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第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史学论文,研讨会论文,观点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4月，第10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这次会议得到澳门基金会的赞助。会议围绕“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现将会议讨论中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次。
（一）对现代化和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理解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认为，首先有个对“现代化”的理解问题。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涵义是什么？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苏凤捷认为，现代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意味着资本主义化，意味着走出中世纪，意味着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今天，有必要撇开制度上的问题不论，它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产业以及相关诸要素。现代化实现之日，是地球真正变成“地球村”之时。
也有学者认为，仅仅从经济上考虑现代化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文化乃至人们的心理发展状况，对现代化的问题做综合的考虑。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这样提出问题。他说，对于东方国家来说，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指数的问题，还要注意到这些国家的特殊国情，其中包括传统文化和心理问题。仅仅从经济指标来探讨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不能找到解决东方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答案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她的人民是现代的人，她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她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某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总之，现代化主要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又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艰巨程度，不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困难的，莫过于把“传统人”变成“现代人”。
湘潭大学刘启良认为，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绝非经济一项所能决定。人有多方面的需求，其生活之内容亦为多方面的。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区别，并非现代人可以坐小车住洋房看彩电，而是全方位的文化刷新，借用马克思的话，叫做“人的全面发展”。他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同样需要高质量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人类一切活动而言，或者说就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言，经济的发展不是目的，而只是作为达到目的之手段。倘若一味地将经济发展作为目的来追求，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是对目的的背离。人之为人的东西丧失，很难想像这会是一种健全的社会。
有学者则认为，应该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来考虑他们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刘鸿辉、任军谈到，现代化是一股世界性浪潮，每个民族终究都要融入其中，但这绝不意味着现代化模式的单一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是主流，所谓多样性，强调的是一种平等发展的发展观，重视不同文明种类各自发生、成长的特点，由此构成人类历史运动的总体景观。所以现代化模式的确立，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表现在以典籍为代表的上层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乡土文化之中。它不仅是过去的，而且具有强烈的现代传承形式，并在现实社会中依然发挥着明显的作用。现代化模式的确立，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存活于社会大众之中的文化意识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有与会者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他们认为，世界上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都是历史较为短暂、文化传统积淀比较单薄的国家和民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与文化传统未曾发生断绝的文明国家。有从前841 年起，持续2500年以上而不中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从前211年起， 持续两千年以上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存在；有从前134年起“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一统局面，使中国具备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传统社会的品格。一个最成熟的传统社会，也就是一个长时期内最不情愿现代化的社会。传统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财富，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包袱。
有的学者从人对自身关怀的视角提出对现代化的见解。华南师范大学邓鸿光认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有一个人对自身命运发展的关注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真理，我们要关心自身的命运。而关心自身的命运，就有个对自己、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正确认识问题，有个达到本时代真理认识高峰的问题，否则很难站高望远。史学工作者在这点上责无旁贷。司马迁《史记》的不朽，正在于作者具有为社会、为人生、为现实而治史的史学精神，使自己的巨著，引导人们认识变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当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也应有这样的胸襟和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陈启能认为，任何情况下，学术研究不能脱离世界的文明大道。我们是在1997年世纪之交的时刻来讨论东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问题，要体悟时代对我们这一代史学理论工作者的要求。国际史学思潮的演变相当快，从法国年鉴学派到今天，否定之否定，变化相当大。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重视，并纳入联合国专门年会的研究项目。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对人的问题研究，对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强调渗透到人们的精神和思想深处的探讨。现在出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批判资本主义激烈，反对盲目，主张创新。我们研究现代化理论，应有所了解。处于世纪之交，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处在世界史学发展新阶段，讨论东方国家现代化理论，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交出有深度、有见地、有生命力的答卷，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二）如何看待东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会议过程中，大家讨论相当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国家悠久的文明史和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认为，任何传统都是有民族属性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和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和西方民族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只要是中国人，都必然会受到这种传统的制约和影响，渗透到他的血液和灵魂之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具体说来，由于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生存于有大河浇灌、土壤肥沃、气候温润的自然环境下，因而形成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从哲学思想看，是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天人和谐相处；从社会结构看，是主张血缘浓厚的宗法传统，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家一户的农作经济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细胞，一些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观念如忠、孝思想等一再得到提倡。由于国是家的扩大，所以这些观念又成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基本传统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那么深广的传播，在于它具有最适宜的接受并生存的基础。尽管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一再受到现代文明的批判，但却没有太实质性地削弱过。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沉淀在人们的思想里。
