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川冬彦的诗歌与中国大连之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连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北川冬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2-0035-06
20世纪90年代，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专家、文学评论家川村凑首次对在日本殖民地都市大连的，以安西冬卫和北川冬彦为首的诗人们在诗刊《亚》的诗歌创作活动进行了公允、客观的评价，他说：“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是在大陆的一角、殖民地都市大连发生的。更进一步地说，恰恰是因为在大连，《亚》诗刊才有可能诞生，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是从这里由蛹虫化为蝴蝶，振翅飞翔起来的。”[1](6４)在此，川村凑明确了两点：一方面肯定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是由《亚》孕育而生的；另一方面明确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并非始于本土，而是在殖民地都市大连，而且“恰恰是因为大连”才使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得以诞生。殖民地都市大连不仅以其摩登与浪漫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而且，殖民地都市的文化特点与诗人在当地的生活体验也交织浸透于诗歌当中，并对日本年轻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一方面强化了安西冬卫的殖民狂想，[2]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北川冬彦的殖民批判。可以说，北川冬彦不仅在大连开始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而且，其诗歌中的殖民批判思想也是源于大连和“满洲”的殖民地生活体验。而以北川冬彦诗歌创作与大连的关系为视角，考察其诗歌中的殖民批判思想，无疑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中独特的殖民特性。
1.如前所述，北川冬彦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生涯始于大连，当时，他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科，在暑假回大连的时候与安西冬卫相遇，并与其他在大连的年轻诗人共同创办了诗刊《亚》，积极开展了“短诗运动”。可以说，《亚》掀起的“短诗运动”的探索与实践为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先驱性的作用。在此期间，北川于1924年出版发行了诗集《三半规管丧失》，1925年刊行了诗集《体温计与花》，紧接着于1928年伴随着《诗与诗论》的创刊，积极参与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并热情倡导新散文诗运动。但是，后来由于不满《诗与诗论》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1930年脱离《诗与诗论》，独立创办了《诗·现实》，并于第二年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北川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姿态在他1928年刊行的诗集《战争》中得以充分体现。而在此之前的《三半规管丧失》和《体温计与花》的诗作中早已有了批判现实、战争和殖民侵略的端倪。
诗歌《马》虽然被收在第三部诗集《战争》中，但却与第二部诗集《体温计与花》所收诗作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它是一行短诗：
軍港を内臓している
把军港包在内脏里
北川冬彦
这首诗是北川冬彦的代表作，被誉为“象征主义诗人爱用的‘叠置法’精彩的成功范例”[3]。很多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对这首诗有过各种解释，池田克己的解释为：“在马的内脏透视军港，通过这个画面，强有力地暗示给人由奇怪的构造组成的军国秘密。”[４](28)在此，池田克己极为敏锐而透彻地指出这是北川冬彦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伊藤信吉认为：“因为是马的内脏，所以是一片昏暗的颜色。象征着浓重的厌恶军国之情感。一瞬之间形成的意象，印象强烈——这便是这个作品的生命。”[5](15)
这首诗产生的直接契机是北川冬彦中学时期去旅顺的一次体验。北川冬彦自己对此解释说：
我依赖“最重要的是映像”之诗歌创作观。而且排除湿润的诗歌，而追求干燥的诗歌。中学时代的时候，从旅顺的白玉山丘陵之上俯视日俄战争时期的军港，正好从山下上来一匹马，那大大的肚子遮住了军港，看上去就像马把军港包在了内脏里。由这样的记忆凭借现代诗特有的暗喻手法完成了这个作品。
