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的变动和三线建设的决策与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国际局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中国三线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运动。三线地区是针对一、二线地区而言。一线指沿海地区，二线指中部地区，三线地区包括两部分：是包括云、贵、川的全部或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三线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耗资2050多亿元和几百万人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我国基本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是我国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项战略性决策，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深入探讨国际局势变动与三线建设的关系，对于认识时代特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一、国际局势的变动与三线建设的决策与实施
1.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严重估计使“三五”计划由吃穿用计划转为备战计划
“大跃进”和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合同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灾难，经过1961年、1962年两年调整，虽有起色，但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因此在考虑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自然地想到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1964年4月30日，在国家计委起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中规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同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注：转引自《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10页。）可见，“三五”计划制定的初衷与“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以重工业为中心相比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任务方面都有重大改变，即从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要任务。“三五”计划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可以设想，如果按“三五”计划的思路，我国的国民经济将会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子发展下去。
但是，“三五”计划并未按既定方针实施。在1965年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中指出：“我们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0册，第360页。）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三五”计划从吃穿用计划转变为备战计划，国家建设的中心由解决吃穿用转为备战，由此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
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这主要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动有关。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期，世界局势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益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
1962年苏联诱骗新疆居民逃往苏联，后在伊犁制造暴乱事件，此后的几年中，苏联向中国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20万人逐渐增加到
54个师近100万人，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
中国的西南部也不太平。1962年6月，印军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从10月20日起，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全面进攻，中国政府作出了加强战备、准备自卫反击的决定。虽然中印边境冲突由于中国的努力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但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边界挑衅重起的威胁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趁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之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反攻大陆。从1月到5月，蒋军多次与美国军队联合进行以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开始对北越实行轰炸。1965年3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随时准备进犯北越，美国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海南岛、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打死打伤我军战士，露骨地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针对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是越南的战略后方，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为此，中国从物质到人力给予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以大力支持，中国对越南人民的坚决支持，使美国更加紧了对中国的封锁和敌视，甚至考虑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在这种战略包围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不有所准备。1965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
也应指出，在当时局势下，中国之所以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也与毛泽东总结苏联教训有关。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由于缺乏早打准备，也并未完成必要的战略工作，特别是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缺乏充分估计和必要警惕导致了战争初期的失利。因此，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致使卫国战争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
2.苏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使中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
60年代末期，美国继续对越南进行侵略，而且战火越烧越大。苏联自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改变了与美合作共处，共同主宰世界的政策，采取了积极进攻政策以便与美争夺世界霸权。1968年苏联不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从1968年起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多次挑起边境冲突。特别是1969年苏联先后在中国珍宝岛等地制造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在中国周围拼凑旨在包围和封锁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甚至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寻求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随后苏联继续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使中国感到苏联和美国具有同等的危险性。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呈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和险恶。应该说，战争危险性的确不能低估，但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乃至发生世界大战的现实性并不具备。因为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元气大伤，称霸世界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它们反对霸权主义，有利地遏制了强权政治的行径，制约着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西欧、日本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也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和夸大的估计。因此“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三线建设再一次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不仅如此，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也写进了备战内容：“我们绝不可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同他们大打、准备同他们早打。准备同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同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注：《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第5版。）因此九大以后即开始了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备战工作。
虽然三线建设从6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在1969年3月前，中国的备战工作仅是常规性的。九大以后，备战工作突破了常规性范围，很快进入突击性阶段。同年6月，林彪提出了“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军委办事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实际的国防建设计划，即“大规划”，11月，为把“大规划”付诸实施，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参加的会议，确定1970年规划要全面铺开、形成全军、全民大办国防工业的局面。
同时，备战工作也影响到“四五”计划的制定和编制。《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纲要草案》中规定了“四五”期间，要把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工厂的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的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同时又根据备战需要，决定以大军区为依托，将全国划分为10个经济协作区，并要求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从以上可以看出“四五”计划是一个以备战姿态、准备打仗的计划，它比“三五”计划更加强调备战与三线建设。
这一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由西南三线逐步向湘西、豫西、鄂西转移，同时为了建设小三线，实现各地区经济与军事工业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突出强调要大力发展地方的“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和机械厂，简称“五小”工业），从1970年后，中央财政安排了大量专项资金用于扶植“五小”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的很大一部分项目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
3.7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日趋缓和，备战工作降到次要地位，三线建设转入正常
进入7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相对缓和的局面，越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现良好转机。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1972年中美双方在上海签定《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逐步转入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
国际局势的变化使我国改变了“临战姿态”，缓和了“狠抓备战”，注重了备战与各项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例如把“狠抓军工”改变为“继续加强军工”，把从备战角度强调发展农业改变为从农、轻、重比例角度发展农业。这些变化说明，以备战为基点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而为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基本建设的地区规模与资金投向随之发生变化，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重视，把“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生产潜力并且适当发展”摆在与三线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1973年用于沿海地区和三线地区的投资比重已大体持平。1974-1975年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则大大超过三线地区，以此为标志，历时十多年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开始走上一条漫长的调整、改造、配套、挖潜之路。“文革”结束后，到1980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二、对三线建设的思考
三线建设是我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从国防上看，它为我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战争没爆发而否定三线建设。正如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时所说，从当前国际形势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对三线建设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认识。从经济上看，三线建设奠定了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改善了西部地区落后状况，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期间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现在开发西部地区的任务将更加艰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从当前国内形势看，特别是党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这一重大决策以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更应当有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是在特定国际环境下作出的决策，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利用职权推行“左”的做法，造成了三线建设部署上的一些失误和实施上的相当损失。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因此我们更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一，要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60年代，尽管在军事上有遭受侵略威胁一面，但不应夸大也不应过火。而整个六七十年代，我们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对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实性、紧迫性作了夸大的估计，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从对战争与和平这一判断出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把备战放在第一位而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面对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他说：“过去我们曾对战争有较大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展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注：《人民日报》1985年5月16日。）这一科学判断为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二，要善于把握历史机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抓住了这一时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也本应审时度势，利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优势，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沿海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但是，由于当时把国际局势特别是战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至于在实践上一方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视而不见，关起门来搞建设；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布局上出现重大失误，把过多资金投入到三线地区而放弃了东南沿海等发展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使我国经济在这一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失之交臂。
第三，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全盘规划，兼顾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三线建设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当客观条件允许时，有计划、有重点地向内地或边远地区推进生产技术，全面开发一些地区是必要的。但是事先应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把握和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不能以牺牲发达地区大幅度的增长为代价换取落后地区微小的增长，更不应该不进行可行性论证就一哄而上、盲目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