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陈乐素教授逝世十周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十周年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 （2000）02—055—064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宋史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其历程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宋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出现了首批宋史研究学者，展现了现代风貌。陈乐素先生（1902～199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其宋史研究生涯的。他是有数的几位站在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开端线上的前辈学者之一，堪称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2000年，恰逢陈乐素先生逝世十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生平大略
陈乐素先生，名博，自号乐素，以号行。广东新会人。
陈乐素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从事教育工作70年，担任大学校长47年，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桃李满天下，多有成就不凡者。他从事学术研究70余年，是一代史学大宗师，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宗教史、文献学、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年代学、考据学、避讳学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陈乐素幼聆庭训，薰陶甚深。
陈垣先生教育子女，治学应能既博且约，由博返约。陈乐素乃其长子，祖父期望甚殷，陈垣先生遂取名为“博”。后来，陈乐素治学，恪遵父训，从博起手，由博返约：始而泛览经史，继而通读几部重要史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最终落脚于宋史，深人钻研，终成名家。成年后，他深慕历史上高风亮节之士安贫乐素的行为，便自号乐素，后来干脆以号行，其名反湮而不闻。
陈乐素自幼好学。5岁时，他离开母亲和故乡新会，来到广州， 住在祖上所开的药栈里，帮着干点儿杂活，学着识别药材。闲暇时，他喜欢看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六七岁时，他就读《三国演义》，陈垣先生见了很高兴，教他在看书的同时，把这部书中每一回初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对摘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乐而不疲。这样，不但看了书，而且学会了初步的治史方法。
1918年，陈垣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北京定居。陈乐素跟随父亲到北京上中学，不久，东渡日本，到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他16岁。在四年留学生涯中，除上课外，他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学习：一是有机会就去听日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二是常跑图书馆，为其父陈垣先生搜集有关宗教史的资料，并抄录、翻译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以及经济、时事方面的文章。1921年，他翻译的有关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使他在兴奋之余，加强了研究日本的信心。在明治大学学习临近结束时，他舍不得花时间去做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而是集中精力抄录资料，因而未能获得学位。
1923年，21岁的陈乐素自日本返回广州，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授语文和历史课，重点教历史课。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教课之余，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典籍。恰好家中有一部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于是，他的阅读从《二十四史》开始。几年下来，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做了大量笔记、摘录，历史知识也大大丰富起来。
这几年间，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并于1926年开始北伐战争。满怀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24岁的热血青年陈乐素就在这一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李福林为军长的第五军政治部任宣传员。1927年4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遭到破坏，广州到处是大逮捕、大屠杀，社会大乱。在苦闷和彷徨中，陈乐素脱离了国民革命军。1928年初，自广州赴上海，进入广东籍将领蔡廷楷将军及一些广东同乡联合兴办的民众烟草公司做事，任文书。工作之余，搜集史料，进行写作，正式开始其历史研究生涯。
