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990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作者设制的社会产出指标体系为测量评估手段，以国内现有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1952-1990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了一个定量的描述和分析。这是运用社会指标方法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的一次新尝试。
本文拟以社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为手段，以国内现有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对1952-1990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一个定量的描述和分析。运用社会指标方法来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本文不是第一例。本文与先有的各种同类文献之间的差别有二：一是在社会发展的涵义界定上，本文同以往的同类文献有着根本的区别，由此造成二者之间在计量指标选择与测量结果上的重大差异；二是在时间测量单位的选择上，以往的同类文献多以改革前后两大时期作为时间单位，跨度较大，本文则以各个五年计划时期作为时间单位，①跨度较小，因而使本文的描述和分析较前者要更为细致。
社会发展的涵义与测量指标
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化的测定，是对社会发展态势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必要前提。然而如何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准确、恰当的测定和评估，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之一。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来测量、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本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分化、犯罪、污染等）却日趋严重，这使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这种以单纯经济观点来评价社会发展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面状况。要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面状况，必须采用一种更为全面的综合的评估指标才行。基于这种新的发展观，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纷纷开始探索和设计这样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从6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已有近百个国家及组织建立了各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估方法，正在日趋完善和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分析一下现有的许多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却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在这些指标体系中包含了许多不能或不是反映社会发展最终成果的指标在内。
社会发展是一个涉及多种方面或环节的动态过程。这些方面或环节大致说来可以概括为三个：一、社会本体（结构、制度、关系、组织等）的变革；二、社会活动手段（可投入的各种资源和技术等）以质与量上的增长；三、社会活动所产出的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成果在质与量上的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需要满足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这三个方面或环节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由此也造成了“社会发展”一词在涵义上的丰富性与歧异性。那么，从测量与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我们应选择上述三者中的哪一或哪几方面的指标来作为测评的依据呢？抑或是应把它们全部综合起来共同作为测评社会发展水平的依据？
现有的许多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的是后一种方法。以我国现有的几个影响较大的综合指标体系②为例，在这些指标体系中既有反映社会活动最终产出的各种指标（如国民收入、在校学生数、平均预期寿命、犯罪率等），也有反映社会结构的各种指标（如城乡人口比重、各产业人数比重等），还有反映社会资源投入的指标（如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科技人员数、人均能源消费量、教育经费等）。那么，以这种方法来测定社会发展水平是否合理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把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或环节全部综合起来作为测评社会发展水平的依据，不能产生合理的测量结果。合理的作法应该是选用社会活动产出成果方面的指标来作为测评社会发展水平的依据。理由简述如下：
一、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增加社会产出，提高人类需要的满足水平。因此，社会发展的终极涵义应是人类需求满足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其可测量的直接标志则应是用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社会产出的增长（因为人类需求的满足本身是个内在的、难度量的过程）。
二、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资源投入方面的变化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它对人们的意义只有通过观察它对社会产出的影响才能判断出来。一项社会结构、制度或社会投入方面的变化，只有当它促进了社会产出的增长时，我们才可以说这种变化是种进步；如果它造成的是社会产出的缩减，那么就是种退步；如果既没有导致社会产出的增长又没有导致其缩减，那么这种变化就没有意义。因此，离开对社会产出的影响，单从社会本体或社会投入等方面的变化本身，无以确定社会是否发展。既然如此，反映社会本体或社会投入方面变化的各种指标对于测量、评价社会发展水平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
三、如果将反映社会本体或社会投入方面变化的指标选来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的依据或依据之一，将会导致对社会发展水平作出不恰当的判断。例如，社会产出水平相同但社会结构、体制或社会投入量不同的两个时期，如果把社会结构、体制、投入方面的指标作为评测社会发展水平的依据或依据之一的话，就会得出这两个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结论。而实际上，两个不同时期之间，不管它们在社会结构、体制或投入等方面有多大差别，只要社会产出水平相同，它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应是处在同一刻度上。依它们在结构、体制或投入等方面的不同而认为它们在社会发展水平上也不同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选择社会产出指标来作为测评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并非是作者的一孔之见，而是社会指标运动最初发起者们的基本主张。1969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表的《社会报告纲要》就明确强调社会指标所测度的是社会的“产出”，而不是“投入”，“所以，有关医生或警察数字的编译不能算是社会指标，而有关健康或犯罪率的数字却可以是社会指标”。③
