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其对论文,资本论文,结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业是文化的重要形塑者，在形成国家和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关键词，以出版业、报业等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业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里居于较为中心的位置，出版业因此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肥沃的社会土壤，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潜在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企业，它们的资本结构有一个共同特征：官僚资本占有一定比例。但是这些出版企业官僚资本比例存在较大的不同，而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官僚资本比例又有很大差异。大体而言，商务和中华的资本结构中官僚资本占比较少，世界和大东的官僚资本在后期则渐居主导地位。本文选取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作为考察中心，探讨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一、资本结构的演变：从“在商言商”到依附官僚资本 (一)同人创业，资本的“民间立场” 世界书局创立于1920年，初由沈知方独资经营，资本不足万元，后以经营甚佳，乃于1921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书局的“原始”股东主要由两个群体组成，“一部分原是经营书业的，如沈知方、魏炳荣、李春荣(此二人也为沈知方幼年师兄弟)、张云石、贺润生等，另一部分是沈认识的纸业商人，如陈芝生、林修良、毛纯卿、张丽云、胡挺楣等。组成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不仅初创时如此，以后屡次增资扩充，在公司章程中亦这样标明”①。中期屡次增资扩充，1931年由股东会决议，扩充资本额为100万元；1941年11月，股东会决议增资至300万元(伪法币)；1942年8月23日，股东会决议扩充资本至500万元(伪中储券)。投资者有旧上海租界时期司法界名人和其他所谓“社会闻人”“商业巨子”，如关炯之、孙羹梅、黄涵之、陆仲良、王一亭、朱吟江、顾馨一、冯炳南、罗坤祥等，以及银行界投资的代表，如吴蕴斋、钱新之、唐寿民、叶扶霄、徐寄庼、徐国懋、孙瑞黄、朱博泉、周德孙、包诚德等。其中有些人被选为董事或监察人，他们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即使在抗日战争前，李石曾以投资人兼债权人的双重身份进入世界书局，其集团人员被选为董事和监察人，但由于其仅入股5万元，而书局当时总资本为71万余元，李的股份不足以支撑其全面掌控书局，于是他只派一名会计人员驻局监督财务收支，并不干预书局的出版业务。 大东书局创立于1916年9月，由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四人集资合办，资本3万元。192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10万元；1925年，复增资本为20万元，并向北京政府农商部注册，取得注册执照；1930年，资本增至40万元；1932年，增募家庭教育股10万元，资本增至50万元。大东书局的四位创办人都是出版界的行家里手。吕子泉是大东书局的首任经理，任职时间为1916年—1928年。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在商务出版业务初具规模的时候，就物色了吕子泉等三人从事发行工作，吕子泉是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推销能力极强。王幼堂亦是上海出版界的活跃人物，在创办大东书局之前他曾担任中华书局协理一职。大东的第二任经理是沈骏声(1894—1943)，任职时间为1928年—1943年，在四位创办人中，沈最年轻，精力充沛，因此他肩负的责任也最繁重，同时，他对法学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造诣，与陶百川、居正等国民党人士有较深厚的交情。王文濡(1867—1935)，原名王承治，字均卿，近代著名学者、国学家、出版家。清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秀才，次年补博士弟子员。他热心出版事业，曾主持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多年，并曾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鸿文书局等机构任职，1916年参与创办大东书局，主持大东书局编辑所，具有一定的社会名望。可以说，大东书局的这个四人创业团队质量是较优的，与中华书局的创业团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团队成员的业务素质较高，成员之间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团队凝聚力较强。 随着书局的增资，股东群体结构也渐趋多元。1931年，书局的主要股东名单如下②： 常务董事：吕子泉、王幼堂、殷子白(茶叶商人)。 董事：蒋梦麟(教育家)、董康(法律家、律师)、何五良(印刷商)、汤济沧(教育家)、宋文献(不详)、屠心矩(教育家)、陈玉璋(不详)、黄谷梅(盐商)、王伯瀛(钱庄老板)。 监察：王哲明(不详)、李兆麟。 董事兼经理：沈骏声。 总编辑：孟寿椿。 1933年的主要股东名单如下③： 常务董事：王伯瀛、殷子白、吕子泉。 董事：董康、蒋梦麟、杜月笙、李元白、黄谷梅、陈玉璋、谈松涛。 监察：王哲民、徐益智。 经理：沈骏声。 