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经济周期论文,贸易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3-061222-1212
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通过跨国的经济纽带紧密联结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都会通过这些纽带向全球范围扩散，国际贸易是其中主要的传导渠道之一。经济波动究竟是如何通过贸易传导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结合与贸易有关的其他经济变量加以研究，如不可贸易品、各国的产业结构以及贸易结构等变量。
一、贸易传导机制的特点
面对不同类型的外部冲击，贸易传导效应在世界经济周期的生成过程中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传递。传统的产业间专业化分工格局可能使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下降，比如美国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破灭，其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引起了信息产业发达的新加坡、爱尔兰、芬兰等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步下滑，但对信息产业发展滞后的国家影响甚微。而现代的日益发达的产业内专业化分工格局则会使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同时，作为需求变化表徵的贸易流量变化也能使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扩散到所有的部门和产业，从而使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因此，贸易究竟是增强还是减弱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还要综合分析这两个方向的效应。
贸易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和产出协动性之间的关系，但下面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贸易和消费协动性、投资协动性等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根据斯托克曼(Stockman,1988)和弗兰克、罗斯 (Frankel & Rose,1998)的研究，可以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
其中星号(*)代表外国的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假设：①特定部门（产业）冲击(sector-specific shocks)在国家间是相同的；
的分布在部门和时期上都是独立的，方差为
的分布独立于时期，与特定部门冲击也是独立的。所以产出的相关性为：
其中
是特定国家冲击的协方差。由此，国家间产出的协动性由特定部门冲击和特定国家冲击的协方差共同决定。
根据式(3)，贸易的发展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特定部门冲击和特定国家冲击的协方差。对于特定部门冲击而言，当国家间大部分贸易是产业间贸易时，贸易发展会导致部门间专业化分工格局加速形成，使
值朝相反方向变动，从而相同程度的冲击带来的协动性降低；当国家间大部分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时，贸易发展并不必然深化部门间的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值不会有明显变化，协动性也不会因此降低。对于特定国家冲击而言，贸易发展的多种溢出效应将最终提高产出协动性。一国由需求驱动的贸易量增长，同时增加对国内和国外产品的需求，如私人或者政府部门的需求会增加，这将增强两国经济的协动性。此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会加快生产率冲击的传导速度，使生产率冲击更快地从特定部门或特定国家传递到其他部门或国家，增强世界经济周期协动性。
因此，贸易发展的净效应取决于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部门冲击的相对方差。如果前者比后者大，则贸易的发展将会使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越来越强。为了得到确定的结论，部分学者开始不断地修正模型，而部分学者转向实证研究，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寻找最接近现实、最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
二、影响贸易传导效应的因素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实，贸易发展能提高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从而形成世界经济周期。弗兰克和罗斯 (Frankel & Rose,1998)、格鲁本(Gruben et.al,2002)、巴克斯特和科帕里特思(Baxter & Kouparitsas,2004)都证实了“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向关系”的结论。但贸易渠道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效应，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与贸易有关的其他经济变量也会影响跨国经济波动的传导效应。