……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有了反战的思想，因此自然而然就会渗透出这样的情感。[5](15)
因此，北川的《马》这首诗看似难以理解、不可思议、故弄玄虚，但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文本本身固然重要，但是，脱离社会历史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只有将作品还原到历史空间与情境中，才有可能洞悉作者的内心世界，把握作品的真正意蕴。
旅顺自古就是“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大连的南部，是由老虎尾和黄金台两半岛夹成的狭长水域，正面有多个小半岛从海面突起，背后山峦连绵起伏，像一个屏障护住着旅顺港口。这里不仅可以轻松地对付外来侵袭，还是固守北京和天津等华北平原的咽喉之地，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重地。
清朝大臣李鸿章很早就注意到旅顺的重要性。1880年，李鸿章着手强化旅顺的要塞地位，在围绕旅顺的山峦上和港口内构筑了多个炮台，架起了从德国购置的大炮。1885年，又从德国和英国购入大批军舰，将北洋水师更名为北洋舰队，据点设在旅顺和威海卫。1889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旅顺的坚船利炮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驻扎在各炮台上的13，000名清朝守备军一见日军来攻便仓惶溃败。清政府呕心沥血经营十几年、耗费巨资构筑起来的所谓“难攻不落”的要塞旅顺，竟被日军在一天之内攻下。日军一进城便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历时三天三夜的血腥大屠杀，据记载，在这次大屠杀中竟有两万多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的刀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旅顺大屠杀”。
日军对旅顺的占领威胁到了沙皇俄国企图控制欧亚大陆的梦想，于是，沙俄联合法国和德国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返还给了清政府。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1899年，沙俄从清政府租借了辽东半岛南端，旅顺“顺理成章”地成了沙俄的囊中之物。沙俄在旅顺不仅进一步加固炮台，还在山根儿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坚固堡垒。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军虽然取胜，但为攻下旅顺而损失惨重。据记载，在这次的旅顺战役中，日军战死者15，400人，负伤者44，800人，光在攻占203高地的十天时间内日军就战死7，000余人。为了夺得这块“肥肉”，日本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政府为了纪念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在那里筑起了“表忠塔”，这座塔现名为“白玉塔”，至今仍作为殖民战争的铁证矗立在白玉山上。
北川提到的这个白玉山是旅顺口北部海拔120米的小高山，是日俄战争期间俄军设置重炮之地。站在白玉山上，自然能一眼望到高高耸立的“表忠塔”。然而，当时在同样的一块土地上，旅顺医院院内的一个角落里也悄然伫立着当初清政府为纪念“旅顺大屠杀”中惨死的中国官民，而于1895年建造的“万忠墓”。
因此，北川冬彦选取旅顺军港作为诗歌的创作元素绝非偶然，作者择取鸟瞰军港的视角，将映像聚焦于不断攀登而来的马的腹部，抛开军港与马悬殊的大小对比之常理，将马体内混沌一体的内脏与停泊在军港里舰船的风景重叠，通过马的内脏包容了军港之创意，使无生命的军港被付之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有生命的身体内。作者仅用13个音节，就将一连串的动作画面定格在一瞬间呈现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幅超强烈的现实主义画面，还暗示了过去在此发生的一系列战争的残暴和血腥。同时，沉寂可怕的宁静更加反衬了内藏着的激荡涌动的暗流，预示着未来的战争随时可能瞬间爆发。更深一层的含义是，马的内脏如何能包容得了偌大的军港？其膨胀的结果必然像冲爆的气球一样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因而这首诗还“更多地包含着在向日本军部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势力扩张发出了一个警告信号。”[3](114)在北川冬彦站在白玉山上俯瞰旅顺军港的视野里，或许只有破烂不堪的被日军爆破的堡垒残骸，但是北川却从这里仿佛预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的那一天的到来。
