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率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国经济论文,危机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7年始于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场危机产生于市场失灵、监管不力、金融发展过度、信息不充分和贪婪或恐慌等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并非内生于资本主义本身。这种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ce)的解释忽略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前提，在现象之间寻找因果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其归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此背景下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即“金融化”。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理解当前的金融危机占有方法论上的优势，但正如莱伯曼所警示的：“我们怎么才能运用我们对基本矛盾的理解对危机进行更高深的分析；我们怎么才能避免不是苍白无力地重申资本主义就是危机和空谈总危机，就是摆出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援助计划、最新进展等无穷无尽的细节？”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动态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1975-2008年经验数据来分析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波动及其决定因素，能更好地甄别经济周期波动、尤其是本次危机的根源。
本文第二部分简要评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前危机的分析；第三部分在评述各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对利润率下降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危机理论进行新的综合；第四部分计算1975-2008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Non-Financial Corporate Business，NFCB)的季度利润率，通过初步和进一步分解揭示利润率下降的具体原因；第五部分分别计算1975-2008年美国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年度利润率和金融部门的年度利润率，分析金融化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当前的危机；最后为结论和展望。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前危机的分析综述
针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性质、根源、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理论解释。(1)生产过剩论。布伦纳和每月评论派认为，1973年以来的长期生产过剩造成了经济停滞，迫使发达国家通过降息、放松管制、金融化和推动资本的全球投机等手段拉动经济增长和延缓危机的发生。但是，长期生产过剩背景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金融化背景下投机与生产的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布伦纳将这一时期的生产过剩归因于来自日、欧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每月评论派秉承了斯威齐和巴兰的垄断资本理论，认为垄断造成的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停滞。②(2)金融化或金融掠夺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越来越多地转向金融领域，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中获得了更多利润，形成了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拉帕维查斯认为，由于产业资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下降了，金融化从控制产业资本转向了控制个人，银行通过不断扩张次贷等个人金融业务从家庭部门的收入中直接榨取利润，进行“金融掠夺”。③迪姆斯基认为，金融化中的投机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这种积累模式的不稳定性，抵押贷款市场中贷方设置的剥削性信用关系是当前危机的根源。当2007年利息率提高、房价下降和次贷违约率快速提高同时发生时，经济中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进而通过证券化链条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④(3)新自由主义体制失败论。科茨认为，放松管制、削减福利、私有化、打击工会和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等措施，有利于增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风险极高的金融投机催生了一系列大资产泡沫，形成了通过金融泡沫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经济中的债务负担和金融业的脆弱性不断加重，进而引发了危机。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体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⑤
生产过剩论正确地试图从产业资本运动中寻找危机的基础，却片面地将生产过剩归因于流通领域中的竞争或垄断程度。⑥虽然马克思肯定了竞争如何迫使资本家不断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也肯定了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将造成生产过剩和停滞，但是竞争或垄断程度只是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资本外部运动。金融化或金融掠夺论分析了危机最先爆发于金融领域的内在过程和具体机制，但未从产业资本和金融业相结合的角度解释金融化的内在矛盾，也未回答为何产业资本先于金融业出现问题却没有爆发危机，以及为何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没有提前诱发危机；而且对金融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新自由主义体制失败论从30多年的较长视角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制度背景，从宏观层面描述了引致危机的诸多因素，但没有结合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具体作用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如何引致危机的。上述三种理论都结合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等资本主义的最新进展解释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认识危机的根源和形成机理大有裨益。虽然上述学者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角度不同，这些理论解释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甚至混淆了危机的原因、形式和结果。与以研究经济活动为中心的西方主流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以资本积累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为基础，发展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在实证基础上更深刻地审视30多年来劳资之间以及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与危机的联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一项新的综合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整合。发展一个逻辑一致的、能解释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后来的学者在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挤压论和利润率下降论四个代表性理论流派，各持己见地寻求危机的主因，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分野甚至相悖。⑦同时，这些理论都着眼于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和金融的研究。下面我们根据曼德尔的分类，将上述危机理论分为单因论和多因论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进行一项新的综合。