可见，把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方面或环节全部综合起来作为测评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是不恰当的，它不能合理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变动的真实情况。我国现有的几个影响较大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都有三分之一以上指标是属于反映社会结构或社会投入的，因而实际上已难以恰当地反映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变动的状况与过程。为了能更恰当地判断我国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准确揭示我国社会发展的变化态势，我们有必要回到社会指标运动发起者们最初的立场上来，建立一个基本以社会产出指标为元素的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这个思路，参照我国现行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其它可获得的有关资料，通过反复实验，本文初步选定四大类（即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类）计30余个具体产出指标，用加权平均指数法作为指标数据汇总方法，④设计出一个完全以社会产出指标为元素的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即社会产出指标体系，详见附录）。本文将以这个指标体系来作为我国历年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测量工具。
1952-1990年各时期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测定
本文运用上述社会产出指标体系，对1952-1990年间我国的主要社会产出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各主要年份上我国社会的总产出指数及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个领域的产出指数数值如下表所示：
表1 1952-1990主要年份我国社会发展指数
注：计算指数所依据的数据资料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资料》等文献。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及社会经济调整期间我国社会的总产出指数及四个分支领域的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详见下表：
表2 各五年计划及调整时期我国社会产出指数年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前表中的数据资料计算而得。
根据上述两表（尤其是表2）所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即可以对1952-1990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一个粗略的描述和分析。
1952-1990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
依据上述两表所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52-199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总的来看可以说是“成果辉煌”。1990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约为1952年的1600%，增长了近十五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7%。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为文化活动领域。以1952年的产出指数为25分计算，至1990年文化活动产出指数为941.5分，为1952年的3766%，年平均增长率为10.02%。其次是经济活动领域，以1952年产出指数为25分计算，1990年产出指数为298.9分，为1952年的1196%，年平均增长率为6.75%。再次是人口生产活动领域，以1952年产出指数为25分计，1990年产出指数为278.4分，为1952年的1113.6%，年平均增长率为6.55%。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是政治活动领域，同以1952年产出指数为25分计，1990年政治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为77.5分，为1952年的310%，年平均增长率为3.02%。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然而，仔细观察各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产出指数及其增长速度数据，我们就又可以看到，上述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成就是通过一种波浪起伏的曲折历程而取得的。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将1952-1990年间各五年计划及调整时期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情况绘成下图。
从上图我们首先可以很直观地看到，1952-199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带有一种强烈的波动性质。以五年计划或调整时期为时间统计单位的社会总产出年均增长速度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升降态势（一升一降，再一升，再一降……）。在这个波浪前进的过程中，属于波峰的发展时期有四个，即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2-1965年（调整时期）、1970-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80-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其中最高的波峰为1952-1957年，往下依次为1980-1985年，1962-1965年和1970-1975年三个时期；属于波谷的发展时期也有四个，即1957-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5-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5-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85-1990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其中最低的波谷为1965-1970年，其后依次为1957-1962年，1975-1980年和1985-1990年三个时期。
1952-1957年是整个38年间我国社会发展势头最好、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总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达14.62。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活动四个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也都达到10%以上。其中政治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最高，达17.74%；文化活动领域居次，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5.85%；再次是人口生产活动领域，为13.09%；经济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最低，也达11.37%。除经济产出指数外，其它三个领域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也都为38年中最高水平。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相对说来最为均衡、协调的一个时期。1952-1957年，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个领域指数增长的速度与均值分别仅差1-3个百分点，离散系数仅为0.1294，为38年间最小值。