2.1923年，诗人田畔忠彦将自己的原名改成了北川冬彦这个笔名。如果说笔名反映了一个人的爱好取向的话，那么北川冬彦这个笔名反映了诗人喜欢如寒冷的冬天里北方的冰川一样坚韧、冷彻、透明的特点。恰巧就在第二年，即1924年，北川冬彦发表了诗集《三半规管丧失》，并在诗集的扉页上引用了法国诗人Apollinaire的一句话：“艺术家都期望是无情的人，他们历尽艰辛寻求无情的遗迹”。[6](扉页)的确，北川的诗歌创作仿佛很讨厌抒情性的语言，也不轻易流露自我的情感，而总是竭尽全力展现现实的原貌，就像横光利一在北川的第三部诗集《战争》的序言中，对北川冬彦评价的那样：“很多人想像不到的严格的睥睨、如冰山般奇峭的体格、附有天意的褶皱投影”，[7]北川冬彦如屹立在北极的奇异冰山一般带着冷彻而敏锐的眼光观察着现实的社会。正如他所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的艺术创作那样，纵观北川冬彦一直秉承和倡导的以现实为根基进行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他总是恪守冷静地观察社会，无情地批判残酷的战争现实的原则，不能不让人觉察到北川冬彦当时起这个笔名所带有的象征性寓意。
前述的《马》虽然是一首很短的小诗，北川冬彦却将其收在了散文诗集《战争》中。因为《马》这首诗与《战争》诗集的创作风格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战争》是北川发表的第三部诗集，共收录49篇诗作，其中有从第二部诗集《体温计与花》中提取的18篇诗作。《战争》于1929年10月，作为《现代的艺术与批评丛书》中的一册，由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发行。这部诗集汇聚了继“短诗运动”之后，掀起的“新散文诗运动”的成果，其中不乏诸多优秀的作品，被认为是“新散文诗运动”的代表作。从创作方法上看，北川将自己的反叛精神和讽刺思想，用独特的暗喻手法表现出来。从内容上看，当时正处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萌芽阶段，北川冬彦带着阶级性的自觉认识，把“满洲”作为创作对象和视点，针对日本的军事势力不断地向中国大陆挺进，其殖民地政策日益强化之势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在“新散文诗运动”中，北川一直担当现代诗歌改革运动的主将，这些变革活动推动了社会批判精神的不断高涨。1931年，北川冬彦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战后也一直提倡新现实主义，他一生追求文学创作必须围绕社会现实展开的文学理念。
诗歌《战争》是展现诗集《战争》诗风的代表作之一，被显赫地放在了诗集的首篇位置。《战争》这首诗就像诗歌的名字一样，是一首直接批判战争的诗：
就算给假眼里装了钻石又能怎样。就算在长了绿苔的肋骨上带个勋章又能怎样。
必须粉碎挂满腊肠的巨大头颅。必须粉碎挂满腊肠的巨大头颅。
在手掌上像吹蒲公英一样把那骨灰吹飞，那一天何时能来到。[4](29～30)
这首诗是一首“作为优秀的反战诗、反军国主义诗歌而得到高度地评价的作品”[4](30)。诗歌的第一节直言不讳地指出：给由于战争弄瞎了眼睛的士兵装上一个钻石的眼睛又能怎样？那不还是瞎了的眼睛吗？给被丢弃在战场上的长满苔藓的尸骨带个勋章又能怎样？那不还是被遗弃的尸骨吗？做这些无济于事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北川大胆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了战争的残酷、给广大士兵带来的悲惨境遇以及挑起战争的统治者的野蛮和虚伪。
第二节中“挂满腊肠的巨大头颅”是德国左翼画家古洛斯为讽刺巨大的头颅上挂满腊肠的资本家的贪婪无度而画的一幅油画。北川借用这个寓意讽刺不断膨胀的日本军部，以及利用军事扩张而中饱私囊的大资本家，并愤怒地发出呼喊：必须粉碎这个巨大的头颅！
而第三节则表达了北川热切地期待有那么一天可以将这些被打碎的头颅的骨灰全部吹掉，而只有那样光明和幸福才会来临，和平民主的社会才能到来。
另一首《大军叱咤》的诗歌则是从另一视角批判了军国主义的腐败和堕落：
将军的屁股伸长得像军刀一样。
毛茸茸的脚脖子上悬着如花的支那卖春妇。
被黄沙污染的军机费。[4](30)
这首诗以“满洲”为舞台，对日本将军们滥用军机费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极大的讽刺，揭露了不断加紧侵略步伐的日本军队的腐败和堕落。如果说北川冬彦在《马》这首诗里使用了暗喻的手法，批判了军国主义战争，而在其后陆续发表的《战争》、《大军叱咤》、《鲸》和《毁灭的铁路》等很多诗歌中，则直接抨击不断扩张的军国主义势力，并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巨大的，那都是罪恶的。除了罪恶没有别的！”[4](30)在此，北川严厉地呵斥了日本军事势力的扩张和狂妄自大的自吹自擂。侵略、扩张、腐败、虚伪、残暴……仿佛成了北川冬彦的诗歌创作醒目的关键词，不断地冲击着读者的眼球。从北川冬彦以敏锐的现实批判的眼光创作的诗歌里，可以感受到北川揭露和批判的血腥战争除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外，还包括一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从这些诗歌中不仅可以看到诗人崭新的文本创意，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批判，对日本现有体制抨击的加深，北川冬彦的无产阶级思想认识也不断地走向成熟和深刻。