1929年，《日本研究》杂志社在上海成立，陈乐素被聘担任主编。在《日本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陈乐素刊布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两文，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两文刊发后，即引起日本史学界的注意，《东洋史讲座》和《大日本史讲座》和《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中，曾详细地译摘了两文，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中山九四郎先生认为，两文是“中国青年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是“比较精细的研究”和“有益的文字”，“有必要加以介绍”。陈乐素的意图，是由此二文开始，系统研究中日交流的历史，完成《中日关系史》的写作。但其后仅发表过《第七世纪的对日战争》与《古代日本及其新文化》等文，即无下文了。其故非它，盖因其研究方向已转向了宋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进逼平津，形势岌岌可危。当此之际，中国古代史上外患严重的宋代，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特别关注，有关论文一时陡增。此时，陈乐素已离开了《日本研究》杂志社，寓居北平，以撰文维生。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占领沈阳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感国事颠危，有似历史上的两宋时期，于是决心攻治宋史，以期唤起国人之觉醒，抗日救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33年，陈乐素在《辅仁学志》上刊布长达4 万字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这是陈乐素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宋史研究的论文，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长篇鸿文。自此为始，陈乐素即将宋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直到逝世，长达57年之久。
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教育部派陈乐素去日本，为时半年，考察中国古籍流传日本和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的情况。此次东行，使他有机会仔细阅读静嘉堂文库的汉籍，尤其是原陆心源“皕宋楼”所藏珍本，收益颇丰。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论陷，陈乐素携家带口，辗转到了香港。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国文和历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香港，中学停课。陈乐素为维持生计，只得到半山别墅教私人日语，艰难度日。这期间，香港生活相当艰苦，内地去的人尤其艰苦。陈乐素的薪水，不仅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而且还要时常接济亲友，经济负担是很重的。陈寅恪先生、袁同礼先生此时均在香港，都得到过陈乐素的热情帮助。生活虽然艰苦，但陈乐素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他受叶恭绰先生的邀请，担任《广东丛书》编委，为《广东丛书》汇编、校订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并最终出版。他还应友人之托，编过一些当代人物的年谱传略，以笔名发表。
1942年秋，经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聘请陈乐素为史学系教授。于是，他携家带口，克服种种困难，通过日军盘查，经湛江辗转流徙，终于在12月到达遵义就职。以一位中学教师而能被当时大后方四大国立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直接聘为教授，实属不易，反映出陈乐素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已得到承认。到浙大任教，是陈乐素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踏入高校讲坛，以教学与学术研究为已任，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一年，他40岁。
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陈乐素身处万山丛中，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陈乐素夜半三更在油灯下苦读苦写的情景，令浙大不少人记忆深刻。40多年后的1995年，原浙大史地学系主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之子张镜湖（时任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遵义时陈乐素艰苦治学的情况，称颂他的治学精神感人之深。
在浙大期间，陈乐素开设的本科课程种类繁多，有隋唐史、宋史、中国目录学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实习、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等。到浙大不久，他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除第一位研究生余行迈外，他指导的研究生，集中在宋史领域。在他之前，张荫麟（1905～1942年）执教浙大，指导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接着带出了更多的宋史研究生，发扬光大了浙大的宋史研究，奠定了浙大在宋史研究领域的重镇地位，直到今日。他这一期间的研究生，主要有余行迈、程光裕、徐规、宋唏、王省吾、倪士毅等人。在浙大史学系教授中，他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
1945年，八年抗战终获胜利。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陈乐素也随校迁徙，定居杭州，继续其教学研究生涯。在这一期间，他同情和支持浙大的学生运动，多次掩护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称道。1949年，杭州解放，陈乐素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生活中。他担任了浙江大学工会的负责人，教授过中国近代史、 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陈乐素随历史系到了浙江师范学院，除继续任历史系教授外，兼任图书馆馆长。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亲自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事部下调令，调陈乐素进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工作。