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研究一百年——土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族论文,述评论文,一百年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族世代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东南麓及黄河、湟水、大通河和洮河流域。土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据1980年统计，人口为13万多；1990年，全国土族共有192,568人。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为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青海省共有土族163,600人，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4％，占全省总人口的3.65％。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和乐都县，其余散居于全省。（注：《青海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Z]（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甘肃省也是土族的聚居地区之一，共有21,239人，主要分布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其中80％的土族生活在天祝、永登县境内的大通河和庄浪河之间。据2000年统计，土族人口已达241,198人，而且在青海、甘肃之外的全国各省区都有分布和散居，共有23,298人，约占土族总人口的9.7％。（注：该数字根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得出。）
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现代土族语，分互助、民和、同仁等三大方言区，青海互助、大通、乐都和甘肃天祝等地的土语属互助方言，青海民和及甘肃积石山等地的土语属民和方言，青海同仁县的“五屯”（四寨子）土语属同仁方言。甘肃卓尼土族，俗称“勺哇土族”，因历史的原因以及长期被藏文化圈所包围和隔绝，已经完全使用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的一种方言，与当地藏语接近；除使用藏语外，还使用汉语。其他地区的土族也兼通汉语和藏语。土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传世，一般使用汉文、藏文。1979年创制了土族文字，结束了土族没有文字的历史，新的土文目前在互助方言区进行推广使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土族的研究稍作梳理和分析，对今后土族研究提供一个更加清晰、便利的文献综述。
一
（一）土族研究的相关史料
土族作为一个民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始于元明之际。在《元史》中几无土族的相关记载，明清两朝的官方文献、民间游记以及有关方志才有反映土族人物和社会情况的相应记载。官方文献如《明实录》、《清实录》和《明史》、《清史稿》等都有土族史事和人物传记。上述史书文献，对土族研究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就是一些地方史志也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如（明）吴祯撰，刘承学、朱琏重修《嘉靖河州志》，梁份《秦边记略》、《西宁府新志》和《西宁府续志》（清光绪年间编纂，民国时又加以修订）、《甘宁青史略》等。地方志史料可资借鉴的还有：清人康敷镕纂《青海志》和《青海地志略》以及《大清一统志·青海厄鲁特》（清朝道光二十四年抄本），龚景翰纂修、李本源校的《循化厅志》以及祁士韵著《西陲要略四卷》（清道光十七年刊本），刘运新所修《大通县志》（民国八年铅印本），（清）苏铣《西宁志》，（清）李天祥、梁景岱《碾伯所志》，（清）张彦笃《洮州厅志》，（民国）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等。其中《嘉靖河州志》、《秦边记略》因成书时间更早，所记尤详，诚为不可多得的史料。龚景翰的《循化志》对研究同仁“五屯”土族的来源，价值极高。
此外，还有一些游记、风土考察以及家族谱牒，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谱牒如清顺治十四年的《民和李氏宗谱》（存民和档案馆），光绪三年立、民国三十年续《湟东祁氏宗谱》和《幸氏世谱》及平番《鲁氏世谱》等。
另外，还有一些出土和保存完好的碑刻，因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引起学界的重视。如明孝宗弘治时的《李英神道碑》、《祁秉忠墓志》和同仁县年都乎乡所保存明万历时的《王廷仪碑》等。其中《王廷仪碑》尤为珍贵，是同仁“五屯”土族史上非常重要的珍贵文献和史料。
除了上述有关土族研究的汉文史料和相关记载外，在藏文史料当中也散有一些关于土族的相关记载，如三世章嘉《诸佛像集》、《佛历年表》，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宗教流派镜史》（1801）、《塔尔寺志》、《佑宁寺志》，三世松布《宗教的起源》、《如意宝树史》。
（二）近现代土族研究进展
