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形态论文,知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转向视域下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呈现的知识面貌是什么，这种知识面貌的内在构成、发展规律、基本走向及表现的问题性何在?这对当代中国的文论建设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反思的重要命题。本文之所以以这种学理逻辑设定阐释的论域，一方面在于，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一直视西方文论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与价值参照，其本土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形成，已深深融入了西方理论的多种观念、价值与方法。而且，这种从本体基础方面紧紧依赖与移植西方文论的建构方式，在20世纪后期有不断强化之趋势，因此，“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①。
另一方面，以“文化转向”这一述语，指称和概括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变化的整体趋势与文学研究的状况，或许比用“文化研究”来描述更为恰当。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文化研究尽管“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于定位的知识领域”②；“文化研究不是什么统一的流派，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它不过是正在形成的跨门类的课题，……文化研究实际汇聚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学批评诸多门类的知识，就文化研究普遍注重文本分析方法而言，它更像是传统文学批评学科的变种”③。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讲得更直接：“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④如此看来，文化研究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与范式，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从20世纪中叶后西方文论与批评发展的实际出发，并考虑到西方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的规导性与价值走向，以及它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与批评所形成的内在影响，应该说，其中最重要的知识资源无疑是继20世纪语言论之后的“文化转向”。
英国学者戴维·钱尼曾以“文化转向”来描述当代社会变化的普遍趋势。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文化成为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焦点，并且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作为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它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文化转向同样是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阶段⑤。詹姆逊同样以“文化转向”概括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他说：“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⑥英国当代文论家拉曼·塞尔登也强调，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更为瞩目的转变，那就是向“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⑦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向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后结构主义等，都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构成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⑧。
由此可见，“文化转向”不仅昭示了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的显著变化，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与批评最为突出的学术走向及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整体的研究视域与知识图景，文化转向包括了后现代状况、文化研究与消费主义三种类型。其理论资源的多样性，既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以其丰富而复杂的问题性，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借鉴。
后现代作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不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人文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当代西方文论与批评的新的知识图景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按詹姆逊的理解，后现代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转向的重要表征：“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⑨。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时期的风格，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主导风格。“后现代主义存在的状况所依赖的前提是某种根本的断裂或中断，这种断裂常常与近百年来的现代运动的衰落或消失的概念相关(或者与对它的意识形态或美学的否定相关)……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尽管从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直到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有的现代批评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文化工业。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⑩。对詹姆逊来说，后现代主义表示艺术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定位，后现代主义不是主题问题，也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这即是詹姆逊一贯坚持和强调的思想，在不同阶段，文化的作用、含义和地位是不同的，文化处在一种不断地变动之中，在后现代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的呈现，后现代主义是当前后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形式。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种文化转向，是一次与现代主义文化母体彻底地分裂与疏离，或是一种徘徊于西方社会中的文化“幽灵”，还是一种富有建设性向度的思想的生产等等，其中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后现代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转向与思想知识的生产，它充盈于现实世界之中，将现实殖民化，以至它几乎没有外部可言。
正由于后现代的出现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才造成美学与文论的封闭性空间向充分文化化的语境开放，后现代主义对原有的“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和“美学的自律性”的观念加以攻击。“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现代的终结也必然导致美学本身或广义的美学的终结：因为后者存在于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文化的范围已扩展到所有的东西都以这种或那种文化移入的方式存在的程度，关于美学的传统特色或‘特性’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或丧失了”⑾。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退出，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空间，它正是依赖所谓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以寻求艺术文化的独特性和审美的乌托邦功能，进而达到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权威与经典维护的目的。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后现代文化的普遍特征是一种新的浅显性，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味消失，主体性丧失以及距离感消失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后现代之所以选择普遍的怀疑精神、反本质主义的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与价值消解策略，从根本上说无不源于其思想转向的逻辑规定。
