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创新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11-0012-07
修订日期：2011-10-12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正经历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力量迅速增长，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继凸显。对于长期以来“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①的中国而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和紧迫性的时代课题。八个月内党中央三次部署社会管理工作，②这是对社会管理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当前社会已呈现出一种“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互联网正渗透着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③。作为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多维体现和延伸，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同步和互动已十分频繁，有时甚至极其强烈，许多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发端于或借助于网络而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问题、全局性问题，从而对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形成极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④，虚拟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点，也应成为学术界重点攻关的课题。
国内对社会管理的研究时间尚短，对虚拟社会管理的研究更是刚刚起步。目前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零星的概念辨析、必要性分析、问题描述等粗浅层面，对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分析、理论背景、管理格局和体系的系统化研究仍十分欠缺，导致实践层面缺乏理论指引、研究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在分析虚拟社会本质内涵和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依据的基础上，从逻辑起点、理论来源与分析框架等根本性问题入手，搭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以便为虚拟社会管理创新这一课题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和借鉴的体系。
一、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意蕴
1.1 前提：理性认识虚拟社会
互联网的产生和应用为人类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生存的个人、组织及其各种交流交往活动构成了虚拟社会的形态。理性认识虚拟社会，是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基本前提。作为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多维体现和延伸，虚拟社会具有其固有的特征。
(1)主客体和行为的虚拟性与隐蔽性
虚拟社会的虚拟性体现为空间的虚拟化、行为的虚拟化和主客体的虚拟化。人们的实践活动从传统物理空间搬移到通过符号来逻辑地实现的网络空间，从而让原来人类主体直接面对的“实在”后台化了，“现实人”转变为“虚拟人”，从而形成一种“虚拟实在”⑤。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就成为网民身份的标识，其结果是网络具有“造蔽”功能，能够把网民身体进行随意修饰涂抹，使其能够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活动，从而大大减少了现实中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也使得传统的政治控制变得困难重重。
(2)场域的跨界性与联动性
网络技术和服务使得虚拟社会跨越了国家与地域的界限，每一个网络参与者常集信息接收者与传播者角色于一身，信息几乎可以“无障碍”地即时传播并放大。在虚拟社会，某一事件一经发起，往往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激发网民的参与热情，聚集相当规模的网络民意，最终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这对虚拟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3)参与结构的平等性与离散性
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社会的参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网络中，现实社会的权威被打破，特权被去除，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同样丰富的信息资源，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平等地参与讨论，对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现象进行关注和评价。参与结构的平等性与离散性解构着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现实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科层组织及其垂直方向的命令链在虚拟社会管理中效率低下，甚至成为问题的根源。
(4)信息传播的自主性与可操纵性
在虚拟社会中，网民对信息自主选择和过滤的自主性与“意见领袖”极强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相结合，容易为“网络推手”提供操纵信息的便利，将我们可以目睹的“真实世界”卷入一个难以洞悉的“虚拟空间”，从而恶化网络生态。
1.2 现实依据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样态，虚拟社会的崛起与迅速发展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的存在方式；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也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的治理范式，呼唤中国的社会管理革新。
(1)顺应社会形态衍变的必然结果
随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互联网普及率已升至36.2%，域名总数已达786万个。⑥中国虚拟社会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群体已经初步形成，并且拥有了一批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公众，形成了一定的公共舆论，这标志着中国虚拟社会的形成和崛起。虚拟社会主客体和行为的虚拟性与隐蔽性、场域的跨界性与联动性、参与结构的平等性与离散性、信息传播的自主性与可操纵性等特点，使得虚拟社会已成为与现实社会迥异的新的社会形态，并从治理理念、管理格局、治理机制和应对方法等多层面挑战着传统的治理范式。面对种种挑战，创新虚拟社会管理已成为社会形态衍变的必然选择。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虚拟社会已成为草根阶层维护权益、伸张正义、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的最重要平台，因而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几年中国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线上线下的联动日益频繁，网上言论与现实行动相互推动的趋势日益明显，虚拟社会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舆论放大、社会矛盾聚集和社会怨恨宣泄的场所。因此，积极推进虚拟社会管理创新，对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3)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平台
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状态并不令人鼓舞”⑦的中国而言，虚拟社会的崛起蕴含着更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公众在现实社会缺乏政治参与、约束公共权力、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途径和合适平台；另一方面，虚拟社会削弱了公共权力系统对话语权的控制，“帮助普通公民发现了自己的声音，网络与政治在社会民众的期盼下碰撞出了诸多火花，中国政治生态因网络而开始改变”⑧。在中国，由虚拟社会所催生的网络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态“重新激发了民主的活力，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运行方式”，“重新释放了受到压抑的参与热情，把某些现实的政治束缚解开”⑨。不过，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缺少规范约束、宽容度不高、网民的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泛道德主义甚嚣尘上的虚拟社会环境下，网络政治中仍然存在着“沉默的螺旋”⑩：当沦为“言论立场少数派”时，网民往往会感到无奈与无力，从而给“网络推手”操纵言论、制造舆论、干扰政策留下空间，使“网络民主”演变为“网络暴政”。因而，善待、善用、善管虚拟社会，妥善应对民意、民智、民情，可以为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新路径。
(4)促进官民良性互动、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虚拟社会的隐匿性、开放性、平等性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在虚拟社会中，公众可以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评判公共政策。作为强势一方的国家，如能宽容对待网民与虚拟社会，提高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积极推行“网络问政”，则通过网络平台听民意、汇民智、解民情，完全可以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对话、双向沟通和良性互动，从而获取公众的认同和认可，增进执政合法性。
二、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科学研究中人类思维的一个关键环节。无论是学科构建还是具体理论研究，对逻辑起点的厘清都有助于获得一种对研究主体自我认识和对研究客体合理建构的方式和平台。
尽管目前国内谈论的“虚拟社会管理”在西方语境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但中西方对其中的“社会”的界定仍然基本一致：其外延不是那种与自然界相对且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件等各个子系统的广义的“大社会”，而是那种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分结构”中的狭义的“小社会”。
