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性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应认真和正确看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呈现出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和如何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换。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二：一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各项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全生产要素（TFP）生产率的提高。按照一般的说法，只靠前者而引起的增长是粗放型增长；只靠后者而引起的增长是集约型增长。要辩证地看待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在我国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不要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更不要把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绝对化。在实际生活中，无论从宏观、中观、微观哪一方面看，都不能说我们过去的经营都是粗放的，而没有集约的。实际的情况是，我们过去的经营，既有粗放的，也有集约的。我们过去在土地资源配置上、水和水力资源的利用上、运输资源能量的发挥上等，都是比较集约的。近些年来，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大量引进及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的创新，不论在轻工或重工以及电子、电器生产部门中，都有不少产品在品种或质量上将要达到或已经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甚至有的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机械工业的“常柴”、“嘉陵”，电子行业的“长城”、“联想”，家用电器中的“春兰”、“长虹”，饮料行业中的“健力宝”、“娃哈哈”，制鞋行业的“三星”，医药行业的“同仁堂”等，其经营方式都是比较集约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象家用电器部门的生产，变化更大。这几年在资产重组、产业结构优化中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这些集团以高起点、高技术、高质量的名牌系列产品为契机，形成了强大的敢与外国名牌产品争高低的竞争力，夺回了许多已经失去的市场。例如，1995年我国彩电市场销售量约1000万台，其中国产约500万台，“长虹”占1／2。“春兰”、“海尔”、“美的”、“科龙”等名牌空调已经占国内市场的80%以上。“春花”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吸尘器生产企业，其销售面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微波炉过去一直被外商垄断，近年来由于广州“格兰仕”集团兴起，敢与外国名牌抗争，目前市场占有率已达到44%。在电冰箱、洗衣机市场上，赶上了外国竞争者，控制了整个国内市场形势。所有这些企业和这些产品的生产不论在质量管理和技术开发等方面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不能再说它们的经营方式还是粗放的了。
从国民经济全局看，在改革开放10多年中，很多部门、很多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细，总不能说，这些部门及其产品生产都是粗放的吧？从动态上看，即从发展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或这种资源配置是集约的，明天由于新的、更新的技术出现，和由此而引起的原先资源配置比较成本相对地提高，成为粗放的了。粗放和集约都是发展变化的，是相对的，千万不能把它们凝固化、绝对化。同样一种资源配置在发达国家可能是粗放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又可能是集约的。
由此看来，今天在我国要实现的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只能说是从总体、从大局上来说的。从总体、从大局上看，不容否认，我们目前的确存在着广种薄收即高投入、高消耗、低生产、低质量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想尽一切方法实现由此向精耕细作即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人们常说，铺新摊子是粗放经营，不铺新摊子是集约经营。我以为这种看法也有点绝对化。实际上铺新摊子和粗放经营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在新铺摊子中采用了先进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好的产品，加强了管理，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盈利，那么在这种新铺摊子中就内含着明显的集约经营。如北京燕化，对30万吨乙烯装置进行了大胆扩建，在改建中难免要铺一些新摊子，结果乙烯年产量超过45万吨，比新建一座15万吨乙烯装置所需资金、时间均节省一半，原有水、电、气等公用设施也发挥了巨大潜力。再看宝钢，想当年宝钢上马，议论纷纷，反对者多，理由主要是铺新摊子。如今宝钢成了我国钢铁战线上一颗明珠，宝钢之所以获此殊荣，主要是由于它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先进的。从“鞍钢”、“首钢”、“宝钢”比较来看，“宝钢”年纪最轻。1995年，这三大钢厂大致各生产800万吨钢，但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鞍钢”在岗职工近20万人，人均40吨；“首钢”近10万人，人均80吨；“宝钢”不到1.7万人（近期力争减至1.3万人），人均近500吨。“宝钢”劳动生产率是鞍钢的12倍，是首钢的6倍。由此可见，类似“宝钢”这样的新摊子该铺还得铺，重要的在于在新铺摊子中一定要讲求集约。同样的道理，不铺新摊子，如果在原有的生产规模上增加了投入，不重视资源的节约，不讲求成本核算，造成浪费，同样属于粗放经营。这叫做“粗中有细（集）”，“细（集）中有粗”的辩证法。
当然，铺新摊子要量力而行。必要时，为了铺新摊子引进些外资，也是可以的，应当说无可非议。可是有些人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把我们对外资的引进，统斥之为卖国主义。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再比方说，我们已在上海黄浦江上兴建了两座大桥，第一座大约花10亿元，第二座大约花20亿元，这些钱大都是引进的，可是这两座桥建成之后，主要由我们使用，为我们服务，这不仅对上海而且对中国都会起着巨大作用。问题是，当我们还没有那么多钱来建造这两座桥时，这两座桥对我们又那样重要，除了引进外资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现在正在建造第三座桥，第三座桥的建造据说需要花30亿元，又遇到资金问题。上海人作出这样设想，把第一座和第二座桥出租或有条件地转让，用换回的钱去建新桥，这样第三座桥的建造就不成问题了。
（二）不要把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完全对立起来。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从倾向性上看，的确存在过分重视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但矫枉必须防止过正。