经过陈乐素与巩绍英、邱汉生、汪篯、王永兴等专家的共同努力，集体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这套课本于1950年出版发行后，得到史学界、教育界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好评。陈垣、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都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加以赞许。1954～1956年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系列教科书，也是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陈乐素在其中洒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陈乐素为兼职研究员。1964年，吴晗主编《历史小丛书》，他被邀请担任编委。虽然有繁重的中小学教材的编审任务，但陈乐素并未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除了指导研究生外，他已极少发表文章了。30多年后，安徽师大的万绳楠教授还对一位师从陈乐素的学生无限感念地说：“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也多亏了陈先生的指引。50年代我在北京当中学教师，《历史小丛书》约我写《文天祥传》，正是在陈乐素先生指导下才完成的。你能跟陈先生学习多好啊，要珍惜这个机会呀！”同时，陈乐素还参加了历史研究所的集体项目——《中国史稿》宋史部分的写作，此书署名“郭沫若主编”，直到“十年浩劫”后，到90年代，才出齐全套10册。
十年浩劫中，陈乐素先是被下放到安徽干校劳动，以年近70之身，承担沉重的挑开水到田头和给农田浇水的工作。1972年，陈乐素被强迫退休，并且既不许在北京居住，又不许回老家广州或新会，只得回到原来的工作之地——杭州，在郊区落户。在杭州落户后，陈乐素重拾旧业，继续进行历史研究，整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旧稿，直到1978年。其间，他曾一度受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赴北京从事陈列事迹的审定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从事学术研究不必再隐瞒了。陈乐素于是加快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进度，同时，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进行研究。为此，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西湖边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摘录资料，但从不觉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大学为陈乐素办了复职手续，在历史系担任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浙江历史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聘任他为兼任研究员。这一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陈乐素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杭州大学两处招收宋史研究生。
1979年，陈乐素南下，返回故乡广州，到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由此开创了暨大的宋史研究工作。1980年，中国第一个断代史研究会——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陈乐素出席了年会。大会推举邓广铭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上海师大的程应镠先生任秘书长。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新成立，李一氓任组长，聘请了一批专家担任小组成员，一批老专家任顾问。陈乐素被聘为顾问。同年11月，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由陈乐素领衔，十位老专家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要求在国家计划内单列“古籍整理经费”，每年拨给专款，以使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陈云同志批转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并得到同意。于是，从1983年起，在国家计划内，“古籍整理经费”单列，其中“高校古籍整理经费”一项，当时定下是每年250万元，90年代后，增为每年500万元。教育部为此款专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管理使用这笔经费，全国高校中，先后建立了18个由古委会直接拨款的古籍（或古文献）研究所，建立了四个古典文献专业，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从此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乐素出任所长。1987年，他改任名誉所长，直至逝世。
80年代中期，在全国编修地方志的浪潮中，广东省于1984年成立了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陈乐素被聘为委员。这项职务对于他，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职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而艰辛的劳动。审阅方志办系统人员的评审材料，到各县市视察、指导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无怨无悔，忻然而行。
在暨大工作期间，陈乐素为暨大培养了两届共4名宋史研究生， 奠定了暨大培养宋史人才、研究宋代文化的基础。从此，暨大成为南方宋史研究的基地，受到国内外宋史学界的关注。
陈乐素一直很注重锻炼身体，长年坚持不懈。70岁后，他坚持每天步行一万步，非走够定数不可，因此，身体状况一直不错。1979年，在开封举行的“《简明宋史》审谈会”期间，他以77岁高龄而率先登上开封铁塔，令同行者赞叹不已。1988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有一篇介绍陈乐素的短文写道：