国家之间贸易流的特征，或者说影响贸易传导效应的因素，可以从贸易量、产业结构相似性和贸易结构相似性三个方面衡量。在实证研究中，分别构造双边贸易强度、产业结构相似度、贸易相似度三个指标来表现贸易渠道的这些特征。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的有关结论，一般认为双边贸易强度越高，两国经济联系越紧密，经济波动协动性越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两国经济在受到相同产业冲击时的表现越相似，经济协动性越强；贸易相似度越高，两国经济在面临价格冲击时的表现也越相似，经济协动性也越强。以上是定性的理论分析，但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波动的协动性？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三个因素中只有双边贸易强度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1.双边贸易强度
估计结果表明，两种定义、三种去势方法下的β的所有估计值都显著为正，如通过简单离差处理、根据 GDP定义的双边贸易强度对GDP、工业产出、就业和失业的β值分别为4.7、4.2、5.9和5.1。可见贸易强度与协动性变化的正向关系得到验证，即较大的贸易强度意味着较显著的贸易传导效果。此外，这种正向关系的大小对去势方法并不敏感，如根据GDP定义得双边贸易强度对GDP的β值在去势方法的处理下，分别为4.7、 5.1、4.8和4.8。但不同贸易强度的定义所得到的β值却有明显差别，根据GDP定义得到的β值显著小于根据贸易总额得到的β值，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贸易和产出的比例具有差异性。
2.产业结构相似度
特定部门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果冲击是特定部门的，则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国家之间较易产生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因此，除了贸易强度之外，还需要研究国家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对贸易传导效应的影响。
与贸易强度一样，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产业结构相似度”(industrial similarity)的定义。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说明问题，巴克斯特和科帕里特思(2004)采用了6种不同的定义：
根据上述6种定义分别对产业相似度和变量的协动性进行回归，所获得的β值都略大于0，如根据ISC1计算的β值最大的为0.47，最小的仅为0.04，即表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之间具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关系。但稳健(robust)检验的结果都是“脆弱的” (fragile)，即表示这种微弱的正向关系十分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十分有限。
3.贸易结构相似度
如果两个国家具有相似的出口或进口结构，则当它们面对共同的世界市场价格冲击时，其经济周期可能会表现出协动性。此外，它们也容易因为受到对某个部门出口或者进口的特定冲击而表现出周期的协动性。可见，贸易结构也会影响贸易跨国传导经济波动的效应。
与产业结构相似度类似，巴克斯特和科帕里特思 (2004)定义了9种“贸易相似度”(trade similarity)，将之分为三组：第一组TSC采用相关性的概念、第二组 TSS采用离差平方概念、第三组TSA采用离差绝对值的概念。而在每组内，1表示采用SITC2位数部门的总出口比率、2表示采用SITC2位数部门的总进口比率、3表示采用SITC2位数部门的双边贸易比率。
估计结果显示，可以看到9种定义得到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同时稳健检验的结果也都是“脆弱”的。因此，贸易结构对贸易传导效应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综上所述，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影响贸易传导效应的关键因素是贸易强度，而非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这不仅使我们更加确信贸易的作用，也为解决理论模型上的“异常”提供了思路。
三、经济周期模型中贸易传导机制的引入
将贸易传导引入经济周期模型，其逻辑起点是将封闭条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向两国模型作简单的扩展，考察模型预测结果对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的解释能力，然后再从其无法解释的“异常”入手对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
1.单一商品的贸易传导机制
门多萨(Mendoza,1991)、贝克斯、基欧和基德兰德 (Backus、Kehoe & Kydland,1992、1995)首先将基德兰德和普里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82)建立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扩展到两个国家。
模型假设两国单一（可贸易）部门经济，且两国完全对称，生产同质商品。模型结构与其他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构基本一致，也同样采用社会规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由于模型的复杂性，无法得到该社会规划问题的解析解。因此，学者们采用了动态最优化和校准 (Calibration)相结合的方法以得到模型的周期特征。所谓校准就是对模型进行参数化，比如选择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和生产函数形式，然后对参数赋值的过程。参数值是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微观原理中得到的。比如在贝克斯、基欧和基德兰德(1992)中，消费和闲暇在效用函数中的比例μ与资本和劳动在生产函数中的比例θ皆被经验性地定为1/3，而代表技术演化过程的参数 A和V[ε]则来自美国、美国和加拿大以及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索洛剩余的历史数据。