（一）单因危机论述评
单因论主要有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挤压论。(1)消费不足论。考茨基和斯威齐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既会超过全社会的总消费力，又会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力萎缩，最终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⑧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强迫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转变为新增的消费力，但终将面临全社会消费力的极限，以致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⑨(2)比例失调论。杜冈和希法亭等认为，只有通过某种手段维持投资在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比例性，才能保证资本积累的秩序。但是，由于投资是由个别资本家分散决策的，而且存在竞争或垄断、技术创新和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因而这种比例性必然受到破坏，进而引发比例失调的危机。⑩(3)利润挤压论。克罗蒂、格林和哈里森等认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和过度积累导致的产业后备军缩小，将促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实际工资率上升，进而提高收入分配中的工资份额。这将挤压总利润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使积累下降，最终引发危机。(11)
这三种单因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都能找到依据，因而都具有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合理性，但是上述危机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1)消费不足理论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简化为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问题，但是没有考虑资本家相互之间的投资需求；卢森堡只是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说明危机，忽视了现实的危机只能产生于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12)(2)受制于竞争从外部施加的强制性，资本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追求自身的增殖，这使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性成为一种常态；比例失调是更深层次的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13)(3)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论实质上都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寻找危机的根源，很容易导出修正主义的观点：似乎提高工资或用外部手段保持生产的比例性就能避免危机。实现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始终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非总处在危机之中，因此二者不是危机的充分条件。(4)利润挤压只是危机前的短期现象，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它在现实中将导致两个结果：或者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压低工资；或者资本加紧分化工人阶级以重夺优势。
以上三种理论都把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但是危机的原因却在于资本积累过程所固有的多重限制。危机的发生通常意味着供求关系、不同部门或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劳资关系同时发生紧张，因此必须把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分析危机。
（二）作为多因论的利润率下降论：批评与辩护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价值利润率(p)可用公式表达：p=s/(c+v)(1)
其中s为剩余价值，v为可变资本，c为不变资本。将(1)式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v，我们得到p＝(s/v)/(c/v+1)，其中s/v为剩余价值率，c/v为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指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在长期中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投机和危机。(14)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同时形成了三类批评：(1)利润率下降本身不会发生。因为个别资本仅在预期到利润率会提高时才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所以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积累不会使利润率下降——即“置盐定理”；(15)米克等学者用战后等时期利润率的上升反驳这一理论。(16)(2)利润率下降的内在机制并不确定。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然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之产业后备军扩大造成的工资下降，剩余价值率最终会提高，且不一定比有机构成提高得慢。(17)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生产率提高将使不变资本贬值并进一步减弱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机构成提高本身有利于资本更有效地压制劳动，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18)(3)利润率下降论缺乏整体性和历史性。一些学者认为利润率下降论忽视了生产和流通、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且假定价值增殖的使用价值基础和资本积累的主导部门在长期中没有变化。相反，产业部门的多样化可以刺激资本积累，并使利润率恢复。此外，利润率下降论是一个不受具体历史时间约束的抽象趋势，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无关。(19)
这些批评都没有全面地理解利润率下降论。(1)在动态过程中，个别资本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会通过获得超额利润和扩大利润总量提高个别利润率，但是竞争会使新的生产方法普遍化，进而降低资本整体的平均利润率。(20)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70年代滞胀危机等历史上的大危机发生前都伴有利润率的下降。(21)(2)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联系时，并未简单地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他明确指出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相结合是生产率提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22)新李嘉图主义者的批评以比较静态学为基础，但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动态趋势仍是资本替代劳动，这会进一步压低工资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23)(3)因为利润率下降反映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整体问题，所以弄清危机是集中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既基本上毫无意义，又可能混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消费只是作为结果，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目的出现的。(24)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正是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在长期中变化的体现，新部门在长期中同样不能避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下降。(25)利润率趋向下降总是寓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之中，并且在长波的下降期和周期的衰落期表现出来。