几乎与世纪同龄的陈乐素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思维清晰，每日仍工作八个小时以上。生命在于运动。先生的健壮体魄，得力于他长年不懈的运动，得力于他坦荡豁达的性格，得力于他清心寡欲的习性，得力于他素食不贪的饮食。1982年，适逢先生八十寿诞，又值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60周年，暨南大学隆重集会庆祝。先生充满豪性地表示，还要努力工作15年，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岁月毕竟不饶人。1989年春节过后，陈乐素的健康状况即发生了变化，喉疾与肩疾先后发作，折磨着这位87岁的老人。虽经治疗，但并未有多大好转。由于喉疾，日常生活中，陈乐素已艰于言语，常使用纸笔交谈。1990年7月10日，陈乐素因高烧入院， 经诊断是肺部感染，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然而，在昏迷一天多后，陈乐素醒了过来，并且一天好似一天，谁也未曾料到，这竟然是回光返照。7月20日凌晨，陈乐素安然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自己洗了澡才入睡的。
陈乐素去世后，暨南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乐素的夫人常绍温教授写了如下挽联，表达其悲痛之情：
相从十二年，道合志同，情兼夫妇师友。记工暇吟咏挥毫，浑忘日月其除。而今饮泪送公，属纩当时犹寓目，音容宛在。
高寿近九秩，缣缃黄卷，心寄德操文章。正早夜沉潜史笔，焉知岁华不与！望处盈台丛稿，怀悲岂独但思亡？魂兮归来。
二、学术成就及其评价
自1921年刊发译文始，陈乐素从事学术研究约70年。自1933年刊发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始，至1988年9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乐素主编的《宋元文史研究》刊出《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与《刘恕与〈通鉴〉》两文，55年间共发表论著30多篇。1984年，陈乐素将其1983年以前刊发的主要论著汇编为《求是集》第一、第二集，两集共收入论著24篇，合共50余万字。他倾注了大半生精力的《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50多万字，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排，将作为《求是集》第三集出版。此外，陈乐素还有《中国目录学史》、《〈日知录〉校注》等遗稿及未收入文集的论文百余万字，尚待整理。
综观陈乐素所发表的论著，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宋史，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也主要在宋史学上。
1933年，陈乐素发表了第一篇宋史研究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此时国内的宋史研究状况如何呢？
考察20世纪中国的宋史研究，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发表的论文大约在1903年，是明夷的《宋官制最善篇》，刊载于《新民丛报》1903年46至48号合订本上。随后，1905年有刘光汉，1907年有刘师培，1908年有黄节，1912年有曾学传发表宋史论文，基本是研究宋代学术的。1916年左右，吴廷燮刊发《北宋经抚年表》。其后，傅斯年（1919年）、朱廉之（1919年）、顾颉刚（1922、1923年）、甘蛰仙（1923、1926年）、吴其昌（1923年）、章炳麟（1925年）、盛朗西（1925 年）、 陈东原（1926年）、林纾（1927年）、张星烺（1928年）、王桐龄（1927 、 1929年）、张其昀（1929年）、陈钟凡（1926、1929年）等人先后发表了有关宋史的论文，陈钟凡还在30年代完成其专著《两宋思想述评》。
1930年以前，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者， 当推国学大师王国维。 在1910～1923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宋代戏曲与文献等方面的论文，对宋代文化做出了独到的研究和贡献。特别是他1913年出版的《宋元戏曲史》，更是引人注目，被认为“体裁创新，具世界眼光”，是旷古未有的通俗文学之作。
分析1930年前的论文及作者，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内容以文化为主，思想、法制、文学是其重点，但论文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嫌简略；二是作者多非专门从事宋史研究者，客串为主，有两、三篇文章已属多矣，最多的王国维也不超过10篇，严格地说，此时尚无专门意义上的宋史学者。这些作者，在30年代后的宋史研究领域，基本看不到了。
陈乐素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的发表，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开拓意义。第一，作者自此以宋史研究为主，成为专治宋史的学者，并在此后10余年内，刊发了数十篇数十万字的宋史论文。第二，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篇研究宋代政治的论文，内容扎实，分析透彻，穷源究委，是此前大多数宋史论文所不可及，也未曾见到的。这一点，从本文的细目即可窥知。本文细目如下：一、燕云，二、十六州之割让，三、燕云与北宋，四、谋复燕云之始议，五、马政之使，六、赵良嗣第一次之使，七、土地范围之争议与交涉之停顿，八、金军事上之进展与辽帝之西走，九、宋第一次进军之失败，十、再度进军之再败，十一、金帝入燕前之经营与宋金交涉之复续，十二、所谓收复燕云，十三、张觉事件，十四、关于西京诸州之割让，十五、宋得燕后对于边境防御之措施，十六、辽帝耶律延禧之被擒，十七、金侵宋之原因及其准备，十八、燕山府之陷没。60多年后，再来看这篇文章，仍未过时，其详尽全面透彻的分析，仍然是这一事件的最高研究水平。因此，当时此文能够在颇有名气的《辅仁学志》上发表，引起学术界关注，决非偶然。可以说，陈乐素的宋史研究，一开始即是从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起步的。他的开篇之作，在其全部论著中，是高水平的作品。从而也使他在当时的宋史研究者中，以专门和高水平而特异独立。从上述这两方面看，称陈乐素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之一，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继《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后，陈乐素于1934年在《国学季刊》刊发《徐梦莘考》，此文约两万字。1935年与1936年，陈乐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三分册上，刊出《〈三朝北盟会编〉考》，合共约16万字。《国学季刊》是20世纪初即已有名的学术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更是公认的一流刊物，学者企盼发文之地。陈乐素的文章能够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很可反映其学术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为当时学术界所认可。