不论从理论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不管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或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似乎都同经济效益的好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般地说，内涵增长的经济效益比外延增长的经济效益好，因为，它在多数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剩余产品率。但在具体的场合，则要看实际的条件，要对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并作出具体的分析。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比较低，机器设备比较贵，采用外延型的增长方式，多用劳动力，少用机器设备，其经济效益可能高于采用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在沿海一带会办起如此众多的技术水平低、雇用劳动力多的企业，甚至连香港、台湾也纷纷开办或迁入这样的企业。相反，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比较高，机器设备的价格比较低，采用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少用劳动力，多用机器设备，其经济效益可能高于采用外延的增长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沿海一带的技术水平低、雇用劳动力多的企业，由于工资高了、地价贵了，纷纷内迁到工资低、地价低的地区的原因。增长方式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同产业、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都是不同的，而且增长方式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动的。在市场经济中，在扩大生产时，或者在创办新企业时，要对不同的投入与产出作仔细地比较分析，哪种增长方式效益好，就采用哪种增长方式，不要把问题凝固化。
正因为如此，所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不论在经济不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需要的，只不过需要的程度不同。据调查，当今的发达国家，靠外延而实现的经济增长仍在总的经济增长中占有30—40%。
在现代企业生产中，还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而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问题。所谓规模经济，指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有很多产品的生产，都在规模和效益之间存在着互为函数的关系。即是说，这些产品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从而产生理想的最好的效益和效率。中国的汽车生产之所以质次价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规模太小。按照中国现阶段的产业政策规定，在汽车行业中，任何一个生产厂家，只有年产12万辆以上，才算做在我国实现了这个行业中的规模经营。其实，汽车生产按照国际标准，一个生产厂家只有达到年产100万辆、年销售额达100亿美元以上，才算规模经营，并能实现规模效益。目前在我国汽车工业整车制造企业共122家，不仅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多，也比世界的总和还多。“百家厂造百万辆车”，“满天星头，不见月亮”，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直到1993年，才总共生产汽车100万辆，1994年生产汽车140万辆。“一汽”、“二汽”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厂家，1995年，“一汽”集团共生产各种型号汽车20万辆，“二汽”（今日的“东风”）才生产18万辆。而韩国国土仅为我国的1%，人口仅为我国的1／27，1994年生产汽车231.6万辆，其中仅“现代”一个汽车生产厂家，就生产轿车115万辆。1993年，美国一个福特工厂就生产汽车700多万辆。由此看来，在中国，要实现汽车行业的规模效益，几乎所有的汽车生产厂家，只要允许它存在，并使之在世界竞争中站住脚，都必须进行以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类似汽车行业的其他许多行业，如钢铁生产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首钢”、“宝钢”是产钢大户，1995年，各生产800万吨，二者加总还不如韩国一个钢厂的产量多。目前一个彩电厂合理的生产规模应是年产400万台，可是我们引进的130多条生产线，还没有一家达到400万台标准。80年代，国外乙烯生产的规模已经达到70万吨，而我们最大的北京燕化到90年代才达到45万吨。在石油开采行业中，对一定油区来讲，过了产油高峰期之后，产油量逐步下降，甚至枯竭，为了保持全国石油产量逐步增长，必须持续不断通过勘探，另辟新井，对于这类产品生产必然经常处于外延之中。
从世界范围看，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是采取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出现的（因为要投资开发新领域），同时又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亚洲“四小龙”是个很好的范例。它们经历了60年代的以轻纺工业为中心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时代；70年代的以钢铁、造船、汽车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发展的时代；80年代的以电子、通讯等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发展时代，现在还在向更深层次推进。由此看来，外延中有内涵；同样，有时内涵中也有外延。
（三）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上，不能把速度和效益完全对立起来，但必须克服我国长期存在着的只追求过高速度不太讲效益的顽症。
从一般道理上说，速度和效益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要在理论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十分重视二者有效的结合。一般说来，速度是影响效益的重要环节。速度过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更容易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速度过高，超出资源和市场的承受能力，不仅会造成浪费，而且也容易引起经济的波动。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既要摒弃过高的发展速度，又要争取可能达到的较高速度。对于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要想在较短时期内跃进为发达国家，没有一定的而又适度的高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我国来讲，我国国民生产总值5万亿人民币，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7万亿美元。这就是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我国的12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也没有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多。因此，我们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问题是，如何来确定我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呢？依我看，当前为了科学地确定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最关紧要的必须密切关注以下几个因素：（1）认真审视资金、资源、市场、技术以及制度、体制等状况，看它能否与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相适应；（2）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能带来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3）合适的发展速度必须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技术功能的充分发挥；（4）在安排速度时，一定要把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密切结合起来，避免舍近求远和舍远求近任何一种偏向发生，务必求取经济稳步增长。