在长期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构成资本积累过程的真正限制。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变资本的节约可能是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中企业竞争的核心，劳动高度密集型的服务业也可抵消有机构成的持续增长，因而有机构成趋向缓慢提高或相对稳定在一定的高度。(26)因此，除资本有机构成外，还必须考虑马克思提到过的、促使利润率周期下降的另外两个因素：工资提高导致的剩余价值率下降以及商品价值实现问题。(27)利润率下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多因论。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是决定资本家利润预期的主要因素。利润率通过利润预期和投资率影响总产量和就业量。在利润率下降条件下，为了保证利润量不变或增加，必须使投资增加的比例大于利润率下降的比例。但是不断增加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引起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不仅降低资本家的利润预期，而且投资的增长也难以持续下去，最终引起经济中总产出和就业水平的下降。积累得越多就越难积累，只有通过一场危机才能恢复积累的秩序。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揭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机制；周期中蕴含的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反映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规律。(28)
（三）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一项新的综合
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积累状况的恶化并预示着危机，作为一种多因论的利润率下降论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进一步，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29)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始终存在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作为交易媒介的潜在矛盾。(30)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通过借贷资本、银行资本和虚拟资本等的具体运动扬弃了资本积累的限制，但同时使这些限制具有了最普遍的形式，进而引发危机，这一过程的基础仍然是货币。(31)完备的危机理论既要将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多种原因综合起来，又要将信用关系的具体运动考虑为引发危机的内生过程。
1.利润率公式的新综合
为了利用统计资料从经验上甄别利润率下降的具体机制，国外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价值利润率公式进行了新的分解，例如莫斯利、莱伯曼和莫汉等学者将利润率公式分解为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效率的乘积；而韦斯科普夫的方法综合并区分了利润份额、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等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更适合我们当前的研究。(32)按照韦斯科普夫的方法，利润率可表示为：
r＝Ⅱ／K＝（Ⅱ／Y）×(Y/Y*)×(Y*/K)(2)
其中：r为利润率，Ⅱ为利润，K为资本存量，Y为产出，Y*为潜在产出；Ⅱ／K为利润率，Ⅱ／Y为利润份额，Y/Y*为产能利用率，Y*/K为产能资本比。工资份额上升将使利润份额下降；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及其引致的投资下降，最终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下降。其他条件不变，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利润率下降。
(2)式的第三项可以被分解为：Y*/K=(Y*/Y)×(Y/W)×(W/K)(3)
其中W为工资总额。(3)式等号右侧的第三项是工资总额与资本存量之比，其倒数近似资本有机构成。其他条件不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通过产能资本比的下降而导致利润率下降。
(2)式将前述部分独立的因素进行了整合，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为了防止从公式出发，经验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货币、技术和劳资斗争来揭示三种因素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现实作用。
2.货币、信用和金融与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规律的双重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33)这必然导致“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34)资本加速积累的需要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生息资本；同时，达不到预付资本最低限额的大量分散的中小资本，由于利润预期的降低不得不进行各种金融投机；于是，催生了金融业的繁荣和泡沫。危机的发生以信用的扩张为先决条件。因此，关键是将实际因素和货币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危机的发生机制。
宇野学派将产业资本积累与借贷资本运动相结合，用负债式积累螺旋解释了危机的发生。(35)利润率的持续下降最终使得资本家无力还本付息，只能通过变卖资产或以债养债保全积累，负债规模恶性膨胀，从而形成恶性的负债式积累螺旋，债务链条破裂的普遍发生将引发危机。
宇野学派的负债式积累螺旋危机理论深刻地揭示了黄金货币化制度下的危机机制。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美元成为不兑现黄金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美国金融管理当局的货币供给几乎摆脱了任何物质上的限制，可以借助于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保证资本的积累能力。信用关系借助于金融化进一步扩大，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36)产业资本既为了获得积累所需的货币资本而负债，又将负债用于运作各种金融资产以获得虚拟的利润和摆脱利润率下降的桎梏。金融资本不仅贷款给产业资本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逐渐从一个适应产业资本积累的辅助系统，演变成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从属于自身的特权系统，使一切资本“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7)金融化通过对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渗透不断再生产出新的金融积累能力，工人阶级通过负债和买卖金融产品使个人未来收入资本化。资本的国际流动在全球形成了投机热潮。
