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苏联史研究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俄罗斯论文,史研究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2)03-0089-11
苏联剧变后，新俄罗斯领导人对苏联时期的看法一直在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全盘否定苏联历史，以强调苏联解体的合理性。普京就任总统之前也基本上持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立场，但就任总统后态度则发生了改变。梅德韦杰夫对苏联历史基本上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不过，政治家作为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往往从自己的政治需要来阐释历史，其评论并非基于深入的理论研究。本文集中讨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苏联史研究的变化。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大量秘密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当今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进入了苏联史研究的新时期，在内容、方法、观点等方面都发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变化。
一、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苏联时期，尤其是1985年以前，“大恐怖”、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悲剧、大饥荒、对少数民族的迁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书报检查制度、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侨问题等，都是研究禁区。研究者不仅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材料，即使依据已有材料进行的研究也受到极大限制。比如，研究苏联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泽列宁(И.E.Зеленин)参与撰写的两卷本的《农业集体化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建设》，1965年就根据苏共中央学术司的指示被禁止出版①。当时，不仅存在大量学术研究禁区，而且有些事实长期不为苏联政府承认。比如，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自1939到1989年一直不被苏联政府承认，卡廷森林事件也始终被苏联政府否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新的档案材料不断出现，这为拓宽苏联史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学者在根据新材料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及农业集体化等老问题进行重新研究的同时，大清洗、冤假错案、农业集体化造成的悲剧、俄侨问题等以前的研究禁区和无人研究的历史空白，由于可发掘的空间比较大，首先成了许多俄罗斯历史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学术著作②。这大大丰富了苏联史的研究内容，相关研究成果已被一些高校教科书、新近出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吸收采纳。苏联政府长期不承认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卡廷森林惨案，也因大量档案的公布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苏联时期相比，当代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
二、档案材料成了研究的主要依据
苏联时期，由于解密档案极为有限，苏国内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者主要以公开出版物、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人讲话、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及政论作品、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依据。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档案材料的大量解密使档案成了俄罗斯学者从事研究的主要依据。叶利钦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斯大林主义史”丛书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写成的。泽姆斯科夫(В.Н.Земсков)、波波夫(В.П.Попов)、皮霍亚(Р.Γ.Пихоя)、布加伊(Н.Ф.Бугай)、祖布科娃(E.Ю.Зубкова)、佩日科夫(А.В.Пыжиков)、泽列宁等一大批以档案为依据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者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
以档案为依据的历史著作的大量出现，使一些回忆录、政论作品中某些观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使以前不太清晰的历史事件更加清晰。比如，关于基洛夫遇刺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认为，案件是自上而下策划好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一手包办的。但在已公布的档案中无法找到相关证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下令组成专门委员会，于1988-1989年对基洛夫案进行调查，委员会由政治局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牵头，苏联总检察院、克格勃调查处都参与了此事。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文件和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当然，不能排除档案被销毁或尚未解密的情况，但已解密的文件证明，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纯属个人行为。再如，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该报告的决议在苏共二十大快要结束时才得以通过。而根据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二十大之前的2月13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作出了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这说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绝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党的集体决定，在此之前已有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文稿及赫鲁晓夫的口授稿、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和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形成了赫鲁晓夫最后的报告草本。2月23日，赫鲁晓夫将最后的报告草本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他们同意这份报告的文本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报告文本于2月25日前最终完成校订③。另外，在二战爆发前后对少数民族集体迁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只提到了1943年末至1944年4月对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等五个民族的强行集体迁移(包括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而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即使在卫国战争后期，遭强行集体迁移的少数民族也不止这五个，还应包括1944年5月—6月对克里木鞑靼人的集体迁移。根据解密档案，二战爆发前后，苏联共有10个少数民族被强行集体迁移。其中有七个民族(德意志人、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木鞑靼人)丧失了民族自治行政建制，其总人数大约为200万人，放逐前其居住的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还有三个民族(芬兰人、朝鲜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也被认定遭到了强制集体迁移④。
三、方法论的变化
