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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通缩迹象显现
易纲教授：中国经济现实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广义货币与 GN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9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46，远高于美、日的水平。这既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的发展，也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的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同时，由于企业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银行作为企业资金的提供者，它的不良资产也随着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而不断上升。1997年真实利率的上升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而真实利率的上升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观察到连降几次利率的效果不大，说明货币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同时，货币发行量不能再提高，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
目前，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些走出通货紧缩的迹象。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最近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口价格指数虽然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国内生产资料销售的情况看，价格指数也是不断上升的，物资部1—4月的统计表明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水平上升了2%。这些都是经济转暖的信号。 另一些经济指标也支持走出通货紧缩的看法，今年预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1，如果排除掉这一指标体系本身的偏差，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更为乐观。这是因为现有的指标体系中给予食品的权重过大，约在48%左右，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说农民用收入的一半吃饭，也许是对的，但不能以此来论证在CPI中食品的权重应是48%。 因为农村人口的食品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在农民用钱买的东西中，食品占不到一半，而城市人口消费中食品也占不到一半。如果把食品的权重降到40%左右，那么运用CPI作为衡量通货紧缩的标准就更为准确了， 而这时CPI的数值将会上升。
当然，在反通货紧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现在我们有一些反通货紧缩的做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摆脱通缩趋势仍待观察
宋国青教授：当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可以说是“阴见多云”，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从对数据的分析看，1997年大概是通货紧缩的谷底，在此之后，价格的下降速度减慢，有过一些反复和波动。但这种变化是和大商品价格上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随着通货紧缩的加剧，会导致存货的下降，从而使得大商品的供给水平低于供求平衡的产量，它的价格会上升。但这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结束，恐怕还要进一步观察。
另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所谓经济中的“拐点”，即经济复苏的先兆。我对这个提法不是很赞同。拐点是和经济周期相联系的，而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周期的，因此拐点也就无从谈起了。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周期是相对于过去20年而言的，我很怀疑今后的价格波动是否还会遵循同样的周期。我甚至还有一个猜想，如果在2018年我们用1998年以后20年的数据做分析，恐怕就看不到今天所谓的经济周期了。
在这种形势下，做一些政策环境上的改善是必要的。我与易纲的判断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 这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人们都把货币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直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某些政策的导向却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市和申请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手段，但是目前上市却比贷款要困难得多，这就鼓励了企业去贷款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的通缩是个很特殊的现象
林毅夫教授：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与标准的教科书上的讲法并不一致。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通货紧缩意味着明显的物价持续下降和国民收入的降低。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物价降低的同时，经济还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提出与传统理论不一样的解释。对通货紧缩的分析框架一般是先从经济的均衡状态出发，然后引入经济中的造成通货紧缩的干扰因素。由于在通货紧缩出现之后，它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都是一样的，不同解释的差别在于造成通货紧缩的触发机制是什么，即究竟是什么样的干扰因素造成了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
物价总体水平持续下降是供给普遍大于需求的结果。供给大于需求可以是供给的扰动或需求的扰动造成的。目前西方标准的通货紧缩理论和国内多数研究通货紧缩学者所主张的理论，侧重在需求的扰动。按照这些理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均衡的状况下，由于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货币供给锐减或银行信贷收缩等原因造成投资需求突然下降或泡沫破灭，居民财富萎缩，造成消费需求突然剧减等原因造成总需求突然下降，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于是物价下降。如果通货紧缩是上述需求扰动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伴随着物价下降国民经济必然会出现负增长。可是，我国从1997年以来，国民经济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那么，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可能是上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需求扰动所触发的。实际上，从供给扰动来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触发原因。在“八五”期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年平均水平是36.9%，远远高于80年代17%—18%的水平。到1995年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是1990年的273%，这段期间， 非国有企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比国有企业还快。投资在还没形成生产力前，表现为需求，投资的过度增长，造成了90年代初期经济的过热和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到了1995年以后，投资扰动的因素消失了，但过度增长的投资一经建成，即造成了1995年以后生产能力的突然大幅增加，物价水平一路下滑。由于居民的财富并未受到扰动，消费增长还相当正常，而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非政府投资的意愿下降，政府以财政支持的投资增加，弥补了非政府投资的下降，总投资需求也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由于投资和消费都还在增长，因此，就出现了物价总体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负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还以相当高速度增长的奇特通货紧缩现象。
国外的通货紧缩通常是需求扰动造成的，因此，国外经济学者构建的通货紧缩理论也侧重在需求扰动的分析。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如果一个理论的推论和已知的经验现象不一致，那么，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供给扰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会出现，因此，国外的经济学者不可能从这方面来构建通货紧缩理论，解释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并存的理论只能靠中国的经济学者自己来努力。
明确了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就会明白现在很多关于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并非能解决问题。有人主张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不平衡得不到解决，产权改革以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更会减少投资，从而加剧通货紧缩。也有人说扭转通货紧缩的关键是消除结构不平衡。但是，结构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讲要消除结构不平衡，改革以后讲得就更多了。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在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