近代对土族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起初是由外国学者对土语方言和族源进行研究。俄国学者波塔宁（G.N.PoTanin）于1885年曾到今民和官亭镇，收集土语三川方言，后在其所著《中国之唐古特土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1892）第二册中录有三川土语。1891年～1892年，美国人柔克义（W.W.Rockhiee）也曾到土族地区旅行，并收集土语方言资料。俄国学者史禄国在其《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1924）一书中指出，土族与满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提出土族与东胡人的渊源。比利时神父德斯迈（A.de.Smedt）、孟塔尔（A.MosTaer）经语言考证，认为土人就是蒙古族。（注：比利时神父德斯迈和孟塔尔曾于20世纪20年代到互助沙棠川那林沟调查，著有．甘肃西部蒙古语蒙哥尔方言[M].为题的三部书：《语音》[M].（载人类[J]1929，(24)；1930，(25)；1931，(26)）、《语法》[M]（1945年北平印单行本）、辞典[Z]（1933年北平辅仁大学单行本）．）1906年，Filchner和TaFel发表的对塔尔寺的研究中提及，“土族是吐谷浑、西夏（shat'o Hsi Hsia）的后代”。比利时神父许让（Le P.L.Schram）曾著有《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许让神父是比利时籍，中文名康国泰。1911年～1922年他在西宁传教期间，对土族最感兴趣，所以在其传教之余对土族加以系统的研究。1932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在美国费城出版《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包括《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土族族谱》（1961）。（注：〔比利时〕许让神父，费孝通、王同惠译．甘肃土人的婚姻[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瑞典人Dominik Schroder教父于1946年～1949年居住在土族地区，对土族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更加注重个体而不是群体，进一步补充了许让的研究。1960年，匈牙利学者A Rova—Tas的《Tibeto-Monghia》一文，探讨了藏语及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日本学者角道正佳利用德、法、英、俄、汉等语言资料，研究土族语及其他，可谓硕果累累，如《土族语的下位方言（次方言）》（1987）、《关于土族语中的接尾词——ngge》（1989）、《土族语方言的自由交替》（1990）、《土族语的正字法》（1991）、《青海、甘肃蒙古系民族中流传的蟒古斯故事》（1990）和《土族人的婚礼仪式》等文。（注：角道正佳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C].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J].日本和蒙古[C].朔风[J]等刊物。）
近现代国人对土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民国期间的政府档案和社会调查中。档案主要保存在青海省档案馆，如有关政治、田赋、税收、人口等的册籍。另外，在南京“近代史资料整理处”中的国民政府档案中，也保存有30年代初有关土司制度终止的来往呈文和批示等。（注：芈一之编著．青海民族史入门[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08.）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在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获的有关土族社会历史的资料，因其年代晚近，资料也较为可靠和真实，参考价值颇高。如《民和风土调查记》（1932）记录关于民和县的疆域沿革、民族种类、宗教婚俗、山川气候、人情习惯和名胜古迹及政治事业等，颇为详细。又如旧青海省民政厅编印的《最近之青海》（1933）、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1932）、孟希元《互助县土人调查记》（1934）、庄学本《青海旅行记》（1936）和周希武《宁海纪行》等。此外，成书于1926年～1932年间的《互助县风土调查记》、《民和县风土调查记》、《大通县风土调查概况》、《乐都县风土概况调查录大纲》和《同仁县风土概况调查大纲》等系列调查资料，都有大量的有关土族的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等史料。
近现代国人对土族的研究，除上述官方档案和社会调查外，也针对土族的族源、社会历史和文化、宗教等加以专门研究。下面就上述研究话题分门别类加以论述：
1.土族族源研究
关于土族的历史来源，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一般而言，代表性的说法有五种：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阻卜说。该民族的一些民族史地研究专家对土族族源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