从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股份群体结构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多元性是股东群体结构的主要特征，这也是出版企业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的一种体现。出版企业既需要文艺界、教育界的智力支持，也需要司法界、金融界的保驾护航，还需要众多散户的涓滴汇注。其次，结构虽然多元但却应该有所偏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管理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与发掘市场，评估产品与生产工艺，以及积极地管理雇员的行动。在所有这些任务中都包含着不确定性……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它们需要发展出默会知识，以便洞悉那些与衡量和实施相联系的复杂关系。企业家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的种类，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制度背景(contest)的产物。”④近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背景决定企业经营者应该懂得大量有关编辑、印刷、发行的知识，同时还要懂得与大规模企业有关的经营管理方法，股东群体中，占主导的并非一定是股份居多数者，而是应该偏重具备相应知识并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股东。 (二)官僚资本“反客为主”的契机 在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官僚资本的内涵进行界定。国内对于官僚资本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界定过于宽泛，将近代的官办事业和“国家垄断资本”也纳入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和界定官僚资本。陆仰渊、方庆秋等人认为，官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1)这一资本集团的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某一个官僚的私人投资；(2)这一资本集团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3)掌握这一资本集团的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操纵垄断、囤积倒卖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以饱私囊者⑤。本文认同此观点。本文所指的民营出版企业的官僚资本即是指某一官僚的私人投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办事业和国家垄断资本。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各大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中有官僚资本的不在少数。商务印书馆有王云五的资本，中华书局有孔祥熙的资本，世界书局有李石曾的资本，大东书局有陶百川的资本，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在很长时期内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企业来说其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少受来自政治的干扰，官僚资本影响力较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形成了一个较强的中央政府，企业受到政治的约束力较之前加强，官僚资本影响力开始增强；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本文所认同的“官僚资本”作为一个名词则出现于此一时期，“将国民政府中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之为官僚资本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⑥。据此，本文认为官僚资本大规模进入民营出版企业的契机为抗战爆发所导致的企业经营艰困；此外，民营出版企业由于决策失误所导致的经营危机也是官僚资本大规模“入侵”的重要契机。 1.决策失误引发的危机导致官僚资本大规模“入侵” 企业因为决策失误而引发危机，这是较为常见的。191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因为投资“橡皮股”失败，导致商务欠钱庄数万两白银，股东人心动荡；1917年，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经营太过冒进，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投机纸业生意失败，储户得知内情纷纷提存，短短几天之内几乎将书局流动资金抽干，书局濒临倒闭。商务和中华的经营危机，最后都得以安然渡过，而且企业的资本结构并未有太大变动。但是世界书局的经营危机则导致企业资本结构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其过程和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世界书局的经营危机发生于1934年。书局当时资本才71万，而其储蓄部和世界商业储蓄银行(由世界书局开办)吸收的存款竟高达180余万，是年，由于政府教育政策变更造成世界书局大量教科书报废，损失惨重；再加上沈知方投资房地产生意失败等多重因素，储蓄部的存户陆续提存，进而导致世界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户跟进提存，书局生产造货资金断流，储蓄部和世界商业储蓄银行被迫停办，之后书局内部进行改组，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改任监理。 