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十五年后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休克论文,十五年论文,疗法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何不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回顾15年的转型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欧国家经历了三年的衰退，时至今日才突破危机前的水平；在东南欧的一些国家里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多数独联体国家几乎各自经历了10年的生产衰退，至今仍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和越南先后在1978年和1986年开始改革，这两个国家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蒙古和乌兹别克斯坦经历的衰退时间不长(三年)，但之后的复苏过程却很缓慢；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衰退很明显(下降了40％—60％)并且还在持续。问题是，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15年前，也就是在经济转型前夕，关于改革速度的争论就开始了，争论在激进改革(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拥护者双方展开。休克疗法的拥护者们确信“人不可能分两次跃过深渊”，当陈旧的规章制度已经不起作用，而新的规章尚未制定出来的时候，经济制度快速变革能够消除“不稳定”期。而渐进改革的支持者则反对过早破坏原来制定的现行制度，反对取消以前的经济协调机制，直到新的规则被制定出来。他们警告休克疗法的拥护者，认为制度的真空会导致生产出现灾难性的衰退，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即非国有经济从零起步，进而飞速成长)与大规模私有化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
本文的论述是建立在过去10年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这些研究分析了在经济转型中“转型衰退”的深度及其持续性在不同经济体中表现迥异的原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研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所表达出来的反对意见。第二，解释各转型国家在经济复苏时期的生产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一、初始条件与经济发展
为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会出现衰退？对于多数转型国家而言有一条原因是毋庸置疑的，即逆向供给冲击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这是对“转型衰退”现象的一种简单而又容易理解的解释，然而至今这条原因还没有在任何经济文献里明确提出。
生产衰退是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这种变化与供给因素有密切联系，简单地说就是经济体系无法处理资源从一个部门和地区向另一部门和地区转移的问题。根据我们的推测，整个社会大生产的一半都不得不在资源产地进行。在新的价格关系下，商品的竞争力急剧下降，价格自由化的结果就是使缺少竞争力的经济部门立刻出现亏损，生产能力也随之下降了50％以上。由于投资与生产的增长只会发生在有竞争力的经济成分中，所以恢复到衰退前的生产水平必然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如果改革是渐进的(逐步放开价格或者确定一个时间表)，竞争能力较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降低，譬如每年下降10％左右。但在渐进的条件下，这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能被竞争力强的部门的发展所弥补。显然，最佳的方案应当是控制价格放开的步伐，以便为更新陈旧的资本赢得时间。
激进式价格调节中转型衰退的深度由结构改造的规模决定，这首先取决于计划经济时期在生产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中所长期积累下来的比例失调程度。简单地说，取决于价格自由化后新的价格体系下所包含的各个经济部门的规模。为了粗略地评估计划经济比例失调的数量或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我们可以引入军队消耗指标(占GDP比例)、过高比例的(与人均GDP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工业与弱势的服务业指标以及失衡的外贸比例等指标。通过这些能够度量比例失调程度的组合指标，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型前后生产能力下降的问题。
就部门结构与外贸结构中的比例失衡问题而言，一个规律性认识是原有的物质基础越雄厚，就越难以进行改造。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比较贫困的农业国家(如越南和中国、阿尔巴尼亚、蒙古)与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具有某些比较优势：它们的原始资本较少，因而具有更大的弹性。简而言之，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者们肩负的担子显得不像东欧和苏联那么沉重，所以它们的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可塑性也就更强。
通过对经济转型国家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如果改革必然带来结构的变化，那么它的速度应当满足这样的条件：其变化的规模和程度不应超出经济投入的潜力。这也是论证渐进性改革必要性的主要依据，而非采取激进措施迅速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支持的依据(欧共体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消除关税壁垒尚且需要10年，虽然他们的壁垒水平已经很低——约为进口商品价值的10％)。
