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的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1-1]。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实践，深入思考、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发展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并且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于抗日战争初期提出来的。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于本世纪初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作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重新提了出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这一著名报告的第七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以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为鉴戒，以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呢？
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反映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比起古今中外的其他思想理论，它更为高明、更加科学。因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和我们所走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自己不是教义，而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特别强调只有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总是强调客观实际是发展变化的，不能抽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状况、包括阶级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去研究、去认识。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理论武器，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此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对此，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论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3-1]，“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2]。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考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形成伴随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激发了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但是，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的戊戌变法，都没有获得成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没有改变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成果最终落到北洋军阀手中，国家和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志存高远，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了救亡图存，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中突破中国封建文化的藩篱，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应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不足，还存在着毛泽东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等形式主义问题。然而，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也促使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发生急剧变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在哲学思想上，他经历了从“无我论”到“唯我论”、特别是从“精神之个人主义”到“平民主义”，再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在政治思想上，他经历了从传统的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特别是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4]。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思想转变，不是在书斋里产生的，而是在他亲历的实践中完成的，即在他参与和领导的思想启蒙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民主主义实践遭受失败以后实现的。所以，他的思想转变要比别人的思想发展更为深刻①。他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表明他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武器。而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史起点。
第二阶段，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斗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本本”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产生于西方社会并以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要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环境，还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转化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广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办资本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不失时机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建立红色政权、建设人民军队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此基础上，1930年，他针对党的工作指导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形成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6]。
第三阶段，在历史经验和哲学思想的总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经过长征的生死考验和遵义会议的历史抉择，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一方面总结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讲义，着手在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党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另一方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并且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鉴戒，提出了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当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工作的时候，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领导身份回国。同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1938年，党中央派任弼时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季米特洛夫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后，委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回国，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根据这一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7]。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强调全党要加强学习，要研究理论、历史和现实，包括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重新提出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很少公开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更多的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原因在于，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党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能会被误解为民族主义倾向，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还需要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所以，以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宜。后来，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
即便如此，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指责了我们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在研究中注意到，1960年11月初，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交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列主义是一切国家都同样适用和可以采纳的国际主义学说。然而，中共的同志们，中国的报刊，竟广泛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对此，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作出回应。他风趣地说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
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正确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探索和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并且以中国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进入21世纪之初，我们党以实践为检验指导和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次使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我们党经常使用的提法。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2003年7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2003年12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2005年1月)、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2006年8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2006年 10月)，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特别是在2006年5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为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撰写序言，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进行的理论创新，一直贯串着着鲜明的主线，就是马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全新命题。它的提出，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理论创新。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深入研究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要求
什么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当年在延安，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其实，1938年4月，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之前，当时已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提出过，“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9]。1940年2月，他还针对叶青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名，鼓吹“中国国情特殊”，用复古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驳[10]。
根据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据他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到延安时期反复强调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回答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要求。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的原则和要求，后者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理论成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三个理论要求：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传统的说法来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不能抽象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写于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写于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又系统地论述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及其对党的成熟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强调全党要努力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在这样三个方面的学习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1年，毛泽东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的整风文献，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做到理论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就是说，理论结合的“实际”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而研究“现实状况”又是最重要的。