四川高僧分布。主要以相关僧传为统计口径,从籍贯和驻锡两个方面对高僧地理分布进行考察。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分别总结唐宋时期四川高僧地理分布情况,探讨该地理分布特点和寺院分布与石刻分布的关系。从籍贯看,唐代至宋代,四川高僧籍贯分布区域拓展,数量上升,相关府州产生高僧数量增多；从驻锡看,唐代至宋代,成都府地区、绵剑地区、梓遂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下降明显,川东峡江地带驻锡僧人数量一定程度增多,眉嘉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上升明显。二者共同说明唐代至宋代,四川佛教由部分区域向更多区域发展的过程。唐宋四川佛教艺文分布。以相关诗文集、金石材料和方志为主要依据分别对唐宋四川各府州佛教艺文分布进行整理,分析特点,探讨艺文与寺院、石刻和高僧的关系。唐代至宋代,佛教艺文地理分布在空间上拓展,内涵上加强。整体而言,除个别州数据有所下降外,其余诸府州数据都程度不等地增加。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府地区,以嘉州为核心的眉嘉地区,以昌州为代表的昌普地区艺文分布数量增幅明显。利州地区、巴州地区艺文分布数量一定程度下降,而峡江地带艺文分布数量有所上升。总体而言,从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分布变迁情况看,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在全国佛教尤其是北方佛教式微的背景下呈现整体向上的趋势。这样的分布特点和发展趋势主要和叁大方面因素相关,即重要的区域位置、外在的人文动力和佛教自身特点与世俗化。这种趋势及其与诸因素关系反映了相对封闭地理单元内佛教传播的一般规律,也从个案缩影的角度印证了伴随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
刘锡涛[6]2006年在《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文中指出宋代是江西区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时期。这在文化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江西文化成为了当时先进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我们应该看到,宋代江西文化发达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均衡性,具体体现在人才的地区分布不均上。赣南赣北的江州、赣州、南安军,文化发展较慢,人才分布较稀疏;赣中的吉州、抚州、建昌军、饶州、临江军等地文化发展较快,人才分布较密集。这可以从宋史列传赣籍人物、赣科举进士及赣籍有着作留世者等方面考察出来。宋代江西崇儒尚学的风俗很重;地方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普及;加之宋政府的重用文人政策及个人勤勉治学,使得人才大量涌现。当然,上述几个方面在建昌军、吉州、饶州、抚州、临江军、洪州等地体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会有人才的地理分布不均衡状况。
方正[7]2013年在《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文中认为湖北文化发展有叁大重镇：春秋战国时期的荆州；东汉叁国时期的襄阳；明代的黄州府。明代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着作人数等均居湖北省首位。明代黄州府教育发达,文化勃兴,人才蔚起,一流大师云集,四大名着巧结鄂东缘,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风骚,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黄州府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代黄州府人文鼎盛是建立在县域文化发达的基础上,特别是北部的麻城,南部的蕲州,中部的黄冈。明代鄂东地域形成了叁大文化圈：一是北部的黄安—麻城,二是中部的黄冈—蕲水,叁是南部的蕲春—黄梅—广济；鄂东地域形成了四大文化中心：科举的中心,进步哲学的中心,进步文学的中心,医药学的中心。这种人文气象的形成是地缘政治、历史积淀、经济发展、教育以及结社讲学之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州地域文化有一个兴起、发展、繁荣、消亡(再生)的过程,明代的黄州文化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繁荣期,具有生命的张力,虽然,清代黄州文化仍然在湖北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已经僵化,而清末民国是东西文化激荡,是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期。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在明代却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对这种人文气象形成的文化生态的探讨,无论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当下的文化建设都意义重大。本文分五章对明代黄州府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展开探讨。第一章是概论,探讨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外部条件。在政治上,明代黄州府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武昌成为湖北的区域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一变千年的不利局面,获得区位优势；二是“蕲黄合一”,鄂东地域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两州分治的局面,这种统一局面有利于内部人员往来、物资的交流和文化的互动,有利于鄂东地域整体实力的提升。“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不仅为鄂东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自宋代以来,江西是中国文化发达之域,江西移民优化了鄂东的人口结构,提高了鄂东的人口素质,有利于鄂东教育文化的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局面,鄂东之沿江平原位于粮食生产发达之域；明代中期,汉口兴盛,“鄂东五水”通过长江与汉口相连,在鄂东地域形成了辐射四方的交通网,推动了鄂东集散型农业的发展,鄂东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黄州府由以前的下等州府一跃为上等州府,经济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第二章探讨的是黄州何以成为湖北的科举中心。