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易学研究的新成果——阴阳二爻起源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起源论文,阴阳论文,成果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阴、阳二爻的源起，是认识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前提和基础。自然也就成为涉《易》治《易》者不可回避的第一道难关。本世纪以前，大约出现了5种观点：
其一，两仪说。《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二，效法说。《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其三，龙马说。《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认为：“图即八卦是也。”（注：《十三经注疏·论语》卷9。）杨时乔认为：“白黑之文为旋毛。”（注：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台北五洲出版社1984年版。）来知德更明确指出：“左旋者为阳，为白毛；右旋者为阴，为黑毛。”（注：徐芹庭《易经研究》之六，见《易图研究》第386页，台北五洲出版社1984年版。）是说，阳爻源于马体左旋的白毛，阴爻出自龙马右旋的黑毛。其四，文字说。《周易乾凿度》有此立论，如“
，古文天字，今为乾卦”、“
，古泽字，今之兑”等等，该说虽以八卦为整体，却隐含着二爻源自原始文字的笔画这一见解。其五，三二说。王夫之《周易稗疏》卷4：“天数三”，“地得天三分之二”，“阴爻，三分而缺其一，阳则兼有二而实其中”。
进入20世纪以后，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证屡有所见，从而开创了探索阴阳二爻起源的鼎盛时代。大体说来，共有如下16种学说：
1.文字笔画说
这种观点，既古老又年轻，因为其内容有继承又有创新。早在本世纪初叶，梁启超就十分肯定地断言：“八卦是古代的象形文字却很可信，我们看坎、离二卦便知道，坎封作
，象水，最初的篆文水字也作
，后来因为写字的方便，改作
，却失去了本意了。离卦作
，象火，篆文作
，也有先后的源流关系。”（注：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2第7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年版。）此后，顾实进一步指出，“八卦，已包有六书之义法。乾坤二卦之阳奇─阴偶－－二画，即构成八卦之原质，于六书为指事，一也；坎离二卦，或谓之水火二篆之变形，则象形也，二也；此外八卦因而重之，则为会意转注，每卦一声多义，则又流而为形声假借，三也。是八卦包有六书之义法。”（注：顾实《中国文字学》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这不仅把八卦符号视为已经十分成熟的文字，而且还蕴含着严格又极富规律的汉字构造原则，以至提出了阴阳二爻即“指事”这一新的学说。当然，八卦是文字的先导，这在30年代十分流行。刘大白以为，“八卦为文字最早的起源”（注：刘大白《文字学概论》第83页，“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3页，大江书铺1933年版。）；何仲英以为，“画卦是象形文字之祖”（注：何仲英《中国文字学大纲》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汪国镇认为，“八卦即为文字之先声”（注：汪国镇《文字学概论》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进入40年代，徐震提出了八卦“似为古代某一部落的文字”（注：徐震《周易讲录·绪说》，1942年《斯文》2卷19、20期。）的新观点。所有这些，表面看只是谈论八卦的起源，实际上也触及到了二爻的滥觞。到了70年代，傅隶朴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八卦就是最原始的文字”，“二爻不过是构成卦的笔画而已”。（注：傅隶朴《周易理解》第1、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至此，阴阳二爻是文字笔画的观点正式问世了。
2.龟卜纹线说
余永梁指出，甲骨文是用方笔刻写的，“因为契刀能方能圆，所以八卦的——－－正是龟甲刻文的标识”（注：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见《古史辨》（三）第147、148页。）。1931年，本田成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以为卦从卜字，“卜字原来是灼龟甲而显现裂出之形”（注：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2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知，八卦之筮法源于商朝的卜法，阴阳二爻自然源于龟卜之中。1956年，屈万里以为阴阳爻的画法与龟壳的纹路有关。龟壳有两层，薄而柔软的外皮叫盾板，盾板里面的骨壳叫龟甲，因龟甲的“花纹较细，而且它的线条是锯齿状的，所以用单的曲线表示它；盾板花纹的线条较粗，所以用双线表示它”（注：屈万里《易卦源于龟卜考》，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56、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盾板质地柔软，为阴；龟甲特性刚硬，为阳。