这样的模型有什么样的周期特征呢？贝克斯等 (1992、1994、1995)、雷文(Ravn,1997)等发现，虽然简单的理论模型能够解释大部分世界经济周期的特征，但是却难以解释国家间各变量的协动性：消费之间的相关性过高，而产出之间的相关性过低；投资和进出口的波动幅度过大，国家间的投资及就业的相关程度过低，甚至为负。这些不同后被贝克斯等(1995)定义为消费—产出异常和投资—就业异常，或者简单地称之为数量异常(Quantity Anomaly)（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间各变量的协动性
美国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基础理论模型
产出0.66-0.21
消费0.51 0.88
投资0.53-0.94
就业0.33-0.94
索洛剩余0.56-0.26
资料来源：根据Backus、Kehoe & Kydland(1995)中Table11.4整理。
2.两种可贸易商品的贸易传导机制
在上述的简化模型中，由于单一商品的假设，我们忽略了相对价格这个重要的宏观变量，显然这是不足够的。在下面的理论模型中，学者们（Backus等，1994）通过引入两种商品，建立了一个包含两种可贸易商品的理论模型。
在这个经济中，两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a、 b)，生产技术采用相同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每个国家消费、投资所用的是商品a和b的组合（采用不便替代弹性函数）。通过模型的校准之后，将模型产生的数据与实际数据进行比较，Backus等(1994)又发现了一个异常——价格异常(Price Anomaly)：实际的贸易条件比模型得到的贸易条件的波动性要大得多（比如，美国的贸易条件的标准差为2.92，而模型得到的贸易条件标准差为0.48），并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同时，数量异常在这个模型中也仍然存在。
这些“异常”激起了学者们的巨大兴趣，学者们力图修正和拓展两国经济周期模型，以便完全或最大限度地解释经济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特征事实，以及更好地解释贸易传导机制。这成为了当前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四、引入不可贸易品的贸易传导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贸易呈现不可阻挡的增长趋势。但无论是从生产，还是从消费，抑或投资来看，不可贸易部门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不可贸易部门的存在将改变贸易传导机制的性质。但是，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经济波动无法通过贸易直接传递到外国，它只能通过影响本国可贸易品部门来间接地影响外国产业。此外，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存在会部分抵消本国可贸易品部门的波动，降低波动向外传导的可能。
因此，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对单一部门的两国经济周期理论模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斯托克曼、特萨(Stockman & Tesar,1995)和麦金太尔(McIntyre,2003)等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中的“异常”正是源自单一生产部门的假设。如果在模型中采用多部门多商品的假设或许不再会产生这些“异常”。
1.引入不可贸易品的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
引入不可贸易品之后，理论模型中的生产过程以及消费决策都比单一部门单一产品的基础模型复杂得多。
然后在各个部门内部通过阿明顿(Armington)合成函数合成最终产品（如图1）。每个国家的代表性消费者都可以消费两种最终产品，同样需用阿明顿合成函数合成总消费：
图1 麦金太尔模型的贸易传导机制
数据来源：麦金太尔(2003),Fig7,p179。
2.校准结果
在对“异常”的改进上，该模型首先解决了“投资—就业异常”。除了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外，模型得到的投资和就业的相关性都显著为正，比如总量投资和总量就业的相关性分别为0.52和0.39，处于实际数据(0.00， 0.54)和(0.32，0.70)的数据范围内，而贝克斯、基欧和基德兰德(1995)中得到的相关性数据却皆为负数：-0.94和-0.94。
麦金太尔模型解决了“投资—就业异常”，但它还是出现了另一个“数量异常”：消费—产出异常。该模型的产出和消费相关性分别为0.51和0.69，而实际数据中为0.54和0.51。另外，不可贸易部门的消费的相关性却高达0.91，不仅高于该部门的实际数据0.46，也高于可贸易部门的消费的相关性0.73。这些都是麦金太尔模型无法解释的问题。
3.替代弹性的影响
