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唐政治革新对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影响（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刘禹锡论文,诗歌创作论文,唐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元和十年到元和十五年（815—820年）这几年间，唐王室与藩镇间的矛盾又趋激烈。先是成德王承宗纵兵四出劫掠（817年），幽、沧、定三镇皆受其害。当时淮西吴元济之乱未平，成德之乱又起，南北相互声援，弄得宪宗手足失措。藩镇的威胁迫在眉睫，唐王室的危机加深，人民群众在连年的战争中遭受更加惨重的剥削。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宪宗出于唐王室的切身利益，就不得不首先从军事上使用一批既有智谋、又有胆略的人物。元和十一年（816年），武元衡死后， 宪宗使用裴度指挥军事。第二年，裴度以李愬征淮西，当时对淮西作战已经四年，久战无功，而生灵涂炭，苦怨日深。裴度、李愬决心削灭吴元济，翦除藩镇势力。于是李愬于当年冬腊月，雪夜取蔡州，擒淮西叛军首领吴元济，结束了藩镇割据势力长期盘踞蔡州的局面。这对当时正在闹分裂的诸镇震动很大。王承宗于元和十三年（818年）， 即平蔡州后的一年归顺唐室朝廷。次年，李愬、田弘正击败淄、青李师道，这是又一次对藩镇的重大军事胜利。于是，自代宗广德以来将近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分裂割据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然而，在藩镇分裂的危机暂时缓和后，宪宗就立刻放松警惕，恢复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并日益骄侈。最后，宪宗本人自食恶果，在宦官互相倾轧中被杀（820年）。
从元和十年至宪宗死的这段时期（815—820年），刘禹锡被贬连州。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的母亲去世了， 他在护送灵柩返回洛阳的途中，经过衡阳，又听到挚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母死友亡，使刘禹锡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以后三年，他一直在洛阳为母亲守丧。这一阶段，他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思想表现出如下的特点：已丢掉了重返京师、再图旧业的幻想，亟力通过自己的职权，在自己刺史职务允许的范围里部分地推行自己的主张；时刻关心国家统一，歌颂削藩军事的巨大成就；悼怀柳宗元，抒发自己的激愤。
例如在元和十年刘禹锡初贬连州时所作的《踏潮歌》一诗中，诗人直把宪宗及其周围依附的群小喻为踏潮的“介鲸”，得性逍遥，一时仰鼻嘘吸，气焰十分嚣张。而作者自比征南将军，指麾赤旗，使其顿敛气焰，终使沴气全消，重现出一派“归涛纳纳景昭昭”的光明景象。全诗气势磅礴，豪峻有力，是《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精神的发展，反映出诗人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一扫朗州时期个别作品中流露的低沉情绪，一种凛然振奋的豪情跃然纸上。
平定藩镇势力的动乱，是中唐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虽然它并未能够彻底解决封建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却给唐王朝带来了一定的生机，这也成为刘禹锡诗歌的重要内容。在《城西行》、《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诸作中，刘禹锡表达了他一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思想，并热情地歌颂了卓具功勋的英雄人物李愬等人。如在《平蔡州三首》中他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
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狂童面缚登槛车，大帛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四人归业闾里闲，小儿跳踉健儿舞。（其一）
诗中将李愬比作善于奇袭、屡立战功的汉代飞将军李广。元和十二年十月十日夜间，李愬乘敌人兵力分散、蔡州空虚之机，冒着风雪，步行一百二十里袭击蔡州，李愬用兵如神，似从天降，活捉了首恶吴元济，溃败的叛军四处奔跑，叩头求饶。李愬全身戎装出城迎接前来劳军的宰相裴度。从此蔡州百姓安居乐业，城乡平安宁静，儿童欢呼雀跃，战士欢腾起舞。
再看其三：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箸，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杯土。南峰无火楚泽闲，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
此诗先写听到吴元剂被诛，四方藩镇惊慌失措、魂飞魄散的情景。接着描绘了南无烽火、夜不锁关的安宁以及朝廷记功行赏、天下欢呼太平的景象。“天子受贺登高楼”是说唐宪宗接受百官的庆贺登上城楼。据《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宪宗李纯“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可贵的是本诗的结尾出人意表，在歌颂胜利之后，以“猛士按剑看常山”一句表明：对于盘踞常山、负隅顽抗的王承宗，平叛猛士手握刀剑，怒目以待。这就不仅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坚持平叛到底，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而且大大深化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刘禹锡的这组诗与柳宗元的《平淮夷雅》一诗格调相同，都不失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这说明他俩思想上的一致性。
