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中国民族学的现实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族学的应用已不是民族学研究的新课题，可以说从民族学产生的那天起，民族学的应用已与其如影随形了。具体说来，它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民族学应用研究；二、对应用研究的实际操作。出于目前中国民族学的现状，这里主要侧重于民族学应用研究方面，试图从民族学自身的角度对应用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应用是中国民族学树立学科新形象的有效途径
世界上由于民族学的产生有它特殊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其学科形象从诞生之初就稍有欠佳，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些民族学家有意或无意充当了资本主义殖民侵略与扩张的工具，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门科学，民族学本身是没有任何过错的。而在中国从民族学史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民族学起始无论在边政建设，还是对乡村文化的研究上都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只因时逢乱世，其影响程度则显得相对隐晦，学科形象也自然较为模糊。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出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民族学也承担起了时代所赋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三套、五套民族丛书”的出版发行等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形象的初步确立。但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升级，由于民族学学科的性质所限，作为关心人们“吃、喝、拉、撒、睡”的民族学不适应“政治挂帅”的历史潮流，便又为时代放弃。可以说在应用中树立起来的民族学形象，也是在应用中不合时宜被打碎的，当然在讲究出身成份的中国，民族学的厄运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当历史的车轮驶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族学需要人们从理性上去重新认识，其形象也需要人们在其废墟上去重新塑造。时至今日，客观地说民族学形象只稍具雏型，因为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至少在层面上还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一元多体”格局之争；还存在“引进”与“创立”之争。而现实之中也存在着“重书斋、轻田野”、“重理论、轻创造”等弊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方向发展，首先在民族学内部一些有着时代紧迫感与危机感的人们发现现行民族学的形象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极不相称，中国民族学的形象亟需改变；其次社会现代化要求中国民族学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现实的“古董”形象。
如何以旧貌换新颜，这是中国民族学目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从民族学本身来讲，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应用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目前中国民族学改变形象的关键因素在于应用。因为理论源于实践，而宏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也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就的，民族学必须从具体的个案和社区研究的实际出发以求发现进而拓展其理论，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于民族学来说那就是应用。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民族学新形象是否确立，取决于社会各阶层对民族学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如何，换句话即树立民族学新形象不在于有多少关于民族学方面的东西见著于文字，也不在于自己认为如何之重要而不被重视，而在于民族学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积极的推动作用，给人们的认识注入了什么新的内容。比如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应是社会各学科研究之重点，民族学当不例外。倘若民族学仍一味固守其原有的阵地。既使不会被淘汰出局，恐怕亦只能维持现状。当然民族学不是去经济学那抢“地盘”，夺“饭碗”，相反它却可能从非经济因素角度探讨经济问题，以解决纯经济学研究的“盲点”。这种切中肯
的应用研究对民族学新形象的树立是不言自明的。况且当今史学界都在积极宣扬自己经世致用的理论，做为在应用中产生的民族学已没有理由拘泥于以往的领域，从历史走向现实，紧扣时代发展的脉博，加强应用研究，恐为中国民族学在当今时代的唯一出路，其学科新形象能否确立也在于民族学应用研究开展得如何。
二、应用是中国民族学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
由于中国民族学的新形象迟迟难以确立等诸多原因，所以在发展中它便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关于中国民族学的困境，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乔健先生曾指出有四大困境，即：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南北名实之争；意识形态对学术派别的干预；功利主义的压力；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①]乔健先生虽题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其实也就指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困境。对于乔的“四大困境”说，大陆学者普遍认为“言过其实”或“理解偏差”，[②]对此笔者在深有同感的同时认为中国民族学面临的困境似乎应是科研经费的不足；田野资料的匮乏；成果与现实的疏离。该三大困境互为因果形成中国民族学研究走不出的“怪圈”：科研经费不足使众多的科研人员无法开展田野工作，导致田野资料来源短缺，田野资料来源匮乏又致使民族学研究大多停留在以往社会历史的诸发展阶段上，研究成果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科研成果与现实相去太远在某种意义上自然无法受到重视，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经费资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些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经过几个月的田野资料的搜集，很快写出了大部头的论著或有影响力的文章，而有些问题竟是这些人调查后提出并反馈给我们的。相形之下而我们的民族学研究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科研机构手中的科研经费只有区区的一、二百元，不用说去搞几个月的田野调查，恐怕连几本有价值的书都买不起，无奈只有闭门造车了，从历史资料里寻找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没有中国连续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滋养，中国的一部分民族学工作者恐无人觅得赖以安身立命的“饭碗”。
民族学如何走出困境，这是中国民族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向国家伸手以解决经费问题，或者待经济好转，期望有人重视并投资，或者持国家保障依然故我等“等、靠、要”的手段在现阶段似乎都无助于使其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还是从民族学自身去找出路，窃以为能有效地解决民族学三大困境中的一个，极有可能全盘皆活，关键在于找到一处良好的切入点。1995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中国的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编审孟宪范先生从比较民族学与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中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之所以落后于社会学，原因就在于社会学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应用研究成果，而民族学没有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社会学便得以重用，各种经费资助来得也容易，民族学的情形与此正相反[③]。道理是浅显的，但对中国民族学来说其意义却是深远的。所以说应用或者说应用研究正是中国民族学摆脱困境的切入点之所在。