自《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考》始，陈乐素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日益扩大与深入，最终成为他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的领域。
陈乐素研究宋代文献的论著，主要有：《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初三馆考》（1936），《〈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1946年），《〈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1946年），《〈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1946年），《读〈宋史·魏杞传〉》（1948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2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3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4年），《刘恕与〈通鉴〉》（1986年）等，集大成之作则当属《〈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
陈乐素关于宋代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一是记述宋金关系的著作《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二是有宋一代书目大成——《宋史·艺文志》，兼及《宋史》它传；三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及其作者晁公武；四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及其作者陈振孙。
《〈三朝北盟会编〉考》与《徐梦莘考》两文，是陈乐素早期的代表作，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两文共约19万字，网罗弘富，考订翔实，论断精审，堪称经典之作。迄今论及该书该人者，莫不资藉于此。《徐梦莘考》对徐氏之生平作了详尽考索，阐幽发微，使其身世、宦迹大白于天下，并置徐氏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中考察，探究其撰写《三朝北盟会编》之缘由，对识人知书，都大有裨益。《〈三朝北盟会编〉考》对原书从版本到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考证，对所引书目、材料来源一一考索，对所录之重要史料《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进行校补。这种研究方法，既科学，又详尽，堪称古代文献研究的典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两书，是现存最重要的两部宋代目录书。自从以宋史研究为主后，陈乐素即注意这两部目录书，并开始研究和利用。为此，他自己动手，先将两书所录书名、作者一一摘出，编为“书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然后，对两书作者晁公武和陈振孙的生平详加考索，编成年表。进而对两书的内容进行研究，并由此出发，考察当时的政治、学术等方面情况。还通过《四库提要》等目录书的引用，看两书之价值。最后，再对两书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研究方法，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犹如层层剥笋，详尽无遗，是目录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郡斋读书志》一书，传世的有两种版本，一种称为“衢本”，二十卷；一种称为“袁本”，四卷。自清代以来，对“衢”、“袁”两种版本的优劣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多认为“衢”优于“袁”。193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宋刊袁州刻本，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为影印本写了一篇长跋，认为袁本“非衢本所及”，“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但是，陈乐素不以为然。他看到，“衢”、“袁”优劣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即：袁本先出，衢本后出，而正是这一点是错误的。经过仔细研究，陈乐素得出结论：衢本是稿本，成书在前；袁本是定本，成书在后；两本著录书籍的范围不同，四卷本所录乃井度赠书，二十卷本所录则是晁公武的全部藏书，因此，二本应当并存，不可偏废，通过两书“解题”的比勘研究，可以考知晁公武个人思想及社会思想的变化发展。上述论述，推翻前人定论，将长期以来的“衢”、“袁”优劣的争论推向一个新境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陈乐素对《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始于40年代。早在1946年，他就发表了《〈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一文，几十年后，陈乐素又发表了《略论〈直斋书录解题〉》一文。在前文中，陈乐素据多处题跋，首次指出，陈振孙本名“瑗”，因避宋理宗赵昀之讳，故更名为“振孙”。其后，从“述作”、“年历”、“言行”等三方面考索了陈振孙的事迹。在后文中，则从“政治影响”、“论人、论书”、“宋人重视地方志”、“《解题》出现了年谱”、“《解题》反映了南宋图书印行的盛况”、“《解题》中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解题》的传本”、“《四库提要》与《书录解题》的关系”等方面对《书录解题》进行了研究。如此全面地研究一部目录书籍，对其价值可谓“榨取”殆尽，这是前人未曾做过而又很有价值的工作，在今天亦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研究方法。