金融化无限制地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必然侵蚀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货币管理当局始终面临着通过信用创造维持资本积累与维护货币基础的合法性之间的深刻矛盾。金融本身并不产生新价值，其利润最终来源于产业资本的积累，因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投机时，新价值的创造将被削弱，进而整个金融化过程将逐渐陷入停滞。货币管理当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注入更多的货币符号延续金融化过程，用货币流通量的泡沫性膨胀掩盖实体经济运动的低迷。当货币管理当局为了维护本国资本的整体利益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捍卫货币基础的合法性时，债务链条的破裂将通过债务压缩机制引发危机。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新综合表明，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断遇到自身的限制：实体资本的积累受到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出现周期性波动；实体资本通过不断增强金融活动以改善资本盈利能力的同时，金融业自身也变为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我们可以从经验上来分析实体资本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利润率和金融部门本身的利润率；金融化的发展不仅进一步弱化了资本积累的能力，而且受到货币本身内在矛盾的限制。这些多重限制只能通过危机得以解决。
四、1975-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及其动态
为了延续韦斯科普夫的研究并与之比较，我们计算和分解了1975-2008年美国NFCB的实体经济季度利润率。在此期间，美国全部商业部门的收入中平均有76.7%来自企业部门，企业部门的收入中平均有89.7%来自NFCB部门，(38)因而NFCB部门利润率反映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一）利润率的计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分解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测算NFCB部门的利润率，我们按照韦斯科普夫和杜梅尼尔的方法进行了测算。(39)NFCB部门实体经济利润率(
)的分子为包含存货价值调整(IVA)和资本耗费调整(CCAdj)的税前利润加净利息支出；分母为固定资产（包括软件、设备和建筑物）加存货存量，即有形资产。不包含股票或债券的买卖或发行等金融活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通常被用于分析税前利润率，它反映了NFCB部门创造全部新价值的能力。图1绘出了NFCB部门的实际产出和
图1 NFCB部门实际产出和：周期和阶段的划分
资料来源：利润率根据(4)式计算。其中的“包含IVA和CCAdj的税前利润”、“净利息支出”和NFCB部门实际产出，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1.14；有形资产来自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B.102，http://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Nov.12，2009。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涉及的实际值都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了调整，1975-2000年产业分类法为SIC，2001年后为NAICS；除直接可得的季（年）度数据，季（年）度数据为当季各月（当年各季度）数据的平均值。
图1表明：(1)实际产出长期上升，明显周期性波动并存在某个稳定的范围，说明生产过剩论关于利润率在这一时期基本停滞的判断可能是恰当的。(2)每次的波动都先于实际产出的波动，且在1991年后波动更为剧烈，这可能与新经济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有关。
根据实际产出的波动，可将1978-2008年划分为五个周期；各个周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周期开始时的实际产出低谷到高峰，此时和实际产出同时增长，为扩张前期；第二阶段从高峰到实际产出高峰，此时开始下降、实际产出继续增长，为扩张后期；第三阶段从实际产出高峰到周期结束时的实际产出低谷，此时和实际产出同时下降，为收缩期。表1列出了周期和阶段的划分与各节点上的和实际产出。
表1表明：(1)我们划分的周期节点中只有4个不同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划分，且最多相差两个季度，因而反映了美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并与其他研究具有可比性。(2)在每个收缩期开始前的第二阶段就已下降的事实，说明下降是实际产出下降的基础，因此第二阶段将是我们的分析重点。为了分析1975-2008年在长期和周期中波动的具体原因，我们根据(2)式中四个基本变量的经验数据，来分析各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的波动。表2列出了这段时期的及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平均值。
表2表明：(1)1975-2008年平均约为8.04%，明显低于1945-1974年按同一方法计算的10.16%，说明在近30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2)长期趋势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从第一至第二周期趋于下降，在第三至第四周期趋于上升，但第四周期收缩期时又降至5.80%，第五周期趋于下降。(3)Ⅱ／Y从第二周期最低平均16.01%，恢复到第三至第五周期的平均17.5%以上。这说明里根政府以来打击工会、削减福利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等措施开始见效，这与科茨等的判断相吻合。(4)1975-2008年Y/Y*平均仅为79.08%，明显低于1948-1974年的83.55%，这说明价值实现问题更为严重。(5)Y*/K在第二周期下降，在第三至第四周期连续上升，这可能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机器替代劳动和90年代以来IT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关，进一步分解将说明这是否反映了K/W对利润率的影响。
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利润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不是水平，因而需要进一步计算和三个变量随时间的增长率。将(
)定义为对任意变量x取对数，再对时间求导数（下同）。(2)式的增长率方程为：
表3列出了NFCB部门的利润率及其影响因素在各个阶段的增长率。表3表明：(1)Ⅱ／Y是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平均解释了第一阶段利润率上升的74.37%，第二阶段利润率下降的80.10%，第三阶段利润率下降的61.23%。第二阶段Ⅱ／Y的下降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工资和工资份额在危机的准备时期会普遍提高的判断。(40)(2)Y/Y*是周期波动的第二位原因，但在第二周期第一阶段与利润率的上升出现了微弱的不一致。(3)Y*/K与的周期波动在大部分阶段中并不一致，其原因需要进一步分解说明。
（二）利润率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理论分析
利润率的影响因素包含价格因素和实际因素的两方面作用。W/Y（工资份额）表示Ⅱ／Y的相反变动，反映了产出品和工资品价格、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的综合作用。K/W与Y*/K呈反方向变动，反映了资本品和工资品价格、实际资本劳动比和实际工资率的综合作用。为了具体地分析这些因素，有必要对相关变量做进一步分解。(41)
2.Y*/K可以被分解为：
（三）利润率影响因素进一步分解的经验分析
为了从经验上分析波动的具体原因，我们计算了W/Y、Y/Y*和K/W所包含的价格因素和实际因素的增长率，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甄别价格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时给出了
的增长率；表5列出了各因素增长率分阶段的平均值。
表5表明：(1)在扩张前期，实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恢复了NFCB部门的盈利能力；资本品价格相对于工资品价格的下降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下降；由于危机过后潜在实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慢于实际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而产出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价格并未很快上涨，产能资本比小幅下降，进而减弱了的提高。(2)在扩张后期，实际工资率的增长和工资品价格相对于产出品价格的更快上升，推动了工资份额的上升；实际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成为资本有机构成和产能资本比上升的主要原因。(3)在收缩期，工资品的价格上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使工资份额继续趋于上升；实际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潜在实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快于实际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同时产出品价格比资本品价格上升得快，产能资本比趋于上升。为了揭示实际和价格因素导致下降的具体过程，下面我们结合表4详细分析各周期的第二阶段。
