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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已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中速增长”的界定：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有过经济的高速、中速和低速增长阶段。对增长速度的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各不相同。根据发展中国家和亚洲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或可作粗略划分，10%以上是高速增长；5-9%是中速增长；5%以下是低速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增长实绩，1978-1996年，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进入90年代，经济发展逐步走出资源约束、商品短缺的时代，进入需求约束和市场制约的新阶段。增长速度始见平稳下降，1995-1997年，经济增长连续三年降低，从10.2%至8.8%，年均降低1.26个百分点。如果1998年顺利实现预期8%的增长目标，则比1997年下降0.8个百分点。可以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中速增长阶段已见端倪。表面看这是经济“软着陆”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宏观决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受到市场制约，要求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反映。如果我们不是主动调整而拖延至今，则必将与东亚各国一样在金融危机中被迫进行痛苦的调整，且须付出比“软着陆”更大的代价。
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分析，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构成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如果再加上国际经济环境，可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受此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的阶段。
居民消费增速减缓，维持低增长
左右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人均收入和预期、人均消费和通胀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居民消费增长的综合反映。观察下表，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4年起均呈现下降趋势，而1997年则出现加速下降。其中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回落8.1个百分点、人均消费的实际增长回落4.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回落6.3个百分点。
1.居民收入增幅回落。决定消费增长速度的因素是居民收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在1993年至1996年保持连续四年增长的态势。但在1997年出现陡壁式的垂直下降，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居民产生收入预期下降的心理。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实施较大的“减人增效”措施，下岗人员增加。据1997年《国家劳动统计公报》数字，全国就业人数达6.9亿人，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为13582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就业人数634万，占职工总数的4.67%。当年新增失业人员476万人，失业率3.1%，失业率连续四年上升。一些劳动密集行业如冶金部、铁道部也纷纷宣布缩小员工规模。由于下岗人数增加，对在职员工有极大影响，普遍产生收入不稳定的预期。居民为此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首选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暂不必要的消费支出。这在消费需求和市场销售的增长上必然要有所反映，出现低速增长。
2.居民消费相对饱和，市场销售增加额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6年增加额3994亿元，比1995年减少368亿元。1997年增加额2229亿元，较1996年减少1765亿元。社会消费品实际增长较上年零售总额增加额连续两年减少，是很少见的现象。再联系1997年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均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的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在今后若干年内的基本发展趋势，即消费市场有可能将维持低于10%的增长。再看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去年同期增长14.7%，增幅回落7.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初步的印证。
家用电器是自80年代以来，占居民消费中消费品消费的主流，决定消费需求的增长。分析居民家庭中家用电器的拥有量，可以直接证明以上判断。据《统计摘要1998》，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洗衣机89台、冰箱73台、彩电100台、空调16.3台。在农村，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视机92台（其中彩电27.3台）、电冰箱8.5台、洗衣机23台、摩托车10辆。结合统计数据分析，在目前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条件下，家用电器在城乡已基本到位。消费市场相对饱和，今后消费品消费增长的余地有限。应当指出，我国市场相对饱和的基础，是城乡市场间存在非均衡状态。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温饱水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比较低，且商品经济不发达，与东部农村特别是城市差别很大，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
3.受消费结构制约。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收入4844元，消费支出3919元，其中食品消费支出1904元，占48.6%，如加上衣、住、行、医、教育和通讯支出则占78.4%。其它家用耐用消费品、娱乐、劳务消费占22.6%。储蓄925元，主要用于将来的养老、医疗和孩子的教育投资以及购房需要。这种消费结构，说明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处于从千元级消费品向万元级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消费需求一般是平稳增长，不会出现高速增长。
4.政府引导，居民储蓄分流。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存款余额约8600元，按一家三口计则户均25400元。这是银行口径。如果考虑到居民所购买的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外汇存款和手持现金，即大储蓄概念，估计户均存款余额约在4-8万元左右（主要指工薪阶层）。我国居民储蓄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既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投资，还要包括养老和购房。今年下半年国家推出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两大改革措施，这表明居民购买力将在政府引导下全面分流，主要部分将转向个人投资领域，实现居者有其屋。目前北京市优惠售房价格是1450元／平米，一套60平米的住房约需87000元，即居民依靠自己的存款，只能购买一套优惠价格住房。如果加上贷款因素则要稍好一些。近日传媒报道某地取消福利性分房，“一刀切”式的改为售房的房改措施，改革前积压空置房100余万平米，改革一年后，消化约30万平方米。这个报道间接证明，在住房改革中可能1/3的居民将购买适合需要的住房。其它多数人则仍要继续租房或等一等。即使这样，我国消费品市场仍将受到极大压力，有出现居民消费全面“紧缩”的可能性（现行统计中，购房支出不属于消费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我国居民消费品消费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维持低于10%的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也将低于人们的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轮