紧接而来的第二个五个计划时期（1958-1962年）则是我们分析的38年中社会发展势头最差的时期之一。这期间我国社会发展总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跌，降至3.04%仅高于1965-1970年间的水平。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个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也大幅下跌。其中降幅最大的是经济领域，由1952-1957年间的17.74%降至0.944%，降幅为94.68%；降幅居第三位的是人口生产领域，其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由1952-1957年间的13.09%降为2.17%，下降383.4%；文化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的降幅最小，但也下降了45.84%。此外，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最不协调的时期，各领域指数增长速度与均值的差别高达3-6个百分点，离散系数为1.398，为38年间最大值。
社会发展态势的猛跌把我国带入了第一个治理整顿时期。从1963-1965年，由于调整的结果我国社会发展的速度开始大幅回升。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回升至10.04%。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也显著回升，其中升幅最大的也为经济产出增长率，从1957-1962年的1.24%升至14.68%，上升了1283.87%；其次是人口生产领域，从2.17%升至11.18%，上升了414.12%；政治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的回升幅度居第三位，从0.94%升至3.15，上升了233.2%，产出指数年均增长升幅最小的是文化领域，从8.58%升至11.66%，升幅为35.86%。除此以外，各领域产出指数增长速度间的差异也有较大缩小，离散系数从1.398下降为0.42，使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恢复到相对协调的状态。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把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带入了一个更大的低谷。从1966-1970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69%，为38年间最低数字，比头一个低谷时期（1958-1962年）甚至还低11.71%。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也均呈降势。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文化领域从1962-1965年间的11.66%，跌至-0.88%，下降了107.55%。这充分表明了“文革”初期的社会环境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降幅仅次于文化领域的是人口生产领域，年均增长率从1962-1965年间的11.18%降至3.17%。降幅居第三的是经济领域，从1963-1965年的14.68%降为8.34%，下降了43.2%。政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的下降幅度略低于经济产出指数，从3.15%降为1.86，降幅为40.84%。除了各领域指数增长率大幅下降之外，文革初期各领域间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重新拉大，离散系数升至1.0725，在整个38年中居第二。
1971-1975年间，由于一些调整措施的实行，使我国社会发展又一次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期间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又回升到5.94%，属于四个波峰时期最低的一个峰。但在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增长率之间第一次打破了过去同升同降的局面，出现了有升有降的态势。政治、文化、人口生产三个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呈回升态势，但经济产出指数却继1965-1970年之后继续下滑。在前三个领域中，增长率升幅最大的是文化领域，其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从1966-1970年间的-0.88%升至9.88%，升幅达1223.4%（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对“文革”初期所受破坏最大这种状况的一种反弹）。政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升幅居第二，从1.86%升为2.52%，上升了66.2%。人口生产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回升幅度最小，为17.09%（从3.17%升至3.71%）。经济产出指数增长率则从1962-1965年间的14.68%下降为1966-1970年的8.34%以后，继续下降至5.48%，比1966-1970年间又下降了34.23%。由于经济产出指数增长率的降幅低于整个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率的增幅，使整个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仍呈一定回升态势。此外，社会各领域发展速度间的差异也再次缩小，离散系数下降到0.5175，处于相对协调状态。
1976-1980年是我国社会体制的交替时期，其中前三年为传统体制的末年，后二年为改革初年。这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呈现一次幅度不大的下向波动，从1970-1975年的5.94，下降为5.84%，下降了1.67%。这一次下向波动主要是由于文化产出指数增长率的下滑造成的。1976-1980年间文化领域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跌至7.16%，比1970-1975年间下降了27.5%。除此以外，其余各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都呈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其中经济产出升幅最大，由5.48%升至6.07%，升幅为10.61%。其次是人口生产领域，从3.71%升至3.98%，升幅为7.51%。最后是政治活动领域，从2.52%增至2.61%，升幅为3.49%。由于原来相对较高的文化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有所下降，其它三个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有所上升，使1976-1980年间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离散系数进一步下降为0.3573，使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协调程度超过了1962-1965年的调整时期。