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屡屡发生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这种“三重三轻”的情况和倾向，及其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大众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等后果，又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此问题密切的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想当年，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相当高；战后菲律宾的经济也发展很快；还有60年代的苏联经济也存在过高速度增长，后来为何呢？都掉了下来，而且情况很糟。历史上“马科斯的陷井”就是这样出现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对我们的现实和证实我们的现实也是十分必要的。就拿经济效益来讲，我们存在的问题很多，虽然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但凭心而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的确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证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得不审视一下我国现阶段效益下降诸多表现。
1.劳动生产率低下。据有关专家测算，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比我国全民独立核算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6—10倍，其中美国比我们高9.29倍，日本高9.9倍，英国高6.27倍，意大利高7.77倍，澳大利亚高7.78倍。有的行业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日本生产一辆小汽车只要20小时，我国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相差40多倍。我国生产不仅活劳动耗费高，物耗也高，我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物耗是发达国家的3倍。经对国内12种主要原材料的国民生产总值物耗强度进行比较，我国原材料物耗强度比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高5—10倍以上，比印度也高2—3倍，最高的达到了上百倍。更值得重视的是，我国产品物耗还存在上升趋势，1995年由1978年的64.9%上升到67.4%。单就能耗而言，我国每吨标准煤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10美元，而美、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每吨标准煤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165—6388美元。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美元，耗能比日本高7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倍。世界银行有一个估计，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高1倍以上。物耗过高，对我们来讲面临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我国国土面积虽然占世界的7%，但除了煤之外，主要矿产资源的储量都低于国土面积的比重，石油储量比值还不到国土面积比重的40%。根据有关方面资料，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至多只能达到2亿吨，铁矿石产量至多只能达到4亿吨，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靠进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庞大支出的重负，同时国际市场对于这些产品的供应也难以满足我们如此巨大的要求。
2.社会生产比例失调。近几年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房地业发展过快。资料显示，到1995年上半年，全国已竣工尚未售出的空置商品房面积为4232万平方米，占用资金达687亿元。还有高档酒家、宾馆供过于求，家用机电产品大量过剩。与此同时，农业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现象，很多基础工业发展缓慢，教育投资不够。
3.产品质量差。中国产品抽检合格率长期徘徊在55—75%之间。这表明至少有25—45%的不合格产品在实际销售中取得了与合格产品相同的市场价值，进而表明在GNP的增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格产品所形成的帐面价值。不合格产品充斥市场，不仅坑害消费者，而且形成大量积压和资金占用，造成极大的浪费。
4.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全国500多个设市的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一级标准的不到1%。现在有的城市，在从卫星上拍摄下的图片中已经消失。全国水污染已危及381个城市，有的城市的水已经不能饮用。改革开放起步较早的珠江三角洲已成了全国两大酸雨中心之一，几乎在每两次降雨中就有一次是酸雨，广州市的二氧化硫等废气含量全部超标。
5.自然资源浪费相当惊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对农村耕地的侵占、滥用现象相当普遍，浪费惊人。近10年来，全国每年减少耕地36万公顷。仅就广东来看，最近10余年来，广东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60万亩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批地、圈地、炒地，热浪滚滚，10余年来全省耕地已减少1000多万亩。珠江三角洲人均耕地已由50年代的1.5亩降至0.54亩。现在全国每年烧砖毁掉耕地10多万亩，全国每年死人与活人争地，即土葬要占去土地约13万亩。水、森林，矿产资源的浪费也相当严重。
关于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所引起的问题，对政府部门来讲并非视而不见。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针对经济过热情况又强调提出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1989年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更加尖锐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教训……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言犹在耳，但1991年经济形势刚一好转，又旧病复发，出现了1992、1993年再次追求过高速度的情况。值得令人深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已经认识并一再强调要记取的深刻教训，又一再重蹈覆辙呢？这当中必有更深层次的缘由。
（四）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目前很多人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技术档次。甚至有人主张马上放弃或废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实践上看，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人为地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的现象，如有些地方严格限制劳动力的流入，明文规定不准上多少钱以下项目等。谁也不否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于争取缩短与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距离，提高竞争实力，增强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实现这种转变时，在我国的现阶段，不能不注意到以下情况：（1）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兴建高新技术产业群，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但资本从何而来？靠借债，目前我们所欠的债务不论内债和外债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有的几乎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我们总不能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地来发展高新技术吧！