《宋史》成书仓促，舛误甚多，尤以诸志为最。40年代起，对《宋史》诸志进行订补的，最有名的当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陈乐素则从1941年起，即潜心于《宋史·艺文志》的订补工作，先后刊布《〈宋史艺文志〉错误举例》等文，1946年，写成《宋史艺文志考异》初稿。1958至1964年，完成第一次修订，写出第二稿。1987年，开始第二次修订，但未能定稿，他去世后，由其子陈智超完成定本，定名为《〈宋史艺文志〉考证》，约50多万字。此书可谓陈乐素穷一生精力的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宋史艺文志考异》，对《宋史艺文志》著录的9000多种书进行考订；第二篇《宋史艺文志误例》，分析各种错误的原因；第三篇《宋史艺文志研究札记》，是其研究心得或读书体会，还有存在的疑问。《宋史艺文志考证》作为《求是集》第三集，早在1991年底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排，但迄今尚未见书。海内外宋史学界正企盼此书的早日问世。
除《〈宋史艺文志〉考证》外，陈乐素研究《宋史》一书的文章还有《读〈宋史魏杞传〉》，其内容属于政治史，此不赘。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陈乐素对宋代文献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方面，迄今尚无可比肩者。
除对宋代文献研究的重大贡献外，陈乐素在宋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绩。
陈乐素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力作。此后发表的有关政治史的论文还有：《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1947年）、《读〈宋史·魏杞传〉》（1948年）、《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1948年）、 《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1982年）、《桂林石刻〈元祐党籍〉》（1983年）等。从内容看， 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时期：一是北宋中期政治，3篇；二是宋金和战，3篇。在这两段的研究中， 陈乐素都表现出他敏锐的目光和独到的史识。
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元祐党争，一直是宋史研究的热点。陈乐素的两篇有关论文，各具特色。《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一文，有3万多字，亦是一篇长篇力作。40多年后，有一位硕士生， 硕士论文亦以余靖为题，但仅写了2万多字，于此可见陈乐素用力之勤。在文中，陈乐素首先对余靖事迹在行状、墓志、神道碑及《宋史》、《东都事略》、《隆平集》3个本传的基础上做了增补， 并撰“余靖年表”。接着对余靖校史修书之事及其奏议的年月进行研究，列出余靖奏议篇目及奏上年月简表，并加以考订。然后，对余靖奏议中提及的“蛮乱”与“盗贼”情况进行研究。再研究“庆历时农民的负担”及余靖的态度。陈乐素在文内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他写道：“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可称最善良的分子。他们不但朴实勤劳，而且耐得人间至苦”。他引余靖奏议指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他愤怒地写道：“把地方上生产力最强的农民调充地方上守卫，人民对国家尽责任了！最强壮的被征用，农村里便要减少大量生产力，再加上余氏所说‘诸色科率’的重压，而又要威胁他们日常生活的‘煎硷’，岂不是逼他们走上绝路吗？”他深刻地指出，所谓“庆历盛世”，实际是“百姓困敝”，不断发生“盗贼”、“蛮乱”、“叛乱”，实在是危机四伏。他在结论中说：“外患未尽去而内忧更甚的庆历时代，本是一个危局，然而历史上仍有‘治世’之称，这还是由于士大夫阶级中有自觉者”。“有这么一班人能为国家社会尽力，肯替人民说话，而说出的话曾被采纳，付诸实行，是以庆历虽危而称治”。陈乐素的这些见解，在当时是独特而有力的，今天读来，仍有很大启发意义，不失其价值。
《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2万多字，既是宋史研究之作， 又是陈乐素因其时身处岭南而为之的地方史研究之作。在本文中，他在简略叙述了自庆历至北宋末年的政治大势后，由“元祐党籍碑”入手，逐一考察了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在岭南的情况，重点是苏轼兄弟，其次是黄庭坚、秦观，内容是在岭南当地的活动及对当地的影响。在结尾，陈乐素写道：“流放岭南的党人，遭遇不尽同，受严重迫害则一”。“他们在岭南的活动，他们的立身行事，影响了当时的人，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影响后人大”。“北宋时元祐党人的南迁，人数虽少，带来的文化也不算多，但在政治上，这件事情很突出，显然会特别引起岭南人的注意，在文化上它起着渗透作用是无疑的”。这篇文章，是研究宋代岭南史的力作。其姐妹篇《桂林石刻〈元祐党籍〉》，则集中探讨了有关《元祐党籍》的问题。
有关宋金和战的三篇文章中，《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与《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两文，其实是和《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两文同为一个整体的，是集中研究北宋灭亡到南宋政权确立的历史的。
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中，陈乐素指出，宋辽矛盾一直是北宋民族冲突中的主要矛盾，宋朝联金收复燕云，正是“感于此种长久之痛苦刺激，一旦欲乘机起而作反抗运动，殆亦当然之势。”恢复固有疆土，“此种思想绝不能谓为谬误”，问题在于：“当时之君臣实暗弱庸陋”，“事先无缜密之计划与充分之准备，临时仓卒弥缝应付，措施乖谬；发动以来，军事上外交上复频露自国之弱点，促进侵略者之野心”。因此，谋复燕云之失败，“非战之罪”，而是朝政腐败、君臣昏弱而致。陈乐素对于谋复燕云的经过、谋复燕云的必要性、谋复燕云失败之原因，逐一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文中所论，不仅在当时堪称高论，而且在该文发表60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启发。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在60多年间尚无一篇可与该文并提的。