苏联时期，从十月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科模式”。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把方法论和认识论看成一回事，认为历史科学的基本职能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承认或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分水岭。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史学所确立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更替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的形态所替代的过程就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上世纪80年代，苏联史学家也开始反思把社会经济形态交替的规律绝对化所带来的问题。二是强调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即苏联术语中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指的是历史认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评价从属于历史学家的阶级立场。苏联学者所提出的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之所以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是因为其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公开承认历史科学的主观性，而苏联学者既强调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又强调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唯一科学的、客观的、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另外，苏联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在实践中被庸俗化、教条主义化了，使历史研究变成了政党的“直接订购物”，为了党性原则不惜伪造历史。1960年代后，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党性原则存在的问题，开始了自我批评⑤。但总体来讲，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苏联剧变后，国家制度发生改变，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掌权，社会趋于多元化，致使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丧失了历史研究的主导地位。按伊格尔斯的说法，“在1989年苏联体系崩溃时，大多数东欧的与苏联的历史学家都察觉到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不恰当性。”⑥俄罗斯社会的多元化，使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当代俄罗斯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及教学参考书，有的以文明的视角进行阐释，有的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阐释，有的从全球视角进行分析。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谢缅尼科娃(Л.И.Семенникова)撰写的《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俄国》(莫斯科，2003年)、拉杜根(А.А.Радугин)主编的《俄国史(世界文明中的俄国)》(莫斯科，2002年)、奥里斯金斯基主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俄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和特点》(莫斯科，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萨哈罗夫(А.Н.Сахаров)主编的《俄国史——从古代到21世纪初》(莫斯科，2003年初版，2005年再版)和《人类史》第八卷《俄罗斯》(莫斯科，2005年)，都从文明的视角对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阐释。萨哈罗夫在其最近主编的高校、中学教科书及个人专著中反复强调俄国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俄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就基本特征是世界历史各个主要阶段的重现，但也带有俄国自身的一些特点。他把人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完善、个性发展以及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标准，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革新、在个别地区出现后传遍全球并根本改变居民生活方式的大发现，作为使人类历史融为一个整体的强大手段，把社会借用技术、制度、文化模式的能力看成加速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前提。他的著作正是从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如何发展、个性如何形成、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等视角对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的⑦。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米罗诺夫(Б.Н.Миронов)的名著《帝国时期的俄国社会史(18世纪—20世纪初)——(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起源)》实际上采用的也是此种方法。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丘丘金(С.В.Тютюкин)、索柯洛夫(А.К.Соколов)、科列林(А.П.Корелин)、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教授、研究俄国自由主义的专家舍洛哈耶夫(В.В.Щелохаев)等当今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则采用现代化的方法。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尔先科夫(А.С.Барсенков)和弗多温(А.И.Вдовин)则反对从文明的角度阐释俄国历史，认为这只能在中学和大学培养大量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他们在方法论上采用历史主义原则，认为历史主义原则合乎俄国历史学派的最高准则，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进行分析⑧。莫师大历史系教授夏金(
.М.Щагин)反对当今俄国史学界十分流行的俄国发展赶超性观念，实际上也主张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前不久出版的祖波夫(А.Б.Зубов)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更强调该书的任务是要使俄罗斯历史回归人和历史事实，力求把历史写成人的历史，而不是过程和力量的历史。
当然，也有少数教学参考书仍然沿用苏联时期的研究方法，尽管也使用了近年来公布的新材料，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比如，蒙恰耶夫(Ш.М.Мунчаев)和乌斯季诺夫(В.М.Устинов)合著的《苏联国家史》(莫斯科，2002年)。
四、对苏联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认识的变化
苏联史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也导致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认识的变化。1917年俄国革命仍被看成是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很多著作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把1917年革命作为俄国现代史的开端，而是推延至20世纪初。
苏联曾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改革年代成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共产党人的旗帜。当时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发现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认为新经济政策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大部分“六十年代人”知识分子都相信新经济政策制度的功效，认为废除新经济政策是斯大林的主要罪行之一。这一时期，学者们过于强调列宁与斯大林的差异，褒扬列宁，以列宁为标准批判斯大林，完全割裂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看成是对列宁的背叛。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暂时性和矛盾性。如俄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舒宾(А.Шубин)认为，列宁的模式规定权威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权威国家的目标是建立非商品社会——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对列宁而言是一种过渡方式，它要建立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要直接建立的那种体制。