书局的股东们为了解决危机，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找到了有国民党“四大元老”之称的李石曾，李的心腹李鸿球(1946年起任世界书局经理)曾回忆过此段历史： (世界书局——笔者注)当时营业的进步不能和经济配合，资金周转，不免捉襟见肘，海上金融巨子钱新之先生乃出而介绍李石曾先生加以援助，原来李先生早年与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相呼应，不久并加入同盟会，同时曾在巴黎与吴稚晖、张静江诸先生组织了一个世界社，出版过《世界》画刊。凡属于“世界性”的事业，甚至只要以世界为名的正当文化经济事业，他们总是洞开门户，乐与合作。沈知方先生举出一个例证说，他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也是看见了当时的世界杂志而起的。李先生引为同道，便以十分热忱给予沈先生一个极大的助力，正式代表世界社投入巨资。⑦ 李鸿球的回忆大致符合事实。李石曾(1881—1973)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他热心文教事业，具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社会名望。他以世界社的名义投资世界书局，并非仅是为了经济上的利润，主要目的在于掌控书局，借世界书局这一现成企业作为宣传“世界主义”的平台。由于此次他只投资5万元，而书局此前资本为71万元，他的投资不足以支撑他掌控书局，因此，他并未干预书局的经营，仅派一名会计人员监督账务。但是，书局的董、监事人员则进行了大调整，改选张静江、杜月笙、李石曾、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十一人为董事，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等三人为监察人⑧。董事中有六人为李石曾的世界社投资代表，监察人则全部为世界社投资代表。虽然官僚资本尚未完全主导世界书局，但“官僚资本”的楔子已牢牢钉入世界书局。 这里有必要将世界书局与中华书局做一个对比分析。在1917年中华书局的经营危机中，作为书局经营者的陆费逵，董事会决议免去其局长职务，改任司理，代行局长权力，一年以后，陆便“官复原职”；而沈知方则没有如此的好运，他被董事会免去总经理职务，改任无实权的监理，并且不再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由陆高谊接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本文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两人性格有差异。虽然两人在办事魄力上不相伯仲，但陆费逵为人豪爽，较有人格魅力，沈知方则比较孤傲，与同业中人相处并不融洽，由此导致“失道寡助”。其二，中华书局管理层采取借重商业财团的方式渡过危机，财团对书局只会有经济上的要求，陆费逵的经营能力得到财团认可；而世界书局管理层则是借重国民党人士李石曾的世界社，李对世界书局不仅有经济上的要求，更有政治的企图，沈知方的经营能力并不为其所重，李所看重的是掌控书局，“废立”经理不失为好方法。 2.战时的艰困导致官僚资本“反客为主” 抗战爆发以后，上海的几家大型民营出版企业陆续将主要业务机构迁至租界和香港等地，以维持生产。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和香港，两地沦陷，民营出版企业辗转迁移至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城市。在战时环境中，民营出版企业经营艰困，并且处于政治中心，这成为官僚资本“反客为主”的契机。 李石曾自1934年投资5万元到世界书局，其后较长时期书局中的官僚资本都为此数。1946年，李石曾及其世界社成员自重庆返沪，强制股东会通过增资方案，李石曾集团的资本占资本总额的一半。次年改选董事、监察人，董事长为张静江，常务董事为杜月笙、钱新之、李石曾、陈孟钊、陆仲良、齐云青，董事徐寄庼、李书华、浦心雅、华毕勺、杨家骆、李晓生、李鸿球、陆高谊、魏炳荣、许宝骅、詹文浒、沈思期、沈志明、徐国懋，监察人为吴稚晖、沈天梦、马客谈、萧缉亭、俞寿松、周德孙、李麟玉⑨。通过此次改选，李石曾集团成员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常务董事几乎全部为李氏集团成员，李石曾完全控制了书局。通过此次增资和董事、监察人改选，李石曾的世界社掌控了世界书局，书局的经营方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几乎成为李氏宣传“世界主义”主张的专门机构。据1950年的统计数据，世界书局的官僚(李石曾等人)资本比例高达53%⑩。 大东书局的创办人为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四人，除了王均卿具名而已外，其他三人基本上做到了以经营大东书局为终生职业。大东书局的吕、王、沈3人团队合作融洽，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且吕、王年长沈骏声许多，在人事安排上形成梯队。首任经理吕子泉，任职时间为1916年—1928年，卸任后以常务董事身份协助经理运营公司；第二任经理沈骏声，任职时间为1928年—1943年；王幼堂以常务董事身份兼任总店店长。在他们任职期间，长期坚持“在商言商”，官僚资本的比重极低。抗日战争爆发后，大东书局辗转迁往重庆，沈骏声竭力维持，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3年病逝。沈病逝后，大东书局在总经理人选上颇费踌躇。后来经过多方设法，书局请到国民党人士陶百川(1901—2002)出任总经理，陶于1944年8月7日正式到任。陶与大东书局的渊源颇深，“沈骏声生前，与陶、杜(即杜月笙——笔者注)二人经常交往，得到过他们的支持，尤其是陶百川，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同乡、知交，而且在过去，陶曾为大东的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献计献策做过大量工作，并主编过《中小学教科书》等，因此，他们之间的交谊特别深厚，接办大东更属义不容辞”(11)。