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情报论文,学科论文,概念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34（2003）04-0337-05
情报是情报学的元概念。人们对情报的看法即为情报观。不同的情报观总是与不同的学科主张直接相连。本文认为，我国的情报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其中既有我国传统的军事情报思想，也包含了西方的信息观念的成份。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发生变化，以军事情报思维指导科技情报工作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传统的情报观念迅速淡化，信息成为知识界的宠儿。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强力冲击下，情报一词已经失去了发展成为与西方信息概念相对应的中文术语的机会。情报改信息的实质是人们从情报崇拜转向信息崇拜的结果。
1 情报、信息之争与情报学的困惑
随着计算机，数据库、网络等现代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信息化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主题；数字图书馆建设成为图书情报信息化的标志性工程。信息化在促进事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1992年原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全国的科技情报研究所随即更名为科技信息研究所。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引发了专业教学机构改名之风潮。1998年教育部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情报学本科专业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专业教育领域，计算机等信息科技课程的比重迅速增大，许多专业课程纷纷冠以“信息”字样，传统的图书情报课程被一再改造和压缩。有些课程就是通过直接将“情报”改“信息”而完成改造的，如把“情报分析与研究”改成“信息分析与研究”等。
这场观念变革的焦点在于信息与情报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无论从学科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与国际的Information Science接轨的趋势出发，当初把这门学科定名为情报学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信息学取代情报学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情报不同于信息，甚至高于信息。情报学也不同于信息学，它们大有用武之地，不应该被取代或取消。著名学者梁战平认为，原国家科委的改名决定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因而我国情报学正面临着向“情报”还是向“信息”发展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明显落后于实践。
2 我国情报概念的内容
2.1 情报的语义轨迹
汉语中的“情报”一词最初用于军事活动中的敌情报告。权威工具《辞源》和《辞海》不同年代的定义清晰地勾勒出它的演化过程。1915年版《辞源》将情报定义为：“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是为情报”。1939年版《辞海》则说“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1965年版《辞海》才在原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学技术情报”。1979年版《辞海》的定义是“①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②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学技术情报”。1999年版《辞海》的定义是“获取的他方有关情况以及对其分析判断的成果。按内容和性质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等”。
显然，军事领域是情报产生的策源地。情报后来虽然出现了泛指的用法，但只在科学技术领域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事业和学科。科技领域成为情报的第二个领域。随着信息、资讯等外来词汇涌入，情报在媒体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虽然还在沿用情报，但情报的淡出之势已无法逆转。1992年9月20日新华社在报道原国家科委“情报改信息”的决定时称，“科技情报”这个被人们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词组，不久将在生活中逐渐消逝。情报在科技领域的颓势表明，它在应用领域越来越广的同时，含义却已经倒退到军事情报上来。在两部更能够反映社会使用习惯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中，情报的定义被不约而同地打上了“多带机密性质”的标签。
2.2 情报定义述略
在我国的专业文献中，情报的定义林林总总，数以百计。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交织的产物。研究这些概念，既不能尽数列举，也不能仅凭借其定义来判断孰优孰劣。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找到它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获得宏观的、大方向上的把握。我们认为，文献[2]、[3]对我国情报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比较经典的概括：情报（Information）是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其功能和概念尚在发展中。在古代，情报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与传播知识的工作有了新发展，专职情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使知识有序化以解决情报检索问题。情报概念于是有了新的发展，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为了满足用户的多种需要，有人从特定概念出发提出“情报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状态下，对特定的人提供的有用知识”。为了解决情报资料激增与决策人员有效服务的问题，情报工作由一般文献工作阶段进入了侧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情报分析研究阶段，情报成为“判断、意志、决心、行动所需要的能指引方向的知识和智慧”，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情报是激活了的知识”。近年来“情报就是信息”的说法成为时尚。