冯友兰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甲骨烧灼的裂纹“形状既不规则，数目也不一定”，“到了西周，似乎已经辅之以另一种方法，就是揲蓍草的茎，形成各种组合”，“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连线（表示奇数、阳爻）、断线（表示偶数、阴爻），就是这些组合的图像”。（注：冯友兰《〈易传〉中的阴阳学说》，见《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简史》第128、1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就是说，阴阳爻源自龟卜，却在西周的蓍法中定型。1987年，李文用又强调说，阴阳爻只是“逐渐观察、总结出龟兆的两种基本形式而已”（注：李大用《从西周甲骨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演变》，《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3.手指计数说
1927年，胡怀琛撰文指出，计数为先民生活之需，然“数既无形，易于相混，故造符号以记之”。其方法和次序是：“最初画─，为一字；画＝，为二字；画≡，为三字。”将≡之最上一画截断，成
，为四；再将次画截断，成
，为五；再将最下一画截断，成
，为六。”“将之最上一画连续，成
，为七；复将次画连续，成，为八；复将最下一画连续，为九。”“自三至八之数，皆为一个卦；而一二两字，作─＝，独非卦。”“后人因其与他卦并列，不甚整齐，于是于─之上下各加－－，于＝之中间加－－，成为今日卦形。”（注：胡怀琛《八卦为上古数目字说》，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4、5页。）1936年，叶国庆在肯定胡怀琛的观点之后，补充说：“低文化民族，计数罕能过三。”进而认为：“八卦各短节之横画似取象于指，以指计数为低文化民族普有之现象，疑我国先民亦如此。”（注：叶国庆《关于易经赴画起源之研究》，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7、8页。）这说明，坎、离、乾、兑、震、坤、艮、巽分别表示着一至八共8个数字，画成如今的阴阳爻符号，则取象于手指的形状，其中，─既表示一，又表示三，如在震中表示一，在艮中表示三，－－只表示二。谭戒甫则认为，─，“疑其初态本应作‘－－－’，方能适合于‘参’”（注：谭戒甫《周易卦爻新论》，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30页。）。岑仲勉也赞同谭氏之说，还认为，阴阳爻里的“每一短‘─’又可赋以‘三’的数值，因而由原来‘－－－’变作‘─’的每个阳爻，其数值可等于‘九’，每个阴爻‘－－’的数值可等于‘六’”（注：岑仲勉《易卦爻表现看上古的数学知识》，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31页。），这就是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的道理所在。
4.算筹形状说
1929年，日本学者三上义夫在总结中国古算学特色时说：“所谓算，即兼策与筹而算之。”“大约策相当于《易》之筮竹，筹相当于八卦排列时所用之阴阳竹筹。”（注：三上义夫《中国算学之特色》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这就意味着阴阳二爻源之于算筹，是竹筹形状的模仿和象征。巴德同样认为爻源于“古人计算用的筹，那一条条的爻就是筹的形状，阳爻代表五，阴爻代表一，就像罗马数字一样，以五为基础，加减而成”（注：陈道生《重论八卦的起源》，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64页。）。这种筹策，不仅见于典籍的记载，如“善计者不用筹策”（注：《老子·第二十七章》。），而且还出土了不少实物。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中，竹笥里装着的40根约12厘米长的竹棍，正是算筹。1978年，河南登卦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上也刻有算筹计数的陶文。
5.结绳记事说
刘师培曾经说过：“结绳文字，不外方圆平直，此结绳时代本体之字也。”（注：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8页。）后来，王缁尘认为，八卦起源于结绳（注：刘钰《关于易经卦画起源之研究》，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17页。），可惜无从查知其所著《国学讲话》，难以详述。到了60年代，陈道生作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八卦中排列齐整的线条，是初民生活中用绳子打结以记事的象征。古文字中─写成
又写成│，十被写成
或i，就是由结绳发展而来。阴阳二爻的定型，则是结绳时期经两次对比之后演变而成；“第一次是无结的样子（─）是与有结（
）对比的，是照实物——结绳的原样子模仿下来的，也就是最初的象形；第二次是因为和已为十（十字和七字）借用（后来有演变成长形成十字、有演变成短形
字的情形），─已经演变到固定的一横，所以
也跟着演变成─，以便避免和十相混。但─代表‘有’一个结的，在一‘有’一‘无’的对比下，用一断横（－－）来表示‘无’——无结（－×－）”（注：陈道生《重论八卦的起源》，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76页。）。据此，所谓阳爻即表示有结，所谓阴爻则表示无结，从而构成了陈道生引为自豪的“结绳说”。同样在60年代，李镜池否定了自己曾主张的蓍草、龟卜二说，也认为“‘─’代表一大结，以‘－－’代表两小结”（注：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第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即二爻源于结绳之时。