1981-198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见效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结果，这期间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大幅上升，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升至10.36%，仅次于1952-1957年间。经济、文化、人口生产三个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也呈上升态势。其中上升最快的是人口生产领域，从前五年的3.98%升至12.23%，上升了207%。增幅最小的是经济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从6.07%升至6.95%，仅上升了14.58%。与上三个领域相反，1981-1985年间政治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则呈负增长，其年均增长率从2.61%下跌为-4.23%，下跌了262%。1981-1985年间我国社会总体上虽呈高速发展态势，但社会各领域发展速度间的差异却呈加大之势，离散系数从前五年期的0.3573上升到0.9856，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与1976-1980年相似，1986-1990年间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再次出现一次幅度不大的下向波动。社会发展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从1981-1985年间的10.36%下降为9.51%，下降了8.25%。但与1976-1980年的下向波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下向波动波及较多领域。除了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文化、人口生产三个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均呈下降态势。其中人口生产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从12.23%降至5.34%，下降了56.32%。文化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降幅居第二，从16.17%降至13.39%，下降了17.15%。经济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降幅居第三，从6.95%降至6.11%，降幅为12.06%。政治产出指数增长率在1981-1985年大幅下降之后，于此期间开始回升，从-4.23%升至0.74%，上升了117.46%。从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指数及大多数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均增长率间的差异却呈缩小态势，离散系数从1981-1985年间的0.9856下降为0.7086，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说来仍处于较不协调状态）。
总而言之，1952-1990年38年间，我国的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发展历程呈现了一种有节律的上下波动、起伏前进的态势。在以各个五年计划及调整时期为时间单位的统计数据中，社会总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每升高一次就紧随着要下跌一次（反观亦然）。但如果把各个时期连成一个过程整体来看，则可以把这整个过程大体划分成两大阶段，其分界点为1970年左右。前一阶段自1952年至1970年左右约18年左右时间；后一阶段自1970年左右至1990年，约20年左右时间。前一阶段社会发展的波动程度较大，后一阶段的波动程度较小（前一阶段的最高波峰时期的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速度与最低波谷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为11.94个百分点，各统计时期年均增长率间的离散系数为0.6588。后一阶段的最高波峰时期的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均增长速度与最低波谷时期年均增长速度间的差距为4.35个百分点，各统计时期年均增长率间的离散系数为0.2588）。前一阶段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下台阶的趋势：后一个波峰低于前一个波峰，后一个波谷也更低于前一个波谷；后一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台阶的趋势：后一个波峰高于前一个波峰，后一个波谷也更高于前一个波谷（假如可以把这里的一个波峰与其紧随着的波谷时期称为一个“波动时期”的话，那么前一阶段中后一波动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平均值要低于前一波动时期，后一阶段中后一波动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平均值则要高于前一波动时期）。这一下一上两组“台阶”的组合，使我国社会整个38年间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又呈现出马鞍形。38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可以从这里得到大体上的印证。此外，这两组“台阶”的上下走势，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态度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1952-1957年间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总产出及各领域产业指数均以较高（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往前发展。1958年—1978年我国实行单一公有制体制，社会总产出及各领域产出指数的五年计划期内年均增长率遂大起大落，20年间年均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率降至5%。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重新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总产出指数遂又持续十余年以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往前发展。这种对应性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波动态势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动态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也表明了我国1978年以来体制变革的合理性。当然，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前述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其它诸方面的许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容待另文中讨论。
附录：社会产出指标体系
①以不变价格计算。
②⑦⑧财产（权力、教育）分配平等系数的计算方法：1—财产（权力、教育）分配基尼系数
③t年有保障的公民权益总量的计算公式为：t年的公民总数×t年宪法（或其它法规）规定的公民权益项数×t年公民权益保证系数。前两项可分别从统计资料与法规条文中查得，后一项则通过有关资料估计得到。
④均按倒算法计算指数，即以基年数除以各年数，得各年指数。
⑤均按倒算法计算指数，即以基年数除以各年数，得各年指数。
⑥组织管理活动量的计算方法是将各类（全民、集体、个体）组织系统总人数与各类组织系统组织化程度系数（通过估计在0-1之间取值）相乘之积相加。
①财产（权力、教育）分配平等系数的计算方法：1—财产（权力、教育）分配基尼系数。
②据“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数字计算出实际值。
③均按倒算法计算指数，即以基年数除以各年数，得各年指数。
④均按倒算法计算指数，即以基年数除以各年数，得各年指数。
注释：
①因年度资料不可得，五年计划时期乃为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指标分析可能进行的最小时间单位。
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国家统计局于1989年合作制定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1992年合作制定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等。
③M.Carley:"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Georgeallen & unwin Ltd,Greet Britain,1981,p,23.
④详见拙作《我国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再探讨》，《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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