从逻辑层面来看，“虚拟社会管理”的内涵是管理虚拟社会，这意味着“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对象，应有它的独立空间、特殊功能和运作逻辑。唯其存在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虚拟社会管理”才有其存在的必要和操作的可能。
从理论层面来讲，现代国家的健全结构是一个“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三要素各自“有不同的活动主体、不同的组织目标、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激励机制、不同的运作逻辑”(11)，“国家依赖于有效组织起来的权力结构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市场仰仗价格机制发挥财富生产功能，社会依照自治原则发挥自主治理效应”(12)。这一结构要求，国家不能肆意拓展自己权力作用的范围、随意改变权力作用的方式和手段，更不能擅自入侵市场和社会的领域而将前者的价格机制和后者的自治原则加以破坏。
从实践层面而言，西方的社会发展史表明，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不仅能适应社会异质性的公共需求，而且有效地填补了政府权力无力触及的空间，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可培育出国家强盛、市场繁荣、社会稳定而活跃的良好态势。而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的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13)，并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社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在世界范围的实践中已成为实然。
因此可以说，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理论逻辑起点就是公民社会：一个与现实世界互通互联互动的社会，一个独立的、具有合法的成长空间的社会，一个能与国家建立信任和良好互动关系的社会，一个志在“培养具有平等、自由、参与意识的现代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体系”(14)的自治、自律的社会。在此意义上，虚拟社会的管理和研究才有创新的意义与基础。
三、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来源
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社会管理及其管理体系的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等学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就需要一个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理论框架并用于研究中国问题；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及福利国家改革的兴起，西方多中心治理、网络化治理、新公共服务等新理论的出现，进一步丰富着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历史和文化语境与西方大不相同，且这些范式本身仍有进行检视及反思的必要，但结合中国实际，稍加修正，仍不失为研究中国问题——包括(虚拟)社会管理——的良好理论工具。
3.1 “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研究社会管理问题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目前西方学界理论主要有五种(15)：一是“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即国家权力有不断扩张的秉性和趋势，只有通过独立的公民社会的民主实践，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二是“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即社会与国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主张把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并尽可能地扩大公民社会的自治空间。三是“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即国家与社会有各自的独立领域，并保持势均力敌的力量，从而相互制衡相互促进。四是“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即社会各利益团体可以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国家为各社会组织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五是“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即国家与社会并不对立，也不存在内在冲突，二者是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关系。也有学者更直接地提出“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四种组合模式。
就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邓正来的“良性互动模式”(16)，即中国应通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二是唐士其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17)，即首先肯定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才在尊重社会组织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并提供制度性支持和规制，同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三是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模式”(18)，即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未来政治变革的希望应当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村委会、居委会和城市工作单位的行政领导)，而不是仍被严厉限制着的私人领域。四是常宗虎的“强国家—大社会模式”(19)，即国家拥有维护民族统一、领土完整、发展繁荣和控制“社会”内部冲突的足够权力，并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在经济发展和其他公益领域充分发展、完全自主自治，并拥有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渠道及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下，“强国家”之下只可能有“大社会”的存在领域，而不可能有“强社会”的活动空间。
3.2 西方学者创设的社会治理理论
(1)多中心治理理论
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Ostrom)夫妇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创立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的一种新思路。该理论强调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能、也无法垄断所有资源，成为管理的唯一主体和单一权威，而应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家庭、社区、企业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从而形成多主体参与和合作的社会管理格局和体系。
(2)网络化治理理论
网络化治理理论更加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该理论认为，治理过程中充满着利益冲突与合作的特质，治理目标的达成是多元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并主张通过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及至私人部门共同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合作网络，通过面对面的合作，分享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采取集体行动；在治理的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
(3)新公共服务理论
由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登哈特夫妇倡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之上，倡导将公民置于整个治理的中心，推崇公共治理中的责任、公正、参与、回应等价值理念，强调建立有效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勾勒了一幅政府与社区、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与合作共治的治理新图式。
四、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无论是“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还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研究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体系构建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注意，作为一种在西方产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其根源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并充分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适用性仍需仔细考量。在借鉴这些理论时，需要根据中国的本土实际进行适当的修正。