（1）吐谷浑说。此说最早见于1929年《蒙藏周报》刊《青海各民族记略》一文。张其昀《青海之山川人物》（1935）一文提出，吐谷浑“其遗留于青海者，当为土人成分之一”。陈寄生的《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1941）和《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1945）两篇文章，从历史学视角明确提出土族是吐谷浑后裔，而此前外国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得出土族是蒙古族或与东胡有一定渊源的结论。卫惠林的《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1947），从民俗学角度提出土人与吐谷浑的关系。1958年，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从文化风俗方面论证土族和吐谷浑的关系。1980年，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的古代民族——羌族》一文，指出土族自称有土谷家、土户家，土谷、土户即吐浑、退浑一音之转，从而从土族的自称上论证了吐谷浑与土族相承的关系。70年代末，芈一之《青海历史概况》一书，也列出专章论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其后续文章，如《土族族源考》（1981）和《土族族源再考》（1982）等文，从颇受争议的李土司家谱中分析考察土族与吐谷浑的关系，并根据相关史料对吐谷浑说加以考证，指出：元灭西夏，吐谷浑的许多地方实力人物以“白鞑靼”身份担任地方官职，其部族遍居河湟流域，占据要地。及至元亡，与蒙古贵族分道扬镳，举旗投明，以“西宁州土人”记载于明初史籍。“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中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1983）、《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1986），对土族族源的论述也是采信了吐谷浑说。此外，幸存文的《民和土族东伯府李土司世系考察》（1981）、李文实《霍尔与土族》（1982）、吕建福《土族族源试探》（1983）和《撰写〈土族史〉的基本思路和方法》（1997）、马光星《从土族的风俗和口头文学看土族族源》（1983）、曲青山《土族丧葬习俗渊源管见》（1985）、杨士宏《“勺哇”土族考》（1995）、谢佐《青海民族关系史》（2001）等文，分别从家谱世系、土族的自称和他称、民风民俗、丧葬礼仪、民族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论证土族与吐谷浑的渊源。另外，周伟洲在其专著《吐谷浑史》（1985）和《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1983）一文中，论证了土族与吐谷浑的历史渊源。土族学者吕建福的《土族史》（2003）一书，认为“土族是古代鲜卑族的后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分合迁徙过程中分部重组而成。”生动绘制了一幅从公元三四世纪至民国时期吐谷浑演变为土族的历史长卷，充分论证了历史上的吐谷浑与土族的渊源。
（2）蒙古说。此说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土语近似蒙古语，加之互助、大通等地区的土族自称“蒙古尔”、“察罕蒙古”等，所以土族是蒙古人的后裔。此说最早由比利时神父德斯迈和蒙塔尔等提出。张得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1935）认为：“青海土族，本可概括于蒙古族内。一言其人数，其丝毫未受同化者，不过三四万人，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一。一言其势力，与政治上不发生多大效力，且与汉人同化之程度，比其他蒙藏族为深，只土司管制世袭未替。”庄学本《青海旅行记》（1936）一文，从语言和体质特征及地理分布等因素研究土族，得出土人是蒙古种的一支的结论。郭维屏、汪公量等人也赞同蒙古说。薛文波《西北民族史料散介》（1980）、陶克塔呼《土族源流新议——兼谈土族的历史斗争》（1982）、李生华《土族绝非吐谷浑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2004）三文，对土族族源研究中围绕“吐”与“土”而论证土族为吐谷浑后裔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九个方面论证了土族为蒙古族后裔。由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等主编的《青海通史》也主张蒙古说。秦永章《甘青宁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2005）一书，从汉文记载史料、土族族称、语言、藏文史料、本族口碑资料以及服饰、饮食、宗教等角度考察，认为蒙元时期陆续进入甘青地区的蒙古人是今天土族的主体来源。
土族学者李克郁《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也谈土族族源》（1982）、《土族族称辨析》（1985）、《土族（蒙古尔）源流考》（1993）、《霍尔杂谈》（1998）、《拨开蒙在土族来源问题上的迷雾》（2000）、《土族组成成分分析》（2004）等文，通过对土族的历史、语言、族称、人口分布、民间传说等进行研究和考证，赞同土族起源于蒙古说。
（3）沙陀突厥说。赞同此说的有乐天《青海之土人》（1933）、卫聚贤《李克用后裔的族谱》（1041）、陈秉渊《李土司世系考》（1942）、童秀清《青海土司世系考》（1948）等文，它们从李土司族谱立论，主张土族族源是沙陀突厥。《最近之青海》一书采信李土司世系的论述，提出土人源于沙陀突厥之说。
（4）多源说。马鹤天的《西北考察记·青海》（1932）一文， 主张“土司所管辖之民，谓之土民。相传为吐谷浑之裔。实则按其言语、宗教、习俗，不外汉、回、蒙、藏各族中之有实力者，在元、明、清时，先后率众归附，保守边境，国家乃封爵酬庸。”马希元的《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1934）、吴均《青海》（1947）等文，其观点与马鹤天文相同。张得善的《青海种族分布》（1933）一文，认为“土族是蒙古、沙陀、吐谷浑融为一体”的。陈玉书《关于土族的来源问题》（1962）一文认为，霍尔即胡儿，是土族的重要来源，包括匈奴、吐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成分。
2.土族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研究