根据1950年的调查资料，陶百川的股份占1.37%，杜月笙的股份占13.41%，与陶杜有关系者占4.26%(12)。 抗战以后，世界书局的资本结构中官僚资本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董事、监察人绝大部分也是官僚资本集团成员；大东书局的官僚资本虽然占比很低，但是作为官僚的陶百川出任书局总经理，意味着书局已为官僚掌控，其意义要大过资本的意义。官僚掌控下的民营出版企业与民间资本主导下的民营出版企业的经营方向有何区别，下文将论述之。 二、资本结构演变对经营的影响：从经营性产权激励到企业家“政治化” 在民间资本占主导的时期，企业的经营立场是作为“观点的自由市场”而存在；官僚资本占主导后，民营出版企业被定位为类似“政党报刊”的机构。经营方向的巨大转变影响了企业激励机制的效能，企业及其经营者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激励。 (一)民间资本主导下出版企业家的经营性产权激励 近代公司制民营出版企业，企业的经营大权主要由经理和常务董事掌握，他们是企业激励机制的主要实施对象。产权激励机制的有效实施是基于民营出版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的假设；事实上，近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家也并不讳言对经济利益的重视，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曾坦言：“中华书局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从它的本质讲，一切进行，当然要以营业为本位。”(13) 产权的激励功能源于产权全能的分解和利益的分割，股东们把经营性产权分解出来委托给经理，赋予经理管理公司的权力、责任和收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激励机制的实施在近代几家大型民营出版企业中是比较成功的。时人的评价可以证明之。在中华书局当过10年编辑的左舜生曾论陆费逵的经营风格：“他治事极勤，颇有‘狄克推多’(强势者、独裁者，英语‘dictator’一词的汉语音译，笔者注)之风。”(14) 曾在世界书局工作20余年的老员工刘廷枚对总经理沈知方的经营风格如此评价： 世界书局是沈氏独资创立转为股份公司，但性质上应该说前后不同。可是总经理一职，在1934年之前，始终沈氏一人自任，没有经理、副经理之设，后来增设的四个理事名义类似高级职员，为总经理属员而已。全店重大事务，沈一手统抓。(15) 大东书局第二任经理沈骏声的治事风格，老员工孔繁栴认为“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精神是感人肺腑的”(16)。 由此可见，中华、世界、大东等民营出版企业的经营者，受到的经营性产权激励是较充分的。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沈知方、沈骏声、陆高谊等都是较纯粹的出版企业家，较好地做到了以出版为终生职业。他们中间，张元济、陆费逵都曾有过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选择坚守出版业；王云五虽然一度离开商务，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最后他仍然回归出版界，未再离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民营出版企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经营者受到有效的经营性产权激励是关键因素。 (二)官僚资本或官僚主导下出版企业家的“政治化” 官僚资本或官僚主导民营出版企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出版企业家的“政治化”。 1946年，李石曾的“世界社”系资本在世界书局资本结构中占比过半，“世界社”系全面掌控书局，李出任总经理，心腹李鸿球任经理，具体事务由李鸿球主持。李石曾将书局视为宣传其“世界主义”主张的附庸机构，这在《世界社、世界书局与世界学典》中有明确表露： 五项之外，其他种类尚多，不及备举，并将以世界书局为印刷发行机构，同时还在国外刊行之《世界》杂志及《自由世界》月刊，亦计划在世界书局复刊，更进而组织世界大学、学典同志会，以发展世界大学和世界学典运动。而伦敦联合国的文化教育会议，世界文化合作中国代表团亦推李叔华参加，共谋教育文化的力量，消除诱发侵略的狭隘观念。 世界反侵略战争胜利后，自由世界因得有建立的机会，而世界书局的复兴，在配合上述工作上，世界社自当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督率之。在此首应感谢者为钱市长大钧、杜代董事长月笙对书局之维护，使吾人此后果得应用此机构以达成世界社对书局当日援助及投资之目的。(17) 可见，李石曾投资世界书局的目的并非单纯地扶持书局，而是借书局为宣传政治主张所用，李石曾作为大东书局的主持者，其本人政治追求远超经济追求，作为出版企业家，他是不合格的。“李抓书局后，目的在于《世界学典》，即根据1942年在香港所立书局和世界社、学典馆、北平研究院四机关合作草约，改订正式合同。由书局担任出版，学典馆担任编辑。”“李对书局其他出版物是不甚注意的。他的目的只要不耽搁《世界学典》出版外，其他为维持书局的存在，如有畅销书也可接受，这方面多由李鸿球拉稿。李在《学典》以外，为达到其文化政治宣传目的，也出版各种月刊如《世界月刊》等。”(18) 李石曾的“世界主义”主张过于宏大缥渺，不切实际，他以其个人政治和文化主张强加于以大众阅读市场为存在基础的世界书局，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李石曾主导下的世界书局，其出版格局看似大气，实则越来越局促，与读者渐行渐远。出版企业的经营方向应该是追求经济和文化的平衡，将出版企业办成慈善机构和政治附庸机构，企业的生命也就不长久了。 同样是官僚资本主导企业发展，大东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情形则有较大差别。