3 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究持续升温。前苏联和西方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引进。我国图书情报界对情报的认识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本土的情报观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信息观分庭抗礼。我国的情报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中西合壁的混合体。它既包括了中国的传统情报观又包括了西方图书情报界的信息观。它本来很有中国特色，在一段时期内也曾风光无限。但在信息浪潮的冲击下，情报的处境日益艰难。西方同行的信息观与整个西方的信息观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同步和兼容。而我国的情报概念与整个社会的信息观念的差距却被迅速拉大，失去了扩大外延的机会。人们逐渐发现，西方的Information和Information Science与我国的“情报”及“情报学”无法实现完全无缝对接。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情报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
3.1 军事情报
人们是从战争这个直接决定着国家与民族的荣辱存亡的极端事物中首先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认为，军事情报是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及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各种来源的情报往往零碎片断、真伪混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对这些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是军事情报处理的中心环节。一般而言，军事情报的处理包括：积累资料、研究整理、报告通报、分类储存。战争经验证明，对军事情报判断和使用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胜败。
在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情报条例》中，军事情报指的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而获得的与军事有关的情况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军事情报是一个极其实用的概念，目的性是判别的标准。情报分成原始情报和派生情报两大类。由于原始情报的不确定性，情报的分析研究至关重要。情报专家对原始情报的创造性劳动是使之提升为派生情报的关键。派生情报对于军事决策的价值一般要远高于原始情报。情报只有与研究者已有的知识、智慧、技能等有机结合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力量。
3.2 科技情报
然而科技情报工作毕竟有所不同。科技文献总是力图以最清晰、最有逻辑的方式阐释知识，一般都公开发表。科技文献构成科技领域的原始情报的主体。保持原始情报的原汁原味对于科研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在原始情报与派生情报的重要性上，科技情报与军事情报恰好相反。面对相同的科技文献，科研人员的职责在于以已有科技成果为基础进行科技创新。而情报人员的职责在于对这些科技文献做目录学和情报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和加工处理。其产品是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等二次、三次文献。范并思教授指出，从文献中得出新知识是科学研究的工作范畴，情报工作涉及这一范畴，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有害无益的。凡是对各个知识分支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加工处理，如专业教材的编写、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等等，都必须由各科专家来做。专业的壁垒越高，情报人员的可参与性就越低。
3.3 信息
两方的信息概念同样错综复杂，可以从哲学、学科、技术和日常生活许多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定义。用一个定义来概括或者混用不同层面的定义都是错误的。在两部英美最具权威性的专业词典中，Information的定义是：“An assemblage of data in a comprehensible form，recorded on paper or some other medium，and capable of communication”。和“All ideas，facts，and imaginative works of the mind which have beeen communicated，recorded， published and/or distributed formally or informally in any format”。这些定义不仅单一明确、突出了本专业特点，而且揭示了与Book、Material、Document等传统术语的血肉联系。这两部词典对于Intelligence等传统情报词汇一概没有收录。
