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被称之为“奥肯定律”的经验规则。该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与失业反向的关系，已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但是，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遵循“奥肯定律”所揭示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个别时期经济出现低迷之外，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就业不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几年的高增长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2000—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4.0％、和4.3％，而同期全国GDP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7.3％，8％和9.1％，200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达到7705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虽然较2003年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但与当年9.5％的经济高增长率相比较，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极其微弱。实际上，城镇登记失业率还不能反映我国失业情况的全貌。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相关数据以及许多研究机构对失业率的调查和估计数字，都要远远高于公布失业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和高失业相并存呢？
一、“速度型”增长战略与资源配置的低效性
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扭转。一个最典型的事实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毫无例外地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并付诸若干重大工程和项目来推动；年度计划的落实又通常以“保”增长率和“保”项目来展开。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施政纲领通常把充分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实行政府促进就业的积极政策。至今，我国的发展战略仍然体现出浓厚的“速度型”色彩，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级体制下追逐地方利益的冲动很强烈，十分热衷于招引项目和扶持地方企业。这种情况通常会诱导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上去了，但长期内产能存在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例如，在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后，政府不能再直接向企业拨款投资，许多地方就把争取上市公司名额列为政府计划的一项中心工作，道理很简单，在股市“圈钱”意味着GDP增长，但圈足钱之后其经营绩效会怎么样？究竟能够带来多少就业效应？毋庸置疑，中国股市的“晴雨表”已经屡屡让股民预期受挫就是答案。事实证明，“速度型”增长战略和背离市场规则的政府行为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也必然导致经济偏离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佳配合。
“速度型”增长战略必然衍生与之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财政政策以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宗旨，实际上就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例如，在90年代后期以发行公债为基本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应对的就是在出口受挫情况下的内需不足问题，把维持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而我国90年代中期出台的银行法虽然把保持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由于中央银行操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欠缺，在实际执行中也不可避免地以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扩大内需时期的连续多次降息政策就是这种政策目标变异的具体体现。而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把就业摆在第一位，它们依次是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显然，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没有把促进就业增长放在优先位置，这是由“速度型”增长战略所决定的。
二、资本市场和投融资体制不利于就业效应大的民间经济部门发展
经济理论表明，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无约束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是获得瓦尔拉斯经济中资源最优配置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市场干预行为往往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扭曲，从而妨碍竞争性市场达到最优配置效率。市场配置的有效率的投资活动在资本、劳动既定配比下，必然创造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从而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劳动就业的相应增加。在微观层面上，企业投资活动是否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决定了其效率高低，进而决定着对劳动需求的数量规模。现阶段，我国的国有经济普遍效率低下、冗员沉重，其投资活动很难产生相应的劳动需求，甚至需要在改制中动员职工下岗或以内退等形式解除冗员包袱。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已达2700多万人。所以，解决就业问题的立足点应当转向非国有经济领域。而非国有经济增长主要是民间经济的成长状态(国有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投资除外)最能反映经济的自主性程度，企业进入和投资增长与就业增加相一致。但现实中，民间投资活动却面临诸多障碍。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566.61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完成21661亿元，占38.98％；民间投资完成28996.82亿元，占52.18％。历经数年改革之后，我国目前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国有部门投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远非可与非国有部门相比。例如，2003年国有单位部门职工人数6621.3万人，2002年为6924万人，减少4.4％，而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2003年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8935.7万人，2002年为8152.2万人，增加9.61％，而同期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4％。由此可见，在我国转轨时期，国有经济比重及其投资份额越大，全社会的就业增加就越是困难。而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和个体经济正处于成长时期，一般不存在冗员包袱，它们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和投资份额越大，就业增长就越快。
但是，现阶段我国民间投资活动面临许多约束，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民间意愿投资的实现往往伴生着许多市场之外的因素，主要是产业进入限制和融资困难。在某些领域，行政强制决定的市场准入门槛偏高，一些行业性的垄断格局由来已久，限制了民间投资扩展的空间。目前产业准入政策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实际存在差别待遇。据统计，目前，民间资本可进入的行业较外资企业要少30多个，比国有企业要少40多个。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例如电力、铁路、公路、水利、能源、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等行业，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民营资本难以涉足，导致大量民间资本只能在有限领域内过度竞争，而国有经济又面临竞争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和安置就业能力微弱的处境。融资困难是民间投资的另一障碍。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股票、贷款、债券、基金、项目融资、财政支持等六大类融资方式，但对非公有经济开放的只有短期信贷和大企业股票融资的渠道，远远满足不了非国有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即使银行信贷，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贷款便捷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民间投资活动贷款比较困难。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贷款仍然高于民间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而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这种情况不仅与我国信用制度建设落后有关，而利率决定的非市场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缺陷也是造成贷款偏好不利于民间投资活动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投资活动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扩大就业十分不利。