陶百川曾任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他还曾在大东书局做过图书编辑工作，因此，对新闻出版传媒的经营管理是比较熟悉的。虽然他是官僚身份，但其出任大东书局总经理并非如李石曾那样有政治动机，其动机主要是出于身为大东书局股东的责任感和对知交沈骏声的道义。陶主掌大东书局后，基本上能按出版企业规律办事。原来大东书局所有的工作人员，上至副总经理，下至科室办事员，一律留下；为提高办事效率，陶百川还对企业组织结构作了调整；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陶向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贷款4000万元，并请杜月笙出面联系邮票承印业务；为了增加企业收益，陶百川还设立了大东印钞厂，大量承印钞票；编辑出版业务方面，加强法律书刊出版。经过陶百川一年多的努力，大东书局经济上逐渐走出了艰困的局面，营业蒸蒸日上。1947年，陶百川为了准备竞选监察院监察委员，辞去大东书局总经理职务，杜月笙接任。就经营能力来讲，陶百川是一位合格的出版企业家，但他没有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志向，这是比较遗憾的。陶百川时期的大东书局，曾出版过反共反苏的杂志，如《智慧》杂志等，这也成为日后大东书局被军管的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占主导后，出版企业逐渐沦为某一政治势力或个人的宣传机构，企业制度及其激励机制失灵，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家大书局被接管的主要原因。1949年，大东书局被军管，官股部分被没收；1956年，大东书局职工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1956年底，大东印刷厂一、二、三厂奉命内迁广西南宁市，组建“广西民族印刷厂”，1957年3月10日，广西民族印刷厂开工。1949年解放前夕，李石曾将世界书局一部分迁往台湾，留在大陆的部分于1949年被军管，李石曾集团的股份被没收，1957年清理完毕，正式宣告停业。 资本结构决定企业的属性是“在商言商”还是依附官僚资本，也决定企业文化传播的立场和激励机制的效能。近代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以下启示。 (一)资本结构决定出版机构文化传播的立场 近代新闻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立场经历了从“政党报刊”到“大众报刊”的演变过程，对应地，其资本结构也经历了从“政党资本”主导到“民间资本”主导的演变过程。资本结构决定出版机构文化传播的立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先后在各省兴办了一批官书局，主要有江南书局、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山东书局、湖北官书局、山西官书局、湖南官书局、四川官书局等。这些官书局大多先由达官或会社倡办，后请国库津贴，成为官商合办性质，资本结构中官本占主导。官书局文化传播的立场，以刊刻典籍、宣扬经史文化为主，旨在修复被太平天国运动破坏的文化系统，维护清朝的文化道统。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立场显然落伍于时代，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随着清朝政府垮台，官书局失去了最大的资金来源，或倒闭或改办成图书馆，从而结束了其历史。民国成立以来，民营出版企业大量兴起，逐渐形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四强并列的局面，这些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抗战以前以民间资本为主，出版企业的民间资本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就必须充分尊重和了解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尽可能地使自身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同时，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也要进行必要的自我“纠偏”。后期世界书局的官僚资本占主导后，李石曾等人的立场凌驾于作为“公意机构”的书局的立场之上，不尊重出版企业自身规律，企业亦行之不远。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对出版企业文化传播立场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在考察某一时期或地区的文化生态时，可以将“资本结构”作为一个关键词，这是因为传播立场会影响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体系的反馈又会修正传播立场，它们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了解了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我们就能大致判断其文化传播的立场，进而感知其一定程度上“媒介化”了的文化生态。 (二)资本激励与文化激励的结合优化民营出版企业激励机制 出版企业要兼顾文化与经济的平衡，这已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常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当今出版界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任务，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激励和约束。出版企业的激励机制与其他类型企业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的文化激励机制比较突出。