新经济政策思想本身不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迫不得已的环境造成的结果⑨。新经济政策问题专家吉姆佩尔松(E.Γ.Γимпельсон)也认为，“布哈林的选择”注定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右派”政治上的孤立，就本质而言“布哈林的选择”的理论原则是乌托邦思想，即通过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自由市场、企业经营活动、混合经济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进入根本否定所有这些经济范畴的社会。能替代斯大林道路的不是规划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而是能导致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发挥作用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反新经济政策”⑩。叶西科夫(С.А.Eсиков)也同意该观点(11)。近年来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教科书也有类似观点。如萨哈罗夫主编的教科书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看作恢复期，认为“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选择只有在对政权本身的性质进行重大改变、在根本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对此甚至最优秀的党的理论家布哈林都没有准备。国家政治谱系中的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流派都没提出市场关系完全自由化的要求。”(12)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20世纪祖国教研室主任夏金教授主编的教科书也指出，新经济政策经济是一种复杂的、不太稳定的市场——行政结构。而且，把市场成分纳入其中带有被迫性和临时性，保留行政命令成分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在不放弃最终目标(建立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又把对外贸易、国有化土地、矿山、大型及大部分中型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业这些“命令的高地”保留在国家手中，打算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共存，并利用“命令高地”把后者逐渐排挤出国家经济生活(13)。莫大历史系教授谢缅尼科娃也认为，不能夸大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和可能性，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当局在居民反抗和特殊环境(饥荒、内战)的压力了，在社会经济领域作出的暂时退却，作为制度的新政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导致私人企业和贸易的复苏，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城市和农村的私营者都受到了摧残，在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作为阶级敌人的耐普曼的形象。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从危机走向了危机：销售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等，“谁战胜谁”的问题非常尖锐。因此，政权在新经济政策年代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加强了。1921-1927年国家管理系统内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涉及权力系统(14)。
与此相关联，这些作者基本认为20年代末开始的工业化是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性提出的客观要求，强调经济性原因在中断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如萨哈罗夫指出，1920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只达到了1913年的水平，这当然不能保证苏联在经济封锁下发展的可能。1927-1928年，苏联的工业出现了明显高涨，工业品的产量超过了年度任务，产品的成本连续两年下降，利润增加。但工业增长的高速度是动用以前积累的物质和精神潜力，利用以前的闲置设备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恢复的结果。新经济政策模式无疑需要修正(15)。夏金、叶西科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无法满足加速工业化对粮食、资金的需要。还有学者对近些年出版的各种文件集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文件中揭示的材料证明了，从1923-1924年起经济政策就已经集中于使第一部类达到极高的、不平衡的增长速度，这为未来的粮食征购危机作了准备。根据新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20年代和30年代的继承性。新经济政策通过贫困化和游民化为未来的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基础(16)。另一些学者对不中止新经济政策就不可能使国家工业化，也无法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俄国史—苏联社会(1917-1991)》的作者们分析了斯大林“自上而下”加速工业化的原因。书中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被中断的”，他们援引了2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的资料及一些党的活动家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资料和观点可以让读者认识到在新经济政策框架内加速工业化方案的可行性。作者们认为，斯大林加速工业化的方案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斯大林在20年代末就通过向群众头脑中灌输“外部”和“内部”敌人形象的方式在国内营造了一种社会紧张气氛，正是这种紧张气氛证明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17)。俄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索柯洛夫也认为，上个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造成的，主要是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对无限权力的追求造成的(18)。作为《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被断送的》文件集主要编者之一的丹尼洛夫(В.П.Данилов)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不单是执政党的政策，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既不同于以前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军事动员体制，也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的命令镇压体制。新经济政策起初被看作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让步，这种让步仅仅局限于地方商品交换的范围，但很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相应地国家转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体制，合作社成了保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1928-1929年农业合作社的危机和消失不是断经济政策危机的结果，而是“破坏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的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首先是整个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附属物。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的确是替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选择。1927-1929年苏共领导层政治斗争的内容就在于此(19)。
