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危机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7）03-0103-05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1] 作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它将导致生活环境、社会关系、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这一过程要求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相应发生变化为之提供基本的政治保证。同时经济、社会、政治的震荡和变化又会瓦解、改变、重塑人们的认同意识，从而造成国家认同的危机。与西方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承受着自我认同危机、群体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对国家认同破坏的因素，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示范性和不平等压力，以及国内政治体系有效性不足的压力，从而在内外层面产生认同的双重危机。认同危机的产生可能导致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中断，使一些替代性认同取代或削弱国家认同。地域主义在认同危机中就是国内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次共同体认同的常见现象。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对国家认同危机的诱发
国家认同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引入政治学领域，它首先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认同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现代国家合理性基础上，建构出对某一国家的身份感。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为什么属于，以及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国家认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是现代国家建构与个体社会化过程相结合的结果。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个体的心理归属感，是个体在心理上对我是谁？我应该归属于何处？我们的范围如何等问题的回答。个体的心理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当一个人投入到社会生活中时，为了有效地进行相互行为，必须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做出全面了解，并从中得出满意的心理归属，这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当社会形态从一个历史环境转变到另一历史环境时，保持认同连续性的外部社会联系发生了改变从而产生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将会产生一系列的适应性反应，如“已获的认同受到保护，人们会产生一个新的认同来适应情景及其带来的限制”[2]。对国家来说，如果通过共有的认同，将社会上的个人在一系列共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并在需要的时候采取共同行动来保护并且提供他们共有的认同，这是政治整合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般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变迁所导致的认同危机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性认同危机、群体性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首先是体制性认同危机，正如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说“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分化的结果，经济系统乃是通过市场——也就是通过一种非中心化的、非政治的手段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3]。市场以自身发展逻辑否定了传统社会整合的价值和规范基础，而且以经济的交往取代了通过价值和规范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形式。社会结构的分化不断产生单一化、专门化的部门，使分专业、分部门的管理成为必要。这就要求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实现分殊化。由于体制运转的连贯性及其产生的路径依赖，政治结构的分殊可能滞后于社会结构分化，从而使政治体制功能弱化并导致体制性认同危机。
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会促使刚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加快，新的利益群体阶层将得以产生，社会资源将会获得重新分配，各种阶级、阶层、群体的重构以及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将重塑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将改变人们的群体归属从而诱发群体认同危机。
社会交往与整合方式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观念系统的变化。在高度同质的社会里，政治活动通过对文化领域的干涉，建立起一套文化整合机制使社会成员绝对、无条件地依附和服从于国家政权。它一方面限制着精神文化生活对政治领域意义与价值的自由探索，一方面借助于神秘力量创造着世界观和国家伦理，使得整个精神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化。“社会存在基本方式是按照政治活动的利益来决定文化生活的方向，将文化活动自觉地纳入协助政治活动生产社会秩序的轨道上，以文化活动所独有的影响人们精神状态的力量来支持政治活动。”[4] 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类交往模式变化及社会结构的分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识字率和传播媒介的普及，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不断觉醒。自我意识觉醒意味着人对自身内在属性和内在能力的内向意识不断加强，个体在价值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对象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识、评价、控制与超越观念获得了萌生。人的主体地位的改变与上升，使得个体对自我以及自我认同产生全新的追问，这种主体意识的心理转变推动了文化的世俗化，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增强，加深了人们对自己判断力和能力的确信，传统精神特征开始发生理性化转变，而市场和新体制的规范为所有人规定了共同取向和相似目标时，原有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从而导致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危机。同时，民众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精神特质理性化必然导致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当合法性标准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政治关系就会受到质疑，而新的评判标准所要求的新秩序还未来得及建立，从而诱发了合法性危机。“国家认同的营造就是为了获取和加强国家权力，把人们规约在一个既定领域内的努力的一部分。对政治行为的需求导致了国家认同感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策、动员、合法性之间的协调一致。”[5] 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是认同危机形成的主要诱因之一。
可见现代化所产生的经济市场化、社会结构分化、文化世俗化引发了自我认同危机、群体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分化、改变、重塑国家认同的因素。
（二）现代化进程与地域主义的兴起