又如元和十四年写于连州的《平齐行二首》，刘禹锡以同样的心情与笔调盛赞大将军刘悟的赫然功绩：
胡尘昔起蓟北门，河南地属平卢军。貂裘代马绕东岳，峄阳孤桐削为角。地形十二虏意骄，恩泽含容历四朝。鲁人皆解带弓箭，齐人不复闻箫韶。今朝天子圣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狂童袭故事，文告不来方震怒。去秋诏下诛东平，官军四合犹婴城。春来群鸟嗓且惊，气如坏山堕其庭。牙门大将有刘生，夜半射落搀抢星。帐中虏血流满地，门外三军舞连臂。驲骑函首过黄河，城中无贼天气和。朝廷侍郎来慰抚，耕夫满野行人歌。（其一）
李师道割据淄、青十二州之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此诗先写李师道叛军长期以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批评唐王朝因政治腐败而失去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控制，然后描述刘悟率军平定叛乱的全过程以及朝野称快的情景。对分裂主义的谴责与对刘悟的歌颂，形成鲜明的对照。全诗感情充沛、笔力雄健、节奏明快，读来使人想见作者当时的欢快神采和意气奋发的精神。
特别是在《城西行》中，作者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对藩镇破坏统一的憎恶以及对镇压蔡、吴、蜀三叛族而流露出的喜悦，都真实地体现了他的思想：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成雷。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请肉。守吏能燃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诗歌结尾表明，只有剪除割据的逆贼，才能出现国家统一的繁荣局面。中间“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请肉”表达了作者与百姓对强藩祸国殃民罪恶的深恶痛绝。可以看出，《城西行》一诗是刘禹锡同类题材作品中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其削藩思想的一首。
刘禹锡这一时期坚持革新的思想还表现在许多与柳宗元之间交往的诗篇中，如《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一诗中，诗人把对当时遭遇的不满和对柳宗元的期望以及今后的抱负都融合成两人间的默契表达出来：“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结尾一句，作者究竟所思为何？须联系其《重别》、《三赠》两首一并来加以考察，才能理解。
请看《重别》：“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岁晚当为邻舍翁。”首句即道出了两人友谊的深厚基础，这全然是政治革新中结成的友谊，不仅仅是封建士大夫之间的诗酒相酬之谊。这种友谊中包含着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在受到打击陷害时相互间的宽慰和勉励。因而前一首诗中所说的“有所思”，思的正是俩人相同的理想和至死不渝的情谊。
再看《三赠》：“信书诚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湘别，何年得汝归？”前两句是诗人参与政治的经验总结，“知非”并不是“知悔”，乃是从实际的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正好说明他已丢掉了以前在朗州时的幻想。后两句是对柳宗元的热情期望与鼓励，也是“有所思”的思之所在。以上几首诗，都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内容。
自820年宪宗被陈弘志杀死，宦官梁守谦、 王守澄立穆宗（李恒）即位后，到唐亡（907年）这87年中，李唐王朝更加衰落， 以致最后在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覆灭。这时期社会的总特点是：唐王室被官官所操纵，藩镇又乘机纷纷割据，唐王室已无力调动重兵铲除藩镇的割据，只得承认。从而唐王室与藩镇的矛盾因王室的屈服而退居次位，而宦官与唐王室的政府机构间的矛盾也就激化起来。于是，在中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基础上，藩镇的势力更加强大，宦官又直接控制王室，各种反动势力都以重征苛敛为务，一切租赋全加在百姓头上，阶级矛盾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的形式虽有改变，但并未停止，而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穆宗即位至敬宗被弑的这几年中，刘禹锡先在夔州，后在和州任刺史，目睹国事之日非，身在远州，无法参与朝政，只有在感慨之余把精力放在自己职内政事的改革上。同时又为亡友柳宗元编辑遗集。还努力从民歌中吸取新鲜的内容，大胆地探索出一条诗歌创作的新路子，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在夔州期间（821—824年），刘禹锡从当地丰富多彩的民歌中吸收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和格律，使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的境界（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从他的这类诗歌中可看出他倡导诗歌革新运动的志趣。例如《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以上诗歌，篇篇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既明白晓畅，又含蓄隽永。尤其是后两首，通过眼前见闻，抒写胸中积愤，寄寓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作者藉民歌的优美风格反映了他的革新思想，也是他人生经验的又一次总结。
