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处于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对它在20世纪的实践作出科学的总体回顾，从中引出经验和教训；并对它在21世纪的时效性和功能作出宏观的展望，自觉地予以把握。如何进行此项工作？本文认为必须把握住“现代化”这一主题。
（一）“现代化”又译“近代化”，最早反映18世纪以后西方开始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以后，人们一般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过程，泛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包含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全方位变革，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世俗化、理性化、世界化等内容。
现代化在中国，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才能振兴。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学说认为：就社会技术形态而言，以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社会前进运动表现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全面自动化社会。就社会交换形态来说，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人类社会的前进表现为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然后才有可能进到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就社会主体形态来讲，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整个人类的发展又表现为从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到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最后才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从上三种社会划分标准的统一，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逾越的历史阶段，现代化是体现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
第二，中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排它性，是通过掠夺世界上的许多落后民族和国家而实现的，是以这些民族和国家失去机遇，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为互补前提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努力向西方学习，但落得个“先生老是打学生”，陷入此路不通困境的原因所在。
（二）列宁遵循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启示，在一个原先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人类近代史上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途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既然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就需要首先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使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即取得达到现代化的社会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努力实现现代化。
虽然，早在1929年胡适就在《文化的冲突》中首次提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1933年7 月《申报月刊》又发行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但是，真正在全民族确立起现代化的目标，并为之艰辛求索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将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作努力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65年初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是把现代化建设看成是“当前最大政治”，中国共产党为此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大体上分为两个50年：前50年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主要任务是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后5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升到统治的地位，直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其间经过了曲折和失败，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分别体现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它的全部价值和生命力，凝聚于在东方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国，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扬弃：它坚定不移地肯定了“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否定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矛盾：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来说，搞的是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来说，是不发达的、落后的、“不合格的”。
在世纪之交，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道路，人们争论着一个“热点”：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选择到底对不对？能否走得通？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对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当年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就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当作十月革命“违背历史规律”的无可争辩的论据。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严肃批判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并且强调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用与西欧其它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上和超过西方发展国家。这一新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打破了“盲目模仿”西欧社会现代化“这条固定道路”的书呆子说教，反对把世界历史过程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而“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的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个模式即使在苏联也不成功。“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深刻原因是僵化的体制，是多次扼杀和失去了改革的机遇。
需知，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决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现时代要求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让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才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结论。
（四）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可总结呢？
首先，完成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进一步把“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在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四大”又把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具有长期的时效性和强大的指导功能。无论是简单移植西方的各种主义，还是简单复古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迈向21世纪，我们必须高举主义的旗帜——这面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胜利完成现代化的神圣任务。
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的叮嘱：“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今后我们不但要坚持这一理论，而且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可为的。
（五）“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邓小平以一种世界历史眼光，总结各国经验教训，对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理性反思。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科技革命，在当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新趋势：一是直接性。基于从科学发明到生产中实际应用所间隔的时间大大缩短，当代的科学技术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二是超前性。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并决定它的发展方向。20世纪以前，人类社会通常是按照“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而现在所有新兴技术和产业部门则都遵循“科学——技术——生产”的途径发展。三是渗透性。当代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呈现出互相组合交叉之势，导致新高科技群的产生，创立一系列新高科技产业。四是智力性。以往的科技革命主要是作用生产资料的变革，更多的是解放人的体力。新科技革命被称为智力、知识革命，主要是解放人的脑力，使创造性脑力劳动越来越发展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方式。
现在，世界上的各大国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将面临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大规模的竞争。这对我国的现代化，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只有把发展的基点放在较高的科技水平上，善于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和动态，把握最新科技发展趋势，才有可能缩短某些发展的中间过程，跳过某些常规发展阶段，实现超常规发展，从而加快现代化步伐。这就要求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
（六）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必然带来我国社会最深刻的转型。这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们能动的创造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将历史发展中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很好的统一起来。为此就要防止和克服“伦理社会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这两种倾向。
“伦理社会主义”源于新康德主义。它否认有可能根据唯物史观科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即否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要有赖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它主张社会历史是由道德原则支配的，道德是创造历史的本原力量；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康德的天赋的“善”和“绝对命令”的道德原则，成为人们的普遍的道德行为准则。现实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持这种观点的人，习惯于从中国传统的“道德本位”出发，往往将社会上的一些腐败、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归罪于改革开放，归罪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这些都视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可忧现象”，津津乐道于讨论这些“应不应该”在我国发展，并企图设计出种种方案来扼制现代化的进程，这是用主观社会学来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
有人担心，既然西方的现代化存在着那么多的弊病，为什么我们又要强调通过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呢？人类现在确实面临生态平衡遭破坏的危险，但摆脱这种困境不是回到原始的“天人合一”，还得靠理性的社会发展。建立在纯粹伦理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伦理社会主义”；建立在原始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问题是，我们在防止“伦理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必须同时防止“经济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主张孤立、单向、抽象地看待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把复杂的社会仅仅归结为经济，将人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断完善的需要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享受，其结果往往会以牺牲精神文明、牺牲人文精神、牺牲社会公正和平等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时下人们习惯于经常将各项工作都归结为“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却很少进一步思考“经济建设又该为什么服务？”应当懂得，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固然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应当服务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七）马克思主义带着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带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带着实现现代化的理想，随着历史实践滚滚洪流，在我国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它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指明中国将来的远景；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展望新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也只有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才能不断由实践赋予活力，进入一个新境界。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