在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中，“情报”（Information）是“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这个技术层面的定义来源于国际标准《文献与情报工作词汇》的定义之一。而该国际标准的定义之二——“用来表达通信过程内某一事实或某一概念以达到增加知识的消息”——则被发展成具有哲学意义上的“信息（Information）”定义：“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形态或运动状态，也是事物的一种普遍属性，一般指数据、消息中所包含的意义，可以使消息中所描述事件的不确定性减少”。根据简单的内涵与宽广的外延相互匹配的道理，信息在哲学层面上的内涵不可能很复杂。“信息就是信息，它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隐约透露了维纳定义的力不从心。申农的定义信息也印证了这种情况。
信息与情报的思维方式不同。信息是普遍的、中性的、宏观的，它把人类已有的智力成果作为一种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资源。它与资源与管理紧密相连。情报是具体的、实用的。在逻辑上，情报与信息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情报必然引出信息，反之亦然。在种种磨合与对接宣告失败后，选择成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4 对几种经典情报观的再认识
4.1 钱学森的情报观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我们应该说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知识。……就是说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钱老的“激活”和“活化”说令人耳目一新。它明确了情报的知识属性，肯定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本身含义抽象，如何科学理解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同一篇文章里，钱老还给出了另一种定义：“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因此，情报存在于知识与问题发生联系的特定场合。问题与问题是对应的，因而情报总是具体的。作为行为的“激活”与“活化”无疑就是要确定这种对应联系，通过各种方法找出这些相关知识，对它们进行加工处理和提供。作为“激活”与“活化”结果的情报与原来的“死”知识之间的差异可大可小。小可以到变化近乎于零，如情报检索的多数情形。大可以到面目全非，如军事情报专家的一些关键工作。关键在于行为者的职责、素质和能力。单纯提“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容易使人混淆科研人员和情报人员的不同职责，忽略科技问题的解决可以是一个至少涉及科研和情报人员两种不同人员、不同性质工作的复杂过程。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经验是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这时的知识已经超出了书本和信息的范畴。钱老的定义容易模糊问题解决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尚且欠缺的知识的界限。
4.2 孟广均的情报观
著名学者孟广均先生认为：情报是高于信息甚至知识的；让搞情报的人去搞信息，无异于降格以求。孟先生的情报观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下面的公式中：
在这个公式中，从信息、印本资料、知识、到情报、智慧与能力，其价值是依次递增的。情报仅次于智慧和能力，因而比信息、知识更重要、更高级。
如原文所述，这个公式来源于对美国学者Mortimer Adler的一种人类智力成果排序的修改，即：
Information—Knowledge—Understanding—Wisdom
显然，Adler的公式并没有给情报一席之地。它反映的是人类通过学习、理解知识而获得智慧的普遍规律。孟氏公式表达的是知识在解决特定问题时所可能出现的情形。人的智慧和能力可以通过实践、学习、研究总结等综合途径获得。情报伴随着问题而生、又伴随着问题的解决而亡。它的重要性只与问题有关。通过情报获得智慧与能力是其中的途径之一。人类学习知识的行为从来没有被称作学习情报。
4.3 布鲁克斯的情报观
1967年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为情报与知识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基本方程式：
K[S]+ΔI=K[S+Δs]
布鲁克斯将知识定义为“由概念间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概念结构”，而情报则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微小的却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部分。他认为，情报学的主要理论问题就在于研究上述方程。
个人和人类的知识是从无到有的。因此每一个知识都曾经是情报。知识的创新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评判一个知识的对错及其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科学家的事。布鲁克斯把知识结构的改变作为情报的标准，对于情报或信息工作者来说其可操作性微乎其微。当人们有了关于知识结构改变的真凭实据之时，布鲁克斯的情报概念恐怕已经沦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了。
4.4 顾敏的信息观
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顾敏先生指出，“资讯”这个名词在英文里称为Information，原先大多数人习惯称之为“资料”，后经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正式定名为“资讯”。对于Data、Document、Materials、Sources、Information等名词，“每个名词都有一定的涵盖面，它的涵盖面分成许多不同的层次，而在许多不同意义的界说中，去撷取共同的表征，便是了解这个名称的一种方法”。
他认为，以资料的性质来说，“资料就是人类的各种记录，包括外在的活动与心智活动的记录。资料就是储存各种讯息的媒介物，它可以是文字符号的记载，也可以是声音或形象的记录”。以资料的功能来说，“资料就是一切可供参考的记录”。“资料就是一种‘能’。我们人类一切活动都要仰赖资料这种‘能’”。顾先生在方法上独辟蹊径，结论颇具概括力。