另外，《浪淘沙词》中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显然，诗人面对邪恶势力的打击，迫害和诽谤，毫不气馁，以坚韧的意志来迎接考验，将自己磨炼得更加坚强。的确，象这样高歌猛进的诗句，在当时是少有的。
824年以后，刘禹锡调往和州刺史，在此期间， 他继续保持夔州时的思想。并与李德裕、白居易等相唱和，一同探讨诗歌的革新，努力写作新体诗，写下了一系列寓意深刻、韵律优美的诗歌。例如《杨柳枝词》第一首：“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这首源于民歌的新诗，充满了朝气和决意变革的豪情，其昂扬的格调对当时沉闷的诗坛来说，就象一支嘹亮的号角，震撼人心。
再如《西塞山怀古》中歌颂西晋的统一，嘲弄和揭露了南吴顽固派衰败、腐朽以至丧国的结局。请看：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这里最易为人误解的是第三联两句。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世几回伤往事”流露了作者为南吴沦落的惋惜心情，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说是惋惜南吴末代的腐朽，不如说是惋惜孙权手创的事业白白地在他的后代手中糟塌了。“伤”字表明了作者对分裂局面的厌弃和对统一的强烈渴望。此诗怀古慨今，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驰骋的笔调之中，确为少有的佳作。
在《金陵五题》中，作者更加鲜明而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如《乌衣巷》一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是晋代王谢等豪门贵族的故居，今天在夕阳无力的回照中衰落了，昔日高大的门庭淹没在野花草丛之中成为废墟，连当年堂前的燕子都已经飞入普通百姓家里去了。这种暗刺当时权贵的意旨表现得多么形象，多么有力！
至于《台城》一诗，则是直接讽刺李家王室的荒淫豪奢了：“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以敬宗喻陈后主，以权门贵幸喻南朝豪族巨室。辞意明显，寄寓着作者对皇室腐朽、顽固派恣肆擅权的强烈愤慨。
826年，敬宗被刘克明杀死后，王守澄又杀刘克明，并立文宗即位，自然唐王室就处于官官的控制之下了。但是，文宗为了维护李氏王朝的统治威信，又不甘成为官官的傀儡，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然而，客观历史发展至晚唐，任何努力都只是苟廷残喘的微弱挣扎，再也无法挽救唐王朝的衰落了。
文宗在位期间（827—840年），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应该有些初步的了解：一是所谓的“牛李党争”，二是“甘露之变”。
所谓“党争”，是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间的斗争。两党的主要分歧有：（1）牛党重科举，李党主张废科举，以门荫入仕；（2）对待藩镇势力，牛党主张姑息， 李党则主张压制。两党之争一直持续至宣宗朝，长达40年之久。
829年，李宗闵借官官的势力当了宰相，排斥李德裕。次年， 又引牛僧儒为宰相，出裴度为山东东道节度使，并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在西川，作边楼、绘地形图，并南访入南诏，达吐蕃险要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统一，并常召集了解边地情况者议事，积极练兵、修葺城堡、储备粮食，既加强了守备，又安定了居民。特别是831年， 由于李德裕在蜀练兵治政的努力，使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众来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却遭到牛僧儒等人的破坏，文宗诏李德裕以维州及悉怛谋等人全部送还吐蕃，致使吐蕃的分裂主义者将悉怛谋等人全部杀死（注：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四。）。由上述这些事实来看，牛党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分裂倒退的行为而不利于统一。
关于“甘露之变”，则是文宗时期发生的李训、郑注为首的反宦官集团的事件。大和九年（835年）， 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策应，发动政变。他们奏称金吾左仗院夜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而观看，谋加诛杀，但因伏兵暴露，为仇等察觉而失败。李训被捕杀，郑注在凤翔亦为监军宦官所杀，受株连者达千余人。这一事实是文宗为翦灭宦官而孤注一掷的尝试，由于文宗本身已处于宦官势力的卵翼之下，任何行动都会是宦官权势威力之下的悲剧。而且当时由于朝廷长期的腐朽，早已一蹶不振，因之被迫采取的这一断然行动，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结果的。另外，当时主要的主张削弱藩镇，铲除宦官的人物如裴度等已被李宗闵、牛僧儒等排斥在外，以致文宗的行动在朝臣中已经失掉有力的支援，其余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也都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所以这一行动本身是没有什么能据以成功的客观条件的。