（2）高新技术是排斥劳动力的，这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有机构成学说和广泛的社会实践所证实了的最明白不过的真理。目前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失业队伍，据统计，现在城镇失业劳动力有680万，每年城镇还要新增劳动力300—400万；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尚有3000万富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的4.4亿劳动力中，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加上一些辅助劳动力也参加劳动，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4年我国农村已有1.2—1.5亿剩余劳动力。这样来自四面八方所汇合成的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不能不说是社会上的一大隐患。如果我们忽视这一重要之点，还人为地从生产过程中继续大量排挤劳动力，无疑会雪上加霜，这不论对经济发展还是对社会安定都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就目前而论，我们还不能轻率地或过快地放弃行之多年的并取得卓越成效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战略，而只能积极创造条件，分门别类地逐步地实行过渡。就整体而言，作为基本战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需坚持一个时候。之所以这样做，起码有以下几点好处：（1）在我们这里资本价格和高新技术价格都很昂贵，只有劳动力价格最为便宜，与其他国家相比，便宜的劳动力是我们很大的优势，用便宜的劳动力有选择地去生产一些有竞争力并为国内外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会使我国国民经济兴旺发达。（2）发展有效的劳动密集产业，以我们大量劳动力优势，去吸引国外的资本、技术和资源，能够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样做，也许不要太长的时间，在很多部门中用高技术产业来取代劳动密集产业，可能水到渠成。（3）我们已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许多实惠，诸如劳动者广泛就业，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只有坚持这一发展战略，还可以进一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发扬优势，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当然，奉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并不排斥发展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而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多发展这些高新技术产业，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过去和现在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中国的‘863’计划与“火炬”、“星火”计划的推广，大大加速了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步伐。而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中，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如何创造中国的科技名牌产品。因为在未来的竞争中，谁拥有更多的高新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名牌产品，谁才可能真正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据国家科委统计，目前全国已形成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打下初步基础。
（五）从总体上说，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度很大，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的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基础，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又不容乐观。原因是：（1）长期以来，从总体上看，我们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据有关方面公布的各种经济效益指标看：在我国，每吨标准煤消耗实现的GNP仅为发达国家的1／3—1／9；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17、巴西的1／4。目前我国生产的钢材，只有15%达到国际水平。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具有“两高两低”特点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强大的惯性，要改变它是很难的。（2）科技进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迄今为止仍然很低。据专门机关测算，1980—1994年期间，科技进步对GNP增长速度的贡献仅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已达到50—70%。我们要赶上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何况人家经济增长中技术含量仍在继续提高。（3）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必须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主体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将成为空谈。但要使企业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必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并有权经营自己的法定财产。可是，目前企业的命运仍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事关企业的大事仍然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似乎是不可能的。（4）从分配格局上看，企业创造价值的85%左右被国家拿走了，企业所仅有的15%微乎其微的留利，如何通过积累实现企业生产方式转变？（5）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实现投资体制的转变，旧的投资体制已经形成了权利分割的似乎难以突破的格局：国家计委管基建设资，国家经委管技改投资，国家科委管企业技研投资等，要改变这种格局难度很大。（6）我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相对说来，大都是中小企业，且分散程度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因而也产生不了规模效益。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天生就是封闭式企业，在封闭式企业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水平很低。再加上臃肿的组织结构和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然难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7）从全国看，产业结构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合理，社会资源难以合理利用，再加上产业结构在地区之间由于受到“诸候经济”的影响趋同性很强，而且日益加剧，严重地降低了结构合理效益和分工协调效益。比方说我们有许多相临的城市，如苏、锡、常，都有自己的电冰箱厂，都有自己的照像机厂，都有自己的自行车厂等。这就是说，我们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呈现出同构化现象，很不合理。由此看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为此，不仅需要我们在制定战略和策略时要谨慎从事，还要求我们必须有耐心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