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应当对中国的传统有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实际上也就是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凡作为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表现在共同文化及表现在这种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特征。我们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但把这种传统文化只说成是某一历史阶段，比如说所谓的农业时代的文化是不对的。“传统”二字不仅指的是过去的，而且指还将保存到将来的我们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所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
也有与会者提出，人是传统的产物，受惠于传统，受制于传统，但归根结底要批判和超越传统。未来的开创必以否定一定的传统为代价，这样一种历史法则本身就是冷酷的。相对于未来，传统并非指的是过眼烟云，更不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某些历史事件，而是文化的积淀。人是传统的产物。离开传统，人将与动物无异。因为作为文明社会的人，传统决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可以脱去，传统已渗入他的血脉，并成为他的存在方式。否定传统，无异于否定自己的存在，否定自己作为文明人的基本定义。
湖北大学何晓明认为，传统是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文化遗产，由人们在历史中创造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有了传统，前代与后代，过去与未来之间才有连续性和同一性可言，有了传统，人类社会的延续和更新，才有了自己的文化密码。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对人类的生存或发展，传统都绝非仅具有消极的意义。就此而论，18、19世纪的中国，正拥有世界其他国家所不曾拥有的财富与光荣：高度统一的政治秩序、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高效能的行政机器、绝对值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农产品数量和制造业规模、完善的独立国内市场、普及的教育网络等。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因素并非现代化的阻力，而恰恰是现代化所需的有利条件。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的传统，传统也给予中华民族丰厚的回报。
如何充分发挥东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学者们也充分发表了意见，认为任何国家现代化，都会注意到民族特色、本国特色。东方国家现代化，就是东方民族传统和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定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理论，有与会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价值，应当首先表现在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联系上。通过它，可以认识到中国搞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曾提出一些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我国属于东方社会结构的国家，即使一些学者对中国是否存在“村社”一类组织有不同的看法，但谁都无法否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十分鲜明的群体主义和协作精神。我国古代公社长期存在且传袭下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天然的协作本能，早已形成的总合的统一体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社会风俗习惯方面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古代公社遗风等，都应看作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遗产。我国的社会主义选择从内部原因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正有益于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有益于坚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可能对现代化发展起积极作用的问题，邹兆辰认为，所谓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向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原则的过渡过程。在中国这样的方东国家，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要比西方国家强固得多，因而传统会成为现代化的一种阻力。但事实是，传统并没有阻止所有具有古老传统的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现代化的动力而言，主要的应是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但在实际的转型过程中，东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事实上是并存的，形成二元文化，体现出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民族特征。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所以，弘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有利于促使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强的民族特征，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内涵。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会者还认为，一种文化、一种思想能在一个民族的成员中，数千年如一日地被继承，被发展，总有它的合理成份和令人钦叹的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中，有很多这样的精粹成份。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类的格言，就是很了不起的思想，勉励炎黄子孙奋斗不息，永无止境。千百年来，这样的思想和观念，对志士仁人的鼓励相当大。中国人吃苦，勤勉，有意志，有毅力，显然同这种传统的激励有关。世界上有些地区的民族，就缺乏这样的精神和传统。
要言之，与会者指出，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各种传统文化中，都有值得引以自豪的部分。从中国的历史实际来说，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涵盖面甚广，可以说包罗宏富，多侧面，多层次。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里，起过不同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物我关系的变化，诸多不同的传统文化还会相互转化。所以要审慎地、积极地看待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地贴近历史和客观现实，才能真正有益于我们的现代化。
（三）关于批判和超越传统文化的问题
传统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沉淀，它有为现代人所引以为自豪、发扬光大的一面，也有和现代人背弃甚远的思想、方法论的糟粕。实现现代化，从观念意义上讲，非常有必要批判和扬弃那些对现代化进程有阻力的因素。苏凤捷认为，在观念形态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如思想体系、学派思潮、宗教观念以及在长期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心理特征、人文氛围和国民性等，非常复杂。如以儒学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重要特色，就是宗法性、家长制，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种传统文化，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它的主要部分，与现代化不相容。对于现代化，不是助力，而是阻力，儒家、儒学和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不是扮演积极角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这种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面临着根本意义上的改铸，只有这样，才可能化阻力为助力。