在麦金太尔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替代弹性：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1+μ)[-1]、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的替代弹性(1+ψ)[-1]。根据替代弹性的定义，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越大说明它们越接近为替代品，反之则为互补品。因此，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可被视为本国和外国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指标。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相对份额的指标，(1+μ)[-1]值的下降说明专业分工程度的上升和产业间贸易的上升。同样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的替代弹性代表了这两个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弹性越低，不可贸易品部门提供的产品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越不容易被其他产品所替代。可见，这两个弹性对模型结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方法尚未能将这些因素内生化，只能通过各种经验数据或者对现实数据进行统计来外生强制决定。幸运的是，敏感性分析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当(1+μ)[-1]从0调整为3时，所有变量的相关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产出的相关性从0.40上升为0.65、消费从0.55上升为0.93、投资从0.16上升为0.72、就业从0.33上升为0.43。这些变量的上升幅度虽各不相同，但给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两国产品的属性对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产品互为替代的国家比产品互补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协动性。这样的解释也符合前述的推断，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完全分工，或者产业内贸易占据主要地位，则贸易传导渠道将使经济周期协动性更强。
关于非贸易品和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敏感性分析也有类似的结果：当从0调整为0.6时，所有变量的协动性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增强。即，两个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与各自的非贸易品部门提供的产品的专业化程度有着负相关的联系。
综上，麦金太尔模型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之处，这指出：引入非贸易品显然是构建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需要，但建立更接近现实的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则要求涵盖更多的内容。
五、南北贸易模式下的贸易传导机制
迄今为止，上述模型其实都是“北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两个国家完全对称，没有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差别，且所有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也都是对称的。而事实上，只有工业化国家之间才会有类似的特征。更严格地说，即使考虑的是美国和英国，其相差悬殊的GDP总值也与北北模型相背离①。这种完全对称的模型使得贸易传导机制也具有完全对称的特征，这不能用来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传导机制，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对方经济波动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一个不完全对称的“南北经济周期”模型来考察贸易渠道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之间的传导机制，科帕里特思(Kouparitsas,1996)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
1.“南北经济周期”模型
传统的南北贸易模型假设北方专业化于制造业，而南方则专业化于初级产品，桑沙里克(Sansarricq,1990)将其拓展为南方也可以参与制造业的生产。但实际上，虽然南北双方在生产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没有哪一方完全放弃初级产品或者制成品的生产。因此，科帕里特思模型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假设：南北双方既生产初级产品也生产制成品。 
最终可消费产品的生成同样也是一个不变替代弹性的合成过程，显然，这也代表了工业品的贸易和跨国投资过程：
图2 科帕里特思模型的贸易传导机制
注：根据科帕里特思(1996)中的模型描述绘制而成。
2.校准结果
(1)不对称性
科帕里特思“南北经济周期”模型的典型特征是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的不对称。虽然科帕里特思模型改进了传统的南北模型，假设南北双方都生产初级产品和工业品，这是符合现实的改进。但不对称性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通过参数的设置，使其更接近现实世界。即，在确定模型参数值的时候，科帕里特思模型将南北双方在初级产品上的进口比例设为0.11和0.40，工业品的进口比例分别为0.34和 0.03。二是技术演化的不对称。在对称的世界经济周期模型中，两国决定生产率变化的参数都是完全对称的，但科帕里特思模型经过多方面的计算和调整，最终将技术演化过程
中的参数设定为：
。
三，该模型中各种比例都呈现了高度的不对称，这体现了整个经济结构的不对称。比如国内两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南北双方分别为0.27:0.73和0.07:0.93，这再次体现了北方在制造业上的优势。
(2)基本结果