不研究现实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就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研究现实问题，还特别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以史为鉴来准确描述现实运动的规律，广泛而深刻地认识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艰苦过程，是理论与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内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三个理论要求就是，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问题，包括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现实运动；二要总结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所形成的丰富经验，并且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之中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三要通过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这三个理论要求与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面向中国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用实践不断验证理论和创新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矛盾研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不研究现实矛盾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研究历史经验也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研究现实矛盾与研究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认识并揭示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种学术解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学术界有各种解读。应该讲，每一种解读都有其理论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有一种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它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这一解读中，“具体化”是毛泽东修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用来代替“中国化”的语词。“民族化”是这篇文章所强调的“民族形式”。“时代化”是总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发展得出来的。总之，这“三化”都有根据。但如果进行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三化”突出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没有内在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突出“特殊性”，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性特点，这是正确的。而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也会造成理论上的某种片面，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当年，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叶青就是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来“化”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指导意义。因此，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重要成果，本身就有超越“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的普遍意义。比如，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就是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科学内涵存在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形态的统一。这一解读强调“结合”，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和实质，因而是正确的和深刻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龚育之在世时提出，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应该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都曾经被视作“异端”。这种情况，在思想史上具有某种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进行的实践探索和实践创新、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而经过实践产生的新经验和新观点，还需要以实践为基础进行再认识、以实践为标准进行再检验。在这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新旧观点的分歧、对立和冲撞，难免会出现新经验新观点被当作是正统理论的“异端”。比如，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和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共产党要坚持“三个代表”和社会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等，都曾经被所谓的正统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12]这类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出现过。因此，它不是一个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上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所以，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正确对待所谓的“异端”。
正确对待“异端”，就是要正确对待新观点。问题在于，并不是任何新观点都做到正确而不发生偏颇。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说这一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就有一个正确认识“异端”、正确认识新观点的问题。我们要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人们提出的各种新观点，究竟有哪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在实践中是有成效的，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检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要经过长期的实践、长期的观察、长期的检验，才能够认识其真伪对错。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多元化、当代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问世以来，这个命题就曾经被多次错误地解读。因此，有必要研究和讨论其中一些影响突出的重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我们党长时间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为了避免被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误解为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需要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多义词。有时，人们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有时，人们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狭隘地维护民族利益、没有国际责任、甚至不惜侵犯其他民族利益的思潮。对于后者，我们又称它为“狭隘民族主义”。当年，共产党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则是另一种情况，即认为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常常同苏共不一致。显然，共产党情报局没有正确地区分不同的民族主义。而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统一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在我们强调国际主义的时候，苏共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在我们突出爱国主义的时候，他们总认为我们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怀疑我们是那种民族主义就放弃爱国主义的旗帜，我们也不能因为强调爱国主义就纵容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注意和牢记的。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历史范畴。毛泽东说过：“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13]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在昨日民族危亡的时候，救亡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今日民族振兴的时候，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主题。因此，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我们民族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化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之后，曾经引起过争论。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标准的社会主义。由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日益暴露出弊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苏联那样一种模式。邓小平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突破了社会主义模式唯一性的思维定式和实践定势。在1983年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所作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然而，经过深入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1985年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用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他概念和思想。假若不实现这些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危害”；“由于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性的模式”。这些国家的理论工作者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评苏共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指责，是正确的。但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中国特色”问题概括为“多元的社会主义”，却没有准确地反映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因为，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成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容易陷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误区。上世纪80年代，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曲折地推进新一轮改革，最终走向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果。而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多元化”的争论，实际上就等于马克思主义能否“多元化”的交锋。由于“元”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为了防止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始终主张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
在这几年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现在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而且要“当代化”或“时代化”。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时代的变化，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创新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最突出的是，当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思想家们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等错误观点，而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鲜明地指出时代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但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新的战略和策略。江泽民把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称之为“与时俱进”，认为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推动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中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提出“当代化”、“时代化”的问题，是有道理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时代化。要不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面再加上“当代化”或“时代化”的字样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已经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时代化”的要求，没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面再加上“当代化”或“时代化”的字样。因为，我们所讲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与时间相联系的空间概念。当然，这种时间与空间的联系，有的时候在字面上有区分又有联系，如“近代中国”、“当代中国”、“旧中国”、“新中国”等；有的时候则在字面上没有区分但在内容上有区分，如我们经常讲的“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等提法中的“中国”，就是包含着丰富时间内容的空间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就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时间内容的空间概念。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已经内在地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时代化的要求，十分重要。尽管我们不需要在“中国化”后面再加上“当代化”或“时代化”，但必须认真关注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中不断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了解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和解决中国重大课题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相结合”，不是坐在书斋里研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变化，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和解决中国重大课题的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回答和解决怎么样“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理论成果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需要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由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解决前一个历史性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历史性课题创设条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