何晓明认为，传统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随时代而向前演进时，传统又总是顽强地体现出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惰性力”的一面，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论，这种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板结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不同于东西方各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氏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异常久远而深刻，由此产生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结构日久弥坚，牢不可破。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没有明确的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宗法势力渗入国家行政机构，伦理关系左右社会政治关系等。这一切都不利于现代化所必须的“公民社会”的萌生与建立。其二，僵滞的经济－产业机制。它无现代化所需的刺激动力与生长条件。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社会财富主要积淀于地产和高利贷，现代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无实质性进展，劳动力受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制约，难以进入市场，阻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创生之路。其三，保守的文化—社会心理。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贵义、贱利、克己、尚俭、守成、循旧，成为全民族的文化－社会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曾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文明营造一种安宁祥和的社会氛围，但它所蕴涵的鄙薄利欲、追求安稳、提倡中庸、不思冒险等精神内核，与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氛围与心理动力相去甚远，格格不入。
关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与会的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见解。一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个性自由和人的独立地位的讲究是不够的。毛泽东批评《红楼梦》中的贾桂，就是不喜欢他那种唯唯诺诺的心态和作风。二是重“义”而忘“利”。见利忘义是不对的，见义忘利也是不对的。不注意“利”的民族，怎么可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呢？三是传统文化心理中的迷信、保守、落后。这也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阻力。现代化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历史传统悠久的大国，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干不成出色的事业。还有，只注重德治而不注重法治，等等。
大家在讨论中谈到，中国人在战胜传统的负面影响方面，艰巨性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大得多。刘启良认为，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西方人一直是在依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他们的近代文明。而东方国家则不一样，中国更不一样。因为所有东方国家中，只有中国人的传统最为深重，同现代文明之要求的距离最为遥远。中国的传统文化虽有很多优秀遗产，但毕竟温文尔雅，既经不起西方文明大潮的冲击，又很难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因而对中国人来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比起其他民族来，就势必多出一种负担，即如何安置传统的问题。
关于超越传统文化的问题，与会者也谈了见解。朱政惠认为，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促进中国的崛起和猛进，确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多少年来，一提起传统文化，人们总会认为它是封建的东西，而封建的东西总是要批判的。这种看法很片面。现实情况是，前阶段亚洲“四小龙”的起飞，给人们击一猛掌，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儒家思想，而注意将其合理因素发扬光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作用问题。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复杂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儒佛道的合流，而以儒学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又渗入了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当前形势下，传统文化要发展，必须更多的注意吸取体现时代前沿水平的优秀文化，使之在新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然而，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总结得再好，对传统文化如何洋为中用的事讲得再动听，都不是本质的问题；关键是要探讨出适合我们现实状况的模式和思路，要确实顶用，这才是我们要下大功夫的地方。
南开大学武安隆认为，对超越传统文化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在这方面，日本一些学者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那些思想家。明治时期的一位名叫北村的学者曾就传统和现代化问题，提出这样的看法，他说，传统不可轻视，也不可一旦抛弃。作为有作为的民族，万不可在历史和传统上睡大觉，以免昏昏然失去举步的能力。同样，外来文化也不可阻挡，舍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就会失去民族的希望。在东西文化斑斓杂陈、思想如潮的时代，需要有大思想家也会有大思想家出现。他们能在东西文化、新旧思想冲突摩擦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体察时代需要，酝酿新思想。充满生计的新文化孕育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混沌”之中。
也有学者就本国的实际谈了超越传统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张文健认为，东方国家在本世纪的现代化历史的进程中，始终不失传统的依归，其文化保守主义代表无论是印度的泰戈尔，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等人，大多追求以道德决定论为基础的精神文明价值，这是对高度物质文明所引发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现象的一种反拨。他们意识到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背后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其理论实践表现了重建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念，以此探寻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精神出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有必要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此种努力引起足够的重视，解答这个社会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的难题正是意识到市场经济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就更需要加强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开发出可供现代人选择和利用的伦理价值。儒家学说中的“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仁者爱人”、“崇尚仁义”等，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仍然有积极意义。
与会者指出，现代化运动系由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双向互动促成，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这一点上怎样统一，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悠久的文化传统，厚重的历史积淀，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如何从有利于现代化的角度，剖析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在尽可能小的社会文化心理震荡和尽可能和缓的政治、思想阻力之下，实现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合理转换，成为中华民族穷尽殚虑，常议常新的百年课题。