方法论及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也导致当今俄罗斯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改变了苏联时期只有一种声音的状况。从苏共二十大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学界主要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视角评价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的评价比较低。近些年，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受到挑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俄社会中出现了为斯大林辩护甚至颂扬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史学界也有反映，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20)。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茹科夫(Ю.Н.Жуков)根据档案材料证明，斯大林曾试图使国家民主化，按差额选举的原则进行自由选举，使继续靠世界革命幻想生活的党内权势分子离开政权，使一知半解者脱离对经济的管理，代之以专业人士，并使国家回归平静的生活，并只按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推行内外政策(21)。还有一种更为学术性的观点，即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斯大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把“工业化”和“文化革命”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而且把“对农村的全盘集体化政策”也纳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根据该观点，所有这些变革都“完全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这也是这些改革获得了社会支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些改革成了祖国历史上苏联时期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东西。”(22)
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持相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历史学博士、农民问题专家В.П.丹尼洛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他指出：“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到底是革命的成果，它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3)萨哈罗夫认为，“斯大林的现代化的结果是极为不一致的。由于加速工业化，本国经济在次序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暂时得到了克服。到30年代末，苏联确实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最现代的工业品的三、四个国家之一。同时，另一个方面也很明显：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片面性的特点。30年代，苏联经济具有‘兵营’的面貌。当时经济完全军事化、完全从属于军备生产的势头开始加强，苏联领导人在脱离了社会文化和共同文明的情况下，只是重复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成就和一些组织形式，这就奠定了后来国家落后的基础。动员型的现代化模式就自身的本质而言，就不是以建立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机制为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的整个经济系统都效率不高。而且，就是在斯大林式的血腥工业化之后，苏联有很多数字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内人均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要比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都低很多。比如，在人均发电量、钢的冶炼、煤炭的开采、水泥的生产、布匹的生产方面是美国指标的一半到四分之一。甚至在最先进的生产部门，手工劳动的比重也在50%以上，这在欧洲是最高的。斯大林的现代化在对历史的挑战作出回答的同时，也为后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国家向后工业发展方面迈进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4)
关于苏联时期政治镇压的规模问题，是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泽姆斯科夫根据档案材料对麦德维杰夫、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沙图诺夫斯卡娅有关苏联政治镇压规模的数字提出了质疑。但他不同意一些人认为斯大林本人不是大规模镇压，其中包括大恐怖发起者的说法，而认为根据已经公布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镇压政策中所起的作用(25)。最近又有人根据档案对泽姆斯科夫的镇压数字提出了质疑(26)。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大恐怖，一般认为发生在1937-1938年。不过最近萨哈罗夫专门论证了1930年是斯大林大恐怖的开始(27)。
关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近几年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佩日科夫的《赫鲁晓夫的“解冻”(1953-1964)》(莫斯科，2002年)，另一部是阿克秀金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和社会意识》(莫斯科，2004年)。这两部专著基本上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社会的进步，但也都承认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不彻底性，保留了太多的斯大林时代的东西。佩日科夫认为，作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定的目的，无论如何不是在于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个人崇拜”这个题目是被用来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赫鲁晓夫还没来得及摆脱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就立即大规模地重提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扮演主要角色的已是他自己，而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的学说和遗产了。赫鲁晓夫的所有重要改革原则实际上都是党和国家的部分精英战后最初几年制定的。书中指出，把1953-1964年这一时期评定为俄罗斯民主制诞生的时代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基本的法制规范、削弱全面的刑事压制，对克服30至40年代的黑暗遗产是必要的，这种遗产是中世纪精神和宗教裁判所精神的混合物。在这个意义上有民主成分，但不能认为这是制度，是稳定的社会发展倾向。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摆脱通过各种暴力和镇压的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最严重的歪曲(28)。阿克秀金认为，赫鲁晓夫决定进行各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加强自己的权力；另一个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认为只有那些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更迅速地向共产主义推进并战胜共产主义反对者的东西才是进步的。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十年间，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在从极权变为威权的道路上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以前对体制的真正反对者及臆造的反对者进行肉体消灭的大规模政治镇压成了过去，对政权组织活动的法律原则进行了一些调整。在有些方面，党国对公民生活和活动的监督放松了，公民的劳动权和休息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医疗服务权都得到了扩大。通过对“个人崇拜”年代犯法行为的谴责，出现了批评制度性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各种最令人厌恶的表现的可能。在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社会心理、道德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目标只是要完善现存体制，而不是根本改变现存体制。作为完善体制的改革是经过了深思的，但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没有意识到的各个主要机构的无效性问题(29)。
萨哈罗夫实际上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所开始的改革是被迫的、不可避免的，主要是由维持同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对抗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改革没有触动权力基础，斯大林体制的本质没有被触动。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竭力为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恢复名誉，维护了斯大林的主要理论教条。这就使对苏联体制进行真正改革的道路关闭了很多年。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体制的最后机会”，在40-50年代之交苏联存在着“按中国方案”走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30)。