第一周期：(1)20世纪70年代末高通胀下
的快速上升和福特制危机引起的y/L下降，推动了W/Y的上升；由于1977-1979年失业率平均达到了较高的6.31%，(42)w趋于下降。(2)生产过程的重组下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提高了k/L，这与w下降一起推动了K/W上升；但的更快上涨减缓了这一过程。(3)福特制危机的持续和机器替代劳动导致的生产工人减少，使Y*/L下降和k/L上升成为压低Y*/K的主要原因；但高通胀下
的上升减弱了这一作用。(4)凯恩斯主义扩张总需求政策的延续使Y/Y*的下降并不明显。
第二周期：(1)福特制危机的延续降低了y/L，同时反凯恩斯主义政策有效压低了，二者推动了w和W/Y的上升。(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重组提高了k/L，并使K/W趋于上升；但通胀下降背景下
增长放缓，与w上升一起减缓了K/W上升。(3)增长放缓提高了的相对增长程度，使Y*/K上升；但非生产工人比例的上升进一步降低了Y*/L的增长速度，一定程度减缓了Y*/K的上升。(43)(4)国际债务危机引发的美国债务紧缩，使Y/Y*下降较明显。
第三周期：(1)1986年以来打击工会的措施和美国通胀率的再次上升，使提高较快，同时w趋于下降。生产过程向弹性化的转型进一步降低了生产工人的比例，从而使y/L趋于下降，这与提高一起推升了W/Y。(2)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生产过程逐渐趋于弹性化，(44)直接增加非生产工人比例的大棒政策使k/L的增长趋于减缓，这与上升和w下降一起压低了K/W。(3)由于生产过程转型期中y/L和Y*/L表现不佳，同时高通胀下提高较快，Y*/K趋于上升。(4)1981年以来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促进了经济的复苏，进而减弱了Y/Y*的下降。
第四周期：(1)新经济下失业率从1992年的最高7.6%降至2000年的4%左右，因而w趋于上升，但IT技术扩散、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等因素引起的y/L提高，降低了w的相对提高程度；同时上涨成为W/Y提高的主要原因。(2)IT投资增长和新一轮固定资本更新推动了k/L和的上升。但w的更快上升使K/W趋于下降。(3)资本节约型的IT技术的扩散，推动Y*/L比k/L提高得更快，进而提高了Y*/K。(4)新经济下的繁荣使得Y/Y*下降并不明显。
第五周期：(1)21世纪初股市泡沫的破裂降低了股票期权给非生产工人带来的收益，同时IT投资的增长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趋于减弱，因而w和y/L的增长率趋于下降；上升是这阶段W/Y提高的主要原因。(2)新泡沫经济下投资的增加既提高了，又提高了k/L，因而K/W趋于上升，但w的增长减弱了K/W上升。(3)生产工人比例的下降和IT技术对生产率增长贡献的下降，降低了Y*/L相对于k/L的增长速度，加之增长较快，因而Y*/K趋于下降。(4)金融化带来的财富效应使Y/Y*下降幅度很小。
五、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利润率与当前的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1975年以来美国生产过程的重组并没有使产业资本利润率得到根本性的恢复。借助于不兑现的美元的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资本积累模式逐渐发生转向：产业资本更加依靠金融活动维持盈利能力；金融资本逐渐脱离产业资本循环，形成以未来价值索取权的占有为基础的独立系统；不受限制的美元供给通过境外美元循环进一步促进这种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但是金融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积累模式与美元作为国际价值尺度的职能之间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危机的发生表明这种积累模式必须回到它的货币基础。下面我们参照杜梅尼尔等开创的方法，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利润率进行测算和分析。(45)
（一）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利润率及其动态
NFCB部门的实体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的划分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是否将与某些金融活动有关的现金流或资产算作利润或成本并没有公认的标准。为了在现有数据的范围内尽量完整地体现金融活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我们将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利润率(
)的分子取为实体经济利润加净金融收入，净金融收入等于利息收入、股息收入、资产持有收益（包括共同基金收益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和海外收益之和（即金融收入），减去利息和股息支出（即金融成本）；分母取为资产净值，即有形资产减去净负债（负债减金融资产），再加上外国在美直接投资；为了排除通胀对债务的影响，分子还加上了一个调整项，即通胀率乘以净负债。与杜梅尼尔的方法相比，股息支出在这里被算作金融成本的一部分在分子上予以扣除，这更好地体现了全部金融活动对积累的影响。为了比较，我们绘出了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年度利润率和实体经济年度利润率，结果如图2所示。
图2表明：(1)基本上与同期波动。这说明NFCB部门的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2)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波动幅度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减小，但之后不断增大。这说明NFCB部门的金融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活动的增加逐渐加强。(3)在长期中趋于下降。1975-1981年高于，此后始终低于后者。同时，二者的差距在1982-1990年基本稳定在约2%，在1991-2008年逐渐增至4.94%。这说明NFCB的金融活动在1975年至80年代初开始增加，在80年代基本保持稳定，1991年以后快速增加。这证实了我们对NFCB部门金融活动变化的判断。
导致周期波动和长期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利息和股息支出的变动。1975年以来NFCB部门盈利能力长期无法恢复，内部融资不足以满足资本再生产所需的现金流。同时，受到“股东价值运动”的影响，NFCB部门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把越来越多的现金流投向了股票回购以操纵股价和拉升企业的账面价值，这进一步削弱了内部融资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作用下，NFCB部门的金融缺口从1975年的-83.6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2324.2亿美元，(46)不得不依靠负债和发行股票等外部融资渠道获得资本再生产所需的现金流来维持积累和一定水平的利润率。但是，外部融资的代价是必须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利润用于支付利息和股息。这不仅使得金融成本占实体经济利润的比例从1975年的73%升至2008年的115%，而且使金融成本超过了各项金融收入，使净金融收入从1975年的-452亿美元降至2008年的-5908亿美元，进而导致了的周期波动和长期下降。
资料来源：所用数据来源同图1。根据(14)式计算，其中净金融收入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1.14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R.102和F.102；调整项中的通胀率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1.1.9；净负债和外国在美直接投资分别来自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B.102、L.102。
（二）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及其动态
