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新契机——中共十五大以后的经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对外开放论文,契机论文,中共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一个不断总结经验，又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已历经20年的时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近一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代所有后发工业国家、地区在进入起飞阶段时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矛盾，中国在1995年以后的经济运作中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开始做到了持续高增长和连续低通胀并存。根据统计预测，1997年中国经济完全有把握实现增长率9——10%和物价增长水平不超过4%的控制目标。
然而，这种大局稳定的态势，并不意味着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的境界了。综合观之，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条件并不宽松，这里既有人均资源条件的严苛制约，又有传统经济体制年深日久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复杂矛盾往往缠绕在一起，常常是刚刚缓解了原有的矛盾，新的和更加复杂的问题、困难又接踵而至，且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当前国内经济生活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企业经营效率走低，尤以国有企业的困难最为显著，大面积亏损的顽症始终未能根本扭转；二是从宏观看，社会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及其大量闲置。1997年的最新资料表明，有近67%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明显利用不足，主要分布在化工、轻工、有色、金属制品、建材、机械、电子电器、纺织等部门，尤以家电业的情况最为令人担忧，仅以彩电、冷藏箱、吸尘器、彩卷和摄像机为例，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仅有29.1%。
上述两个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已经能触及到中国经济内部很深层次的矛盾了。国内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改革搞了20年，尽管企业面貌开始发生了改变，部分国企甚至进入了市场领先行列，但从整体看，企业行为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经营效率的低下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难题。国有企业乃国脉之所系，从前和现在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力量，如果它的诸多问题久拖不决，其基础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就可能发生难以意料的变化。
社会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与大量闲置，绝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和扩张投资需求就能完全解决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从实行计划体制以来就没有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生产结构、供给结构和增长结构始终不能经常有效地适应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发展要求。市场化改革虽然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但由于资源市场配置的完整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化、社会化配量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各种不合理的计划配置行为和政府行政配置行为（尤其是投资行为）还大量存在，因此，虽然分权和放权的结果激发了生产供给的能量，增长速度上去了，但经常出现的市场供求结构的矛盾引发的产业结构的矛盾，却成为时时伴随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通病。
要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真正进入持续、稳定、高速的良性增长，必须正视和全面解决宏、微观的这两个突出问题。现在看，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引入资本的市场配置机制，让所有的社会资本——包括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打破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封闭和部门与地区的行政性分割，按照市场效率和产业进步的要求进行流动、重组。然而这里的矛盾在于，大规模国有资本（66000亿人民币）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按既定管理体制进行配置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已经相当硬化的管理体制构架，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和社会化重组就是一句空话。可见，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还需要依赖体制改革的过程来解决，这种改革又必须不断对原有思路有所突破，才可能真正奏效。
二、中共十五大提出所有制结构方面的调整，是一个重要突破，由此势将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现实经济生活的情况表明，当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许多难点、热点、疑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所有制关系层面的改革问题有关。例如，根据市场体制的发展要求，国有经济的主要功能究竟是什么？其数量规模是否越大越好？在“抓大放小”过程中，一批中小国有企业或被其它所有制企业并购，或被本企业职工进行股份购买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是否属于私有化行为？国有企业要资产重组和构建大公司、大集团，能否借鉴一切有利于提高市场经营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呢？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是否要有所限制？如其发展规模超过公有经济的总量，会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出现根本性改变？等等。显然，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不加以认真研究、解决，则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次中共十五大以及作为其重要文件的政治报告，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同时，并没有回避当前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上述所有制关系及其相关改革的问题，十五大报告从一个比较高的理论认识层次上，对问题做出了分析和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分析论点和政策思路。
这些分析论点和政策思路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制度的核心，就是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共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尽管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但囿于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他们仍然习惯于把非公有经济看作是一种异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把共同发展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益之计，甚至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大量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设置障碍。现在，问题已经明朗了。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推动力量，二者平等共存，彼此并无高下等级之分。这样，不但一切人为的发展障碍在这里不再具有合乎法理的依据，而且还可能给非公有企业过去感到难度很大的市场活动，诸如规范化的社会融资、多领域的产业进入、企业所有制的联合发展，等等，提供一个更为宽松和更富弹性的环境。