土族是在元末明初开始以族体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此后，对它的记载也逐渐增多。所以，对土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以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建国至今的时期为纵向截面。
（1）土族政治制度研究
从元末明初直至清朝初期，土族人口较多，居地较广。据《秦边记略》所载，“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所辖之土民各号十万。”民和“上川口，土司李氏之所居也……今其精锐土人，尚以万计。”同仁土族地区，古称“五屯”（四寨子）。通常人们所说的“五屯”，并非一个村庄，而是同仁县隆务镇以北呈带状分布的隆务河两岸的五个自然村落。自南而北，是河西的年都乎、郭玛日、尕撒日（均属年都乎乡），河东的吴屯（属隆务镇）和保安下庄（属保安镇）。地方志记载，明、清时称“四屯”或“四寨子”，明万历二十八年《王廷仪碑》（该碑现藏年都乎村）称“季、吴、脱、李四寨”，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四称“保安四屯”。
元朝时，黄河以北地区属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元朝对土族首领分别授以官职，以统其众。明初就已经开始在河湟地区设置屯所，实行军屯，定边经略。西番诸卫所处的河湟地区历来属于战略要冲，历史上曾先后成为羌、吐谷浑、吐蕃、党项、唃厮啰与中原王朝长期争夺的地区之一。明朝为继续保持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对这一地区进行重点经营，诸卫指挥使主要由流官担任。明初，西番诸卫是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明朝对今河湟地区的施政，主要是设治派官，分封诸王。洪武七年，明朝为了联络各族共同反元保塞，对付经常威胁其安全的塞北蒙古贵族，对西北少数民族首领不得不采用招抚羁縻政策。当时只要“率土归附”，便都“授以世职”。正是此种情形，形成了明初设置边疆卫所、委任大批土司的政治局面。（注：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清初，这些土司又投附清朝，就其原职授为土司。
土族地区有三种并行的政治管辖关系：一是地方政府流官管辖；二是土司管辖（西宁地区十六家土司多数都在土族地区）；三是宗教寺院政教合一制管辖。一些史料都有记载，如《秦边记略》、《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循化志》、《湟东祁氏宗谱》、《青海民和李氏家谱》等。对早期土族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土司的始封、居地、辖区、族谱世系等，如黎小苏《青海之土司》（1934）、卫聚贤《李克用后裔的族谱》（1941）、陈秉渊《青海李土司世系考》（1942）、童秀清《青海土司史略》（1948）等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为了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配合民族民主建设，吸取经验，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952年，先后派出四个中央访问团，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其中有费孝通、岑家梧、施联朱等民族学家参加。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两项民族工作是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在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永龄的《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1955），从土司制度、寺院土官制度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等方面，加以阐述和说明。此外，还有《土族简史简志合编》、《青海历史纪要》（1959年～1961年编定）、芈一之《青海土司制度概述》（1980）和《青海民族史入门》（1987）、幸存文《民和土族东伯府李土司世系考察》（1981）、《土族简史》（1982）、《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1985）、张令瑄《甘肃青海土司志》（1983）、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1983）和《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1988）、韩颖梅《试论青海土司制度》（1985）、秦勇《明清土族地区的土司在历史上的作用》（1985）、《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1983）、《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1986）、秦永章《论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1992）和《明清时期土族地区土司军事活动述略》（1995）、互助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土族古籍资料（第一集）》（1995）、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1999）、廖杨《土族宗法文化初探》（2001）、单非非《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及其影响》（2004）、鄂崇荣《关于土族习惯法及其变迁的调查与分析——以互助县大庄村为例》（2005）等。上述诸文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研究视野，也使研究更深入、细致，甚至有的文章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2）土族社会经济研究