三、经济增长及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导致就业效应不足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突出的结构性差异特征。由于各个部门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就业弹性存在很大悬殊，因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动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会不同。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形态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由来已久，“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整体向前推进的严重掣肘，也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2003年我国乡村人口768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47％，农林牧渔部门从业31259.6万人，比2002年净减少731万人，考虑到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大约有1000余万人转入城镇现代部门就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所面对的是城市劳动资源不足，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进而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经济全部吸纳达到城乡经济均衡水平的过程，而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和城市劳动力供给双重过剩，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经济转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在当前，由于农村剩余劳动资源十分庞大，经济增长越快，就业增加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改革之初，农村乡镇企业依靠改革的先发优势、特殊政策以及土地、劳动等廉价资源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原发优势递减，竞争程度递增，在管理、技术和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城市工业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正处于盘整时期，在近期内不具有进一步扩大就业的能力。
各产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增长水平和就业弹性。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产出和就业比重的优势地位在三次产业之间依次交替，先由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逐步转向第二产业，再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的演替趋势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性，尤其是各产业增长的劳动就业效应差异很大。根据2001年到2003年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我国目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劳动就业弹性系数依次为0.169，—0.028和0.308，显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已经不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趋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实；而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明显。但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很大，200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14.6％、52.2％和33.2％，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次为49.1％、21.6％和29.3％。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首位，但其就业比重却处于末位；而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还要明显快于其他产业，2003年GDP增长指数三次产业分别为2.5、12.7和7.3。这种产业之间增长速度、产出比重与就业增长和就业比重倒置的结构性差异，必然在整体上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事实上，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现阶段，在第二产业增长迅猛的同时，其就业效应在9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经出现递减趋势。
四、劳动市场的特殊性及政策滞后产生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劳动市场结构分割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具有普遍性，但在我国转型期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行政强制。其中，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务工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由于农民工在社会身份上的差异，直接导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很难覆盖民工阶层，甚至带来民工子女入学教育等问题，这必然抑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
劳动市场具有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特征，从而劳动交易的均衡关系具有特殊性，并不像自由价格决定的一般物品的市场均衡。因为一般物品的需求满足可以通过非常便捷的选择来实现，但是单个劳动力求职的选择过程成本很大，而且在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权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代价几乎是不堪忍受的。这样，既需要疏通劳动市场信息，更需要设计合理的劳资关系的博弈机制，建立工会组织这一有效途径来和资方谈判工资或协商维权。但是，我国的许多企业工会组织的产生和运作存在功能性缺陷，甚至许多私营企业根本不设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或其职能缺失，导致一些企业完全由资方单向操控工资决定机制，必然将工人工资水平压至在最低限度，乃至发生克扣或拖欠工资等现象，对于扩大就业产生很大负面效应。在造成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却出现招工困难(如，东南地区“民工荒”)的尴尬局面。
就中国目前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当前引起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性质上属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运行质量以及政府的相关就业政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就业的能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通常面临职业转换问题，一方面需要健全劳动力市场功能，扩大职业选择机会，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失业人员就业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和职业转换能力。但当前的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以赢利为目标，不仅存在欺诈和服务不规范等现象，更为缺憾的是职业培训职能缺位，这就要求政府的介入。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除了劳动者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外，还应纳入财政预算，为那些知识和技能欠缺的失业人员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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