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在中国的表现而言，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合一的“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20)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力量获得了空前的扩展，而社会本应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却几乎被国家所吞噬。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力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领域，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使“总体性社会”的某些特征开始削弱。但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平衡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社会空间扩展和国家权力收缩这二者之间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模式”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还过于乐观，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传统、根深蒂固地期求国家强大的民族文化、土地广博和多民族对国家凝聚力的强烈需求、维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动力”(21)。当前中国“社会”空间还比较狭小、民间组织发展还很不充分、公民社会还远未形成。中国的社会传统和发展现实共同确立了国家的主导地位，而且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未来的中国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获取赶超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因此，中国“在近中期内建立一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22)。而我国学者常宗虎所指称的“强国家—大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模式(23)，似乎更多地照顾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既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应然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然关系的发展方向。这种模式一方面承认社会的自治空间，信任社会的自治能力，认为应该缩小国家的干预范围，扩大社会的自治领域；另一方面，它重新界定国家职能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调节者和引领社会转型的关键者和主导者。我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确立，正是对这一模式的解释和印证。
多中心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因强调限制政府的作用、甚至鼓吹“没有政府的治理”而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观点对于现阶段仍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能力建设的中国来说并不适合。尽管如此，其理论内核仍值得我们借鉴，如转变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职能和角色，着力建构起与其他众多社会主体的多元平等、互动参与、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管理的权力重心由政府向社会的基层单元社区转移，实现社区自治、政府辅助自治、社区成员与其他主体参与自治，从而激活整个社会的多重要素，使之相互联接成为社会合作治理的网络；培育公民的自愿、参与精神；支持民间组织的良性生长，进而缔结起社会团结与情感依存的社会网络。
五、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主要内容
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虚拟社会的本质内涵和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依据，厘清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汲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多中心治理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等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相关理论分析工具进行了修正。通过分析我国虚拟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包括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原则、路径等结构要素在内的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体系。
①虚拟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管制理念和对抗意识依旧存在，集权观念和一元思想仍然浓重；二是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的管理，轻社会的参与；三是在目标取向上重视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轻视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保障；四是手段上习惯于“捂、删、封、关”等控制方法，而非信息公开、舆论引导、真诚沟通和积极回应等柔性方式；五是网络众声喧哗与官方缄默失语的矛盾；六是网络失范严重，网上犯罪猖獗；七是网络立法滞后。
②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通过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扩大虚拟社会的自治空间，使之成为网民表达诉求、维护权益、伸张正义、监督权力的重要渠道，从而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谐稳定的虚拟社会；通过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提高虚拟社会的开放度，使之成为网民参与政治、出谋划策和政府汇集民智、优化决策的重要平台；通过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提高虚拟社会的互动度，使之成为政府和民众互通意愿、改善沟通、化解矛盾的互动窗口。
③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则：一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二是党政主导、多元共治；三是疏导为主、管制为辅。
④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一是更新虚拟社会管理理念，树立服务为本理念、社会自治理论、多元治理理念、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意识。二是理顺虚拟社会管理体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三是完善虚拟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网络利益协调机制、网络政事发布机制、网络矛盾调处机制。四是创新虚拟社会治理方式，完善“网络问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鼓励有序网络参与，推进网络民主；打通“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五是提升虚拟社会生态治理能力，强化网络营运商自律，加强网民网德教育，培育公民精神。六是推进虚拟社会管理立法，加强网络失范规制，打击网络犯罪。
⑤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个案研究：具体分析有特色的地方政府虚拟社会管理案例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个案，总结经验教训，为完善虚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注释：
①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岳经纶、郭巍青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一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201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2011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三次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做出部署。
③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④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⑤张怡：“虚拟实在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
⑦任剑涛：“国家与社会：历史扭曲与现实调适”，《经济观察报》，2011年7月11日第46版。
⑧康丽丽：“从广场政治向公民社会转型——网络的政治价值分析”，《领导科学》，2010年12月。
⑨郭小安：“超越抑或拯救代议民主：网络民主价值辨析与合理定位”，《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4期。
⑩根据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伊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设，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媒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人们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优势气候(舆论)采取趋同行动，其结果便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11)康晓光：“权力的转移—1978-1998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夏季号总第30期。
(12)任剑涛著：《为政之道：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综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3)同(11)。
(14)陈振明、李德国、蔡晶晶：“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概念辨析——《‘政府社会管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
(15)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16)邓正来著：《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7)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3页。
(18)同(16)，第442页。
(19)常宗虎：“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论纲”，《社会政策评论》，2003年冬季卷。
(20)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6期。
(21)常宗虎：“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论纲”，《社会政策评论》，2003年冬季卷。
(22)康晓光：“权力的转移 1978-1998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夏季号总第30期。
(23)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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