关于土族社会经济的系统研究，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此前，主要是侧重政治制度和土族源流考等，社会经济的研究相对薄弱和滞后。
宋蜀华、王良志合写的《青海土族的经济生活》（1955）（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J].1955,(3).）一文，是第一篇比较全面的论述，描写互助县、民和县土族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商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租佃关系以及人民生活等情况，较为详实。此外，如《土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土族简史》，《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芈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1983），秦永章《明清时期土族自然经济发展状况初探》（1989），翟松天、胡先来《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综合研究报告》（1992）、朱公甲、吕军伟《民和民族经济改革试验区的调查》（1992），席元麟《互助土族农村经济生活的调查与思考》（1994），吴承义《土族地区的忧与思——来自互助、大通土乡的诉说》（1994），吕建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和三川土乡商品观念的转变》（1996），马守平《民国时期青海回族与土族的经济互动》（2004）等，都有相关社会经济、生产力状况的记载。
3.土族宗教、文化、风俗等研究
土族地区曾经一度信奉萨满教，至今仍在互助土族地区民间流行的巫术活动biang biang，就是古代萨满教的一种遗俗。土族地区的民间信仰，有多样性、多重性、神秘性特点，如佛教、道教、萨满教、苯教等。后来，藏传佛教传入河湟流域，土族群众开始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又谓之“黄教”。
（1）新中国建立前，关于土族宗教，历代史料和地方史志或多或少曾有记载。如三世章嘉《诸佛像集》、《佛历年表》等，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宗教流派镜史》（1801）、《塔尔寺志》、《佑宁寺志》，三世松布《宗教的起源》、《如意宝树史》，（清）康敷镕纂《青海志》、《青海地志略》、《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等，就各县佛寺分布、僧徒人数等皆有介绍。
比利时神父许让《The Monguours of the Kansu-Frontier》三大卷，其中第二卷《土人的宗教生活》（1957），可以说是现代土族宗教研究的开端。此外，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1943），中央民族学院调查组《青海佑宁寺情况》（1954）和《青海土族民间信仰》（1955），席元麟《土族与佑宁寺》（1984），吕建福《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1985），彭书麟《神佛灵光与土族文化》（1990），房建昌《土族地区的白虎祭》（1990），秦永章《昂锁制度刍议》（1993）、《浅谈历史上互助土族地区的宗教寺院统治》（1994）、《二世章嘉活佛政治活动述略》（1999）等，互助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土族古籍资料（第一集）》（1995）、唐景福《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和发展》（1996），范玉梅《土族宗教信仰述略》（1997），李钟霖、李敏《土族宗教习俗与藏传佛教》（1998），李巍《土族神话中蕴涵的萨满文化成分》（2000），马东平《〈土族格赛尔〉中宗教信仰的多元整合》（2001），徐长菊《话说土族的太阳崇拜》（2004），杨卫、杨德《土族“神箭”崇拜初探》（2005）等，也对土族的民间信仰、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名僧名寺等，从不同角度进行梳理和研究。
（2）关于土族婚姻、丧葬习俗的研究。土族婚姻研究， 当首推许让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他的土族研究系列，是早期资料最为丰富的人类学著作。还有卫惠林《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1946）、杨堃《甘肃土人的婚姻》（1943）、冶福云等《土族近亲婚配及后代遗传效应的调查》（1995）、张成志《浅谈土族独特的婚姻习俗及其社会影响》（2000）、何峰《民和土族丧葬习俗之调查研究》（1997）、何吉芳《民和土族婚姻制度初探》（2001）、费孝通《〈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序言》（2002）、吕霞《“哭”和“骂”中出嫁歌与舞中引娶——话说土族婚俗》（2003）和《土族婚礼的艺术意蕴》（2004）、郭德惠《土族婚俗及婚礼歌探究》（2004）、徐秀福《三川土族婚礼歌》（2004）、祁桂芳《大通土族婚姻习俗文化意蕴初探》（2005）等。上述文章从土族的婚俗、仪式及其象征意蕴等方面多角度进行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3）土族语言文字研究。