当今俄罗斯史学界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分歧比较大。据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列昂诺娃(Л.С.Леонова)教授总结，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必然现象。他们指出，巨大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动力低效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在人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大相径庭的社会不可能长期隶属于一个统一中心。还有一些学者将苏联解体归罪于政治家的错误，或者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叛变行为。同时，苏联瓦解也与外国特工机构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有关。苏联解体初期，史学界把苏联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则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民族问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有关，而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近年来史学界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从多种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二是对避免苏联解体的可能性进行论证。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历史原因、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苏联共产党从权力机构退出、民族精英政策、政治领袖的立场、在民族问题上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也是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但没有证据证明它是主要原因(31)。颇具争议的菲利波夫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一方面承认苏联领导人的错误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苏联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性的现象。在现代世界上民主政治制度能保障有效的领导。政治家通过争取选民选票的途径获得作出国家决策的权力，把争取权力的斗争从破坏性力量转变为建设性力量。而在苏联的制度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具有破坏性质，决策是由一个人或在极少数人的圈子里决定的，完全不让社会参与政治决定的拟订和通过(32)。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时期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只有一种声音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史学家们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到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意见的多元化是学科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方法和观念的多元化在当今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于这一点，普京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可以为一点感到高兴，那就是我们不再从一个政党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阐述我国的历史了。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成就。”(33)苏联时期的研究禁区，由于档案材料的大量解禁成了学者研究的重点，苏联史上以前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容逐渐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苏联史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而且过去很多不确切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当然，如列昂诺娃教授所说的，在当今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中仍存在着某些偏差。这主要表现为偏重于政治史研究，过分注意那些并非对理解俄国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例如移民、国家机关的镇压职能、政府政策中的阴暗面、美化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等问题(34)。实际上，这正是苏联时期出于某种考虑对这些问题长期回避的结果。
注释：
①Зеленин И.E.Стали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 после"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лома" 1930-1939.Москва,2006,с.307.
②关于特殊移民及大清洗规模的重要作品有：Попов В.П.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1923-1953гг.:источники и их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См.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1992,№2; Земсков 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осква,2005.; Иванова Γ.М.История ΓУЛАΓа(1918-1958).Москва,2006.; Зима В.Φ.Человек и власть в СССР в 1920-1930 годы:политика репрессий.Москва，2010.关于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迁移及迫害的作品有：Виктор Бердинских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сылка народ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2005.; Бугай Н.Φ.Народы Украины в"Особой папке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2006.;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20-21века).Москва,2006.关于苏联时期大饥荒的主要成果有：Зима В.Φ.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1947 годов: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1996.;Кондрашин В.В.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Москва,2008.关于书刊检查方面的著作有:Блом А.В.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Пб.2000.; Жирков Γ.В.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19-20 вв.Москва,2001.; Татьяна Γоря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Москва,2009.这里列举的只是一些重要论著。
③参见徐元宫《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若干问题考证》，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杨存堂《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④Под общ.ред.Яковлева А.Н.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портации.1928-1953.Москва,2005,с.8.
⑤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详见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⑦Под ред.Сахарова А.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ни.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ⅨⅧ в.Москва,2003,с.Ⅰ—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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