3.应当说，北川冬彦诗歌中深刻的殖民批判思想，与他独特的“满洲”殖民地生活体验有着必然的联系。北川于1907年来到“满洲”，在这里经历了人生最宝贵、对成长影响最深的青少年时代。他在《カクテル·パテイ》一书中这样表述自己的“满洲”生活：“我8岁时跟随着满铁赴任的父亲来到满洲。小学时代、中学时代都是在这里。在我一生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时代在满洲度过的日子。因此对我来说，满洲是我的第二故乡。”[8](212)显然，北川对“满洲”充满了感情，但是，北川所深爱的这片土地，留给他的并不都是美好的记忆。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他很小就随其父不断地在“满洲”各地迁移，他最先居住的地方是离大连瓦房店有四公里路程的一个小山沟里，后来又随父亲到过沈阳、长春、铁岭，最远去过离朝鲜最近的安东(现丹东)，最后在1919年才移住到被称作“东洋的巴黎”的日本殖民地都市大连。因此，北川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平民百姓，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人民遭受剥削与压榨的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他在给予中国人民以无限同情的同时，对日本的侵略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这一切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与同是在大连开始诗歌创作，并一起创办了诗刊《亚》的安西冬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919年，21岁的安西冬卫来到了日本的殖民地都市大连。这个时期的大连在经历了最初的基本建设阶段后，正不断向“摩登都市”大步迈进，发展蒸蒸日上。作为高高在上的“一等国民”的日本人，生活安逸，幸福快乐。安西的父亲是大连肥塚商店的店长，安西则是满铁的职员，家庭生活条件极为优越。安西有自己的寓所，还有仆人伺候，享受着贵族一般的奢华生活。在安西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新鲜、浪漫而又充满诱惑和刺激。他经常登上寓所后山的山顶眺望浩瀚的海洋，于是自负、亢奋、豪迈的心情油然而生，“放肆的想象和杂乱的意象日夜奔涌而来”[9](267)。他感慨地说：“那时候的我完全是一个‘大陆的守护者’。”[9](267)这种感慨如果放到今天，很容易被认为是一派胡言的疯话。但是如果回到那个殖民地时代，一切疯话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因此，在安西的诗歌中，大多可以感受到交融着中西文化的摩登都市大连的开放、明快、奇异、感性的色彩。同时，还能捕捉到殖民主义思想的痕迹和交织着多重复杂的政治性、文化性、精神性葛藤的殖民主义都市体验。
1924年，安西与北川冬彦、龙口武士等同仁在大连创办了诗刊《亚》。关于“亚”刊名的来历，安西冬卫作了各种诠释，但是，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亚”不仅是“亚细亚”的“亚”，也是“脱亚入欧”的“亚”，更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兴亚”的“亚”和“大东亚战争”的“亚”。而安西冬卫的诗歌创作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的。从诗集《军舰茉莉》集中以殖民地空间大连、“满洲”为背景，诗中弥漫着殖民主义的狂想、亢奋和不安，到《亚细亚的盐湖》中超越“满洲”的境界，扩展到对“亚细亚”整个地理空间的“越境”想象，再到1943年安西冬卫返日后充分反映“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核心的诗集《大学留守》的刊行，可以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扩张思想成为了安西冬卫“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背景支持。在安西冬卫的诗作中，充斥着“越境”的想象与现实的重叠，将对政局的思考托于诗歌的语言倾诉，诸如此类的诗作随处可见。
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安西冬卫思想特征的，就是他的代表作《春》。
“てふてふが一匹鞑靼海峡を渡って行った”
一只蝴蝶飞越鞑靼海峡而去
这是安西冬卫于1926年生活在大连时创作的短诗，起初刊载于诗刊《亚》上，后被收在安西冬卫的诗集《军舰茉莉》中。这首诗以“蝴蝶”象征“满洲”，暗喻越过“鞑靼海峡”朝着日本的方向飞去，当“蝴蝶”飞入日本的怀抱时，“春天”便将来临。所有的词语都被“满洲就要归我大日本帝国了”的暗喻串联在了一起，构筑成《春》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安西冬卫的狂想不是突发奇想，这背后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狂想，是当时整个日本民族的狂想，它深深地植入青年诗人安西冬卫的内心世界，并激发出超现实的想象，融入到他的诗歌意象中。