对土语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神父德斯迈、蒙塔尔对土族语言第一次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并于1929年～1945年间发表了《语音学》、《土法字典》、《语法》等著作，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确认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此外，照那斯图著有《土族语概况》（1964）和《土族语言简志》（1981）。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原苏联学者施罗德、托塔叶娃因参加50年代我国土族的语言调查工作，在莫斯科出版专著《蒙古尔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语研究越来越深入，如照那斯图《土族语民和方言概述》、清格尔泰《土族话语材料》、孙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哈斯巴特尔《土族语词汇》、互助县原语文办编《土汉对照词汇》、李克郁《土汉词典》和《dolda（达勒达）辨析》（1999）等。另外，尚有许多学术论文发表，诸如陈乃雄《五屯话初探》、李京霖《土族语言刍议》（1992）、席元麟《同仁五屯话》和《同仁土族语——年都乎土语调查》及《从土族语词汇看土族文化的多元性》（1993）、杨士宏《勺哇土族的语言》、华侃《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1994）、李美玲《浅谈土族文字中解决新术语的方法问题》（1995）、贾晞儒《从语言比较中看土族蒙古族文化心理之异同》（1998）、坚赞道杰和贡保草《土族语天祝话亲属称谓简述》（1999）。此外，土族文字的创制过程，也经历了新中国发展变化的过程。在50年代调查基础上，1979年，《土文方案》（草案）出台。1986年12月，青海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互助县委县政府上报的《互助土族自治县第一次土文工作座谈会纪要》[86]234号文件，作为试行土文的指导性文件。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土文研讨会”。
（4）土族文化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主要有：
土族文学研究：1963年，青海省文联内部铅印《青海省民族民间文学资料》，1979年后，又选印《土族文学专辑》（1、2、3）。 土族文学研究著作还有李友楼《土族民间故事选》（1985 ， 专著）和《古然那斯布勒——土族神话叙事诗》（1993）、蔡西林《土族民间文学概述》（1990）、马光星《土族文学初探》（1992）、席元麟等编《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选》（1992）、李永丛《布柔尤——土族民间传说叙事诗》（1993）、李克郁译著《土族格赛尔》（1994）（注：《土族格赛尔》[M]一书，系土族学者李克郁将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施劳德在互助收集的土族民间英雄诗史《阿克隆格赛尔》[M]翻译整理的著作，于199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松多《土族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及其成因考》（1994）、席元麟《土族研究回顾》（1994）和《土族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1995）等。
土族社会历史研究：宋挺生《明王廷仪碑考释兼论青海同仁土族来源》（1983）、芈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1983）、胡军《我在美国看到的土族研究文献》（1992）、铁进元《西祁土司衙门及其文化遗迹研究》 （1999）、刘成明《土族人口状况调查分析》（1999）、张发禄《土族生活方式走向评析》（2001）、幸存文《对幸土司的考察记略》（2002）、汪春燕《土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2003）、李占忠《吐谷浑王后——弘化公主墓解谜》（2003）、程起俊《踏访深埋在地下的吐谷浑王国——都兰古墓群文化归属解惑》（2003）和《吐谷浑邦国事录》（2004）、勉卫忠《话说甘南“勺哇”土族》（2004）、刘治立《吐谷浑王族后裔今何在——读〈镇原慕氏族谱〉》（2005）。
土族文化、艺术研究：秦永章《青海民和地区土族“纳顿”述略》（1991）、《土族民居刍议》（1996）、《青海同仁土族“於菟”舞考析》（2000），马占山《土族音乐论》（1993），赵维峰《土族民歌的种类及音乐特征研究》（1994），董思源、张启元《简论土族传统民歌》（1994），鄂积恩《藏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1995），吕霞《土族民间文学的审美特质》（1994）、《隆务河畔的土族服饰》（2002），李美玲《试论土族格赛尔形象的艺术特点》（1995），星全成《论土族史诗〈格赛尔〉）（1999）、《土族供奉神箭的传说》（2004），胡芳《土族神话的分类及其内涵》（1999），刘夏蓓《青海隆务河流域的“六月会”及其文化内涵》（1999），毕艳君《论土族民俗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2001）、《话说土族“库咕笳”》（2003）， 马有福《大山深处的民间美院——热贡艺术散记》（2003），王国明《土族〈格萨尔〉语言表现形式的特殊性》（2003），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的土族》（2002）、《从实例看土族文化的重构过程》（2003），董思源《盘绣——土族独有的刺绣艺术》（2003），谢得纯等《“来宝”：三川土族的民间傩舞》（2003），马光星《土族文化简论》（1994）、《古朴的热贡土族“於菟”舞》（2004），桑吉仁谦《“金蛙”及原始图腾考——土族古文化探源》（2004），蔡秀清《话说土族生活歌谣的民俗学价值》（2004），曹娅丽《青海土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2004），邢海燕《从土族仪式歌看其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2005）。