后现代的这种特殊的知识转向已构成了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一方面，它成为当代学者反思中国文学理论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学科体制化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科书，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规律”实际上也只是人为地虚构的“规律”⑿。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界屡屡对文艺学学科进行深层反思与批判，无不源于后现代文化转向中新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概念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它警惕我们注意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决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13)。后现代也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从审美现代性始，它所显示的对歧义、多元和差异的肯定，对“反思性”的强调，对批判与否定性价值趋向的推崇，均对中国文论思想观念的更新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在文化转向视域内，文化研究的知识学意义是值得探讨的。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二十多年欧美文学、美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革，那就是从以经典作品为基础的文学文本批评转向以考察各种形式的文化涉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14)。作为一种舶来的、含有强烈异质性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何以能够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并在90年代引入中国后，又如此迅速地占据主导地位，一跃而为国内文学研究的主潮，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作为专门术语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文化的研究，而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它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文化研究打破了各个学科间的界限，在一种跨学科的自由穿行中，体现出灵活运用各种思想和知识资源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还具有实践性、策略性、政治性、高度的参与性与激进的批判立场等品质与特点⒂。除了具有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外，文化研究更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注重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⒃。文化研究在思想谱系与知识构型方面呈现出不断整合的特点，其理论来源可以直接上溯到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波德里亚的文化仿真理论；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如拉康、德留兹、居塔里等，这些学说共同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威廉姆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唯物论。⒄文化研究对诸种思想观念与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创造出更具包容性的知识景观，也使其更具非同凡响的理论阐释力与吸引力。文化研究在思想的疆界方面跨越了众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多元文化、大众文化、同性恋和全球化等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和文化研究紧密相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极大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建设与文学研究的现状，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重要的趋势。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文论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使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对象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对视像文学、媒介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性别文化、时尚文化及身体文化等现象的密切关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当今文论研究的热点所在。文化研究的流行启示我们，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发生的文化转向，既是其社会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思想原创与现实活力，始终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价值指向，在经历了语言论转向，把文学研究的实践专注于文学内部的种种规约后，其理论与批评的走向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层面拓展。文化研究的实质是对文本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解构，也是对固定不变的文学疆界的超越。以此审视我国文论长久以来形成的状况，“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化/艺术活动新状况，这个事实恐怕很难否定。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自主自律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只是一个历史并不太久的社会文化建构而已，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正宗”⒅。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学界引起的争议已十分复杂，孰是孰非尚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地辨析。
法国思想家梅耶曾讲过，作为新的部落神话，消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它正在摧毁人类的基础，即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思想在神话之源与逻各斯世界之间所维系的平衡。他颇赞同波德里亚的分析，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⒆。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艺学、美学的研究来说，消费文化的来临无疑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语境的产生，也意味着因研究对象的转换所带来的对传统学科体制、规范及边界的重新厘定与思考。消费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既秉承了20世纪西方美学与文论的精神资源，又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思想传统，它同样是多重理论范式的综合。法兰克福学派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理论，重新评价和认识进入消费时代后人类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如阿多诺提出，消费文化的产生导致审美观念的自律性消解，审美实践也由独特的精神创造蜕变成一种文化工业的生产活动，文学艺术生产呈现出新的问题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文艺与审美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由此导致传统艺术韵味的衰落以及新的审美趣味的生成，人类审美面临的困惑与文化上的复杂性更为突出。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后现代思想家更注重从理论上系统思考消费时代所引起的文艺观念与审美实践的变化。