6.男根女阴说
章太炎从阴阳属性的角度首创此说。1923年，钱玄同又认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注：钱玄同《签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一）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927年，周予同还认为：“《易》的─－－就是最显明的生殖器崇拜时代的符号。─表示男性的性器官，与西方古代民族之以三角形、十字形、尖塔、棍棒等表示者相同；－－表示女性的性器官，以两─中的空隙显示直意义，与西方古代民族之以圆形、门扉、船等表示者相同。”（注：周予同《孝与生殖崇拜》，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28年，郭沫若对此观点予以肯定：“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嵇文甫也有“《易》之一奇一偶，本是男女两性的象征”（注：嵇文甫《嵇文甫文集》第3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之论。凡此种种，说明深为后世所推尊的《易经》，乃是根源于原始的生殖崇拜。
7.六一数字说
《汉字·律历志》：“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明显把画卦与数联系了起来，但究竟如何从数到爻到卦却未曾提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易经》，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阴爻的画法，一并都呈“
”状；1978年，阜阳双古堆汉墓又出土了300余《易经》碎简，其中，阳爻与帛《易》一样画作“─”，阴爻却不同，画成“＾”形。张政烺由此断定，1950年安阳四盘磨出土所见甲骨“奇字是筮数”，接着指出，金文里也存在大量的筮数卦，而帛《易》中“阴爻作犹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阜阳《易》简中的阴爻“在卦画上犹保留古老的形式”。（注：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见《文物》1984年第3期。）这种古老的形式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江苏海安县青墩淞泽文化遗址中数字封的“六”就画成“＾”。于是，从“＾”到“”，再到“－－”，可清楚地看到数字六演变成阴爻的历史进程。较为复杂的是“九”，西周中期或晚期甲骨中才首次出现“九”字，足见阳爻和卦中的“九”字无关。约略估算所有已见筮数的数量，“一”和“六”的数量非常多，“使人很自然地感觉到一、六就是阳爻（─）、阴爻（－－）的前身”（注：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见《文物》1984年第3期。）。1992年，陈道德还强调说，“─、＾这两个符号”，实际起源于远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最初之义为一和六。（注：陈道德《论卦爻符号的起源及〈周易〉的意义层面》，《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
8.月亮圆缺说
1941年，节明提出了卦画源于古人观月之盈亏的新观点。（注：节明《周易原理管窥》，见《新东方》2卷5期。）同年，蔡介民也认为：“最初《易》卦之由来，完全由于古人观象于月之结果。盖月行空中，于一月之间最能表现阴阳。有光则阳，无光则阴；或缺或盈；或上弦，或下弦；古人虽不明其理，而能观其象。当月之十五也，月盈而全，其绘为图（以─代表有光处，－－代表无光处）则成为乾。”“三十日则全阴矣，其形为为坤。”（注：蔡介民《周易源流考》，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511页。）这样，则八卦并非以往人们所说由阴阳爻重叠而成，是对一月间月亮运行时不同形状的整体模拟，阴阳二爻只代表着暗明的特性。进入80年代，台湾易学界再次对此予以肯定，杜而未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月亮的明暗二面就是阴阳原有的意思”，“卦体就是阴阳月形及月形之改变”，（注：杜而未《易经阴阳宗教》第1页，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而整部《易经》，就是一部崇拜月神的宗教典章。
9.阳光投影说
1946年，刘钰认为，“卦”字“从圭卜，圭声”，而“圭字的构造，是两个‘土’字重叠起来的，应为土圭之圭的本字”，土圭是测日影以定方向和地位的测量工具，“八卦的条纹，就是日影的记录”，“黑线表示
受阳光，投出线形影子，所以称阳爻；白线表示未受阳光，没有影子，所以称阴爻”，“黑线是画得出的，白线画不出”，“也可以画作口”，后来所以画成“－－”，“或许是因为这种画法比较简单，同时还说明此时此地虽无阳光，此外仍旧是有着阳光的罢”。（注：刘钰《关于易经卦画起源之研究》，见《周易研究论文集》（一）第23页。）1990年，刘文英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阳爻原为圭表之象形，由一变为一横（─）。阳爻原为日影之象形，表示圭表日影变化的旋幅，由‘ˇ’而变为‘＜’再变为‘－－’”。（注：刘文英《“易”的抽象和“易”的秘密》，《大易论集摘要》第39页，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版。）