其他相关研究，如任玉贵《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女童义务教育问题》（1995）、《土族女童义务教育的现状及对策》（1995），吕建中《三川土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历史与现状》（1994 ）， 席元麟《土文的价值及推行工作——兼议土族教育》（1991），马晓静、陈海云《摆脱贫困落后必先发展教育——互助县五十乡奎浪村民族教育情况的调查》（1994），白光远《互助土族的教育需求——对两个土族地区的调查》（1999），汪春燕《互助基础教育调查实录》（2001），宗雪飞《土族传统体育及其对土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初探》（2004）等。
二
（一）土族研究评述
通过对近百年来土族研究文献的回顾和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近百年来的土族研究有其共同点。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土族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研究特色和发展趋势。总而言之，近年来土族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有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多向化发展的研究趋势；研究内容趋向由单调化向丰富化转变；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元化、综合化趋势；研究视野的立体化、多位化和多维化特点；研究队伍的多元、多学科交叉特色；学科研究有由中心向边缘适当扩散等。
接下来，笔者就近百年来土族研究的研究特色及其趋势，试作简略分析。
1.研究范畴和研究主题呈现出由单调化、单一化向多样化、多向化发展的趋势
考察近百年来土族研究的相关文献，在研究范畴上，近百年的研究历程呈现出由单一化向多元、多向化发展的研究趋势。最早的俄国学者波塔宁、史禄国，比利时神父德斯迈、蒙塔尔、许让等人侧重对土族的历史、语言、社会组织、家庭制度和亲属结构等的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瑞典人Dominik Schroder教父于1946年～1949年，居住在土族地区，对土族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更加注重个体而不是群体，进一步补充了许让的研究。1960年，匈牙利学者A Rova-Tas的《Tibeto-Monghia》一文，探讨了藏语及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早期研究范畴和主题更多侧重于土族的语言、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历史以及宗教问题。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以及社会调查，也是更多注重对土族的历史渊源、宗教、婚姻、语言和政治制度等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走马观花式的风土调查和族源考证等。
在建国以后的几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许多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参与调查，收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族研究才开始全面复兴和振兴。截至2004年，土族研究范畴和主题呈现出多样化、多向化趋势，研究主题涉及土族的民间文学（如民间神话、传说、口述史、诗史）、艺术（如服饰、民间歌谣）、手工艺（土族刺绣，“热贡艺术”如唐卡、堆绣，泥塑和木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区发展、宗教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等。
2.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元、综合化趋势
综观近百年来的土族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研究趋向。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呈现出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综合方法的应用等特点。早期土族研究中过分强调语言学的考察和历史学的考据，理论上也是限定于极小的范围。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突破狭窄的理论视域，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被介绍和借鉴，譬如文化相对论、交流传播理论、现代认同理论、角色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也相应出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如跨学科整合研究、团体合作研究等。把质的研究与数理统计、回归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在民族人口及其分布、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研究中等。从侧重史料的考证向解释学、田野研究以及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等方面发展。