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表现了金融部门参与利润分配的地位。确定金融部门的范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可以得到充分、可比的数据，计算出的利润率应该有意义。因为房地产部门的资产主要由家庭所有；各种基金不具有企业性质，不是独立的投资渠道，且其本身不创收；个人信贷机构为富人所有，采取委托管理形式，并非独立的企业部门；政府性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这些部门不适于计算利润率。因此，我们将金融部门限定为商业银行、储蓄机构、信贷机构、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证券化产品发行机构、金融公司和证券经纪机构这七个部门。
有限定的金融公司部门(RFCB)利润率(r[,RFCB])的分子为RFCB部门的税后利润、业主税后收入、股息收入、资产持有收益（包括共同基金收益、股权收益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海外收益和调整项（通胀率乘以净负债）之和；分母为资产净值，即有形资产减去净负债（负债减金融资产），再加上外国在美直接投资。为了比较，我们绘出了RFCB部门的年度利润率和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年度利润率，结果如图3所示。
(15)
图3表明：(1)r[,RFCB]基本上与同期波动，但1991年后的大部分年份明显高于，显示1991年后美国形成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2)若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危机的时期，长期中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确实促进了RFCB部门参与价值分配的地位的提升。(3)
的波动幅度明显高于，在历次危机发生时都大幅度下降，并在1991年后波动得更为剧烈，例如从1999年的15.8%降至2001年的-2.1%，从2006年的13.5%降至2008年的-12.3%。这说明金融化本身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图3 RFCB部门的利润率和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根据(15)式计算，其中税后利润股息收入分别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6.19、7.10；业主收入根据Duménil & Lévy，“The Real and Financial Components of Profitability”一文附录的方法进行计算，数据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6.2、6.4、6.5、6.8、6.17和6.19，以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分产业核算的GDP》，http://www.bea.gov/industry/xls/GDPbyInd_VA_SIC.xls,Jan.3,2010；资产持有收益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F.102、F.109、F.114、F.115、F.116、F.117、F.126、F.127、F.129、F.229、L.102、L.109、L.114、L.115、L.116、L.117、L.126、L.127、L.129和L.229进行计算；海外收益来自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F.102、L.102和L.229。有形资产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固定资产》表3.1ES；净负债来自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L.109、L.114、L.115、L.116、L.117、L.126、L.127和L.129；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来自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L.229。
1975年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1991年后新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形成是美联储、金融业、NFCB部门、家庭部门以及境外美元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1)20世纪70、80年代初为了抑制通胀而维持高利率政策导致的沃克尔冲击和1975年以来利润率未得到有效恢复的事实，促使美联储在80年代中期以后不得不连续降低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借贷成本的下降推动了金融部门的发展。(2)20世纪70年代作为金融业核心的银行业的经营困境迫使金融监管做出让步，银行获准进入投资银行业和保险业等领域，尤其是将抵押贷款证券化并售出，其获利焦点也相应地从净利息边际转向了收取多种业务的中介费，这使得证券化和金融创新快速膨胀。(3)NFCB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迫使更多的资本投入无需经过生产过程就可获利的金融业。这拉升了并逐渐形成一种正反馈，将更多的资本引入金融部门，1975-2008年RFCB部门和NFCB部门的资产净值之比增加了127%。(4)1975年以来家庭部门实际收入增长的停滞提升了其两方面信贷需求：以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的“贫穷需求”和以进一步弥补收入不足为目的的“投机需求”。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次贷等个人抵押贷款和这些贷款支持的证券化产品的扩张，形成了抵押贷款—房地产市场—证券化—衍生品联动的金融链条。(5)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的流入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供应了巨大的流动性。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为了保持本币的低汇率，预防资本突然外逃和增加外汇储备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将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进而增加了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并压低了长期利率。(47)
（三）金融化的脆弱性、美联储的两难和当前的危机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以不断扩大的企业、个人和国际负债为基础的。2000年后美国经济逐渐步入了具有高度利息率弹性、风险极高的“庞齐金融”，同时通过金融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和美元的国际价值尺度职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强。
1.美国金融化的脆弱性
表6列出了2000年以来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有关的一些重要指标。
表6表明：(1)NFCB部门维持负债式积累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利润可以还本付息，2000-2004年美联储的降息将NFCB部门的债务负担降低了42%。但是NFCB部门经营策略上的短期化、组织上的分化和不稳定化以及金融上的投机化迫使其不断扩大债务规模甚至以债养债，2000-2006年净负债占有形资产的比例从2%升至7%，从而提高了积累的利息率弹性。(2)RFCB部门对次贷等个人金融业务的推动使美国家庭债务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Debt Service Ratio)在2000-2007年提高了13%，同时家庭部门承担的总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2001年后始终高于100%。维持健康的个人债务关系的前提是个人有足够、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来偿付不断增加的本息。但是个人负债的增加实际上是以不确定性极高的未来收入作抵押的，极易因利息率提高、房价下降等冲击而使债务链条断裂。(3)流入美国的境外美元在2001-2007年增长了172%。这扩大了借贷资本供给、降低了长期利率，并通过推动企业和个人负债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国际主权和非主权主体向美国投资的意愿取决于国家利益、对美元计价资产收益的预期和汇率等多重因素。境外美元的堆积和回流加大了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胀的可能性：2001-2007年美元与主要货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下降了23%，2002-2005年通胀率上升了113%。由于国际投资主体无法承担美元贬值导致的资产损失风险，同时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基础越来越薄弱，2000年以来的境外美元流入是不可持续的。