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企业如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资本的激励较为充分，文化的激励亦较为突出，张元济、陆费逵对于教育文化的责任感，以及沈骏声对于法律文化的责任感，都是激励他们经营企业的动力。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企业制度中的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和组织制度中，非正式制度则主要体现在管理制度中。资本激励是产权制度功能的衍生，激励有效发挥的关键在于资本结构中的民间资本。文化激励由非正式企业制度衍生而来。文化和资本，在企业激励中各自居于怎样的地位？本文认为，两种激励方式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对于同一制度下的出版企业群体来讲，文化激励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同为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企业，其经营绩效却千差万别；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有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文化激励与资本激励相结合是优化出版企业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 此外，关于文化激励，这里有一个“今时不同往日”的问题。在近现代媒介生态中，出版机构是一种“强势”媒体，这是由当时印刷技术的盛行所决定的。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意指一种媒介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其传播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及其开创的可能性。“文化的媒介化”是当代的热门话题，其实，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媒介化”的，口语传播时代的文化是“口语化”的，文字传播时代的文化是“文字化”的，印刷传播时代的文化是“印刷化”的，电子传播时代的文化是“电子化”的……未来的文化，必然还会有新的“媒介化”形式。文化的媒介化虽然一直存在，但直到近代大众传播机构兴起之后才为人们真切感知，这便是“媒介即讯息”的一个极好的注脚。近现代的主流媒介文化是“印刷式”的，以近代印刷术为技术基础的出版业，其文化传播活动与主流媒介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传播效果显著，其对经营者的文化激励程度自然较高。然而当今主流媒介文化的特征是“电子化”，传统出版业的文化传播活动与其缺少内在一致性，因而传播效果大为减弱，这导致其对出版企业经营者的文化激励程度相应降低。在“互联网+”媒介技术条件下，如何在传统出版企业中实现有效的文化激励，这是有待我们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期待方家解答。 ①朱联保：《回忆上海世界书局》，李树人、方兆麟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②大东书局：《大东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大东书局1931年版。 ③大东书局：《大东书局之过去与今后计划》，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4页。 ④[美]道格拉斯·C.诺思，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91—92页。 ⑤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74页。 ⑥郑会欣：《对“官僚资本”的再认识》，《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⑦李鸿球：《世界书局与世界文化》，《世界月刊》1947年第2卷第6期。 ⑧朱联保：《上海世界书局史忆》，李树人、方兆麟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⑨朱联保：《上海世界书局史忆》，李树人、方兆麟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⑩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1)孔繁栴：《大东书局概况》，《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1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3)舒新城：《狂顾录》，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49页。 (14)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75页。 (15)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李树人、方兆麟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16)孔繁栴：《大东书局概况》，《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17)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会：《世界社、世界书局与世界学典》，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7—8页。 (18)李清悚：《李石曾与世界书局的关系》，李树人、方兆麟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