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实务运作模式初探——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珠江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为例论文,运作模式论文,实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1)03-0004-0004
企业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方法去协助工业体系内人群的服务，它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工作领域。在西方，自1875年第一位福利秘书受雇于匹兹堡海因兹公司算起，企业社会工作已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不过，作为“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机制”解决员工问题的专门职业及新兴的专业领域，企业社会工作在西方始于20世纪70年代(苏景辉，1989：2)，在我国则始于21世纪初期。
一、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萌芽始于1927-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如，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公营工厂已把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职工福利作为工厂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企业社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性非专业的企业社会工作。而这种企业社会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领导与厂长或经理负责下，企业社会工作与企业管理部门、工会组织及有关机构密切合作，由工会运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等方法，向职工提供社会服务。一般来说，这些服务涉及职工福利事业的举办、职工教育的发展、协调人际关系、解决职工或家庭的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等。无疑，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社会工作在预防并解决职工的物质与精神问题、激发职工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产品质量，以及增强企业活力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李晓凤，2008：503-506)。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企业在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与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与问题日趋复杂化。企业职工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比如，就业稳定性差，职工基本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收入低下与生活贫困；职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职工心理问题缺乏疏导机制等。而解决上述问题急需“专业”的企业社会工作者介入。与此同时，社会转型也给企业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及介入空间。比如，在人们再就业与工作适应的解决上、农民工问题、双职工家庭中子女与老人照顾、“社会福利社会化”引发的社区与企业部分福利职责的承担等，均需要新的专业方法，特别是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企业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社工方法，以此为国家、社会、企业、职工提供服务(李晓凤，2008：507-508)。
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发展，我国学术界也开始讨论在企业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先于实践，以及2007年以前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处于无职业岗位的境遇下，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纷纷改行进入了企业管理与营销行业，而开始催生了企业社会工作的一道曙光，或者说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有一种愿景，即希望发展企业社工(刘七生，2008：8-11)。如此，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些高校意识到在企业发展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之后，开始设置企业社会工作课程，讨论企业社会工作的个案与实务介入的空间，从而开启了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及实习生的专业实践(李晓凤，2008：506-508)。
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东省深圳市)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残障保护、妇儿服务、司法矫正、青少年服务、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均有社会工作大规模的试行。企业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也开始了前瞻性的探索，在2008年，深圳市购买的社会工作岗位中包括了企业社会工作，聘请的香港社工督导也同时上岗，由此企业社会工作试点正式推开。如深圳启动了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策划的“风雨同舟——企业社会工作”福彩公益金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09：5)。而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进入中国(刘七生，2008：8-11)。而作为国内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进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企业社会工作的萌芽。简言之，珠三角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主要来源于两大力量：一是政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项目购买”试点，推动了社会工作民间组织实施企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则促使草根民间组织或者企业推行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在上述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社会工作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四种运作形式，即厂内运作模式、外包运作模式、企业购买运作模式、项目嵌入运作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与多元服务的提供，已对员工、组织、社区、社会的发展发挥了诸多重要功能：协助困难员工摆脱困境，重建员工的自信心，创建合理而高效的工作环境，增进员工的身心健康与生活稳定；促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员工取得良好的工作绩效，增强企业凝聚力与实现企业目标，应对大规模的危急事件，预防问题产生，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促进员工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融合，等等。
可见，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在21世纪初获得快速发展，既体现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心、工业界试图提高生产力的良好愿望，又反映了专业介入在优化工作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重要功能，即展现了利用专业机制实现企业和谐与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望。
二、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实务运作模式探索
在企业社会工作“项目购买”试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企业社会工作者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相关人利益说”的理论学说，已在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中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比如，在珠三角地区，企业社会工作者运用个人服务、团体工作服务、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研究及社会行政等专业方法，提供了辅导性、教育性、发展性、康乐休闲性、咨询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多元服务方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运作模式，以下简述之。
(一)企业社会工作的“厂内模式”运作：以裕元集团公司为代表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与中期，裕元集团公司伤害员工的一系列严重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比如员工经常长时间加班、员工长期没有休息时间及工伤事件频繁发生等，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2000年裕元公司聘请了社会工作硕士学历背景的专门人才作为其部门主管经理，开始寻找社会工作资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在2002年4月7日，裕元公司成立了员工活动中心，内设3名专职人员与多名义工。同时，公司还建有图书馆、温心驿站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部门，开始探索企业社会工作的“厂内模式”运作方式，推展生命辅导方式的职能。当时，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主要涉及生命辅导、安全、环保、保健等4个部分，以此协助企业与员工解决各类相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裕元公司自发地在企业内部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协助员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不仅使企业福利项目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也促使企业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人性关怀的专业服务(高钟，2007：221-224)。