本章以麻城为个案,探讨明代麻城科举兴盛的文化生态。明代黄州府进士人数居湖北省第一位,而麻城的进士人数在湖北省所有州县中居第一位,超过了襄阳等府的进士总数,因此,以麻城为个案,具有典型性。明代麻城科举的兴盛,首先得益于麻城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世家大族土地和财富的积累。经济上的优势并不能马上转化为科举的成功,明代麻城后期的进士人数远远高于明代前期,表明经济上的成功到科举的成功需要一个过程。经济上的成功到科举的成功,其中的关键是教育,麻城的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延请名师讲学,极大地提高了麻城科举的成功率,特别是冯梦龙的春秋学和李贽的苏学与麻城科举的成功关系甚大。第叁章研究的是黄州何以在晚明成为进步哲学的中心。宋明理学有叁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而成就李贽的是鄂东的山水与人文。明代鄂东王学左派学术空气浓厚,黄安、麻城是学术高地,王学左派的着名人物先后来鄂东讲学。李贽来鄂东后,在他周围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集结体,与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和北京互动,与天下着名学者互通声息,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是李贽进步哲学观形成的关键。第四章探讨的是明代黄州府诗文创作繁荣及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本章首先描写了明代鄂东诗文创作整体概貌,接着以文本解读为中心,除了对明代鄂东着名的士大夫之诗文进行研究外,还运用民间视角,对明代鄂东的闺妇和歌姬的诗文进行了重点考察,为了避免这种个案研究和民间视角所带来的平庸化与碎片化,在研究中,笔者在突出地方文学特色的同时,注重突出地域特色与明代中后期主流诗坛公安派与竟陵派的互动。明代鄂东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诗文风格的特色是建立在鄂东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明代鄂东文人的结社讲学之风与李贽所倡导的“童心说”是鄂东楚风兴盛最为关键的因素。第五章探讨的是黄州何以成为明代湖北医药学的中心。湖北医药文化历史悠久,肇始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战国到秦汉,发展于叁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兴盛于明清,在汉晋之间的荆襄和明清之际的鄂东,曾形成两大高峰。本章首先运用计量学方法,从定量上考察,明代黄州府无论医学人物还是医学着作均居湖北省第一位,而在湖北省各个县中,蕲春的医学人物最多,达12人,比汉阳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每一个府的人数总和还多,李时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罗田医学着作最多,达29部,全部是万密斋一个人的着作,超过了武昌府、汉阳府、承天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荆州府每一个府的医学着作总数。李时珍和万密斋在药物学和医学上的伟大贡献是鄂东由医药中心走向医药学中心的关键。在探讨鄂东医药学中心形成的文化生态时,采用个案研究,主要以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为考察中心,探讨李时珍成就《本草纲目》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杨发鹏[8]2010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教地理研究》文中指出佛教为世界叁大宗教之一,自其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为其他外来宗教及本土宗教所远远不及。在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河陇地区地接西域,得地利之便,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较早普遍地接受佛教并率先成为内地佛教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的河陇地区佛教迅速发展,既有自然与人文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多种原因。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高僧辈出,当时河陇所出高僧数量在全国占有相当比重。他们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及做出的贡献,不独为河陇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的一页,而且对全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佛经的翻译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于佛经翻译方面,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河陇地区的译经在人员组成、经典的选择、经费来源、译经风格等方面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戒律、禅定、智慧通常被称为佛教之叁学,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僧人于叁学方面咸有贡献。其中,在禅籍的翻译与禅法的传授方面,河陇僧人的贡献尤为突出。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佛教寺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但史籍中对这一时期河陇地区寺院的记载却不甚了了。通过对文献的仔细梳理,我们检得当时河陇地区的二十余所寺院,并就其分布规律做了探讨。