2.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内在矛盾
在一个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形成的模式下，对于积累拥有战略地位的金融部门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经济政策因而必须反映金融化的规则。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美联储认为应该通过控制金融不稳定性减弱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控制金融不稳定性的渠道是调节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胀和稳定美元币值。美联储必须在维护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地位与促进金融化积累所需要的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下，小心翼翼地扶持投机行为并公开地促使其合理化。(48)
在现实中，由于金融创新使得货币流通量越来越难以直接控制，美联储选择通过调控利率间接地调节货币量。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为了快速拉动经济复苏，美联储在4年内将短期利率从6%以上降至1%左右。这推动了2000年以来的金融化及其财富效应，同时使得美国经济中的货币量超出了其质的规定性所允许的范围：2000-2007年NFCB部门的实际净增值增长了14.72%，净增值增长了30.52%，(49)而经济中的流动性(M[,2])增长了52.71%，(50)货币量的增加严重超过了经济中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境外美元的流入进一步促进了货币量的膨胀，推动美国的通胀率连续上升，并降低了美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价值。
3.危机的发生
为了控制通胀和维系美元币值，美联储在2004-2007年将短期利率迅速提高了271%。短期利率的提高加重了产业资本的利息负担，使NFCB部门利息支出占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比例在2005-2007年后上升了约9个百分点，进而如图2所示，促使NFCB部门参与金融活动的利润率和实体经济利润率在2005年和2006年相继下降，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中的借贷资本供给量，而充足的借贷资本量取决于一定水平的长短期利差。如表6所示，2001年以来境外美元的大规模流入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因而一个较低的短期利率才能为银行提供合理的长短期利差。但是，2003年以来，美联储的升息使长短期利差从2004年的4.5%迅速降至2007年的1.32%。长短期利差的缩小不利于经济中流动性和信贷供给的扩大，进而增加了金融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2007年，利息率的上升导致了家庭部门债务负担和次贷等贷款违约率的上升，进一步加重经济中的流动性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并最终通过证券化链条引发了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化积累和维护货币基础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但金融化的发展导源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长期停滞。当产业资本试图通过金融活动恢复其利润率时，金融成本的提高反而压低了其实际得到的利润率。金融部门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利于金融化的持续，但同时也造成了整个经济中各个部门的脆弱性和风险的累积。美联储为了维护美元的地位和美国资本整体利益而调整货币政策的行为，引发了当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在长期和周期中的波动是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借助于韦斯科普夫的经典文献，可以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因素综合起来，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解释利润率的波动或下降的具体根源；现实的经济危机必须将实际因素和货币、信用等金融因素结合起来；在利润率新综合基础上，我们发展了在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经济危机从债务收缩型危机向金融化危机转化的逻辑框架。
经验研究表明：(1)1975年以来实体经济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利润份额的波动是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其具体机制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1991年之前的重组和1991年之后的弹性化，分别主要导致了机器和非生产工人对生产工人的替代，进而提高了工资份额；产能利用率是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第二位原因，在实体经济仍占主导的1991年前波动较大，在1991年后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下对利润率波动的作用明显缩小；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与马克思的判断相一致，但资本品、消费品和产出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2)对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化利润率和有限定的金融部门利润率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积累的新模式。借助于信用制度维系经济增长，资本被迫通过金融化狂热地追求新的投资和新的冒险，使得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进一步导致整个利润率的下降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回归货币基础的内在机制最终加速了矛盾的总爆发，引发当前如此严重的危机。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拯救金融系统来促进经济复苏，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经济复苏的基础在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的恢复，而美国经济已经空心化和金融化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提高工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必须建立劳资妥协的生产关系，但是美国生产过程的重组使工人原子化、就业弹性化了，必要的劳资协定难以达成，劳动利用效率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进；美联储采取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通过转嫁危机来暂时缓解自身的矛盾，但会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将可能以体系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危机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行的现象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日益自觉的应用，资本技术构成的不断提高，表明社会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潜力。这正是资本保值增殖的基本手段，但却与资本积累的目的和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于是在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受到了资本占有社会化生产这一生产关系的限制，受到了“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的限制。(51)所以，资本积累“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52)必然是非连续的过程，内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53)
注释：