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费瑟斯通、波德里亚都认为，在消费社会，审美观念和艺术进入了一个被广泛扩张或泛化的过程，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而已蔓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审美生活化趋势与消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也指出，消费社会中人类的审美观念从自律转向感知领域，转向以视觉为核心的生产，美学的封闭性空间也转向开放的实践性空间，导致传统美学的终结，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可见，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及它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悖论，既是这个时代人类生活发展的一种必然，一种人类在其存在维度上别无选择的“命运”，也极为真实地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与文学研究的价值走向，提出了相当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在对消费文化的众多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构成了三种最重要的路向”(20)，其理论的阐释与批判给予当代社会以深刻的启示。如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取用不竭的思想资源；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论述，在消费文化批判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思考；还有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他把文化符号分析与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并借助“惯习”和“文化资本”等概念，对消费文化特性进行了颇为深入的分析。诸多思想资源的整合，均构成了消费文化理论与消费文化研究的思想基础，也对当代中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探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迪与影响。其中既有研究命题上的重大转换，如“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提出，文化媒体革命的出现，视觉文化的转向等；也有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层面大量新的矛盾与问题的产生，如视像文化的扩充和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的日渐突出，媚俗文化与恶俗文化的不断滋生，以及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与文学市场的空前萎缩等；更为突出的是，消费时代的到来，亦引发了文艺学学科在身份认同与知识转向方面的深入思考，促使人们更清醒地注意到这种语境的更新，不只是某种研究对象或思想资源的变迁，更重要的还是整个生活形态、精神生态和世界格局的变迁。研究这种变迁，显然是我们能够重新确立文学研究的学理根据和思想出发的前提。
在我们看来，分析文化转向视域下西方文论与批评在知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进而提出我国文论在知识形态建构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非常必要。从学理的维度看，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作为一种人文性的理论阐释的学科，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场域，它更依赖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方式，依赖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伊格尔顿曾十分明确地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殊角度。”(21)
再从现实的状况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之所以有“失语症”的提出，有学科身份的认同性危机，有理论“消亡论”与“终结论”的怀疑，大概与我国文艺学自现代以来，在知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有关。其表现是，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符合文艺学学科身份规定的本土思想根基，文艺学知识形态的转换过频，放弃过快，沉淀、积累与吸收又过少。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学理论本土知识形态的建构，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自我质疑的倾向，许多文学理论专业的学者纷纷以学科反思的形式，对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种种疑问。论者普遍意识到，以往那种试图为文学活动制定普遍规则的文学理论话语无论如何是不合时宜了，于是有人主张要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有的则以“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作为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人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以扩大文学理论的研究视域。无论这些主张存在着怎样的草率与片面之弊，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传统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出现了问题，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正面临着一次重要的知识形态的转型(22)。正由于此，我们才有必要深入探究当代西方自文化转向以来，文学理论在知识形态方面不断整合与重构的经验，以获得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文化转向中多种知识图景不断生成的状况表明，学科是文化的复杂的建构物，其中任何思想观念的提出及某种理论与方法的创生，均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与时代条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场域与文化语境。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形成，以及它对文学的有效解释与研究，也必然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文化范式的规定性来进行。概而言之，一切文学的实践与对这种实践的阐释，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视域与文化语境下发生的。只要保持研究场域的开放性。不断提出、解释并回答文学现实情境中生成的问题，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思想与结论，设定某种永恒的命题，都将激活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通道，带给文学一种理解的开放性。20世纪的西方文论之所以被称作批评的世纪，并且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知识图景，从根本上源于其学科观念与研究语境的开放，这些理论从不预设一种永恒不变的学科真理，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的学科知识的元话语，强调学科永远处在移动与变化的过程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学科疆界。正因为坚持学科知识的移动与变化，才使得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现实境况之间，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联与互动，现实不断地激活理论，由此生长出学科领域内大量的新问题。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与批评，在经历了文本中心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后，因其理论范式的种种缺陷，必然要向更宽广的文化维度拓展，必然要经历知识形态上的更新与转换，提出自身的新的问题域，生成新的范畴与概念群。所以说，文化转向也是西方文论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与西方文论知识形态形成的规律相比，我国当代文论在知识形态建构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其表现是自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以来，由于我们在文学理论的观念层面中，长久地奉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并先验地设定文学的“普遍规律”与“固定本质”，很少从特定的现实语境中提出并讨论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文论在知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始终未能找到坚实的思想根基与理论立足点，其知识形态总体面貌的构成，基本上是移植性与借鉴性的，而不是生成性与本土化的。无论是20世纪前期对原苏联文艺学模式的学习，还是80年代对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引进，或者是90年代后对欧美诸多文论与批评模式大范围的借鉴，其结果是，我们全方位地从西方文论中移植知识形态与学术话语，导致中国文论在存在根基方面长期潜伏着一种隐性的“他者”观念及自我认同性危机，它一方面加剧了文学理论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与现实的文学经验、文学活动的脱节，以及提问、阐释与评估文学现实问题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导致当代文论在价值取向与思想资源方面与传统文论的日渐疏离甚至断裂，造成20世纪中国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的严重缺失。