民族学本来是在应用中产生的，民族学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应用中体现出来的，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学却在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前徘徊了呢？原因之一是走不出历史的阴影，这里的历史一指历史学、二指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学成果；原因之二是在研究中我们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民族学发挥不出自己特有的价值与作用。这也许算得上是中国民族学的一大特色。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走入困境的。既然我们已谈及应用是中国民族学摆脱困境的切入点，或者说应用是中国民族学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那么应用研究理应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当务之急。首先它能解决科研经费不足问题，前文中孟先生的那番话可谓一针见血；其次，应用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过去的一些田野资料进行重新审视，既使不做跟踪调查，进而加大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以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现实的田野资料以利研究；再次，应用研究可以把研究成果与现实直接挂钩，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把中国民族学过去偏重历史的劣势化为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优势。
三、应用是民族学体现其价值的直接方式
中国的民族学必须在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成份众多，文化差别较大的国度发挥出自己特有的价值。但为中国的国情所限做到这点又确属非易，难怪乔健先生把“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看作中国人类学的四大困境之一。反而观之，正是这种内涵广博、差异极大的社会给中国民族学的价值体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既然如此，中国的民族学为什么会沦为“鲜为人知”的程度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如民族学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程度、历史因素等，但主要一点是缺少应用的民族学在知识界就少有知名度，社会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民族学为何物？所以有人提出民族学有什么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民族学究竟有什么用，这里我们不准备去探讨，明天的民族学本身也许就能对此问题给予圆满地解答，关键在于民族学怎样在今天实现自己特定的价值，而要达到这一经世致用的目的，应用正是民族学实现其价值的直接方式。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民族学的应用在早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但时代的发展早已使民族学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二次大战”前，美国的印第安人事务局已邀请民族学家或称人类学家帮助印第安人管理自己的事务。“二次大战”期间，大量的民族学专业人才受聘于盟军以协助解决军事问题，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两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正是在这期间大放异彩的。应用研究不但成全了她们的事业，也使应用民族学声誉鹊起。关于应用民族学最负盛名的例子当属本世纪50年代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威柯斯庄园实施的威柯斯计划，它以空前的成功而载誉于世界民族学界……这些实例足以说明民族学的价值如何，否则，它何以在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多的理论，又有那么多的人对之趋之若鹜，那么多的人对此痴心不改。中国的民族学的发展与上述状况虽有较大差别，但时代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需要，中国的民族学已不能坐视那些本属自己份内的事情了，应用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应用研究不单单关系到民族学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它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后果。
首先对于目标民族或社区群体的文化状况要有一个合理的认识。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在民族学工作者内部几乎没有歧义，但事实上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不免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怎样使这种合理的认识影响决策者，由于研究者不是决策者，一些有价值的成果难免在实际生活当中为决策者所忽视，再者囿于一些决策者的决策水平或学识所限，往往也会出现把自己的文化模式移植到其他民族之中，即还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问题”。这一问题着实难为了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然而具体生活中“领导意志”往往能超越科学理论。例如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一部分鄂温克族是以放养驯鹿为业的，受驯鹿特有的生活习性的制约，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定居，所以对他们并不要一味地宣传定居比游牧生活如何优越等言论，以至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问时竟答以“定居好”，而在进一步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定居时，电视画面上的老人只报以一笑。殊不知对于他们来说，实现了定居，便意味着失去驯鹿，而失去驯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即不是纯粹的鄂温克人了。还有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用电问题，政府筹集了大量的资金给他们配备了许多汽油发电机，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举措的良好用意，但是终日奔波于山野林莽中的鄂温克人的发电用油何来呢？于是汽油发电机对于他们来说最终成为一堆无用的废铁。而1983年——1993年的由中央财政支持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移民计划又如何呢？定西与西海固地区是以贫穷而名冠宇内的，政府投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期在十年内解决这里70万百姓的生计问题，让他们移民至较富庶的河西走廊和新开垦的黄河河谷灌区落户。按道理这一利于当代，泽被后世的移民计划一出台，足以令这里为贫穷所困的人们大喜过望，从者如流了，然而事态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走与留分别的场面一片痛哭之声，仿佛生离死别；而有人则斩钉截铁，宁死不走；更有意味的是移民的大量回流……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对于守土重迁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句愚昧所能涵盖得了的吗？看来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更需要沟通。但为了避免类似上述的失误，民族学工作者理应在事前拿出自己的主张来，那就是关于应用的研究，如果能做到这点，民族学的价值自不待言。
还有民族学应用研究的特点在于小中见大，从而民族学的价值也在于这点滴的积累过程。中国的学者向来喜欢做大理论、大文章，但对于民族学的应用研究，这无疑是其不足之处。构建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问题，它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应用民族学的理论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只是笔者以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过程不在于它创造了什么高深理论，而在于从具体的个案和社区研究中发现了什么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论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为其一；其二、对某一个案或社区的研究宜进行跟踪调查，注意问题的动态发展。经验证明那种经过一次调研就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因此，致力于民族学应用研究的人既要经得起身心上的劳累，也要耐得住一段学术上的寂寞。
当然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不能代表民族学的全部，囿于学科性质它也注定不能处于大众生活的主流，但如何使中国的民族学重见于当世，民族学的应用研究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唯一理由。
注释：
①见《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中国人类学通讯》第185期，1995年1月1日。
②见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基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人类研究所联合通讯《人类学记事》第一期1995年5月20日。
③见《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中国民族学会大连座谈会纪要》，载《民族学》1995年4期，云南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