科帕里特思模型引入了许多更接近现实的假设和参数值，使得模型的解释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比如，基础模型中的“价格异常”不再存在，模型生成的贸易条件的波动性(4.63)与其实际数据的贸易条件的波动性(4.74)极为接近。但与麦金太尔模型一样，科帕里特思模型产生的消费的相关性仍然大于产出的相关性，无法消除“消费—产出异常”（见表2）。
表2 科帕里特思模型的协动性
与t+j期南方变量的相关性
t期北j=-1 j=0j=+1
实际数据(1969-1988)
产出-0.27(0.21) 0.44(0.14)
0.68(0.13)
初级产品 0.18(0.23) -0.07(0.21) -0.17(0.22)
制造业 -0.38(0.19) 0.52(0.12)
0.58(0.17)
消费-0.25(0.25) 0.09(0.20)
0.74(0.12)
资本投资-0.27(0.17) 0.18(0.17) 0.49(0.19)
“南北经济周期”模型
产出
0.22 0.52 0.05
初级产品 -0.05 -0.68 0.03
制造业 0.19 0.52 0.03
消费
0.24 0.75 0.11
资本投资
0.21 0.74 0.09
就业 -0.07 0.52 0.21
数据来源：科帕里特思(1996),Table1。
(3)贸易传导机制
科帕里特思认为虽然其模型无法消除“消费—产出异常”，但是其模型在传导机制的研究上验证了几个重要的、经典的却未经理论模型证明的结论。
当北方制造业受到未曾预期到的1%的生产率冲击时，南北双方各经济变量发生不同的波动。北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对作为中间投入的初级产品的需求，但由于资本和劳动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短期供给无法增加，因此需求增加的结果是初级产品的价格(p1/ p2)上升，且上升幅度高达4个百分点。南方是初级产品的净出口国，高涨的价格导致南方贸易条件(px/pm)和实际工资(real wage)的改善。面对高涨的工资，南北双方都提高了消费水平(aggregate consumption)。在不断增加的消费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的刺激下，北方也开始扩张初级产品的生产，其第一产业增加值经历了一个不断攀升然后缓慢下降的过程。另外，南方消费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刺激本国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却是刺激了进口的增长，前者只上升了0.2个百分点左右，后者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
当南方第一产业受到未曾预期到的1%的生产率冲击时，南方初级产品供给的增加导致初级产品价格 (p1/p2)下降了1.5%，这表示北方制造业投入成本的下降，因此，北方制造业得以扩张。同时，在比较优势原理的驱使下，北方进一步缩减了第一产业的生产。制造业的扩张增加了对北方劳动和资本投入的需求，这不仅导致劳动和投资的增加，也导致实际工资的提高。但除了资本投入有0.5个百分点的增加之外，所有其他北方变量的波动幅度都很小，在0.1～0.2之间，这说明南方第一产业生产率冲击对北方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
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导致南方贸易条件的恶化，且恶化程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大于生产率改进带来的产出的增加，“贫困化增长”出现：出口量的增加被下降的价格所抵消，并没有带来收入的改善，消费水平随之降低。
综上所述，在南北周期中，存在着三种贸易传导渠道：北方制造业波动引起对南方初级产品投入需求的波动，直接导致南方出口价格和收入的协动；北方制造业波动引起南方进口价格波动，导致南方进口和产出的协动；南方第一产业波动对北方制造业波动有影响，但其影响十分有限，南方反而有“贫困化增长”的危险。
六、小结
本文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实证研究证实了“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向关系”的结论，并且更深入地指出影响协动性的关键是贸易强度，而非受贸易模式影响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在理论模型的发展上，学者们在基础模型上不断地加入了一些新元素，试图对国际贸易传导机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并力图消除两国模型中存在的“数量异常”和“价格异常”。
在两个“异常”的解决上，麦金太尔模型和科帕里特思模型都是喜忧参半。引入不可贸易品的麦金太尔模型成功地消除了“数量异常”中的“投资—就业异常”，但还是出现了“数量异常”中的“消费—产出异常”；同样，不对称的科帕里特思模型成功地消除了“价格异常”，但“消费—产出异常”也仍然出现。这些结果肯定了学者们对理论模型所做出的修正，引入不可贸易品和国家的不对称性对模型结果有很大的改善，而仍然出现的“消费—产出异常”可能并不是修改模型中的贸易结构所能解决的。因为，影响消费的因素除了价格、收入（即产出）能进入模型外，其他诸如消费习惯、文化传统等都无法模型化和量化，而这些恰恰是一国消费区别于另一国消费的重要原因，因此，过高的消费相关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释：
①许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的处理。比如贝克斯等(1995)是将整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进行比较的。详见： Backus,David K.,Patrick J.Kehoe and Finn E.Kydland(1995),"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Theory and evidence",in Thomas F.Cooley,ed.,Frontiers of Business Cycle Resear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331-356.
标签：经济周期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