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非常活跃,河陇地区石窟不仅开凿时间早,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艺术精湛,为全国其他地区所不及。河陇地区的石窟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在造像与壁画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教地域特色鲜明,但在其内部也出现了河西与陇右佛教文化的分异。其中河西地区受西域风格的影响较深,而陇右地区在风格上与中原接近。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高僧辈出,他们或以译经着称,或以修禅闻名。河陇译经成为我国早期译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河陇禅僧弘传禅法的活动,推动了当时国内禅业的兴盛。同时,这一时期河陇地区开凿了大量的石窟寺,其窟内造像与壁画融合中西风格,地域特色鲜明,成为我国石窟艺术中的一枝奇葩。无论从取得的成就还是对国内的影响来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河陇佛教均在国内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杨杰[9]2008年在《两宋江西的官学、书院与科举》文中研究说明两宋时期的江西,经济发展,教育发达,思想繁荣,名人辈出。本文以宋代江西官学、书院和科举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将北宋和南宋分开考察,力图将两宋江西官学、书院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科举进士不断涌现的历史进程及地域分布情况更加具体详细地展现出来。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揭示两宋江西官学建立、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从中揭示中央兴学政策对江西州县学发展的影响及江西各地兴学的规模、资金来源和附郭县建学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北宋江西家族书院的情况和南宋江西书院数量及地区分布,探讨朱熹及朱熹后学对赣东北书院兴盛的直接作用,研究书院官学化在江西的表现及影响。第叁部分对两宋江西进士涌现的历史进程和地域分布做具体分析,详细深入到各个县,通过进士数量的分析,揭示江西各地区经济文教发展的差异和科举制对江西文教的影响。
侯军俊[10]2009年在《赣文化时空演替和区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人文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研究较为落后,且偏重于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等方面,对文化的发展轨迹,包括文化的时间演变,空间的整合扩散,特别是一定地域的文化区划研究更少。文化的时空演替过程可体现文化发展的脉络,文化区的划分可从地理学角度分析文化地域的内部差异。本文对文化及赣文化(即江西省地域文化)概念进行了地理学界定,从地理学角度对江西省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作了分析,认为赣文化主要是今江西行政区域范围内本土文化交汇融合外来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改造创新,逐步形成的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同时本文根据江西各地方言、民居、民俗等文化指标及景观的差异,划分了赣文化区。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本文由四章内容组成:第一章绪论:对文化及赣文化进行了地理学界定,分析探讨了赣文化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对部分学者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设计了本研究的方案、内容、目标、方法及技术路线。第二章赣文化时空演替:从地理位置、自然、人文环境等角度分析了赣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讨论了赣文化时空演替的历史进程及对该进程分阶段进行了空间地图表现,进一步反映了赣文化的多元文化整合和发展特征。第叁章赣文化区划:在借鉴和总结以往学者对文化区划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选取能较好反映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民居、民俗等作为文化区划指标。将赣文化区划分为赣北-赣西北、赣东北、赣中-赣西、赣东、赣南五个文化区,重点分析了各文化区区域特征,进一步划分了各文化区的中心区和辐射区。第四章结论和讨论: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讨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的问题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D]. 刘锡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D]. 狄叁峰. 扬州大学. 2013
[3]. 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D]. 弋杨. 四川大学. 2005
[4]. 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J]. 夏汉宁, 黎清. 江西社会科学. 2017
[5]. 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D]. 郑涛. 西南大学. 2013
[6]. 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J]. 刘锡涛. 井冈山学院学报. 2006
[7]. 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D]. 方正. 武汉大学. 2013
[8]. 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教地理研究[D]. 杨发鹏.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9]. 两宋江西的官学、书院与科举[D]. 杨杰. 江西师范大学. 2008
[10]. 赣文化时空演替和区划研究[D]. 侯军俊. 江西师范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