（四）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有学者根据中国现实，提出现代化道路中的若干很具体的理论问题。《光明日报》社李桂海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注意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探索。他说，现在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其数量、速率，都已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近些年，我国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有一点三亿，离土进城的有八、九千万，近乎农村劳动力的一半。大量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如城市流动人口的过于集中，影响管理，社会犯罪增加，计划生育贯彻遇到困难。又如，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失，一些地方发展迟缓，农民收入仍然很低，工农业产品尖刀差。对农民的各种摊派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商业欺诈行为频频发生。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困惑，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法。在此问题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处理得还可以，缓慢而有序。印度、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有点快，造成社会矛盾，颇对立。我们要分析好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好研究和总结，这对政府部门决策有重要咨询意义。
厦门大学林璧属认为，就操作层面而言，现代化发展还有许多具体理论问题。例如，经济特区仍然面临着特区与周边地区、与内地、与传统地区的失衡与矛盾，面临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的瓦解与新的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形成的差异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心理的不适应，甚或出现“价值真空”的危机，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矛盾等。这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急需探讨的理论问题。
与会者认为，本世纪的东方国家把经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有它的历史原因。但问题是，第一，如果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同步发展，即使全力发展经济，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第二，退一步说，假使有了经济繁荣，但如果其他方面的文明无甚改观，经济繁荣是否有意义？是否会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第三，如果不在制度文明方面彻底地做些文章，社会经济发展能否真正带来社会之转型？所以从这点上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是同步进行的。这不仅要在认识上而且要在资金投入上，都体现出来。现在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加起来还不足修一小段高速公路，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增加人文社会科学和精神文明建设投资，是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回避的事。
有学者还就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的现代化问题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要注意遵循世界城市建设的一般规律。东北师范大学王旭认为，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工业城市和其他城市一般都经历相类似的几个阶段：（1）前工业化阶段，城市经济活动局限于小型家庭企业范围， 就业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贩、食品销售商及其他低层次服务业人员。（2）工业化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此阶段）， 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家庭向企业化生产，资本与劳动力相比重要性增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积聚、商业贸易网的完善、工业活动集中性增强，使城市发展加快，产生首位性城市。以出口为指向的制造业优先发展，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带动经济各部门整体水平提高。（3 ）后工业化阶段。呈现三个特征，一是资本与劳动力比提高，产量的增长在劳动力少量增长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取得。二是交通网改善，大型生产部门迁往边缘地区或较小城市，市中心被知识密集型公司取代。三是城市主要功能由产品加工、低层次服务向信息处理、高层次服务过渡。
王旭认为，城市化发生、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的基本规律十分清楚：发生阶段发展缓慢——发展阶段变化速度加快——成熟阶段发展速度又趋缓慢。这一规律不仅适应已经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城市，也适应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研究和掌握这一城市发展规律，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城市所处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制定城市化整体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不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大中城市作用，遍地开花，发展所谓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实际上是浪费。既然大中城市居多，就应发挥它们的功能和效益。以大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发展小城镇，实行“大都市区化”。这也是美国中西部和美国二战以来全国城市化的主要趋势。
（五）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再探讨和再思考
在谈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时，学者们不由自主的又回到对中国历史道路的探讨，回到中外历史道路比较研究，回到对以往历史研究成果的反思和探究。
学者们认为，东西方历史的足迹确实不一样，我们在研究东方现代化道路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着重谈了日本、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问题。他认为，这是当今世界国家中现代化的典型，虽然处于东西方两个地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前提条件，如政治上，统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经济上，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近代工商业发展；都重视科技革命、科技知识的传播；都以教育为本，开展教育改革，教育资金投入高等。因而这两个国家比起英美等国家，后来居上的速度快。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国家还善于吸取异域文化，实现多种文化并存，注重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建设。这都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湖北师范学院毕道村着重从东西方民权的差异，探讨东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区别所在。他认为，东西方现代化起步和进程大相异趣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工商业者的人权状况，在工商业初起时，就已大相径庭。东西方民众在从事工商业活动时所享有的自由度相差悬殊。不同的民权状况使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民权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核心地位，起到核心作用。它的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它从根本上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民逾羁则逾贫”，当人民处于无权状况时，很难设想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繁荣。要启动和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从改善和扩大民权着手。工业革命以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各国，现代化的起动和加速，无一不以扩大民权为起点。