与《春》一样，在安西的诗作中很少能够看到反映殖民地都市中黑暗、丑陋、野蛮、虚伪、压榨、掠夺和欺骗的现实。而更多的是表现摩登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和虚幻的殖民梦想。
而北川冬彦却与安西冬卫正好相反。北川一直坚持诗歌创作要时刻关注现实的文学理念，以敏锐和犀利的眼光冷静地观察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尖锐而深刻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社会现实。
其中能够充分、立体地展现这些特点的诗歌当属北川冬彦最著名的《毁灭的铁路》：
军国的铁路在冰冻的沙漠里不断地植入无数的牙齿、长着钉子的无数牙齿。
突然，出现了一个镇子，在这寸草不生飞鸟不过的冰冻的灰色沙漠中。
绕着青虫般铺设轨道的列车，镇子的构成要素一个一个聚集而来。比如冻僵了脚的卖淫妇。
一串列车中牢固悬殊的阶级差别。
轨道全靠弄伤人才能完成。人的胳膊在枕木下压变了形。那还赶不上脱离树木的一片枯叶。
轨道铺完了镇子便消失了。转眼间一群人散了。
沙漠恢复了沙漠。留下一颗星划过的伤痕。
军国不久磨薄了这道伤痕，胳膊越伸越远
走向没落。[4](31～32)
这首诗是针对在“满洲”的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而表达强烈抗议思想的作品。换言之，在“满洲”大陆不断向北方延伸的“满铁”铺设的铁路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扩张的充分写照。诗歌第一句点明了日本军国铺设铁路的情况，“长着钉子的无数牙齿”指铺设铁路的枕木，它不断地向远方延伸。“一个镇子”是指铁路工程师和从事铺设工程的劳工和苦力，以及来此寻找生计的卖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区域。铺设铁路的劳工们和苦力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遭受着残酷的毒打甚至屠杀，但是他们的生命还赶不上一片枯叶的价值。即便如此，日本殖民者仍旧不断地推进铁路的铺设速度，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镇子突然建立起来了，瞬间又消失，沙漠中只剩下如星星划过一样的铁轨，并且这些铁轨越伸越远，军国主义的霸占和支配范围越来越广阔。然而，这一切也同时预示着日本军国不断地走向灭亡。诗歌的题目“毁灭的铁路”以及最后一句“走向没落”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可思议的是，这首诗写于1929年，而“满洲事变”的爆发是在两年后的1931年，战争还没有爆发就预示了战争的失败，事实也证明了北川的预言的准确性。ェリス俊子在评价这首诗时说：“用充满现实主义性、政治性预言的诗歌语言构筑而成的尝试性成功例子”，[8](213)而北川是这样解释《毁灭的铁路》的预言的：“事实上，刚刚开始的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当时日本国民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吧。我断言必将‘走向没落’到底凭借什么？对现在的作者来说那是无法理解的诗的机能。是与现实对决的凭直觉观察的诗的可怕之处。”[4](32)从日本人的认识角度来说，1931年“满洲事变”的爆发才意味着真正侵华战争的开始，而事实上，只要利用非正义的手段侵占了他国的土地，剥削、压榨、掠夺他国的财富和资源，欺压、屠杀他国的人民，那就是罪恶的侵略的开始。因此，北川虽然择取“军国的铁路”为素材，但是北川抨击的都是“大日本帝国”的所有卑劣的侵略行径。
可以说，《马》、《战争》、《大军叱咤》、《鲸》和《毁灭的铁路》等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诗歌创作的新视野，那就是以现实为基础，尖锐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恶，虽然这对一个像北川这样的日本诗人来说是必须面对的痛苦抉择，但是，这也正是诗集《战争》的最大意义所在。然而，无法改变的现实又常常令北川处在挣扎和痛苦之中，从作者的诗歌中总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政治与艺术矛盾对立的思想纠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北川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日本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使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既具备了现代主义的特点，同时也赋予了鲜明的殖民主义批判的特性。由此，我们愈发意识到，当将包括北川冬彦和安西冬卫在内的昭和初期日本文学的整体，置于日本殖民主义关系中重新审视的时候，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以及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性，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地位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