为了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为了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又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1956年，他“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获得实践上的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前，“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理论飞跃还没有结束。伴随着这次理论飞跃，实践也在不断深化。面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党和全国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把这些新要求上升到理论，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始终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形成的理论观点，已经构建成一个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范畴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总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之下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二次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2]这一科学概括的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大整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我们党通过理论创新所形成的这三大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一个主题。党的十七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些最新成果整合为一个科学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理论创新，或者说进行了二次理论创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范畴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在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过程中，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问题，因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七大及时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中，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范畴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我国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探索和回答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论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纪之交，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等严酷事实，我们不仅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了探索和回答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等重大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努力解决改革和发展所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遇到的新问题，既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了探索和回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此，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于“三个规律”的新认识。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作为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不断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会遇到一个很敏感的理论难题，就是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一)两种观点的评析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理由有两条：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二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薄一波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是上个世纪的说法，应该加以修正。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马列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而且包括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薄一波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应该给予认真的和仔细的研究。
我认为，第一，应该确认，毛泽东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他没有完成这一探索，也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思想遗产。
第二，必须确认，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立者。尽管毛泽东曾经探索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他不仅没有完成这一探索，还提出了与正确探索相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走上了与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相反的路线。至于他留下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也是邓小平在纠正他晚年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下来的。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新的实践为基础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就是邓小平本人亲自提出的。如果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去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呢？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和创立的，那么，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为什么还要指责、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呢？
第三，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我们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从邓小平理论讲起，指出这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但是，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即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的时候，必须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讲起，指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已经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包含在内。
(二)两个焦点的强调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复杂情况，我们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而是要多作分析，尽可能地将事情讲清楚、讲全面。
第一，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从内容上讲，不仅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而且主要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况且，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已经被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如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那样，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
第二，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实际上可以作出两种分类：一是按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样四个大的理论成果；二是按照理论内容及其主题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两个大的理论成果。如果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实际上就是混淆了上述两种分类，而且难以周延地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大成果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三大成果
一言以概之，这三大理论成果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一脉相承之“脉”，就是这三大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时俱进之所以要“进”，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搞清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我们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是要搞清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问题，不仅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的新情况，而且是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予以解决的新情况。这一过程推动了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与时俱进，走向创新。
(二)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三大成果
我们作出这样的研究和说明，不可以被误解为邓小平只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江泽民只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胡锦涛只研究科学发展问题。事实上，这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也是我们党一直在研究的。但同时，每个新问题的提出都有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每个新观点、新思想的形成都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比如，明确提出要搞清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但在这之前，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明确回答“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4]特别是，邓小平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5]江泽民也说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着邓小平的这些政治交代。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又比如，明确提出要搞清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在这之前，邓小平、江泽民已经多次提出这一问题，包括发展的速度要与质量、效益、结构相统一，包括改革、发展和稳定要有机统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要全面发展、社会要全面进步，包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等重大战略。这些重要思想和发展战略是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来源。
可见，这三大理论成果是围绕一个主题、三大问题，循序渐进，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孤立地谈论这三大理论成果，更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既要注意到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也要充分认识到后者在坚持和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又对前者作出了重大发展。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是由哪些基本观点构成的呢？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体系的标准
一个理论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最终构成严整的科学体系，取决于这一理论体系具备了以下若干基本的前提、要素、标准：一是这个理论中的全部观点必须由统一的世界观作为立论的基石，二是这个理论中的全部观点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而展开的，三是这个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它具备了上述基本的前提、要素、标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论的基石，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观点，因而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严整的科学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的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去，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持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
根据这样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以下12个重要观点：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分步骤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4.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平等互利竞争。
5.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7.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8.坚持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搞好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9.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主权完整。
10.坚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进新军事变革，建设强大的国防，建立可靠的国家安全体系，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11.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1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应该讲，这一概括只是初步的，带有探讨性质的。更多的内容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不断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涵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它包括5个要素：领导力量，出发点，基本路线，根本任务，长远的和现阶段的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博大精深。这里所谈，仅仅是初步研究的若干心得体会。
注释：
①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说：“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5]
②1956年8月，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说过在艺术上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但是，“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