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961亿元，至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23660亿元，年均增长23.6%。其中1989年最低，负增长7.2%。1993年最高，增长61.8%。最低最高相差69个百分点。有4个年份投资增长速度在25%以上；有4个年份投资增长速度在15%以下，其中有3个年份在5.5%以下；8个年份的增长速度在15-28%之间。基础产业投资（能源、原材料和运输邮电通信），1949-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基础产业的投资，年均约占投资总额的30%左右。投资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变化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彻底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瓶颈效应”。据世界主要工业品产量统计，我国在下列产品产量中已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钢、煤炭、水泥、电视机居第一；发电量、化肥和化学纤维居第二；糖居第四；原油居第五（《中国统计年鉴1997》）。
在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需求约束和市场制约的新阶段后，根据我国国情，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唯一的选择。经济“过热”状态中的投资高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又易引发通货膨胀。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增长的经验数据分析，投资增长速度似应在18-28%之间。高于或低于这个区间，就属于高增长或低增长的范围。
目前看，影响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需要制约。企业需要调整投资项目结构；政府需要扩大向基础产业的投资。而且这两方面都有扩大投资的余地和空间。
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但有一部分企业开始转向基础产业。在市场制约的条件下，多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如汽车生产能力放空30%；彩电生产能力达4500万台，实际生产利用率为46.1%；冰箱生产能力1800万台，利用率为50%；其它如家用空调、洗衣机等，生产能力利用率均在30%-40%之间。商品房，1997年竣工面积13787万平米，比1996年减少1596万平米，而销售仅增加12万平米。全国积压约7000万平方米。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投资回报的降低和亏损风险加大。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下降，或者说因缺乏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愿意投资。需指出的是，非国有经济中的集体和乡镇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前几年盲目扩大投资，超过自身管理能力和融资限度，在市场强力约束下，无力继续投资。
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首先急需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强市场竞争力；其次调整投资项目。选择具有长期稳定和较高回报，同时市场竞争相对和缓的项目。因我国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较低（1996年327亿元、1997年368亿元），所以在短时期内，企业难以提高产品的技术等级或开发出新产品。我们可以借鉴前几年美国政府解冻一大批冷战时期开发成功的军事工业技术，允许企业无偿使用的办法，由国家出面购买国内科研单位研制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技术，无偿转让给企业。这样，对科研部门是个支持，企业则可获得先进技术用于生产，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竞争力。
相比之下，调整投资方向较为容易。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行动，把投资的注意力转向以前属于政府行为的领域，如城市基础建设、道路、桥梁、水利和农业项目。据已公布的信息，有很多上市公司，因原定项目竞争过于激烈，利润无保证，已放弃投资，转投向基础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和城市基础建设，如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区危房改造，以煤取稳定的收入。企业的投入方式有两种，一是和政府合作直接投资；二是购买政府已建成项目的经营权，如天津泰达公司，出资购买泰达大桥的经营权。无论何种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这种行为已渐成值得注意的趋势。由于来自企业的投资，约占投资总规模的50%以上，企业投资转向基础产业是值得欢迎的好现象。
政府投资加强，基础产业仍然是扩大投资的重点领域。1996和1997年两年，受压抑投资需求的影响，基础产业投资占投资总规模的比例下降。这两年，用于基础产业的投资达9947亿元，占两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低于基础产业投资占总额30%的年均比例约10个百分点。1998年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从压抑需求转向扩大内需。基础产业是政府扩大投资的重点领域，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未来3年内，中国将在基础设施上投资7500亿美元。投资的重点放在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铁路建设项目等。预计1998年投资增长速度将超过15%，有可能达到18%。如若在今后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能保持在18-25%左右，将有利于经济的中速增长。
1998年7月1日，是国家实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日期。受此影响，居民个人投资将投向住房，以期改善居住条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按城镇人均住房8.8平米，现有城镇人口3.7亿人测算，现有公房（指由国家或企业投资，需向个人出售的房产）约32亿平米。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况的差异（房屋折旧和工龄等因素），售房的平均价格可能约在1000元左右。如果今年能出售5亿平米，则可收入5000亿元。这5000亿元得在明年进入再投资，并且其中约40%转变为居民收入。如此则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如果现有32亿平米的公房将在8年内售给居民个人，那么这将能够弥补因居民消费和外贸出口而减少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对保持经济中速增长是有力的支持。
总体看，由于企业和政府投资转向基础产业，我国基础产业将得到较大发展，基础产业投资的特点是周期长，市场竞争相对缓和，利润回报率低而稳定，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也较大。而居民个人投资的增长主要是购房，将促进建筑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基础产业的发展和住房建设的发展，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两大支柱。一方面可以带动当期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保持国民经济中速增长是有益的。