(二)企业社会工作的“外包模式”运作：以伟创力公司为代表
伟创力公司作为全球500强企业，在珠海工业园约有五万员工，其中90％员工是外来工。伟创力公司认为，在工作之余帮助员工融入当地社区、满足其需求、增加其对企业与社会的归属感，以及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等，关系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在2008年底，伟创力公司携手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在珠海斗门新青工业园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成立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开始以“外包模式”运作，为外来工提供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当时，企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为外来工提供了情感关怀、心理和法律咨询、紧急援助、个案救助、文化学习、文娱活动等多元服务；同时，社会工作者注重培养流水线工人成为志愿者，以主人翁精神参与社区建设。此外，珠海协作者社工教育推广中心不仅为伟创力公司提供服务，也为伟创力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的工人及全体居民提供服务，致力于探索工业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创新性实践。而此种企业社会工作模式曾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四种模式，也是企业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次新尝试和新探索(庞乐兴，2010：4)。
(三)企业社会工作的“企业购买模式”运作：以富士康集团公司为代表
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公司频繁发生的员工自杀恶性事件，被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后，2010年5月31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组织400名一线社会工作者进驻富士康公司，开展了危机介入行动。在此次危机介入中，深圳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辅导、小组活动及社区宣传等形式，帮助员工疏导负面情绪，缓解工作压力，推动员工福利待遇的提升，有效地防止了重要伤害事件的再度发生，成功地平息了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而此次危机事件之后，富士康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认为，社会工作方法在员工的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及社会支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李晓凤，2010：31)，则首次推展了企业自行购买社工服务的运作模式，简称“企业购买模式”。与此同时，富士康公司在企业内部设立社会工作部门，通过个案工作模式、小组工作方法开展企业员工的辅导服务，以减少劳资冲突和员工的心理紧张的状态，促使企业员工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和职业适应能力。
(四)企业社会工作的“项目嵌入模式”运作：以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代表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深圳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大面积的裁员和减薪让企业员工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员工的心理健康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并严重地影响了深圳企业的发展。当时，如何帮助深圳企业走出困境，促进深圳经济继续稳定地发展，已成为社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于是，2008年深圳市启动了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策划的“风雨同舟——企业社会工作”福彩公益金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开始探索企业社会工作的“项目嵌入模式”。而此种运作模式的具体做法是，由深圳慈善总会从慈善捐款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中选出14家作为候选企业，由企业与社工服务机构洽谈与达成服务意向，并由深圳市民政局、承接服务的企业和社工服务机构签署三方协议，再由社工服务机构向承接服务的企业派驻企业社会工作者。比如，在“项目嵌入模式”的运作初期，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有14名社会工作者进驻9家不同领域和规模的企业，并提供了旨在帮助员工应对工作压力、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及提升工作绩效等一系列服务。由此，在深圳开创了社会工作在工业领域的“项目试点”，其历史意义主要有三点：为社工民间服务机构提供了在企业内从事专业实践的机会和空间；体现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行政能力(即运用实际行动关爱和支持企业及其员工)；缓解了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内部压力，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业的形象获得了全面提升(深圳温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09：5)。
三、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实务运作模式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尽管在珠三角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不同的实务运作模式，但据笔者的探索性研究发现，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专业实务能力不足与企业认知度不足的双重困境。从专业实务能力不足看，因派驻式企业社会工作的助人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互动，极易变成一种专业操控；企业社会工作起步晚与社工人数少，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体系；企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普遍不高，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资购买服务的信心；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社工服务机构以全体员工和社会的福祉为追求目标，社会工作者“嵌入”企业内部提供服务时常常会遭遇专业价值冲突与职业认同问题(如保密原则与企业知情的矛盾、企业现有体制与社工价值取向的冲突等)(马洪波，2010：18-19)。与此同时，从企业认知度不足看则主要是企业需求与企业认知的冲突。比如，通过“富士康事件”之后的购买社工服务、深圳“风雨同舟的企业社工项目”等得到企业的大力好评看，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具有需求基础；但另一方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性质，又致使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较低、支持力度较小，这已成为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大障碍。此外，据笔者对珠三角地区企业社会工作“不同的实务运作方式”的批判性解读发现，这些运作形式均有其利弊得失。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实务运作模式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将采用“企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综合发展”新模式。即由政府在社区搭建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平台，民间社工服务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企业社工综合服务。而此种新模式的实务运作思路是：政府首先出资，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社区建立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并由民间社工机构整合社区不同层面的资源，为劳务工与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不过，这种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需要面对一定数量的企业，采取与企业平等、合作模式来提供企业社工综合服务。之后，经过2～3年的过渡时期，通过由政府全部出资，逐步变化为政府与企业共同分担出资，再过渡到企业全部出资购买。笔者认为，此种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新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一是民间社工机构以独立身份与政府、企业合作，可以形成企业服务的外包模式，以此全面推动企业社会工作的“大面积试点”与快速发展；二是能够维护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大力推进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推动企业社工实务知识体系的整体创新；三是采用缓和式培养与渐进式购买方式，可以回应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实务能力不足与企业认知度不足的双重困境，如既可以培养服务提供者又可以培养服务需求者等。由此，能够促进我国政府、企业、劳工界、公益组织、社工服务机构的多方参与，并在加快我国“以企业社工为核心”的工业型社区建设的实验中，形成个个是创造社区幸福家园的主体，个个是享受社区幸福家园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