二、制度与经济发展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明显存在很多消极的因素，俄罗斯国家财政能力的破坏导致了制度的崩溃，其首要的表现就是抑制经济活力和压制投资的行为大量出现。GDP和国民收入急剧下降，但同时地下经济的比重却不断提高。更严重的是，在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同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而一些国家(中欧、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则恰恰相反，随着国家收入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情况的恶化并不明显。众所周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它恶化了投资环境，使结构改革难于进行，同时还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此外，社会的不均衡现象给笼络人心的政治策略提供了充足养分——重新分配收入的口号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收入从有竞争能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无竞争能力的部门，从成功的企业转移到失败的企业，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换句话说，收入不平衡的现象越严重，重新分配“社会大馅饼”的诱惑就越大。
总之，控制转型的速度以及保证转型期国家收入稳定增长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在转型期，政府的保护也许不能绝对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还需要其他条件)，但国家收入的急剧减少却几乎必然会导致政策失灵和经济衰退，同时也会使社会陷入不均衡陷阱，从而为那种笼络人心的政治策略提供发展空间。
在国家实际收入减少两倍或更多的极端情况下——如同前苏联的多数国家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发生的那样——实际上没有给以提高制度绩效来缓解财政危机提供机会。其结果就是降低了国家保证私有者权利的能力，降低了支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降低了对犯罪活动的抑制。
转型失败与成功的历史绝不是渐进或非渐进的方式简单呈现的，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情况是部分国家成功保护了有效的制度(从中欧、爱沙尼亚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与白俄罗斯)，而其余的国家则迅速毁灭了原有的制度。从历史角度看，转型失败实际上是一些国家及其制定的政策失效的历史(即政府失败)，而不是市场没有能力或者市场没有充分取消限制的历史(市场失败)。
如果用法律指标(私人立法保证权、契约保证权等)和民主指标(政治权利)作为衡量制度力量的标准，就可以对转型经济体进行分类，如图1所示：
前共产主义国家逐渐开始保证自由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事实上，他们用过剩的秩序补偿了法律上的不足，也就是用专制的方法补充了制度真空。这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开始后产生了“不自由”的民主，事实证明它们既不能支持“没有法律的秩序”(独裁手段)，也不能支持法律基础上的秩序(民主制度和保证自由权利的标准模式)。结果在这些国家里呈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权威政体在脆弱的法律程序规定下不能给经济带来什么好处，但平均来看却要比民主制度更好。
换句话说，民主如果没有法律保证并以标准的法律程序作为依托就会造成生产的大规模衰退。这是早期为实现政治民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当基本的自由权力在社会尚未正式确立时为了选择民主路线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拥有孱弱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政体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但平均来说总比没有法律保障的民主要好一些。
如果把法律秩序指标和民主指标进行回归来解释生产，它们要有正确的符号(法律的权威性指标是正的，而民主指标是负的)并且有统计显著性。要得到最好的结果必须在公式里包含两个变量的相对关系——法律的权威性和民主几乎解释了转型时期生产进程变化的80％。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转型前的生产结构失衡和外贸失衡、通货膨胀以及上面提到的相互关系。
此外，这里还存在与脆弱制度基础下的民主化有关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制度的不平稳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退回到极权整体的可能性较高。对公民民主的研究表明，那些在民主化进程最初阶段得以成功避开民主的国家，它们的制度力量都很强大并且没有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也就是输入而非输出资源(例如挪威)。制度能够提高资源效率，但如果制度虚弱，国家就会产生资源出口的倾向，这样建立稳定民主的机会就很渺茫了。从发展中国家石油出口的数量上看，玻利维亚、印尼、墨西哥、厄瓜多尔接近稳定的民主，但只是接近；从政治权利的指数上看，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在近10年保持彻底民主。于是就产生了如下荒谬的循环：虚弱制度基础下的民主化尝试→恶化的制度→回到独裁统治。
这一现象恰恰可以在苏联解体后的这段间隙中被观察到。2005年与1991年相比，只有五个前苏联国家开始了深化民主的进程(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还有三个共和国：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既没有成为民主国家也没有完全成为独裁国家。从2005年的民主化水平看，只有波罗的海国家成为自由化国家(政治自由指数1—2)，所有其余的苏联解体后国家都被认为是没有自由化或只实施了部分自由化。