地域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和抽象意义上观念性的空间概念，是一个由各种地理和人文要素填充和排列组合的单元。其形成与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等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地域作为说明的本原，同时涉及到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到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6] 政治上的地域空间常常和行政区划相一致，地域就成为以特定地方政府为主体，在国家政权体系和行政层级管理结构下的行政单元。在这个政治单元中既有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行政区划、政治结构，也有在地域政治系统活动中产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心理价值形态，以及由这些因素构成的具有社会同质性表现的政治文化。这些政治文化是次级政治共同体认同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是地域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主义是在地域空间范围内体现地域特征和表现地域认同的政治文化，它与国家共同体文化相比处于亚文化的地位。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作用于地域性政治系统，为其运作设定基本前提和目标，影响着地域内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地域的情感认同和归属，其强弱的大小也影响着地域与地域之间，地域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认同危机是地域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首先，从国家内部的整合性来看，发展中国家多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而来，一些国家在非殖民化后地理版图上接受了殖民体系遗留的政治地图，但是版图内的人们仍然过着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生活，有着不同乃至矛盾的价值观系统。“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这种差别，但通过长期的国家巩固过程和国民一体化过程，这些差别缩小了。”[7] 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时间经历现代国家和认同巩固的自然演进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刚开始就面临崩溃的危险。一些并不存在历史文化联系的地区出于殖民国家的利益需要，被行政权力强行整合进政治共同体中。各地域之间缺乏统一的内在凝聚力，在政府能力下降，行政权力失去了控制力量的时候，地域主义便乘机抬头。即使是有着内在历史统一性的地域，当中央权力在现代化冲击下失去整合和控制力时，地方政治权力也会借助地域内的同质性因素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地域主义便具有了同民族主义较类似的功能。
其次，在现代化过程中观念体系的转变使得对国家的评价标准趋于世俗化。现代国家存在的主要物质基础是领土以及领土上的国民，其主要功能在于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秩序并实现体现国家合理性基础的公平和正义，充分发展公共福利，使人民获得幸福和自由。如果这些职能能充分实现，则会以政治绩效获得国民的认同，反之则是国民的离心倾向。在内外危机的处境下，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职能萎缩，如果地方势力能够提供必要的秩序和安全，认同就会从整体国家移向地域共同体，促使地域主义得以兴起。
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只有人们确立起具有政治性意义的公民意识，其政治才能运行与发展。民族国家的统一或者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民与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历史也为两者间的磨合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而言情况更加复杂。首先要在传统政治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框架，然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多样性的居民公民化。如果公民化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充分，国民整合只能停留在表层，公民意识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等观念远远不如地域、族群的观念影响大。如果有合适的条件，整合国民的公民意识也可以被次国家共同体的政治集团所利用，营造出地域的认同。
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强弱取决于对自己共同利益的关注程度，取决于共同需求的强度，只有被视为与自身密切相关、必不可少的共同利益才能更容易调动人们群体归属的愿望使共同体团结起来。一般而言，认同的范围越小，它的强度和效能就越大，正如奥尔森（Olsen）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集体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自身周边环境或地方性利益一般具有更直接性，而且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和理念的传播，给自治带来了法理支持，次国家地域共同体认为取得自己的政治主权往往是有效捍卫自己经济利益的最佳途径，从而对地方政治单位产生忠诚感而对国家较为疏离，地域主义便得以复兴。
（三）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
现代化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同质化的取向。但是与此同时世界也在经历着一个与现代化相悖而行的现象，各种宗教、种族、区域等次国家组织反而成为寻找共性和实现整合的工具。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增强的同时，传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对个体、群体进行界定的标准。在以现代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系中，在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中，国家内部的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增强，对准国家单位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发生了目标性的冲突，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性成为了首要问题。地域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次国家认同，正是在现代化的这种悖论中逐渐兴起，并逐渐形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现代化的发展又为这种认同目标的冲突设定了背景和框架，同时，这种悖论也促进了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互动关系的发生。
地域主义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它的形成就是要重新界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以建立共有的自群体意识或我群意识，它需要和其他地域并存且相互表征。同时，地域总是相对于整体国家而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永远是地域主义存在的最终参照。因此地域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和国家政治共同体存在相互的关联性。现代化进程中这种相互关系的产生主要来自于认同作为一种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冲突性，这些冲突构成了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相互关系的动力。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互动可以产生不同的效应，影响着国民整合和现代国家的建立。
1.互动关系的负面效应。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及进行社会整合而言，经常和普遍地表现为一种负面的效应。虽然认同具有多重性，但是在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人们应该在多重认同中确立国家认同相对于其他认同的优先性。在现代国家没有得到充分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地域主义的高涨对于国家的整合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对国家认同优先地位的挑战很可能激发在国民整合过程中存在的地域、族群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被那些试图改变政权或创立新政治实体的集团所利用，形成与民族主义相类似的功能，并与现存的国家认同相冲突。早期西方国家的建构是以国家诉诸民族建构认同，而地域主义则是以差异的凸现替代国家共同体建立认同。认同的多元性分散并削弱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容易在政治控制力下降的同时被寻求独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团所利用，从而导致组成国家的基本政治单位的解体，或是引发深入持久、代价高昂的暴力冲突。在地域广阔的国家，因为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地域间具有经济、政治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因素相互叠加强化了地域的不平等意识和剥夺感意识，从而引发区域性集体骚动和社会动荡。地域主义在经济上一般都强调地方利益，出于对地区特殊性利益的保护常常对地区资源、商品等进行区域性的垄断，人为设立贸易壁垒和经济栅栏，使经济上的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的控制不能正常衔接，促使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使政府在整合变动中的利益格局、协调地区差异上的政治功能发生障碍。政治体系整合功能的降低容易导致共同体组合单位的结构性脱离，造成国家的分裂。