10.奇数偶数说
汪宁生认为，“《周易》原不过是一部专讲筮法（一种以数蓍草而占卜的方法）的卦书，因此八卦必然是和筮法这种占卜方法相联系的”。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之中就曾保存和流传着类似古代筮法的古卜方法，如苗族的劈木片、纳西族的投掷海贝都在视其正反而断吉凶，西盟佤族则依据随意划出的许多短线条而后计算出奇偶数以定成败，而四川凉山彝族的占卜方法——“雷夫孜”则尤为特别，“毕摩（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3次，即可得3个数字。有时亦可不用细竹或草杆，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上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3个相等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3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3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打冤家’（过去彝族奴隶主操纵下一种械斗）、出行、婚丧等事。”（注：汪宁生《八卦起源》，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98页。）曾有人记录了一套卜问“打冤家”的具体方法，其奇偶的排列共有八种，偶偶偶、奇奇奇、偶奇奇、奇偶偶、偶奇偶、偶偶奇、奇奇偶、奇偶奇。假如“用一画代表奇数，用二画代表偶数”，“这就是阳爻（─）和阴爻（－－）的由来”。唐楚臣则认为，“川、滇氐羌遗裔所保存的单双占卜法是八卦的原型”（注：汪宁生《八卦起源》，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00页。）。
11.竹节象征说
高亨认为，作卜者据宇宙间矛盾对立的阴阳两性这个概念“才创造‘─’与‘－－’两个符号，做为象征”。之所以如此画法，因为八卦是“供占筮之用（筮法很简单），占筮用竹棍”，故而“筮字从竹（周人用蓍草，蓍也是竹类），竹棍有两种：一种是一节，用来象征阳性，‘─’象一节竹之形；一种是两节，用来象征阴性，‘－－’象两节竹之形，这和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概念分不开的”。（注：高亨《周易杂论》第4、5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换言之，阴阳爻在形状上象征着竹节，在内涵上代表着阴、阳，在数字上表示着奇、偶。
12.天地形象说
谈嘉德提出此说。他认为，“人的大脑机能开发之初，对客观世界最先引起感性认识的，是形象最大的天地。”“因此，天地的概念，就先于其它任何事物，而盘踞于人的头脑之中，并占居于主位，逐渐地对天的覆釜形象，作了极其简括的——也不可能是精细的描绘出‘⌒’，这就是天的最原始的符号（图画文字），对地的平莽一片，远接天地的形象，及日出日入的影响，所以，描绘成‘－－’的样子，这就是地的最原始的符号（图画文字）。以后，经过长期的演变，天的符号也画成‘─’的地平线形了。”（注：谈嘉德《略论周易的乾坤哲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基于此，构成了乾为天坤为地的卦象，进而形成了《周易》的“乾坤哲学”。
13.日月星象说
乌恩溥认为，《周易》是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六十四卦“渊源于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运行和变化”，构成六十四卦卦象的基本组成成分即阴爻和阳爻，“也应该是来源于日、月、五星的星象”，具体而言，“阳爻渊源于日象”，“阴爻渊源于月象”。（注：乌恩溥《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第1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从日、月图像到阴阳爻的画成，其实并不难，“古代的人们将⊙象的圆圈展平拉直，就构成了‘─’阳爻；将
象的两划平列连画起来，就构成了‘－－’阴爻”（注：乌恩溥《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第1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和“”是日、月的象形字，经演化，变成了《易》的阴阳符号。
14.宫室建筑说
刘金万认为，“‘─’、‘－－’来源于古代早期的宫室建筑，‘─’是梁柱等长而直的横木的象形写意，‘－－’的两木交叉作为椽木的细而短的木棍的会意假借”（注：刘金万《〈易经〉阴爻、阳爻和卦画的哲学意蕴》，《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1956年，丰镐遗址张家坡出土的筮卦卜骨中，阴爻恰恰画为“＾”，阳爻当然为“─”，它们，“正是梁、柱两两相交的木棍的理性反映的根据”，“大概以后为了书契上的方便，‘＾’才逐渐变化为‘－－’”。（注：刘金万《〈易经〉阴爻、阳爻和卦画的哲学意蕴》，《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后来，直观的梁柱和木棍经筮官之手发生质变而升华为符号，将宇宙间形形色色的阳刚之物与柔性之物统统包罗在这两个符号之中，“成了具有哲学规定的基石”（注：刘金万《〈易经〉阴爻、阳爻和卦画的哲学意蕴》，《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15.索形记号说