在当代西方文化转向的知识构型中，理论创新的活跃，思想资源的丰富、多元与开放，以及它们在知识生产中所起到的奠基性与规导性作用，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完善的学科，从某种程度看与其知识形态发展的相对自足与完整不无关系，其中占主导地位且具有根基性意义的，是其始终以成熟的哲学观念与系统的理论方法为基础，不断保持其理论对当代人文思想资源的积极吸收与借鉴。像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以及消费文化研究等，其理论范式的形成从知识形态看，均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哲学思想的支配与影响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在大量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我把西方文论知识形态构型中思想呈现与形成的特征归结为：人学之思的规导性作用；对差异性的尊重及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格局；面向公共文化空间的政治旨趣。
所谓人学之思的规导性作用，是指西方文论的思想生产，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人的存在来思考文学艺术的发展路径，它构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逻辑原点。“西方文学之思的人学路径与神学路径截然不同，它的开拓与延展是以‘上帝之死’和‘人/神二元世界的解体’为标志的。一般来说，西方文学之思的人学之路发端于文艺复兴，完成于尼采与马克思，在‘语言学转向’中受到挑战，又在‘文化研究’中走向极端”(23)。朱立元在总结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状况时，把人文主义作为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也是强调其人学之思对当代文论知识形态生成的规导性作用(24)。西方文论思想格局的形成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各种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杂陈，不断有新思想与新观念的提出，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理论阐释与话语表述局面。即使就其中的一个论域或论题而言，其阐释的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都各有不同。换言之，其思想的生产与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极为“多元”。有论者甚至把这种状况看作是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本走向，并指出，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各自都力图表现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这种各自为阵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说到底，散漫的、“非中心”的“游牧思想”才是要害所在(25)。
如上分析与理解的确体现了西方文论在思想取向方面对多元与差异性的尊重，如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拉曼·塞尔登等人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便是最好的范例。后者甚至把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及酷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介绍。事实上，正是这种对多元、差异与对立、冲突的尊重，以及不断地争辩、解构与重构，才形成了西方文论知识秩序的开放性与不断地变异出新。而且这种变异出新并非时髦的思想游戏，它愈来愈强烈地体现出面向公共文化空间的政治旨趣。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学理论知识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尤其是被冠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比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少数族裔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但是它们的政治化并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凋敝，也没有导致类似中国“文革”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的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相反，这些极为活跃的所谓“政治批评”极大地激活了西方的文学理论生产，使之呈现出空前多元、繁荣、活跃的局面。它们也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主性的丧失(26)。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有别于中国现状的独特的思想状况与局面?伊格尔顿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涉及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27)。
伊格尔顿的文艺政治观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实际上，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就是非常政治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模式，其政治性的含义是指一种广义的文化建构与思想生产职能的有效发挥，它直接干预和影响了公共生活空间的文化生产状况。如果文学和文学研究内在地包含广义的政治性，如果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知识必然具有广义的政治性，那么，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28)。如果以此审视建国以来我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与政治的关系，其中既有“文革”时期所谓“工具论”的狭义政治观，也有因过度追求知识生产而导致的实用化与媚俗化，它们均体现出对公共政治责任的有意排斥与放弃。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真正缺乏的是思想创造的活力、锐气与深刻性，更缺乏一种对公共文化活动的批评性参与及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文艺学知识生产过度的实用化与功利化，无疑是一种文化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征兆。
现在该直面当代中国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长久以来被忽视与遮蔽的问题，即学科知识构成中过度的移植化与意义危机。有学者指出，跨时空拼凑，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是我国文学理论及其教科书的一大弊端，它之所以无法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知识体系，就在于完全切断了中外古今文学理论的整体性与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它所犯的是知识社会学的大忌：语境抽离(29)。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没有单一的理论来源，它实际上只是将全部已接受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拼凑起来的“体系”。换句话说，从文艺学的来源看，它是中西结合、汇纳百川的；而从文艺学的结构方式看，它却是力图用一种“主义”将所有的“主义”统一起来，或者干脆将所有的“主义”一锅煮。这种“一体化”冲动能有效地制造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体系化形象，但它不能有效地整合各路知识来源而建立逻辑自洽的知识秩序(30)。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会形成跨时空拼凑，不能有效建立自己逻辑自洽的知识秩序，其深层原因正在于知识生产取向方面的过度的移植化与意义危机。