毕道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最基本规律的揭示。如果这一阐析有道理，就能深入研究各国的国情，揭示外诱型现代化的各种类型及其特殊规律。找出东方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制定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策略。诚然，民权的层次、形式是多样的，人民各阶层所拥有的民权也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民权也不同一，所有这些差异，都会对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如果不区别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味强调政治权、公民权，忽视应有的生存权、所有权，非但不能加速现代化进程，反而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干扰。
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认为，在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中，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化的本身就是在过去诸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展开的长期历史过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离不开对历史基础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中国在与现代化国家接触之前那种稳定的前现代化状态及其变化模式。在这点上，前辈学者的理论见解及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傅衣凌晚年对中国历史发展问题的一些新见解，便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之上的。这种多元化现象和地域不平衡性的存在，使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许多西欧社会发展模式难以理解的现象。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中奇妙地统一着，相安无事。以不变应万变，在深层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迅速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当然16世纪以降，以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变化为背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也有质变的萌芽，但这个弹性的、内部多矛盾统一，有广泛适应性的结构，对新因素的冲击有很强的化解能力，未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建立。傅衣凌的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新思考，为我们探讨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路。
刘鸿辉、任军认为，在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中，反对“西方中心论”是必要的，尽管“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学术界数度遭到批判。研究主体处在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程度的阶段，夹杂迎头赶上先进民族的焦灼心态，必然把眼光导向从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这是难以摆脱的心理悖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看作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正常”的形态，而非西方文化是“非常态的”、“超常的”、“反常的”，从而也树立了现代化道路“他者化”的目标。“他者化”就是要使自己的文明传统改变，全面接受“他者”面貌。这种价值目标与文化传统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中国的发展研究也呈现“他者化”的色彩，诸如思想特征分析、社会运动评论、科学技术的比较等，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底衬，以此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不会实现。
与会者认为，我们是为了现代化而去考察历史的，在考察历史过程中，确实会碰到如何看待前人成果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理论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大家的研究成果等。沈长云认为，应该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探索。有关亚细亚社会结构的理论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观察东西方文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所有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论述中，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论述，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数量相当多。马克思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他在对东方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论精髓在于指出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具有不同的现代化途径。从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这一理论，问题便好解决得多，也才能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与会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也是反思中要注意的。陈启能认为，50年代，苏联历史科学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确实有过重要影响，在这之前和之后也不能说就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要具体分析，既不宜估计过高，也不能漠然视之；既不宜全盘否定，也不能过多肯定。有一点是清楚的；对苏联历史科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分析这种影响。对苏联史学成败得失的总结，对其经验教训的思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顺利发展不无稗益。
邓鸿光等与会者认为，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新的视野和目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学者在创造巨大成就的同时，确实会有一些不足，包括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把握和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好回顾和总结工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对现代化发展应做的一份贡献。
与会者还对马克思的关于东方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高岱认为，第二国际思想流派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注意者很少，而这恰恰应该得到重视。他们认为殖民主义既促进、又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发展、存在有密切联系。他们将殖民地分为政治殖民地和经济殖民地两大类，经济殖民地又可分为债务殖民地、贸易殖民地、工业殖民地、农业殖民地等。这些研究，今天看来高度欠缺，但有自身特色。在当时，从经济入手，以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待殖民地变化，探讨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之间联系，有其积极意义。第二国际思想流派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者认为，准确把握殖民主义进程，认识殖民地类型及其实质，了解殖民统治与资本输出影响和作用，是东方国家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又一不可忽视的内容。马克思曾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殖民地的使命，一个是建设殖民地的使命。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指南。认真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关于殖民地双重使命的理论阐述是必要的，可使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全面、更辩证。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阐述，也可理解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作用评价的双重标准，即道德评价标准和历史评价标准。掌握这两个标准，可以比较客观地分析殖民主义在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很有意义。会议讨论中涉及到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大家交换了看法，很有启发和收获。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还有待今后继续进行。
注释：
〔1〕此篇综述文章，是在何晓明、 朱政惠代表两个小组在大会总结交流会上作的汇报发言稿的基础上修订并充实撰成。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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