2.良性互动关系的变量因素及正向功能。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单向逆行关系，在一系列变量因素的作用下，地域主义可以对国家认同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这些变量因素主要是，首先，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心理，其形成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其发展变化则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国家认同产生的因素基本上是客观的事实、主观的评估和对未来的期待三者之间‘摩擦’的结果，也是我们想获得的利益和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讲，客观的事实包括了历史的发展与政治的现实；主观的评估则包括了个人的情感利害以及大小群体的情感利害；由于不同的评估就对未来产生不同的期待，产生不同的认同主张。”[8] 由此可见，由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内部存在一个利益的获得和代价的付出之间的权衡，并在此权衡之上进行主观的评价和期望。因此利益结构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参照物，是共有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构成了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正向互动的变量因素之一。如果政治体系能够提供适当的体制使社会转型期间各地域、群体的利益得到良好协调，各种政治要求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得以表达，就有可能形成个体和群体的良好主观评价及对未来的期待，此时地域认同作为一种政治亚文化，能发挥其对政治系统的平衡功能，促进正向互动的产生。第二，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存续“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所谓广度指的是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9]。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是决定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相互关系的第二个变量因素。如果能够建立结构分殊化、职能适应性强、具有自主性和内聚力的制度化体系，将地域主义所要表达的政治要求，其所鼓励的政治动员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上，地域主义作为政治亚文化可以发挥显现政治矛盾、磨合政治制度，促进政治体制平稳运转的作用，从而与国家认同达成良性互动。第三，现代政治国家观念是促进国家认同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现代国家观念并不把国家认同单纯的视为情感和心理状态，它虽然也承认国家认同源于共同体历史文化传统下的情感性积累，但是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性的政治观念，它要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一种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符号。其中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系列政治观念。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政治观念体系构成了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正向互动的变量因素之一。现代政治观念的形成，对于建立中央政治权威，维护权威合法性，增强中央权威制约和整合地方利益的功能，从而避免中央政治权威、地域主义、政治体系整合能力的结构性失衡。
如果利益体系、制度化体系、观念体系三种变量因素能够有效建立并协调运转，在三者的正向作用下，地域主义将逐渐从地域性认同转变为归属性认同和功能性认同，从而与国家认同达成良性互动关系。地域主义首要来源于本地域内具有延续性的交往活动所造就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关系。但是，认同总是随着社会环境和关系的变化而改变自身。当市场的扩展使地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国家政治一体化过程中建立了制度性的分殊化结构对其进行管理，更大范围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分配在整体体制中得到较为合理的分配，那么地域认同就会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地方利益、自我观念等进行必要的调节、变更。当制度性的联结进一步加强时，就会导致共有自群体的认同范围扩大，产生将自身视为国家整体一部分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地域与国家之间亲近感的来源之一。它一方面促进地域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支持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份额；一方面又赋予国家对地区的责任感，加强对地区利益的宏观调控和整体发展。制度化体系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功能性认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构成的系统，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功能，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并最终影响到整体，而整体必须由它的各个部分来满足需要或功能，以便它能够按照正常的状态而存在。当地域利益和活动被纳入整体性制度框架之中，成为制度运行必不可少的环节，某一地域在国家整体制度运行中担任了明确的功能性任务时，功能性认同便会产生。功能性认同与归属性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他们一起牵制着地域认同的离心倾向，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认同方式，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中纳入地域认同的对象，同时支持国家的地区性政策，形成对国家的亲近感。
同时在功能性与归属性认同的作用下，地域主义作为政治亚文化，它与国家认同这一整体性政治文化所形成的张力能够促进国家认同的稳步发展。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也依靠人民所具有的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的协调作用。“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体系，否则这种体系获得成功的机会是渺茫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政治系统的维持[10]，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结构与之相适应。在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处于和谐的情况时，政治变革不太可能发生，当政治文化和结构之间的和谐受到侵蚀时发生变革的机率加大。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模式支撑。地域主义作为政治亚文化与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张力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因素。地域主义的存在调试着主导政治文化，使其更具兼容性、灵活性。整体性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资源，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应该具有体系的开放性和内容的兼容性和灵活性。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充分吸收来自于不同方面、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类型的有利于政治体系发展的文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加以灵活的改造，使其相互兼容，共同成为政治体系的文化支持。地域政治亚文化的存在保持了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传达了来自基层和地方的不同信息，并使差异性质的文化要素相互冲突、碰撞，促使主导性政治文化也发生变化，发展出新的内容和功能来兼容不同的利益要求，从而避免在地域主义的张力结构下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包容性、灵活性的政治文化不但有利于政治文化系统和政治结构系统的和谐，实现政治体系的平衡发展，而且它还有利于将来自不同方面干扰国家认同的文化差异性转化为互补性，增强国家认同建构的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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