外贸出口保持低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只用17年的时间，即跃入世界进出口前10名。年均增长14.9%，5个年份的增长在8%以下，12个年份在10%以上，其中有9个年份增长速度在15%以上。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做出极大的贡献。从中期考虑，影响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政策趋向、成本、产品竞争力和外部经济环境。
1.宏观经济政策趋向中性化。表现为，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前后，国家陆续采取一系列政策，包括2次下调关税（目前我国关税，按算术平均约为13%）；出口退税率下调；拆除进口壁垒；稳定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公司的经营实行从补贴过渡到出口退税。政策的效果和含义是明显的，即从极端性出口政策（为扩大出口不计成本）转向中性化趋向，人民币汇率不再受出口压力的影响。具体措施有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出口退税和出口信贷等。近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和企业的呼吁，国家较积极地利用出口信贷和提高出口退税率两个政策手段。已经提高五大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其中煤炭提高6个百分点，钢铁、纺织和水泥提高2个百分点，船舶制造提高5个百分点。这有利于提高五大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但中性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市场要求如此。
2.出口产品竞争力提高幅度小。韩国已提出其产品出口标准是：日本的技术，中国的价格。反观我国近年来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较慢。我国企业对新产品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较低，1997年比1996年增长12%。研发费用的增长速度是衡量企业科研力量强弱和技术储备多少的标准。由于我国外贸公司一直过于依赖价格因素，而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重视不够，所以竞争力的提高也就较慢。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在价格上对我国提出挑战的因素有二：一是东亚各国的汇率在金融危机中纷纷贬值，我国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实际上相对升值，从而减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二是即将出现的欧元。据测算统一的欧元可为欧盟国家节省外贸费用约280亿美元，这将提高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对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则相对降低了竞争力。而且欧元的出现，还使我国外贸公司丧失利用不同地区和币种制定不同价格的优势。
3.外贸出口商品的成本在提高，已超过人民币汇率并轨的幅度。考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1993年为100%，至1997年累计涨幅已达58.9%，超过汇率并转时的跌幅49.4%约9.5个百分点。工资成本，我们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数作间接考察。至1997年，该指数累计升幅达56个百分点（见《中国统计摘要1998》）。这对我外贸企业的低成本价格优势是很大的削弱。
4.对东亚国家的出口，包括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约占我国外贸出口的50%。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衰退，内需疲软，汇率贬值，进口能力减弱。所遗留的差额，不是依靠出口多元化措施能够加以抵消的。这对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现在看来，我们过分乐观并低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恢复的整个阶段，对我国外贸出口的负面作用始终存在。
总之，由于受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外贸企业将进入调整期，出口将保持一位数的低增长。
外部经济环境有恶化的可能性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汇率竞相贬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普遍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实力普遍弱化，进口大幅减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对我国的影响决不是短期可以抵消的。专家指出，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10国，1992年内部相互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2%；东亚“四小龙”则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资金输出国（注：引自《东亚经济白皮书》，黄范章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所以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必将产生巨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1997年冬－1998年春，我国经济理论界低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即将产生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将存在一个较长时期。除了出口下降外，还包括东亚各国对我国投资的负增长及廉价进口商品的倾销。
进入90年代，全球金融风波不断。从1992年有英镑、法朗的被迫贬值，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的比价狂升至80日元比1美元的历史高位。其间还有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东亚金融危机。有专家指出，全球贸易一年仅为6万亿美元，而全球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额一天即达1万2千亿美元，是世界市场贸易额的几十倍。有专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具有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的特征，继续恶化将会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果如此，将对我国形成极其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长短，将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及世界经济所受的影响而定。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所产生的作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有把握使国内经济在近二三年内保持中速增长即8%左右的增长。如果东亚国家能用3-5年的时间，经过恢复和成功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保持在较小的力度上，并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那时我国经济在外贸出口和居民消费的拉动下，有可能再度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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