曾把《河图》、《洛书》解释为游牧时代气候图、罗盘的韩永贤，对二爻的形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阴阳爻是经历了结绳记号、圈点记号之后才演进而成的。结绳的大结与小结，“是八卦记号来源的第一个论据”；“大结演变成圈，小结演变成点，《河图》《洛书》使用的就是一串串的圈点记号。这是八卦记号来源的第二个论据”；经进一步的演化，“圈被简化掉了，仍留有空位。点被演化成细线，于是形成一对细短线及一长线，因为短线都是绳索”，故而称之为索形记号，“为八卦记号来源的第三个论据”。（注：韩永贤《周易解源》第46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由于韩永贤把《河图》、《洛书》置于二爻形成的重要环节中，所以就使此说与前述“结绳记事说”有了根本的不同。倘若把他对《河图》、《洛书》中“圈”“点”的理解联系起来去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阳爻源自《河图》中“圈”所表示的阳光、晴天或干燥，源自《洛书》中“圈”所表示的四正方位观，阴爻则源出《洛书》中“点”所表示的四偏方位观。（注：韩永贤《周易解源》第46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
16.编织图案说
刘纲纪认为，《易经》中卦象即“文”的构成，体现着“参伍其变，错综其数”这一变化与对称的普遍规律。而错、综这一美的结构的法则就“来自编织”。阴爻与阳爻的创造“很可能与从编织物获得启示有关。特别是以较粗的藤条或较宽的布条编成的编织物，最能看出这一点。在3条经线之间，压在中间经线上的纬线，以两边的经线为界，看出如许多平行排列的阳爻。中间的经线和左右两条经线之间，被压在经线之后的纬线被经线分割为以经线为中轴的左右相等的两条短线，看去就如许多平行排列的阴爻。更简单一些说，在编织中，两条平行的纬线，第一条压在经线之上，是完整的一条横线，第二条压在经线之后，被经线分割为中间断开的两条横线。前者即如阳爻，后者即如阴爻，而且也符合在上者为阳、在下者为阴的观念。”（注：刘纲纪《周易美学》第232、23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无疑是说，阴阳二爻源自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从而与“人更三圣”（注：《汉书》卷30《艺文志》。）的古老学说有了本质的区别。
总之，在揭示阴阳二爻起源这一难解之谜中，20世纪的许多易学家们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仅以16种学说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往易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整个易学史。就其研究的阶段而言，则明显呈现着两个高峰期，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相比之下，后者又胜于前者。正如方克立所说：“最近15年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最好时期。”（注：方克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除此之外，还有着如下8个特点：
其一，方法科学化。包括两个方面，一则用西方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一则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进行研究并成为主流。正是有了不同于过去的科学方法，才得出了超越过去的科学结论。
其二，民生日用化。阴阳二爻既非圣人所画，又非天降瑞物，它源出于“百姓日用”（注：《易传·系辞上》。）之中，或计事，或计数，或者为房屋结构，或者为编织图案等等，从而冲出了天命说的桎梏，打破了圣人说的光环，使之归属于民众，归属于真正的创造者之手。即便是被视为“祥瑞”的《河图》、《洛书》，本世纪的学者们也从中辨识出了新的内涵，仍与“日用”紧密关联。
其三，学科多样化。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文献学家、经学家、数学家等均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严肃又细致的探讨，形成了多学科共探其源的繁荣局面。
其四，立论实证化。表现在大量地运用史学、文献学特别是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成果，使其所得出的结论植根于丰富和确凿的文物文献资料之上。
其五，阵容国际化。本世纪的易学，国际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为数不少的好《易》者及治《易》者。对二爻源起提出高见的，至少有日本、法国等国的学者。国外学者已经从了解走上了深入研究的新阶段。
其六，时间持久化。许多观点，经过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日益成熟，并仍在继续地探索着，从以往的一家之言逐步向几代之论甚而为世纪之说转变。
其七，精益求精化。龟卜说、数字说等观点，就是在不断求精中方使其充满了活力。而一些学者终其一生都在否定前说探讨新说中从事着易学研究。郭沫若早年信从男根女阴说，中年又主文字诱导说：李镜池30年代提出蓍草说，40年代坚持龟卜说，60年代力主结绳说。不断否定，不断求精，持之以恒，严谨求是，体现着一代学者的科学态度和治学风范。
其八，中外比较化。数字说和生殖说所涉及的部分论据，学者们视之为中外共存的文化现象，并加以类比，以得出可信的结论。
还应该看到，16说中的一些立论仍还处于模糊、空泛和猜测当中，尚待来日进一步展开论述。我们相信，21世纪的易学研究成果，将会更富成就，更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