第二，对关于如何理解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方针，赋予了新的理论认识和新的政策内涵。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政府的决策指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一项既定不变的基本原则。但这是否意味着属于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资本份额和经济活动，一定要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占据全面数量优势呢？十五大对此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就是明确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除了应保持一定数量比例外，更重要的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这种所谓控制力，集中体现为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对关系国计民生大局的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和战略先导性产业的调控能力。与此同时，对大量一般竞争性和商业赢利性的产业领域，则更多地放给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民营经济去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主要表现为控制力的方针，对于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有效发展和民营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活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现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矛盾，主要是产业粗放式布局，资金和资本投向过多地偏重于加工性产业领域，适成基础部门的有效投入手段相对短缺，造成引发宏观调控力度不足甚至调控错位的现象。由此，合理的发展方针应当是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收缩，集中有限的国有资本和政府资源投向基础及其主导产业。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会有更为宽阔的产业部门和市场活动领域，甚至包括一些国有经济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部门和领域，将主要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民营经济按照市场化规则进行自主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供求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主要提供社会公有产品和基础性产品；社会一般性商品及其劳务的需求，则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供给。
第三，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改革思路，也有了明显的调整和进步。这主要表现在，除了继续坚持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已有改革举措外，还要集中力量搞好“抓大放小”和“资产重组”。这同前述两项方针是协调一致的。政府主要抓好一批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国有大企业、大公司，特别是着力组建一批能够表现国家产业竞争实力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大量小型（甚至中型）的国有企业，则逐步通过市场产权交易的规则退出国有资产的管理范围。
国有企业在进行这种改革、改制和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利用一切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包括国际通行的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关于股份经济和股份制，也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长期颇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担心股份制改革模式的进入将会引动国内的“私有化”风潮。现在问题也比较清楚了，股份制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化形式的资产组织形式，其运作本身并无公、私性质之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完全可以借助其机制优势推动自己的市场化发展。
股份经济和股份制改造模式的全面进入，也会使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反映在国有经济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上，今后除了举办一些最必要的国有全资企业外，更多的将是采取建立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形式。由此，国有企业本身所有制关系结构的开放度会大大增加，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从而形成多种形式混合经济的情况必然大量出现。同时，随着民间持股人数及其股份制数量的明显增长，社会性的民间金融活动也会更加活跃起来。
三、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会继续延伸，境外的企业和资本会面对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中共十五大以后，中国的改革步伐不会停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会逐步拉开一个新的发展格局。这不仅仅是因为十五大重申了邓小平先生早已制定的对外开放方针要继续下去，而且由于改革方针增加了大量创新的内容，特别是改革决策的指向已经深入到所有制关系的层次。这种影响，也必然会扩展到对外开放运作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外资引入水平的提高，为境外大公司、大资本的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是和国内的发展要求紧密联系的。90年代以前，中国工业化前期阶段尚未完成，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大量新起的加工业部门急需资金投入，这就使境外中小型企业和中小型资本的进入成为开放经济的主体。9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最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已经开始，进行产业综合调整和产业技术进步的呼声日高。一般加工业的供给不断趋于饱和，基础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的需求力度大大增加。这种产业发展的要求，给境外大公司、大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即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实施大规模资金投入，进入亟待发展的产业部门，同时利用资本优势相机占据市场份额。
如果以为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只是给境外大公司、大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那是非常片面的，须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长期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几乎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政府经济和民间经济、大工业经济和中小型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和落后地区经济、高科技经济和传统产业经济、高收入消费经济和中低收入消费经济，等等。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状况是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的。这就给各种形式和各种规模水平的境外企业与资本，提供了相当宽广的参与、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那些具有产品特色、技术优势和市场经营特点的境外中小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国内不同技术层次和市场层次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发展位置。
股份制改造模式的积极推进和混合经济的展开，将更会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一个新的境界。在股份经济的运作基础上，境外资本可以通过参股乃至控股，进入许多过去只有国有企业才有资格进入的产业领域。甚至过去一些曾经完全属于政府垄断的部门，如邮电、铁路、金融和部分尖端产业，等等，今后的趋势也会是逐步打开封闭状态和容纳境外企业、资本的参与。在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资产重组的过程中，有一批虽然暂时面临经营困难，但很有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国内的各种资金手段难以加以挽救，如果有胆识的境外资本能够抓住机会参与改制、并购，投入效益肯定将会是可观的。可以说，在未来国内混合经济的构架中，境外资本的有效参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其作用、功能也是很难替代的。
不难判断，在祖国大陆对外开放的继续推进中，台商的条件和机会是最为优越的。姑且不说地缘优势的便利和已有的发展基础，即使对祖国大陆政策的变化和发展的把握。台商的应对能力也是最强的。如果能够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扬长避短、积极进取，祖国大陆的大量发展空间和市场机会正在向他们招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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