三、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的动态因素
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的动态因素有别于转型衰退时期的动态因素：
第一，经济自由化水平终于开始对生产进程产生影响，至少在1994-1998年的经济恢复初期是这样(1995年的自由指数对1994-1998年GDP的回归曲线斜率为正，R[2]为0.3345)。随后自由化水平在1990年代中期变得不再在统计上显著(1994年和2004年的自由指数分别对1995-2003年的GDP回归，斜率为负，R[2]分别是0.0229和0.0618)。但自由化水平正在影响经济的动态发展(1995-2003年的自由指数增长对1995-2003年的GDP增长的回归曲线斜率为正，R[2]=0.0645)，这一结果被回归分析所证实：实际上在几乎所有解释经济动态变化的变量中，转型衰退后自由化程度的增长始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接近1990年代中期时不是十分显著。
第二，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比例失调指标已经不再对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经历过战争冲突的国家，其作用则是双重的并且系数一直显著，但系数要求必须是正的(当它的符号是负的时候，作用是与转型衰退期的时期区分)，这个要求应解释为在1990年代上半段经历战乱的国家很快恢复了被破坏的经济。
第三，制度潜能指标及其确定的因素在恢复期的经济发展中仍然起重要作用，这一点如同在转型衰退期间那样，具体包括：国家收入占GDP的比例、民主的逆向作用以及法律秩序等产生的正向作用。
这样，制度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既体现在衰退时期，也体现在恢复时期。在法制基础薄弱的国家里民主会导致国家制度的破坏，对生产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制度削弱机制一方面与国家规模的缩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与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削弱相关联：加入了国家收入下降因素后的回归结果证明，法律法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的，民主的作用是负的。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另外界定了一个生产恢复时期，如1995-2005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整体的回归参数有所改善，R[2]和系数的显著性相应提高，但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结果与直观认识以及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解释相吻合：在转型衰退时期，生产的下降首先是由计划经济中大规模的比例失衡以及制度潜能的削弱程度决定的，自由化的程度没有产生特别的作用。在经济恢复期则相反，在新的价格关系下效率低的企业已经被关闭，计划经济中的比例失衡停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经济自由程度的提高对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利用过去的产出指标(1989-1996年)考察国家因素的影响时，我们得到了1995-2003年自由化水平与产出的增长同步的结果。这一结果完全符合理论(计划向市场转型是一种效率改进)，但这一点只有在衰退过后的生产恢复时期才能得到验证。
如果我们确定1998-2005年为恢复时期，那么GDP指标的变化在1989-1996年就会失去显著性，战争变量的显著性降到了10％。
四、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初始条件、制度潜能和宏观经济政策决定了经济发展情况。而随着缺乏竞争能力的部门基本消失，自由化的速度变量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开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论断的主要的反对意见集中在经济自由化变量的内生性趋势上，即生产进程取决于自由化的速度，自由化本身的速度又取决于生产进程。假如自由化会导致生产下降，那么自然可以预料，理性的政府将推迟自由化。
这样的双向依赖关系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问题之一就是关于自由化变量内生性的假定无法被证伪。克鲁格和斯蒂格利的研究认为通常作用于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是经济自由化，而仅仅是私有化的速度。他们借助在其文章中估算的经济和外贸结构失衡的指标来进行研究(失衡越大，经济变形就越大，就越可能不进行快速私有化，于是私有化进程将十分缓慢)。在检验私有化的初始条件时，私有化的速度对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进程具有显著影响。
如果内生性问题确实存在，那么就应当找到一个自由化变量的工具变量，然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1995年自由化的程度与比例失调相关(两个变量的回归图形显示二者大致负相关，R[2]=0.3886)，它预示着这里存在内生性，因为比例失调与生产动态有关。但自由化程度与民主指标相关(这两个变量的回归图显示二者是正相关，R[2]=0.3945)，而民主指数又和生产动态有关。因此，从形式上看，可以把民主指标作为经济自由化指数的工具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经济比例失调的速度越快，民主发展的程度就越高。根据两阶段回归得到的新结果是，比例失衡的指标系数的符号变成了负号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1995年以前取消的限制越多，1989-1996年间转型衰退过程中的生产下降就越大。这一结果与过去的回归不同，在过去的回归中自由化指标没有被工具变量化，但更符合现在文章中提出的对转型衰退的解释。