南宋定都临安，标志着宋金对立局面的正式形成。《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了定都临安的原因，末了沉痛地说：“在宋代，全国的经济重心既然在东南”，“所以决定临安的主因在此。然而为私利而忘公义，不以东南的力量图恢复，不特无以对中原、河朔人民，而且也是无以对江南人民的”。80年代时，也有一些文章探讨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以笔者所见，尚无及得上陈乐素深刻的。
《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与《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两文，可说是对于大规模宋金战事一头一尾的考察探索，而《〈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则是填充其中之内容的。《读〈宋史·魏杞传〉》则是探索宋金对峙期间政事，研究孝宗朝政局的。魏杞其名不彰，但在孝宗朝，实为一重要人物，惜乎《宋史》本传所载过略。陈乐素据《魏文节公事略》中的《行状》与《神道碑》，对《宋史》本传所记进行了辨证与补充，又结合当时形势，对魏杞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出使金国之事详加考究，表彰了魏杞之忠义；同时，为孝宗用人不当、恢复之事难成而叹息。陈乐素之前之后，似无人再论及魏杞其人其事，陈氏这篇一万字的文章，就更弥足珍贵了。
综上所述，陈乐素在宋代政治方面的研究，有其独到贡献，其所涉内容，颇见功力，多有迄今仍无过之者，值得介绍和重视。
陈乐素研究宋代经济的文章不多，但颇为重要，受到重视。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两篇，都是研究宋代主客户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1947年）、《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1979年）。这两篇论文虽相隔30余年发表，却是名符其实的姐妹篇，两文合计共4 万余字。《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可说是中国最早涉及主客户问题的论文。自1933年日人加藤繁在《宋代的主客户统计》中研究此问题后，中国人起而研究者，陈乐素似属第一人。五六十年代，包括华山在内的许多学者对主客户问题进行研究，陈乐素却未见撰文。至“文革”结束，陈乐素又以《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再次提出主客户问题，引发其后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刊出，使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可以大胆地说，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有关主客户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陈乐素发其韧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与《宋代客户与士大夫》两文，也就成为研究主客户问题时不容忽视的两篇重要文章。
在《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中，陈乐素不仅对主客户对称的由来、演变、产生条件，特别是二者对称的经济地位的含义进行了仔细考察，提出了全新的独到见解；进一步，他对晚唐至宋期间的社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一个重要转折期，认为应当特别重视宋代及其后的社会发展之研究。在此文中，陈乐素通过缜密考证， 认为两《唐书·食货志》与《旧唐书·杨炎传》所载建中元年（780年）诏中语：“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当从《唐会要》及《册府元龟》，作“户无土客”；而且从其时社会经济状况看，当时也是“土客”对称，“土”指土著人户，“客”指流亡“浮寄”的客籍人口，并无阶级含义在内。唐末五代，客户作为无田佃农的称呼，“已是既成的社会现象”，主户则指拥有田土者。“土、客意义较单纯，主、客则土著、客寄之外，更指居民间一部分确有主从关系存在者”。主客户对称正式见诸文字，是在后唐长兴元年（930年），见《旧五代史》卷41 《明宗七》。宋初，正式从法律、政治上肯定主、客户的存在，并作为户口统计的分类名目。于是，主客户正式成为含有阶级地位内容的称呼。陈乐素的这段考证，曾在80年代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唐史专家熊德基先生的高度评价与称赞，并作为考证的正面例证。 在《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一文中，陈乐素进一步分析了客户身份、地位的三种情况和客户反抗士大夫斗争的特点，指出：“从逃亡到小规模暴动始终不断，其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退佃、抗租、借谷、抢米的斗争，其最高形式便是武装起义。正是由于佃客的不断斗争，才推动了宋代租佃制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弛。这篇文章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时发表，引起了同行的关注。
要之，陈乐素在宋史研究的三个领域进行了辛勤耕耘，在文献学领域贡献最大，迄今尚无人超过；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成为一家之说。
三、治学、为人与育才、影响
陈乐素治学，受陈垣先生影响甚深，重视材料，让材料说话。他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每有著述，必先大量搜集有关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因此，他一生公开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多为高水平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扬；其所考订，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亦多成定论。