3.研究视野的立体化、多位化和多维化特点
土族研究也呈现出研究视野的立体化、多位化和多维化特点。从过去仅仅强调土族社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宗教、家庭等领域，开始有意识地转向文学、民间艺术、经济、政治、习惯法、教育、社会发展、生态旅游、女性研究等领域。研究视野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渐扩大而相应扩展，学者们的关注点和研究对象也呈多点、多维化取向。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前，土族民间文化研究相对薄弱，而之后的二十多年，却出现欣欣向荣的研究景象，研究成果也是蔚为大观。对土族民间创世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口述史、民族诗史以及民风民俗与婚丧礼仪、民间艺术（如刺绣、堆绣、唐卡、泥塑和木雕）等的研究，呈立体、多维和多位化发展趋势。
4.研究队伍的多源、多学科交叉特色
考察土族研究发展的学术史，其中土族研究的学术队伍也是日益壮大和扩展。前期研究者主要以国外学者和汉族知识分子为主，如顾颉刚、卫惠林、陈寄生、夏鼐、马希元等。后期虽然也有国内其他民族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贡献，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突出特点是：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培养和成长起来，成为土族研究的主力军。本民族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勃兴，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很好地将人类学强调的“自观”和“他观”即主位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中开始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取向。研究队伍适当顾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团队合作，如政治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研究，各取所长，相得益彰。可以发现，近年来这种多学科学术背景交叉研究的研究队伍逐渐增多，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主流趋势。
5.学科研究取向有由中心向边缘适当扩散的倾向性
近二十年来，土族研究的主题、主体以及研究领域，皆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适当扩散的倾向性。从早期更多关注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习俗等，逐渐转移关注点和关注中心，开始虑及民间文化和大众情怀，所谓的草根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课题，更多立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的弱势群体，如土族农村贫困与扶贫问题、义务教育救助扶持制度、宗教的现实状况调查、土族女童失学以及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等诸多问题，皆为研究者所侧重或重点关注。
（二）思考与讨论
1992年9月5日，青海省土族研究会成立，同年创办土族研究会会刊《中国土族》。《中国土族》是全国唯一一家反映土族的综合性刊物，1992年创刊，2001年开始公开出版发行，已经成为研究和宣传土族的主阵地，培育、扶持了一支土族研究队伍，也是一个土族人民与外部交往、交流的平台。回顾近百年土族研究的学术史，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也存有诸多的问题和缺憾。譬如土族族源，由于缺乏考古等实物的佐证，加之土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相关史料极为缺乏，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论。也存在因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专业取向以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因素，导致族源研究中出现主观片面、自说自话的情况，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与对话。此外，土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营和私营经济极为缺乏，文化教育相对滞后，生态保护和民俗旅游缺乏规范化、规模化。相关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研究队伍的层次、素质也是高低不平，缺乏研究的整体性、系统化。
如何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提升土族研究的整体素质，如何深化研究的议题，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今后土族研究的重点。同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小康社会建设等诸多问题，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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