5 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在纷繁复杂的情报概念中存在着传统情报观和当代信息观两大线索。它们反映了人们对于情报学的两种基本主张，也指示着学科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
传统情报学派的基本主张见于1998年发表于《情报科学》的《穿过冷战的情报学史及其启示》一文。作者认为，情报是冲突、对抗、乃至竞争的产物。它一般不具有共享性或者说共享性非常小。情报服务不面向一般公众，面向公众的乃是信息服务。情报是情报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其附加值远远高于一般的信息，认为挟科技和军事优势的情报科学在经济主战场上将大有作为。同时认为“若超出这个限度无原则地拓展情报学，则无异于宣告情报学的消亡。我们认为，传统情报学派是以军事情报起家，其实质是主张以军事情报学为楷模。从道理上游，既然军事情报学的存在毫无异议，那么科技情报学为什么就将面临被取消或被改造的命运呢？
信息学派主张，情报学应该从科技情报向更为广阔的信息领域进军。1982年孟广均先生在《情报学刊》上提出，“在信息社会里最需要的职业专家是能够控制信息洪流，并加以管理的专家，即情报科学家”。1994年周文骏、周庆山提出“以信息为基点的情报学研究”。1998年周晓英在《情报学概论》中提出，“情报科学以人类信息交流活动和社会信息现象为对象，研究信息的产生、表述、整序、传播和使用过程的原理和普遍规律”。这些观点预示着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共同的任务和理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大众化的信息服务。
有人提出以“大情报观”建立“大情报学”。大情报的本质仍属于信息范畴，其实质是将情报学推向信息科学。更有激进的研究者认为，“情报学实属信息学的一个不符合规范的汉语别称而已，原来就是信息学”。“情报学所涉及的内容没有不属于图书馆学或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情报学没有独创的内容，也就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码条件”，提出了以信息学取代情报学的主张。
文献[14]认为，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既具有信息库、也具有思想库的功能，即承担着Information工作和Intelligence工作的双重任务，并成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有别于欧美国家的一大特色，这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我们注意到，我国的情报学与西方的Information Science（信息学）在基本概念上存在明显差别，但学科内容却相差无几。这是由于我国情报学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前苏联和美国的学术成果的结果。我们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情报概念的探讨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人们普遍认为，一门学科能够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它拥有独立的特殊的研究对象。而现实的情形告诉我们，社会的需求、职业的社会地位以及人才培养的状况等都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1945年布什（V.Bush）发表了《AS We May Think》，被认为是Information Science的开端。布什所设想的Memex其实就是一部个人的信息处理的机器。这与《ALA百科》给Information scientists的职业定位十分相吻合：“像图书馆员一样，情报学家也在从事知识的工作。教育和培训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员的目的在于促进图书馆提高在满足读者需求方面的效能和效果，而情报学家的兴趣在于通过现有技术的使用增加图书馆的能力”。
因此西方信息学是从基础设施入手，侧重于信息管理工程和技术。我国的情报学是从应用入手，起点虽高，但基础薄弱，实际工作未必尽如人意。从未来发展看，随着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普及和深化，原来我们所熟悉的机构管理体制将从金字塔式向扁平式变化，信息和情报工作必将渗透到各个方面。而情报工作必将在各个学科和领域展开，并向纵深发展。发展得越深入，所必备的各科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越专深，直至发展成为其他专业或职业的一部分。这虽然超出了目前的情报学范围，但未来趋势必定如此。从学理的角度上讲，我们不否认科技情报工作可以做到像军事情报那样的专深程度。但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社会需求、智力资源等各种条件综合制约了它的实现。
6 结 语
所有的情报学和信息学主张都可以统一于信息及其应用的范畴之内。信息作为外延最大的概念，囊括了知识及其他各种类型。特定知识说、决策、智慧说、激活活化说等都是信息应用的一种特殊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情报与信息之间的现实鸿沟无法逾越，信息学与情报学却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信息是基础，应用是深化。
我国的情报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先天的优势。图书馆学曾经一度被人讥讽为馆内之学，情报学的困境则反映了它实际上是一个弱势学科。它对外界的影响力明显小于外界对它的左右。在情报学偏于一隅、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之时，信息已经抢先登陆，并为国人普遍认可。在当代人的眼中，信息代表着高科技、智慧、能力和财富。挟信息技术之力量、产业之实力、管理之影响，信息很快绞杀了情报的发展空间。当IT业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把地球连成了一个小小村落时，情报界作为一个弱势行业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信息学及信息管理的兴起表明，社会的注意力和兴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从情报崇拜转向了信息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