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对异质思想观念与方法的借鉴十分必要。而我们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受狭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同化与塑造，以致形成我国现代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的封闭性与单一化，在理论与思想构成方面的“身份混杂”状态。于是，大面积的、乐此不疲的移植西方各种文论资源，寻求新的话语方式，便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它虽然一度使我国文论的研究现状异常活跃，甚至导致这一领域的空前繁荣，但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理论则有些惶惶然了——文学理论究竟还能做什么?甚至连这个学科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战。由此可见，过度的理论移植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建构而言，确实隐含着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并回答这样一种屡屡增多的提问，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为什么会出现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为什么会有“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甚至较大范围地产生“失语症”的隐性焦虑，在我看来，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30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异质文论的过度移植与依赖，由此造成我国文论知识构成的内在性危机。其表征是当代文论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知识论”的特征与痕迹，如过分迷恋学科知识形态的自足性建构，为繁衍庞大的概念体系与抽象的理论原理所笼罩，方法论的游戏愈演愈烈，而阐释与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却普遍降低，并且日益丧失人文性的智慧与创新的活力；我们太注重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与设置论域，而缺乏审美判断与人文思想取向的分析；我们虽然学会了移植与引进理论，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运用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思想向自己的现实提问。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如此快捷地把西方较长时期内建构的理论匆忙地逐一演练与使用，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文论的知识构成，还存在着某种根基性的问题与价值缺失，意味着我们的文论只学到了西方文论的形式与表象，它所放弃和遗失的则是某些更为深邃与更为内在的精髓。在我看来，这种丧失与放弃就是指因过度理论移植所导致的意义危机。
按照我们的理解，在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建构中，确立完善而具有明确价值定向的学科的思想与观念异常重要，因为它决定文艺学学科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构成学科的意义世界，并从根基上为该学科的人文/审美性生产与阐释提供思想资源。有论者指出，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蕴涵着人们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意义空间，这种独特性就使得其他的阐释方式(社会学、哲学之类)根本无法进入到这个意义空间之中——这正是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之所在。所以，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是应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31)。然而，我国文论因过度移植所导致的意义危机，不仅表现为缺乏参与意义建构的责任、意识与热情，也表现为我们更多地是从“知识论”的视角接受西方文论，其方法的借鉴作用尤为突出。我们的文论研究热衷于理论与概念的探求，而对公共社会与文艺实践中产生的大量新问题趋于麻木与冷漠，文论的文化建构功能正在丧失；我们的文论也越来越多地滋生出许多平庸的、消极的、病态的、浮泛的、媚俗的、极端的、市场化的、商业性的、浅显的、功利实用的以及孤芳自赏的等非生产性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当代文论的意义危机还体现在它与传统文论精神的某种程度的断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原本是以“人生论”、“境界论”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更强调文学在理想人格塑造与生存境界实现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进入现代学术体制后，尤其是对西方文论的大面积移植，已愈来愈多地形成传统文论中丰富思想资源的失落，这也是导致我国文论无根状态与意义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
还是有学者总结得好：“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力气研究西方当代理论和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文艺学不迟。而要搞透西方的理论与批评，并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沉入其中，与其共同创建这种理论学说。”(32)应该说，缺乏意义向度与思想观念的主导，缺乏现实的立足点与对现实问题的有效思考与阐释，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存在。当代中国的文论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理应把自己的学科发展的立足点，尽快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性的生成方面，这才能从根本上告别知识过度飘浮与思想游牧的时代。
注释：
①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②⒃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1—2页。
③⒄陈晓明：《文化研究：后一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④[美]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詹姆逊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⑤[英]戴维·钱尼著、戴从容译：《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⑥⑾[美]詹姆逊： 《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第108—109页。
⑦[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著、刘象愚译：《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⑧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⑨[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⑩[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4页。
⑿⒂(29)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第9—10页、第17页。
⒀[美]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⒁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⒅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⒆见波德里亚著、刘成富译《消费社会》一书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⒇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1)(27)[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196—197页。
(22)(31)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第263页。
(23)(30)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2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5)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26)(28)陶东风：《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32)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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