如果选择另一个时期(1989-1998年)进行回归，其结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R[2]和t统计量有所改善(回归结果略)。在加入比例失衡指标后，在新的回归式中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但国家收入在1990年代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则具有显著性，甚至地下经济的相关指标也具有显著性。
经济自由化指标的工具变量方法对于经济恢复时期来说并没有产生新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原来得到的结论。还有两个指标可以作为工具变量的候选变量：即变量“是否是前苏联成员”和“1995年自由化程度”。它们两个与“1995-2003年自由化的增长”这一工具变量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等于0.76和0.86)，但与1995-2003年GDP的变化比较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等于0.24和-0.28)，因此可以作为工具变量的候选。1995-2003年自由化的速度取决于“是否为前苏联成员”以及“自由化达到的水平”这一经济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开始要比东欧国家慢，因此在前苏联国家中自由化的增长不是发生在转型初期，而是在更晚的一些时间里(1995-2003年)。此外，1995年自由化程度越高，为下一次自由化提供的空间就越小，因为1995-2003年自由化的速度取决于1995年达到的水平，所以如同预料到的那样是负相关的关系。
我们还对三个时期(1995-2003年；1995-2005年；1998-2005年)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发现它们彼此并无太大的差异，与没有工具变量的结果也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引入工具变量后的自由化速度指标甚至比没有工具变量时要高，而统计的显著性却没有变化。
总之，引入自由化指标的工具变量只对转型衰退期给出了新的结果，但对经济恢复期则维持原样。这是因为1995年前累积的自由化对经济进程产生巨大负向作用(它实际上是1989-1995年间自由化增长的总和)，它的负向影响只在自由化指标工具变量引入的情况下借助民主指标才能显示出来，否则它就是不显著的了。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种依赖性：经济自由化速度的确定首先依赖民主的程度(越民主的国家越高，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在长时间保持价格双轨制的只有中国)，其次依赖计划经济末期比例失调的规模(大量的非竞争性部门迫使决策者遏制自由化，由于害怕加重生产衰退而把它推迟到以后)。但民主会推动自由化，于是在许多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的国家里生产规模将会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决定的，民主对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
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是由初始条件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计划经济中大量存在比例失调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前)，这些经济部门间的相对比例是初始条件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经济部门注定会在价格关系发生变化时成为缺乏竞争力的部分。比例失调问题越严重(军事经济损害发展环境的工业化，低水平的国际贸易和与市场价格脱节的结构等)，转型衰退发生时产出的下降就越严重。转型开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在资本中这些比例失衡“沉淀化”(沉没成本)就越严重，于是为战胜它们所需要的投资就越多。
在判断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制度的力量。这主要是指国家的力量，也就是国家保证契约和私人权利的能力，从总体上保证法律法规有效的能力。正如我们的估计所证明的，在秩序不是靠基本法律来维持的国家里，转向民主会带来制度的破坏——导致犯罪与地下经济的增长，导致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数量与质量降低。非自由主义民主应运而生，在这些国家里对正常生产至关重要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而与民主政体相比，独裁政体脆弱的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预先防止制度的解体。
转型初期自由化的速度对生产进程具有负向影响：在新价格体系里缺乏竞争力的部门产出下降是衰退的本质，这取决于自由化的速度。但在转型衰退期结束后，自由化就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部门结构和外贸结构中的大量比例失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消失。然而无论是衰退期还是恢复期，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衰退和恢复期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的组合很好地解释了许多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但这里要做一个修正，那就是高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涵盖在上述说明之中，因为中国不仅具有有利的初始条件(比例失调问题很小，更重要的是在基础资本上的沉淀化程度低)，还善于保留有效的国家制度并能够实行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回归方程表现出来的更快，中国快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附加因素是在基本外汇储备基础上，借助于人为压低汇率价格而实行的出口导向产业政策。
本文译自《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2007年第5期。在不影响文章理解的情况下，翻译时略去了原文的部分图表。——编译者注