陈乐素为人沉默寡言，话语不多，但遇事有主意，敢于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在平日生活中，他勤俭节约，吃、穿均很俭朴。出差时，也尽量不住豪华宾馆，以节省经费。他待人诚恳谦逊，凡接触过他的后辈学者，无不为其感动，视其为可信赖的忠厚长者。他早年的学生徐规教授曾说：“陈先生确能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古训，老而弥坚，从不‘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
陈乐素是我国最早培养宋史研究生的导师之一。早在40年代，他已在遵义的浙江大学任史地研究所导师，指导研究生。1943年，他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毕业；1987年，他亲自指导的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40余年间，他诲人不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是一名值得尊敬的教育家。
陈乐素指导学生，重视指点治学门径。他的学生、辽宁大学教授陈光崇说他“在课堂上不但教给学生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的方法，指引治学的门径”。
他教育学生时，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工具书的应用。在40年代，他开设“史源学实习”课，以培养学生的考据功夫，使学生受益匪浅。此课直到80年代，他仍在教授。长期以来，他一直要求学生，入学后即从精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入手，多翻、多看宋代典籍，藉此不仅培养阅读能力，而且从中发现问题。学生由此收获颇丰。他经常提醒学生，在运用史料时，要注意防止两种情况出现：一是信手拈来，随手即用，为炫耀知识渊博而滥用；二是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不考察史料的前后关联和因果关系，只孜孜于某些适合于自己既成观点的片断章句。陈乐素很推重实事求是、精深钻研的学风，他命名自己的文集为《求是集》，即是此意。他教导学生，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治学、为文要防止空疏，在历史研究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和解决问题，写作时则要力求文字简炼。他自己为文，没有空话，简明扼要，虽多有长篇鸿作，但决无有意拉长拖沓之文。读其文，给人以明快之感。陈光崇教授说：“他的文章，不仅结构谨严，内容翔实，议论精辟，而且文笔优美，娓娓道来，令人百读不厌”。
对于陈乐素的教诲，其弟子感念至深，数十年后仍追念不已，可见其影响之深。
1984年，陈乐素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台湾学者、陈氏早年的弟子宋唏携弟子与会，这是他们师生自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宋唏特意制作了一块小匾，上书“师恩难忘”四个金字，献给陈乐素。宋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陈师为人平易可亲，但指导学生却以严格著称”。“我的研究历史，受乐素师之教导，为时虽只四年，然长期通讯，受益实深”。“师生的关系是永远的，我对乐素师的感念是历久弥深的。”台湾学者、陈氏早年的弟子程光裕写道：“乐素师……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视我们如家人”。“他治学严谨，督课认真”。“乐素师于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学极为精湛，掌握史料，鉴辨真伪，论述史事，引证翔确”。“乐素师生活恬淡，治学谨严，论著精湛，享誉士林。从其学者，在严格的指导下，莫不受益。我有机缘，获乐素师青睐，得益良多，尤深感念！”他早年的另一位弟子、浙江大学教授徐规也说：“陈先生对学生态度谦和，要求严格，指导细心，在生活上也尽力予以帮助，身体力行。学生深受感染，亦多成材，师生关系极为融洽”。
上述这些回忆，是在这些先生已经成名、并且年逾六十的时候的感念，可见影响之深。
浙江大学的宋史研究，前有张荫麟倡导，后有陈乐素培育，80年代后徐规教授继之而起，形成了培养宋史人材的优良传统，以严谨笃实的学风著称，成为雄踞东南的宋史研究重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是台湾培养宋史研究人材的重要基地，迄今已有15位博士毕业，几占台湾宋史界的半壁江山。经宋唏、程光裕等人倡导，仍袭陈氏门风，重史料，重实证，成就斐然。这一切，都可以明显看到陈乐素的影响。
陈乐素由于家学渊源，自幼重视目录、版本、年代、避讳等史学方法，勤奋读书，认真思考。30年代在上海，平民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称赞他：“好学深思”。他在浙江大学，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而为学生敬佩。连胡适先生也称赞他：“家学渊源，长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了不起！”对他的名作《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会编〉考》，著名学者姚从吾、牟润孙等人曾大加称赞，并列为治宋史者应详读之书，确实是“享誉学界”。50年代，他被作为“博古通今”的专家调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审工作。70年代末，他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调入暨南大学，走完他最后的十多年时光。
作为一名学者，陈乐素在宋史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尤其对宋代文献与目录的研究，堪称独步一时；对宋代政治、经济的研究，也有独到见解，不可忽视。从30年代到90年代，他的宋史研究，持续近60年，不愧是一代宋史名家。
作为一名教师，陈氏素是中国最早在大学讲授宋史并培养宋史研究生的教授之一。他先后任教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暨南大学，兼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仅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宋史研究人才，更倡导了严谨笃实的学风。他是有成就的历史教育家，为中国历史学尤其是宋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附注：
本文主要参考书：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常绍温主编，张其凡副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
收稿日期 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