自从“甘露之变”之后，文宗就完全成为仇士良手中的傀儡了。 840年，文宗死，武宗即位。唐王室的废立已被宦官操纵，其他政事则更不待言了。以后虽然有一些企图革新的人物的努力，但在力量悬殊，政治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亦无力挽救唐王朝衰微的局面。
在这段时期中，刘禹锡离开和州，回到洛阳，先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828年至长安，裴度极力推荐刘禹锡知制诰，但没有成功， 遂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刘禹锡在此任内四年（828年春至831年秋），共“供进新书二千余卷”（注：刘禹锡《苏州刺史谢上表》。）。以后出为苏州刺史，致力于地方行政的革新，两年后移为汝州刺史（834—835年），后又移同州，仅一年就因足疾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直到死，都住在洛阳。刘禹锡晚年的诗歌，内容更加深刻，文字更加凝炼有力，对顽固派的嘲讽更为尖锐，斗争的豪情并未减弱。然而由于眼见朝政的日非，整个形势的无法挽救，有时也纵于诗酒，特别是最后在洛阳的几年，由激愤而转向闲散，这也是其思想最沉闷的时期。从而出现了一些散闲消极之作。但就整个此期诗歌来看，积极的方面仍占主导的地位。
研究刘禹锡这一时期的思想，不能不从他脍炙人口的《再游玄都观绝句》开始：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前两句藉所见写昔日所谓“满观如红霞”（注：《再游玄都观绝句》前的序言。）的“盛况”已不复存在，只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注：《再游玄都观绝句》前的序言。）讽刺当年喧赫一时、夭艳如桃花的那帮权贵幸臣，都已消失殆尽。又藉“种桃道士”喻刺当年重用幸臣的宪宗。最后一句充满凛然傲立的豪情与气概，并向那些宦官权臣发出挑战：你们大势已去，而当年被贬的刘某，经受二十余年的打击，今天又回来了。这是多么豪壮的情怀，又是多么无情的讽刺！十四年前从朗州回长安时就因诗有讽于新贵而重遭远贬，十四年后复返长安，倔强的性格丝毫未变，反而更加锋芒毕露。这种不畏强暴，始终如一的顽强精神，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这一精神，在他的《初至长安》一诗中也得到了反映：
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老大归朝客，平安出岭人。每行经旧处，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
“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说明了作者坚持革新政治的一贯态度。同样在《早秋集贤院即事》一诗中，作者说：“山明真色见，水净浊烟收”，表明了他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
至于他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注：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透露出的豪爽情调更是睥睨前古的高响独鸣。象这样的豪迈气魄也表现在他的《始闻秋风》中。如结尾一联：“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表明他对理想的追求至老不衰。读来多么令人鼓舞。
刘禹锡最后的诗文也同样充满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壮士豪情。例如《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注：刘禹锡《赠乐天》一诗中有“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句。白居易写了和“晚达冬青”，刘禹锡读后又写了这首诗。）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东偶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读着这首诗不禁让人想起曹操的名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振臂一掷，掌下成卢。古今相映，气魄雄健。凌空秋隼之雄姿，呈现于回想之中，真是伏枥老骥，千里之志，洋溢于笔端。再联系他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注：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此为答和白乐天《咏老赠梦得》诗。）两句，更使人见到一种红霞丽天，连绵不绝的景象。
在刘禹锡生命终结的前夕，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一文，为“永贞革新”和自己一生的活动作了总结。在最后的“铭”中，刘禹锡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与所长，不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纵观其一生的活动与遭遇，他给自己下的结论是没有夸张的。的确，他的改革理想没有能实现，他的才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他忠于革新事业和理想的精神，贯穿了他一生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其诗歌创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