在与众多解释比较的基础上，我认为前面提到的通货紧缩来源于总供给增长太快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的。由此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扩大消费需求，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各个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在30%以上。但因国民的财富并未萎缩，收入也没有下降，要靠增加财富或大量提高收入来扩大消费需求以消化掉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是不太容易的。农村由于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以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启动中国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说让农民用上自来水、降低农村的电费以及为农民架设电视接收天线等，这些措施会刺激农民对电器、卫生设备、厨房现代化的需求，缓解严重的家电产业和其它工业制造品的过剩压力，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产权问题是造成通缩的重要原因
易纲教授：刚才宋国青教授提到伴随着货币供给速度上升，广义货币与GNP的比例是下降的。这个现象只在1992—1993 年间很短一段时间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把观察的时间放得更长，到2000年，就会发现1992年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造成大量呆帐，导致了近几年广义货币与GNP 比例的大幅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企业的微观机制没有改善，积累的大量的不良资产和生产过剩，为通货紧缩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不能同意进一步放松货币的主张。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产权问题是造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如果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过多，对产权的保护不足，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自己的管制之中，就会扼杀对经济个体的活力。如果现在政府下决心保护产权，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保护，那么在个体的活力被激发出以后，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增长点。同时，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也有利于把经济中大量过剩、无效的供给淘汰出来。
造成通缩的原因值得探讨
宋国青教授：对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有一个批评。在经济现实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供给指向哪里，货币需求也会指向哪里，因此总需求应当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总需求调节不动，这说明经济中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供给过剩，那么单纯的限产压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债务通货紧缩，那么限产的措施会适得其反，人们收入下降，也更难以得到贷款，现期利润会进一步下降，更会加重通货紧缩。
产权保护对长远的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林毅夫教授：对于产权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对产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了。即使在产权保护不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也是一放就活。所以我认为产权保护对长远的经济增长来说是重要的，但对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来说，产权改革未必是对症下药。
总需求可以调节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在90年代初期的投资规模增长数量是极为巨大的，从生产能力的净增长来看数字惊人，“八五”计划期间至少增加了200个百分点。 这些投资在建设的时候是需求，建成后变成了过剩生产能力，限产可以使市场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但并未能消除生产能力的过剩，只要限产的政策压力一减低，物价马上会下降。
中国通缩是由信用紧缩造成
讨论主持人陈平教授：大家在通货紧缩究竟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争论比较多。分歧在于个人观察的方法不同，对策也就不同。这次研讨会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对政策研究水平的提高很有意义。我先比较一下林毅夫、宋国青、易纲三者分歧的方法论上的原因。
宋国青指出，通货紧缩会导致存货的下降，这对林毅夫的过度供给说带来困难。我以为经济放慢的初期存货应当上升，在通货紧缩持续一段时间后，企业削减产量，虽能减少存货的压力，但并未减少下岗增加的就业压力和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如采用林毅夫的办法，对消化生产能力过剩和增加就业有短期的好处。但如不利用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快企业的兼并改造，淘汰落后企业，无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长远发展目标。就此而言，我以为减税而非增税更有利于结构调整。
其次，易纲和宋国青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争论，实质是经济波动理论中，观察的中期（一般经济周期在3—8年左右）和短期（只看1 年左右的环比数据）时间尺度的差别。假如宋国青认为经济波动是完全随机的，则政府将在短期也无所作为。依我看，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改革上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因为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在金融中介的不稳定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迟滞，不在总量失衡或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不是“微观（个人和企业）和宏观（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层次，而是“微观—中介组织（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宏观”三个层次。
当前中国形势如果使用“通货紧缩”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假说。货币学派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在国际上却受到严重挑战。货币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有效，政府使用货币政策约束较少， 因为货币冲击是外生的。 但麻省理工学院的PeterTemin指出， 大萧条的起因是一次大战后英美等国企图恢复金本位制，而非弗里德曼所说货币紧缩。易纲指出中国连降几次利率效果不佳，证明奥地利学派关于货币机制是内生的观点。我们发现货币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也支持易纲的观点，否定宋国青认为没有经济周期，只有随机扰动的观点。国际上通货紧缩通常和经济萧条相联系。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是仍然以国际上较高的速度增长，出口也在增加。因此，我同意易纲的判断，中国目前价格指数短期下降的现象和西方理论中的通货紧缩现象不同。我建议使用一个新的提法“信用紧缩”或“信用配给”。我觉得，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中介出了问题。事实上，经济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是通过金融中介来连接的，如果金融中介效率不高会严重降低经济的效率，甚至引发通货紧缩。而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正是由于信用紧缩造成的。
中国这几年来的信用紧缩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有的地方政府在经济扩张时期进行了大规模超指标的投资，但是它又没有合法的地方税或市政债券来合理地融资，只好让企业垫付。一旦地方政府无力还款，中央政府又不增加拨款，以地方政府为坏帐源头的“三角债”就会迅速蔓延，拖垮好的企业，其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了行政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商业银行的惜贷现象。由于体制上具体的原因，银行的信用紧缩使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都难获得贷款，乡镇企业更缺民间的投资渠道，造成总体上的投资下降和技术更新的放慢。第三，非竞争性的国企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资产和信用都不断贬值，加剧了银行的困境。第四，住房、医疗、工人下岗、政府裁员等项改革同时进行，单低租金住房改为按成本价售房一项，就大大增加老百姓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使储蓄预防的动机大于扩大消费的动机，抵消了利率降低的刺激作用。最后，扩大社会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增大了行政寻租机会，降低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克服信用紧缩，必须在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这主要是指强化金融中介的竞争机制，按产业竞争原则重组国有银行，逐步开放地方政府专项市政债券的发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以迎接加入WTO 后跨国银行进入中国金融业的挑战。光靠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激励机制难以奏效。假如没有竞争高效的金融中介和可靠发达的信用制度支持，任何产业政策或结构调整都难以成功。（支兆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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