①D.Laibman,"The Onset of Great Depression II," Science & Society,vol.73,no.3,2009.
②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3期；J.Foster and F.Magdoff,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③C.Lapavitsas,"Financialised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7,no.2,2009.
④G.Dymsk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ubprime Meltdown," working-paper,Sep.2008.
⑤科茨：《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⑥M.Lebowitz,Following Marx,Leiden:Brill,2009,pp.273-297.
⑦许建康：《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
⑧伊藤诚：《价值与危机》，宋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章。
⑨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⑩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廉佩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6页。
(11)伊藤诚：《价值与危机》，第106页。
(12)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79页。
(13)(16)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顾海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14、319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15)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骆桢、李怡乐译，《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17)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8-124页。
(18)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1页。
(19)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105页。
(20)(22)(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4页、第3章（数学例子，第58-82页）、第267、263页。
(21)G.Duménil and D.Lévy,"Why Does Profitability Matt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vol.25,no.1,1993.
(23)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第172页。
(24)(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73-574、585页。
(26)施瓦茨：《资本主义的精妙剖析》，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2-293页。
(27)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第167页。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30)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Chap.9.
(31)(33)(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685页；第276页；并参见本卷第242-251页；第279页。
(32)F.Moseley,"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vol.29,no.4,1997; D.Laibman,"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Science and Society,vol.57,1993; S.Mohun,"The Australian Rate of Profit,"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no.52,2002; T.Weisskopf,"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S.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no.4,1979.
(35)伊藤诚：《价值与危机》，第102页。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0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38)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1.13和1.14相关数据计算，http://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Nov.12,2009.
(39)T.Weisskopf,"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S.Economy"; G.Duménil and D.Lévy,"The Real and Financial Components of Profitabili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6,no.1,2004.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57页。
(41)理论上，Y/Y*也可进一步分解为表示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部门之间平衡性的变量，但由于与美国消费和投资结构、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等有关的完备数据不可得，我们没有做进一步分解。
(42)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编《失业率》，http://data.bls.gov/PDQ/servlet/SurveyOutputServlet? data_tool=latest_numbers&series_id=LNS14000000,Nov.19,2009.
(43)非生产工人为高于生产线监工层级(line-supervisor level)的管理者。参见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编《制造业年度普查》，http://census.gov/prod/2006pubs/am0531gs1.pdf,Nov.19,2009.
(44)谢富胜：《企业网络》，《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7期；D.Gordon,Fat and Me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Chap.3.
(45)G.Duménil and D.Lévy,"The Real and Financial Components of Profitability."
(46)金融缺口＝资产性支出－（内部融资额+IVA）。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资金流量账户》表F.102。
(47)齐昊：《国外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美国金融危机》，柳欣、张宇编：《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卷第1辑，总第1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165页。
(48)布伦纳：《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49)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表1.14。
(50)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货币存量指标》表H.6，http://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current/h6.htm,Jan.17,2010.
(51)(52)(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8、278、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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